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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生命里那一点点的幸福感，要设法把它铺得宽一点大一点。而我做喜剧演员，编这些东西，大家听了高兴，我就高兴。”
我骨子里还是个知识分子
问：你既是创作者，又是表演者，你对自己这两个角色有什么样的期待和要求?
冯翊纲：这两个角色是蛮拉扯的。做创作要极度严谨，才能审慎地、瞻前顾后地把一个东西有组织地建构出来。可是演员又要极度奔放、调侃，甚至蔑视作者。
现在我身为自己剧团的编剧，亲眼看到我的搭档调侃我的作品，不但不能阻止他们，还要欣赏他们——你知道你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他们颠覆是不会精彩的。同时我自己还要调侃，这是一种拉扯。
我期待我同时能做到：严谨地创作，并且快乐地颠覆。我一直在找这个平衡。
问：你的作品基本都是从历史题材出发，借题发挥。你一般怎么寻找合适的题材来讲你想说的话?
冯翊纲：我常常拿《战国厕》当例子。有一天我坐朋友的车，在内侧车道要左转，外侧车道突然有一辆车逼进来，我们不得不紧急刹车，两个人都踉跄一下。朋友一身冷汗，大骂一句。我就说，那开车的人比较急，这证明了他是中国人。中国人永远都要证明我比别人急，我比别人快，我比别人得大一点儿。历朝历代，我姓李的就要比姓刘的优秀一点，我姓朱的又要比姓李的强悍一点，甚至于自家兄弟在一块儿的时候也要比。
我说以前姓李的那一家啊，老二身段比较柔软，朋友满天下，可是按照中国人的老观念，要传家给太子，老三也就因此早就依附了大哥。所以老二就靠他外面的朋友，把老大老三困死在月城里面，射死他们。朋友一愣，问，这是什么朝代的事?我说这是玄武门之变啊。他说，哦，玄武门之变，听过这个词，原来讲的是这个故事啊。
我回来之后就想，有人不知道玄武门之变，我应该用更简单的方法让人家知道它；也应该让人家知道什么是五胡乱华。于是，这些在学校时被老师要求背诵过的关键性名词，我想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年轻人听了有反应。但是这不能用讲历史的办法，不然就变成上课了，那我用什么办法解释历代统治呢?
我习惯在工作室跟大家扯，这时候有同事就在旁边插了一句，管屁眼啊，把人的屁眼都塞住啊，准他拉屎的时候才能拉。我说这个要在台上讲太怪了吧，然后就想到厕所，对，上厕所，你上厕所都要归我管。于是，《战国厕》!就这样。
问：那么，一般会触动你的点是什么?
冯翊纲：往往是生活中的一些讯息，或者，我自吹自擂一下：有一种算是关心的东西，觉得别人也要知道的关心。而这种关心刚好是我可以做的，我就来做这件事。我骨子里还是认为自己应当是个知识分子。
缺乏历史感的人，很快就虚空了
问：你说过，“我要写的不是历史，是大历史中的人。”我自己看你作品的时候也觉得，很多时候最打动人的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来我往，而是那些娓娓道来的故事，比如《相声说垮鬼子们》里面“煎饼果子”的段落。
冯翊纲：你提到“煎饼果子”就太对了。台湾的痖弦老师，是我妈妈的老同事，我从小管他叫舅舅。80年代他在《联合报》的文学副刊，大三暑假时我去做实习生。有一天中午，我下来偷抽烟，之后不想马上回办公桌，就在联合报大厅吹冷气，舅舅喝醉了酒回来，脸通红，一进来看到我，说，来，坐着。
他就在那里对我说话：“我出门的那天哦，我妈给我烙了个饼。同学在外面敲：‘王庆麟，王庆麟，快点啊!’‘我同学都来了，妈，我走了。’‘不行啊，我马上给你弄个饼。’‘不要哕嗦了。’我就往外走。妈赶紧烙好饼追出来，‘拿着拿着。’‘你烦啊!’我一扬手，‘啪’一声，饼掉在地上……我跟我妈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烦啊!’我这辈子再也没见过她……”说完他大哭。
他中午喝了一点酒，看到一个晚辈，就开始噼里啪啦讲这些事。我整个木在那边，当时没有任何反应，但是这件事就永远留在我身上。
痖弦老师这番话形成了我作品里“煎饼果子”那—段以及那一整出戏。那个暑假，我创办相声瓦舍，开始跟宋少卿认识。痖弦舅舅知道以后，选了一篇梁实秋写跟老舍一块说相声的文章，登在《联合报》副刊。这等于是在暗暗鼓励我。我就存着那文章。后来就有了1997年《相声说垮鬼子们》里的舒大春、梁小秋上台说相声。酝酿了九年啊，一直不敢下手。
问：所以你第一次创作剧本的时候，就很自然会从历史的题材切进去?
冯翊纲：因为我父亲那一代人是背负着大历史的线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或者说，我的出现是他们想要进行的历史正轨的岔线。
我们这些人出生是意外啊。我妈妈河北人，我爸爸陕西人，他们两个如果按照正制犬况是见不到面的，偏偏他们在台湾相会，才会生出我这个人，才会有接下来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历史造就出来的生命。
问：你觉得缺乏历史感的人会缺乏什么东西?
冯翊纲：我的直觉回答是，缺乏自信。因为看不到自己从哪里来，很快就虚空了，不着路线了。
绝不抱怨，因为没有时间
问：在眷村长大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很多人讲起来都不一样。朱天心觉得那种自小被贴标签的状态带来对政治天然的关心，也是写作最初的动力；吴念真可能会觉得重要的是五花八门的人，是故事的源泉与能力。不知道你是怎样?
冯翊纲：我从很早就察觉到一件事情，我出生的年代是一个“有”的年代。在眷村里面，从“无”到“有”到“多”，这件事情好明显。我出生没多久后就常常听到这句话：“哎哎哎，不要得意哦，你已经都有了，我们小时候没有啊。”“哎哎哎，烧热水洗澡，我们小时候可没有热水洗澡的哦。”这种话每天都充斥在我的生活里，所以我经常会想到，哦，我是“有”的。然后我是亲眼看见我们是从“有”变“多”，宽裕起来了。
眷村对我的影响是：我非常知足，是的，你们以前没有，幸亏你们这么努力，从无到有，使我可以从有变多。这个所谓的无跟有，是物质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问：你小时候家境是比较好的?跟你在《宝岛一村》里扮演的角色不同?
冯翊纲：对，是相反的。我父亲是黄埔陆军官校二十六期的，他是将宫，退休时候是少将。
《宝岛一村》里吴将军的儿子在家里跟妈妈讲话：你管我?!其实将军的儿子十个里面大概有九个是那个德性，我刚好是那个乖一点的。我觉得这跟我有一个很“凶”的妈有关，我爸平时不在家的，我跟我爸不熟。而且我们出生时爸爸还只是中校，但是他升官很快，我年纪小小他就已经是将官。我们会很得意，但是妈妈管我们很严：注意你们的态度，你爸爸是将官又不是你是将官。
问：你有自己觉得比较遗憾的事情吗?
冯翊纲：没有。我就这么直白地告诉你，真的没有。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做任何一丝抱怨。绝不抱怨，因为没有时间。
我觉得爸爸给我的影响和教育很重要。他是陆战队仪队第—任队长，腰上挎一把军刀，行撇刀礼，他年轻时候的外号就是“天下第一刀”。
这么风光的军人，晚年半身不遂，在轮椅上坐十年。但他脑子还那么清晰，他用单边的手写下他的回忆录，在走之前完成，印了五百本。现在我妈妈手上还有三四十本，他是一本一本送出去的!他在他有生之年了无遗憾地把书送给那些他想要他们看一看的人，当面送，同学不在了，给他太太送去。我妈每天就是陪着我爸搞这个事情，用生命最后的时间。
没有时间啊，所以人活着，生命里那一点点的幸福感，要设法把它铺得宽一点大一点。而我做喜剧演员，编这些东西，大家听了高兴，我就高兴。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4期)
我骨子里还是个知识分子
问：你既是创作者，又是表演者，你对自己这两个角色有什么样的期待和要求?
冯翊纲：这两个角色是蛮拉扯的。做创作要极度严谨，才能审慎地、瞻前顾后地把一个东西有组织地建构出来。可是演员又要极度奔放、调侃，甚至蔑视作者。
现在我身为自己剧团的编剧，亲眼看到我的搭档调侃我的作品，不但不能阻止他们，还要欣赏他们——你知道你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他们颠覆是不会精彩的。同时我自己还要调侃，这是一种拉扯。
我期待我同时能做到：严谨地创作，并且快乐地颠覆。我一直在找这个平衡。
问：你的作品基本都是从历史题材出发，借题发挥。你一般怎么寻找合适的题材来讲你想说的话?
冯翊纲：我常常拿《战国厕》当例子。有一天我坐朋友的车，在内侧车道要左转，外侧车道突然有一辆车逼进来，我们不得不紧急刹车，两个人都踉跄一下。朋友一身冷汗，大骂一句。我就说，那开车的人比较急，这证明了他是中国人。中国人永远都要证明我比别人急，我比别人快，我比别人得大一点儿。历朝历代，我姓李的就要比姓刘的优秀一点，我姓朱的又要比姓李的强悍一点，甚至于自家兄弟在一块儿的时候也要比。
我说以前姓李的那一家啊，老二身段比较柔软，朋友满天下，可是按照中国人的老观念，要传家给太子，老三也就因此早就依附了大哥。所以老二就靠他外面的朋友，把老大老三困死在月城里面，射死他们。朋友一愣，问，这是什么朝代的事?我说这是玄武门之变啊。他说，哦，玄武门之变，听过这个词，原来讲的是这个故事啊。
我回来之后就想，有人不知道玄武门之变，我应该用更简单的方法让人家知道它；也应该让人家知道什么是五胡乱华。于是，这些在学校时被老师要求背诵过的关键性名词，我想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年轻人听了有反应。但是这不能用讲历史的办法，不然就变成上课了，那我用什么办法解释历代统治呢?
我习惯在工作室跟大家扯，这时候有同事就在旁边插了一句，管屁眼啊，把人的屁眼都塞住啊，准他拉屎的时候才能拉。我说这个要在台上讲太怪了吧，然后就想到厕所，对，上厕所，你上厕所都要归我管。于是，《战国厕》!就这样。
问：那么，一般会触动你的点是什么?
冯翊纲：往往是生活中的一些讯息，或者，我自吹自擂一下：有一种算是关心的东西，觉得别人也要知道的关心。而这种关心刚好是我可以做的，我就来做这件事。我骨子里还是认为自己应当是个知识分子。
缺乏历史感的人，很快就虚空了
问：你说过，“我要写的不是历史，是大历史中的人。”我自己看你作品的时候也觉得，很多时候最打动人的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来我往，而是那些娓娓道来的故事，比如《相声说垮鬼子们》里面“煎饼果子”的段落。
冯翊纲：你提到“煎饼果子”就太对了。台湾的痖弦老师，是我妈妈的老同事，我从小管他叫舅舅。80年代他在《联合报》的文学副刊，大三暑假时我去做实习生。有一天中午，我下来偷抽烟，之后不想马上回办公桌，就在联合报大厅吹冷气，舅舅喝醉了酒回来，脸通红，一进来看到我，说，来，坐着。
他就在那里对我说话：“我出门的那天哦，我妈给我烙了个饼。同学在外面敲：‘王庆麟，王庆麟，快点啊!’‘我同学都来了，妈，我走了。’‘不行啊，我马上给你弄个饼。’‘不要哕嗦了。’我就往外走。妈赶紧烙好饼追出来，‘拿着拿着。’‘你烦啊!’我一扬手，‘啪’一声，饼掉在地上……我跟我妈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烦啊!’我这辈子再也没见过她……”说完他大哭。
他中午喝了一点酒，看到一个晚辈，就开始噼里啪啦讲这些事。我整个木在那边，当时没有任何反应，但是这件事就永远留在我身上。
痖弦老师这番话形成了我作品里“煎饼果子”那—段以及那一整出戏。那个暑假，我创办相声瓦舍，开始跟宋少卿认识。痖弦舅舅知道以后，选了一篇梁实秋写跟老舍一块说相声的文章，登在《联合报》副刊。这等于是在暗暗鼓励我。我就存着那文章。后来就有了1997年《相声说垮鬼子们》里的舒大春、梁小秋上台说相声。酝酿了九年啊，一直不敢下手。
问：所以你第一次创作剧本的时候，就很自然会从历史的题材切进去?
冯翊纲：因为我父亲那一代人是背负着大历史的线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或者说，我的出现是他们想要进行的历史正轨的岔线。
我们这些人出生是意外啊。我妈妈河北人，我爸爸陕西人，他们两个如果按照正制犬况是见不到面的，偏偏他们在台湾相会，才会生出我这个人，才会有接下来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历史造就出来的生命。
问：你觉得缺乏历史感的人会缺乏什么东西?
冯翊纲：我的直觉回答是，缺乏自信。因为看不到自己从哪里来，很快就虚空了，不着路线了。
绝不抱怨，因为没有时间
问：在眷村长大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很多人讲起来都不一样。朱天心觉得那种自小被贴标签的状态带来对政治天然的关心，也是写作最初的动力；吴念真可能会觉得重要的是五花八门的人，是故事的源泉与能力。不知道你是怎样?
冯翊纲：我从很早就察觉到一件事情，我出生的年代是一个“有”的年代。在眷村里面，从“无”到“有”到“多”，这件事情好明显。我出生没多久后就常常听到这句话：“哎哎哎，不要得意哦，你已经都有了，我们小时候没有啊。”“哎哎哎，烧热水洗澡，我们小时候可没有热水洗澡的哦。”这种话每天都充斥在我的生活里，所以我经常会想到，哦，我是“有”的。然后我是亲眼看见我们是从“有”变“多”，宽裕起来了。
眷村对我的影响是：我非常知足，是的，你们以前没有，幸亏你们这么努力，从无到有，使我可以从有变多。这个所谓的无跟有，是物质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问：你小时候家境是比较好的?跟你在《宝岛一村》里扮演的角色不同?
冯翊纲：对，是相反的。我父亲是黄埔陆军官校二十六期的，他是将宫，退休时候是少将。
《宝岛一村》里吴将军的儿子在家里跟妈妈讲话：你管我?!其实将军的儿子十个里面大概有九个是那个德性，我刚好是那个乖一点的。我觉得这跟我有一个很“凶”的妈有关，我爸平时不在家的，我跟我爸不熟。而且我们出生时爸爸还只是中校，但是他升官很快，我年纪小小他就已经是将官。我们会很得意，但是妈妈管我们很严：注意你们的态度，你爸爸是将官又不是你是将官。
问：你有自己觉得比较遗憾的事情吗?
冯翊纲：没有。我就这么直白地告诉你，真的没有。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做任何一丝抱怨。绝不抱怨，因为没有时间。
我觉得爸爸给我的影响和教育很重要。他是陆战队仪队第—任队长，腰上挎一把军刀，行撇刀礼，他年轻时候的外号就是“天下第一刀”。
这么风光的军人，晚年半身不遂，在轮椅上坐十年。但他脑子还那么清晰，他用单边的手写下他的回忆录，在走之前完成，印了五百本。现在我妈妈手上还有三四十本，他是一本一本送出去的!他在他有生之年了无遗憾地把书送给那些他想要他们看一看的人，当面送，同学不在了，给他太太送去。我妈每天就是陪着我爸搞这个事情，用生命最后的时间。
没有时间啊，所以人活着，生命里那一点点的幸福感，要设法把它铺得宽一点大一点。而我做喜剧演员，编这些东西，大家听了高兴，我就高兴。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