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路，不一定是离开；落地，也不一定是抵达。
　　已经忘记从几时起，我回家后连行李箱也不打开，化妆包并不归位。我就让它立在过道上，随时可以拎起就走。如果在异地，发现化妆水用完了，不过就近找一家屈臣氏：都是买熟的牌子。
　　小时候憧憬过的事，像上班、穿高跟鞋，后来都证明是苦不堪言。旅行呢？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幼年随父母搬迁，睡在长长的、不知为什么在我记忆里很空寂的行李架上；第一次和同学出去玩儿，才是高中生，没有手机也没有拷机的年代，一走就是半个月。每天算算口袋里的钞票，去车站看看车票价格，只要还买得起最近一站的，就走。完全没想过怎么回来这件事，后来居然也顺利回来了；第一次坐飞机，是上班后出差，会务组安排了卧铺，我却宁肯退了票，自己跑去买了机票。永远记得，在天上看到长江的那一刹那，分明陌生却似乎熟悉，是我的前半生，扑面而来，却与我拉开了距离。
　　常常是一个人上路，也没什么，大部分不过是为了工作。我永远在包里搁一本书，车站机场总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我并不觉得寂寞。
　　十二月，深圳碧空如洗，风衣薄薄扬起，通往深圳机场的路上，包车司机与我聊天。他是河南人，在深圳落了户买了房生了娃——还想回去，“叶落归根嘛。”我情不自禁说：“回不去了。”太文艺腔？他竟也同意：“是呀。老一辈都去世了，这一辈的，也都不熟了。每次回去的时候，心都满满的像揣了好多话，真在人家一坐……”他偏头想一想，“像在路上都洒了。”
　　八月，我不幸遇到袭击中国南方的台风，航班取消了一次又一次，我在机场的长椅上，无聊得几乎要与邻座恋爱——张爱玲有部小说叫《封锁》（封锁即为交通管制意），电车上的陌生男女，因为交通管制有一刹那的亲密，诉衷情诉到几乎要男婚女嫁了。这时管制解除，男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什么也不曾发生。那些悲欢离合，前辈都写过了，不就这么回事吗？——读太多书是不行的，我对自己笑笑，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拒绝了邻座递过来的名片。
　　四月，凌晨两点，我在陌生小城下了飞机。没有人接我。我第一次知道，支线航班是没有大巴的，但我可以等机场员工下班后，搭他们的中巴。从灯火辉煌的机场，一直开向漆黑的城区，偶有犬吠鸡鸣，也不可能听见。此刻，我多么想成为这小城的一分子，日复一日吃同一家小店炸出来的油条，三十之后就可以安心地、理直气壮地发胖，家兔一样温驯地卧着。
　　异乡不过是异乡，但故乡呢？有一次家人告诉我，武昌火车站在维修，他们热心地建议我下车后去搭公共汽车。我在迷宫似的站牌间迅速迷路，一个个地名都陌生得耐人寻味。我居然气短得不敢问人……就这样，很正常地坐错了车，绕武汉一周才回家。我把包放在膝盖上，闲闲地，以观光客的心情，浏览了这座新鲜的城。——这不是我的家吗？只留下一个模糊的昨日梦影了。
　　如果，看淡了生离，不过是因为，每一场离别都可能没意义。最厌恶的人都有可能遇见，觥筹交错间酒喝得好热烈；爱过的人——如果不再爱，遇见不遇见又有何意义呢？生命是一次次的启程，一次次的抵达。启程不见得是离开，抵达也不是终点。
　　有一年，我脚背上生起一颗小小的黑痣。我恐慌无比，待它不再长大，我排除了皮肤癌的可能性，松了一口气，就想到：驿马痣，代表一生的奔波。
　　我不敢说我已经读过万卷书，或者行过万里路。只是旅途、停留和阅读，已经像矿泉水与防晒霜一样，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管我喜欢不喜欢。“陌上赏花，宜缓缓归”是一种人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是一种。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
　　因此，每一次上路，都很快乐；或者说，我努力让自己快乐。
　　（编辑 郑儒凤Zrf911@sina.com）
　　
　　叶倾城，女，作家，曾著有《倾城十年》等散文集，《原配》等长篇小说，《爱或不爱都是事儿》等情感信箱集。现任职金鹰955子夜车站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