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出现的《秋喜》,作为一部献礼的谍战片,与观众的期待视野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冲突。它并没有一个潜伏素养非凡、头脑高度冷静的特工作为故事的主角,它在反派人物性格塑造上也并非仅仅突出其杀人如麻、冷酷残忍这样扁平和单一。它将功夫下得最深的地方不在于营构多么惊心动魄、悬疑惊悚的谍战,而对于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告成立、国民党全面撤离大陆之前负隅顽抗这样一个大时代的交待也只是侧面而简略的,而对于大时代中个体的真实心态和生存实际则着力刻画。它的叙事心态和价值眼光不是“英雄”的或者说“先进人物”的,而是“平民”的或者说“普通人”的,并在这种“平民”立场的观照之下对于普通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境遇与命运贯注了潜隐幽微的形上之思。
　　
　　一、非“典型”性英雄与非“扁平”的反派
　　
　　听闻上级下达潜伏至台湾命令时的犹豫和忧郁,在潜伏的办公地点偷偷画下五星红旗的图样,在舞会那种公共场合对扮作假妻子的同志耳语“建国了”,同志被抓后真情流露而险些暴露自己的潜伏身份,因为潜伏的上级在自己面前被杀而用鸦片町麻痹自己备受摧残的神经,每时每刻活在夏惠民的怀疑和监视中而未曾获得对方全心的信任,晏海清这种种表现都表明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潜伏者,甚至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点小差池而葬送人民共和国的事业。
　　这样一种不同于“标准”潜伏者形象的安排却使得影片的故事更接近于生活常理的真实感。因为即便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也不是一架行为严谨得一丝不苟的机器,在越是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人性对于美好、希望、温情的需要就越是迫切和自然,而对于这些东西的坚守就愈加具有动人的力度。
　　历经严刑拷打、奄奄一息的陶书记凌空悬在了晏海清面前,依照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的应对策略,他应该将前者果断击毙,不仅能够换取上司夏惠民的信任以免暴露身份,更重要的是保证建国大业的顺利成就,从而顾得全局。但是晏海清在夏惠民的威逼之下所表现出的那份赤裸裸的焦躁和愤懑,以及最终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的那种“软弱”,只不过是出于一种赤子之心式的纯良和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绝不以牺牲他人的生命来保障自身的安危。这样一种在极其危难的情境中对善的坚守,在任何时代都具备对人性的拷问力量。
　　特工身份与承载这一身份的普通个体之间的鲜明对照,使得潜伏者这一特殊群体在险象环生情境中的艰难斗争,对于信仰的热忱和坚守,以及他们所作的全部牺牲,愈发突显出平凡人物身上不平凡的光辉。为掩护同志而被乱枪击毙的茶楼掌柜,最终被捕殉职的陶书记,以及林林总总的晏海清们,他们心照不宣的一个观念是自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谁也不能顾谁”。他们既互相协同配合,又各自孤军奋战。当他们必须牺牲自己换取同志的继续生存时,没有觉得自己很孤独、很委屈,而必须义无反顾、毅然决绝。选择做一个潜伏者,选择潜伏者的命运,即便能够保全自身,依然不能够公然享有立功、立名之类的世俗荣耀,何况面临更多的还是斗争中的危险。以一己的微弱之躯,致力于创造和维护一个和平、安稳的世道和国家,使得别人,无数自己从未谋面的其他的人,有幸更好地生存下去。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一件非常有距离感、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普通人”所成就的英雄,也许不那么顶天立地、功勋显赫,然而独有一种不张扬的伟岸。
　　影片最令人瞩目的反派人物夏惠民,除了具有一般国民党党棍所有的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之类的标签之外,还多了一重心理层面的丰富性。
　　国民党分子对于信仰的理解模式和拥戴原因,无非是对“党国”的崇信能带来与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相应的尊荣与风光。这是以往的相关作品在这个问题上常见的套路化处理方式。然而夏惠民们在一个王朝覆灭的前夕也不免会对它所代表的信仰产生了几乎“形上”的深入思考:信仰难道是建立在死人堆上面的吗?一面对于杀人如麻早已不再产生心理痉挛,一面质疑这种“维护”信仰的手段的合理性。这种质疑在笙歌绕梁、曼舞环室的“升平”昔日是断然不会发生的。只是在一种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全面衰朽的时刻,才被胁迫着需要思考自己究竟有没有信仰,而这种“信仰”又怎样使自己早已习惯了杀人机器的角色;而被杀者的鲜血在夏惠民们的观念中也不过愈发应该成为他们久已失掉的纯洁的祭礼和他们颤栗欲倾的“信仰”的陪葬。夏惠民从晏海清家出来之后的掩面痛哭,不是因为猛然觉察到自己早已失掉了纯洁,而是因为晏海清的纯良成了映出自己丑恶的镜子。即便是魔鬼的心理也需要一些堂皇的点缀,这就是“信仰”之于夏惠民们的意义。
　　
　　二、片名《秋喜》:一个牵引主题内蕴的局外人
　　
　　“秋喜”这样一个天真、纯洁的女孩儿之于这场谍战不过是个局外人,在叙事上的功能和意义微乎其微。直到她被夏惠民藏在投影幕布后面设计成晏海清当作练习枪法的靶子。正当子弹穿透她无暇及无辜的身躯的那一刻,所有幽昧隐晦的内容从默然转为骚动,如同写满谜底的卷轴倏地豁然展开,《秋喜》的命名奥妙或者说这一命名的隐喻性所指出乎意料地变得敞亮鲜明起来。
　　秋喜之死或杀死秋喜,承载了三组二律背反。
　　纯洁与失洁。晏海清的底线是不亲手杀人。诱捕陶书记的茶楼中,在与掌柜身份的潜伏同志几乎同时掏出枪时,面对叛变的“土共”他还是迟疑了一下。即便此时未开枪确实可以避免他不会立即在夏惠民这里暴露身份,然而那种犹豫确实并非出于斗争的必须策略,以便弥补对叛变者掏枪这一令夏惠民起疑的失误性动作,而是由于面对一个血肉之躯时发自内心的不忍。这种纯洁对于一个特工来说或许是软弱、不成熟,但对于晏海清而言,他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鲜血。宁可自杀也不对陶书记开枪,纯洁是他誓死捍卫的东西。而秋喜或许正是他最不想伤害的人,他却亲手让四颗子弹射穿了她的胸腔。他所坚守的“纯洁”此时在亲手杀死了秋喜这一讽刺性的事实面前轰然坍塌,正如夏惠民所说,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纯洁。“纯洁”的坚守与沦丧,都在他手中完成。影片的结尾,晏海清射杀夏惠民。他仍然要以这种“失洁”的形式来捍卫已然遭遇伤损的“纯洁”。
　　信仰的神圣性与信仰之代价。一种正义价值导向的信仰能够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然而信仰的坚守、正义事业的铸就常与惨烈的斗争相形相依,于是牺牲是无法避免的。胸怀有信仰而甘愿为这信仰、这事业献出生命的人,如陶书记、茶楼掌柜;有以迫害手段谋取权势、死有余辜的人,夏惠民之流便是;然而在无可避免的残酷斗争中牺牲得最多的、无辜地、稀里糊涂便死掉的,是平民。对于政治毫无意识的店家,只因正当国民党戒严之时收听从天安门城楼传来的建国之声,便在“宁可枉杀一千,也不错过一个”的凌乱枪响之后化作冤魂;秋喜的阿爸之类的渔民,只因为渡送共党这一或有或无的罪名,便伴着一阵轻松的射击声成行成片地躺倒在荒郊的草地里;而秋喜也只是偶然身为晏海清身边的人,便被夏惠民设计成为其恶毒计划的工具,纯洁的血在白衣上绽放时格外明艳,人却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丝毫的呻吟,那种无声无息的隐忍,似乎是全心全意配合着她心中所爱的晏海清那无知无觉的子弹;至于夏惠民的女人惠红莲,抱着什么样的天下都有人听戏的简单观念决定留在广州继续粤剧名伶的生涯,便在睡梦中做了夏惠民撤离前枪下最后的猎物,真正生是他的人、死也是他的鬼。信仰之所以神圣,在于引导更好的未来,减少和阻止不必要的、不合理的牺牲;然而信仰的追求和信仰所支撑的事业,其成就的历程,原来不仅记载了责无旁贷、不惧牺牲的决心志愿书,也遗留了在劫难逃、无从预计的死亡数字非完全记录。历史的每一次巨变,似乎都无法避免平民的代价。
　　新生与死亡。秋喜红衣的魂灵徜徉在夹道欢迎的人群旁,笑意盈面,纯净的眼睛打量着身边进入广州城的人民军队,那种由衷的欢欣,本应由一个鲜活的肉体雀跃着在人群中释放,此时却通过一个已逝者的影像恬静地在空气中荡漾开去。新生是难的,死亡却轻巧地猎捕着生命。即便在曙光逼散夜色的时刻,黑暗仍旧抓住每一丝可乘之机吞噬生命。一个新生的中国首先是使广大平民获得新生,远离先前的苦痛生涯,迎接祥和与安定;然而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前夕,分娩时刻的阵痛分外强烈;无法躲避时代的拨弄,无以计数的无辜的人默默无闻地作了无谓的牺牲,无从救赎,不可理喻,犹如宿命。秋喜之死,是真正的悲剧。如秋喜一般清新、纯洁的生命,原本最应该迎来并享受光辉的抚照,好好活下去,却恰恰在黎明来临之时被永远地遗弃在了暗夜之中。人群中红衣闪烁,“红”既是喜庆的象征,又是鲜血的色彩,欢悦与悲情就这样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红衣的魂灵也在感受着新生的舒畅,这样的“乐景”却更加反衬出深层的悲感。
　　不仅仅是礼赞。还有缅怀的挽歌。影片真实地触摸到了那段历史的面貌。
　　作为一部谍战片,其灵魂人物(秋喜)与主要情节的关系呈现为疏离的状况,在叙事上也不具备出人意料的精彩和环环相扣的严谨,尤其是它真正潜心孕育的意旨更是显得旁枝侧出。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故而不够明晰的表达方式,一面没有撇清创作者更为擅长的文艺片的创作思路,一面使得这部影片对于谍战题材的处理不那么老辣得体。
　　然而争议之处恰也是出彩之处。正因如此,《秋喜》这样的一部作品,其表达触角已经远远超越了谍战片的一般范型。一个共产党人的潜伏者从新中国成立到广州解放的13天里的斗争实际和个人处境不过是表层的故事架构,这个架构之下曲隐的意蕴才代表着创作者相对独到的眼光和更加深沉的思考,即是说平民的悲剧。采取平民立场的感知方式、叙事心态和价值眼光,难能可贵地实现了对个体生命及生存际遇的真正关怀。即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一组空镜头,是广州城曲折的海岸,狭长的陆地白天由阳光照料,夜晚由灯火点缀。这种略显单调的转场暗示着广州城普通百姓日复一日、淡然寡味、庸常无奇的生活。然而就是平民的这点安稳,一旦遭遇战乱的不可抗力,不仅这样最卑微、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成为了奢望,甚至连生命都难以掌握。平民的悲剧可能不足以造成强烈激荡的崇高感,有的或许常常只是凄凄惨惨戚戚的琐碎,但在形上之思的拷问之下,其周遍、深远、沉潜的悲感便从心底汩汩流溢而出,填塞了胸腔,扰乱了呼吸的节律,有幸未卷入这种悲剧的观者便在惊恐的想象中体验了自身可能遭罹的同等境遇。平民的悲剧较之英雄的悲剧更具备普遍性的意义,这或许就是本片《秋喜》之名的因缘。
　　晏海清射杀夏惠民或许是一个错误,这种了断极有可能使他不能顺利地去往台湾完美地成就潜伏的任务,从事理上讲,影片的这种安排不能不成为一个明显的漏洞;然而假如晏海清真的顺理成章地跟随夏惠民去了台湾,继续若无其事、冷静万分地潜伏在杀死秋喜的真正凶手身边,却是对情理的一种粗暴悖离。影片的尾声,他毫不躲闪夏惠民迎面扑来的子弹,一边步步紧逼一边不间断地向对方射击,那种无惧和果敢,除了映现出他心目中信仰的影子是多么坚定不移,而子弹射出的怒火也许只是因为白色幕布后惨死的纯洁女孩秋喜,复仇心裹挟在爱国心之中,两者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似已分不清孰轻孰重……
　　
　　影片许是以此祭奠中国解放战争中那些无辜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