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章通过对现有关于规范家庭农场发展的地方法规的文本进行分析，从家庭农场的主体属性、农场主的资格准入和家庭农场的资本三个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在主体属性方面，应当将家庭农场界定为家庭合伙；在成员准入方面，应当放开对农场主的资格限制，形成职业农民的自由准入机制；在家庭农场的资本方面，应当健全涉农资本的评估机制和体制，加大对农场主的保护，使其得以放心进行农业生产。
【关键词】家庭农场 法律主体 家庭合伙 职业农民 资本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家庭农场，作为一个从欧美借鉴过来的概念，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家庭农场与原有 “细碎化”家庭经营模式相比，在经营规模、生产方式、市场适应性、抗风险能力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鼓励和扶持家庭农场的发展就成为我国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政策选项之一。文章结合一些地方关于家庭农场的规章制度，来探讨家庭农场主体的相关法律问题。
家庭农场法律主体的性质之辩
我国现有地方法规对家庭农场主体性质的定位。从现有的一些地方法规的规定看，可以把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归为两类：一是法人类主体。这类主体主要包括公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两种形式。二是非法人类主体。这类主体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
家庭农场法律主体性质辨析。同样是家庭农场，却允许农户家庭在不同性质的民事主体之间自由选择组织形式，严重背离了法律对不同性质的民事主体的内在要求。应当说，我国现有的地方法规对家庭农场主体性质的定位是混乱不清、定性不准的。家庭农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主体，在理论上必须予以明确。正确定性，是保障家庭农场对外开展经营活动的需要，事关家庭农场在经营过程中的债权债务承担这一根本问题，影响着家庭农场债权人债权的切身利益。
我国一些地方之所以对家庭农场主体性质的定位混乱、不准确，究其根源，在于没有认真区分农场与家庭农场两个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欧美，根据法律属性的不同，农场分为公司类农场、合伙类和家庭经营类农场三种组织形式。农场是一个上位概念，家庭农场是一个下位概念。农场仅仅是经营范围的体现，公司、合伙与家庭经营才真正代表着主体的法律属性。我们如果忽视公司、合伙与家庭经营在治理机构、经营决策、出资、债务承担等方面的差异，想当然地、人为地允许家庭农场可以选择性地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公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不同性质的主体，不仅有失科学，也会在实践中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将危及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家庭农场定性为家庭合伙类主体。
作为最古老的合伙形式，家庭合伙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年代，家庭往往是重要的生产单位，承载着物质资料的再生产重任。家庭成员基于共同的目的，相互协作，通过对家庭共有财产的使用，共同生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具备典型的合伙特征。即使在社会生产高度发达的今天，家庭合伙依然发挥着拾遗补缺的重要功能。与其他形态的合伙不同，对家庭合伙进行调整，往往需要把合伙法、婚姻家庭法、物权法中的有关规定，尤其需要把关于家庭共有财产的相关规定和物权制度中关于共有财产的规定结合起来。而家庭农场，就具备了家庭合伙的基本特征。
第一，家庭农场内部成员之间有着共同的生活目的，他们之间虽然没有签署合伙协议，但他们之间却基于紧密的亲属法上的身份关系和共同生活的目的，彼此之间具有强烈的信赖感，能够以相互默契的方式参加共同经营，又得以以同样的方式分派盈利和亏损，起到“不是协议，胜似协议”的作用。
第二，家庭农场用于经营的财产，主要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共有财产。在共有财产的支配、利用和归属上，除非另有约定，否则，如果发生纠纷，就需要以家庭财产制度中的共同财产制度和物权制度中关于共有财产的相关规定来确定家庭成员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三，家庭农场营业执照上的家庭农场事务执行人，往往是这个家庭中被登记为户主的家庭成员或这个家庭中被公认为能力最强的家庭成员。因此，家庭农场具有明显的“家族式”管理特征。
第四，在家庭农场的债务承担上，由于家庭农场是以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收益也由家庭成员共同分享。同理，在家庭农场的债务承担上，就需要以家庭共有财产承担责任，这实质上是要求家庭农场成员对家庭农场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市场准入：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资格问题
家庭农场是新型的农业生产主体。什么样的“人”可以创办家庭农场，实质上是一个市场准入问题。许多地方如重庆、山东、襄阳等地实行了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把家庭农场经营者限定为农村居民。这种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资格要求，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已经极大地限制了非农村居民的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却是不争的事实，其合理性有待商榷。
农村居民的资格要求具有极强的“身份”色彩，不利于我国职业农民群体的培育与形成。“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 市场竞争加剧， 小农式的农业生产带来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放大， 农业生产难以给农民带来稳定的收入保障”①。现代农业需要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许多地方对家庭农场主身份上的资格要求，与现代农业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带有传统二元制户籍制度的消极烙印。
应当看到，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未来农业生产经营者向职业农民演进是大势所趋。从职业农民的身份属性和流动性看，职业农民的职业与身份之间没有的必然的联系。劳动力是否愿意进入农业领域，不是取决身份，而是取决于市场，是劳动力在社会化大生产内在动力的驱动下，依据社会分工自然流动的结果。因此，我国未来职业农民群体，一部分是由现有传统农民转化而成，另一部分就是从现有的拥有“城里人”身份的城镇居民转化而来。进出自由应当是未来职业农民的根本性特征。现有的地方法规在家庭农场经营者身份上的限定，不利于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者向农业部门的流转，不利于农业生产经营者向“职业农民”转化，妨碍着我国职业农民群体的培育与形成。 放宽对家庭农场主身份资格要求对于我国职业农民群体的培育、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城镇化的发展，必然需要把大量的原有农村人口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但怎么转移，但依然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留在第一产业。但从市场规律的角度看，进入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一定非要是原有的农村人口，原有的城镇居民也可自愿进入第一产业从事农业生产成为职业农民。因此，未来我国职业农民群体的形成路径应当是多样的。具体路径见我国职业农民群体培育与形成路径图（图一所示）。
图1：我国职业农民群体培育与形成路径
就现阶段而言，在发展家庭农场的过程中，如果放宽对家庭农场主身份资格要求，允许有能力、有意愿、懂经营、会管理的城镇人口进入第一产业创办家庭农场，从事农业生产，成为职业农民，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例如，由以色列工贸部及Maagad企业和福建省农科院共同合作的“中以示范农场”国际合作项目中，“农场总投资8000万元，是中国首个成套引进以色列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国际合作项目。”②
鼓励和允许城镇人口进入第一产业创办家庭农场，实质是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对于缓解农业生产资金紧缺、提升农业结构和集约话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唯一需要管控的，是防止商业资本的逐利性对农业的潜在威胁，保证社会资本真正用于农业生产而不是变相圈地。实践中，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打着“招商引资”旗号鼓励资本下乡，迫使农民流转土地的跟风趋势。
家庭农场的资产
家庭农场的资产，是家庭农场用于生产经营的物质基础。家庭农场的资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农场主的出资，即家庭农场的注册资本；二是家庭农场成立后所借债务，即借入资本。二者之和构成家庭农场的投资总额。
家庭农场的注册资本。从商法的角度，家庭农场出资人的出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用货币、实物、土地承包经营权、知识产权、股权、技术等。但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家庭农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只能是出资人自己通过承包方式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能以通过租赁等其他方式流转过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因为注册资本属于出资人的自有资本。而通过租赁等方式流转过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人仅仅有使用权和经营权而没有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承包权，不符合自有资本的含义。
依照一般法理，商事主体的出资一般需要量化为具体的金额，这就涉及到对家庭农场出资人出资的资产评估问题。目前，从各地的相关规定看，对资产是否应当进行资产评估规定不一，大都采取模糊方式处理的方法。如《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试行办法》规定：“家庭农场按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举办的，其出资采用自行申报制；其他组织形式举办的，应符合其登记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衢州市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办法》第八条规定：“家庭农场申请工商登记的，应当向工商部门提交国家工商总局规定的申请材料”。
《江苏省工商局关于充分发挥工商注册登记职能做好家庭农场登记工作的意见》则规定：“家庭农场申请工商登记，除需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其选择的市场主体类型工商登记应当提交的材料”。这其中虽未明示说明要求农场主进行资产评估，但结合其他商事主体的相关法律规定，不难理解，实质上还是有此要求的。
各地之所以这样含糊处理，原因有二：第一，对家庭农场主体性质定位错误所致；第二，目前，还缺乏一套有效的对涉农资产进行评估的机制和体制。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政府部门今后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家庭农场成立后的融资担保问题。
家庭农场的借入资本。家庭农场借入的资本，主要是通过租赁等方式流转过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殊性，农场主对这类资本，只能享有使用、经营和收益的权能而无处分的能力，包括把这类通过抵押的方式用来融资。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风险性，需要在实践中充分保护农场主的利益，让其能够安心经营。
其一，应当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收回投资的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这些资本，通常以新建附属设施或为改良地力而投入的有益费用的形态存在。保证投资人收回投资，实质上是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在土地上放心投资。因此，我们应当借鉴日本民法典关于地上权制度的相关内容，完善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
笔者建议，对于为改良地力而投入的有益费用，立法应当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以有益费用偿还请求权。对于新建附属设施，能够取回的，应当在赋予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以取回权的同时，适当照顾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让方的利益，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让方以时价购买权，以避免重复建设。对于不能够取回的，应当在赋予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以买取请求权，强制性地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让方以时价购买，以避免因为拆除带来的财富浪费。
其二，应当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以优先权来稳定土地流转产生的土体利用关系。在各地出台的关于家庭农场的注册管理办法中，大都要求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如《襄阳市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和登记注册办法（试行）》、《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试行办法》等要求家庭农场的土地租期或承包期5年以上。有些地方规定要求的时间更长。但不管法定的土地租期或承包期是多长，总有期限届满之时。家庭农场的土地租期或承包期届满后，如何保证家庭农场经营的稳定性，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因此，从稳定土地利用关系的现实需要出发，笔者建议赋予家庭农场主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续租或承包的权利。优先权，是指农场主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当合同规定的流转期限届满时，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与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方优先签订流转合同的权利。把优先权纳入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中来，而不是简单地交给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双方通过流转协议加以约定，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把优先权纳入其中，使其具有物权的特性。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一般法理，将会对农场主提供更有效的保护，更有利于在土地上形成稳定的利用关系，解决农场主们普遍担心的土地流转期限过短的担忧。
结语
家庭农场是适应现代农业生产要求的重要经营主体，大力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迫切需要。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将会极大地限制约束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作者均为廊坊师范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发展家庭农场若干法律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B14FX013）
【注释】
①周艳华，彭玉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异质性：问题与对策”，《人民论坛》，2013年第11期，第94页。
②“中以合作打造福建家庭示范农场”，《中国畜牧兽医报》，2013年12月16日。
责编/韩露（实习）
【关键词】家庭农场 法律主体 家庭合伙 职业农民 资本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家庭农场，作为一个从欧美借鉴过来的概念，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家庭农场与原有 “细碎化”家庭经营模式相比，在经营规模、生产方式、市场适应性、抗风险能力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鼓励和扶持家庭农场的发展就成为我国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政策选项之一。文章结合一些地方关于家庭农场的规章制度，来探讨家庭农场主体的相关法律问题。
家庭农场法律主体的性质之辩
我国现有地方法规对家庭农场主体性质的定位。从现有的一些地方法规的规定看，可以把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归为两类：一是法人类主体。这类主体主要包括公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两种形式。二是非法人类主体。这类主体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
家庭农场法律主体性质辨析。同样是家庭农场，却允许农户家庭在不同性质的民事主体之间自由选择组织形式，严重背离了法律对不同性质的民事主体的内在要求。应当说，我国现有的地方法规对家庭农场主体性质的定位是混乱不清、定性不准的。家庭农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主体，在理论上必须予以明确。正确定性，是保障家庭农场对外开展经营活动的需要，事关家庭农场在经营过程中的债权债务承担这一根本问题，影响着家庭农场债权人债权的切身利益。
我国一些地方之所以对家庭农场主体性质的定位混乱、不准确，究其根源，在于没有认真区分农场与家庭农场两个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欧美，根据法律属性的不同，农场分为公司类农场、合伙类和家庭经营类农场三种组织形式。农场是一个上位概念，家庭农场是一个下位概念。农场仅仅是经营范围的体现，公司、合伙与家庭经营才真正代表着主体的法律属性。我们如果忽视公司、合伙与家庭经营在治理机构、经营决策、出资、债务承担等方面的差异，想当然地、人为地允许家庭农场可以选择性地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公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不同性质的主体，不仅有失科学，也会在实践中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将危及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家庭农场定性为家庭合伙类主体。
作为最古老的合伙形式，家庭合伙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年代，家庭往往是重要的生产单位，承载着物质资料的再生产重任。家庭成员基于共同的目的，相互协作，通过对家庭共有财产的使用，共同生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具备典型的合伙特征。即使在社会生产高度发达的今天，家庭合伙依然发挥着拾遗补缺的重要功能。与其他形态的合伙不同，对家庭合伙进行调整，往往需要把合伙法、婚姻家庭法、物权法中的有关规定，尤其需要把关于家庭共有财产的相关规定和物权制度中关于共有财产的规定结合起来。而家庭农场，就具备了家庭合伙的基本特征。
第一，家庭农场内部成员之间有着共同的生活目的，他们之间虽然没有签署合伙协议，但他们之间却基于紧密的亲属法上的身份关系和共同生活的目的，彼此之间具有强烈的信赖感，能够以相互默契的方式参加共同经营，又得以以同样的方式分派盈利和亏损，起到“不是协议，胜似协议”的作用。
第二，家庭农场用于经营的财产，主要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共有财产。在共有财产的支配、利用和归属上，除非另有约定，否则，如果发生纠纷，就需要以家庭财产制度中的共同财产制度和物权制度中关于共有财产的相关规定来确定家庭成员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三，家庭农场营业执照上的家庭农场事务执行人，往往是这个家庭中被登记为户主的家庭成员或这个家庭中被公认为能力最强的家庭成员。因此，家庭农场具有明显的“家族式”管理特征。
第四，在家庭农场的债务承担上，由于家庭农场是以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收益也由家庭成员共同分享。同理，在家庭农场的债务承担上，就需要以家庭共有财产承担责任，这实质上是要求家庭农场成员对家庭农场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市场准入：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资格问题
家庭农场是新型的农业生产主体。什么样的“人”可以创办家庭农场，实质上是一个市场准入问题。许多地方如重庆、山东、襄阳等地实行了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把家庭农场经营者限定为农村居民。这种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资格要求，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已经极大地限制了非农村居民的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却是不争的事实，其合理性有待商榷。
农村居民的资格要求具有极强的“身份”色彩，不利于我国职业农民群体的培育与形成。“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 市场竞争加剧， 小农式的农业生产带来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放大， 农业生产难以给农民带来稳定的收入保障”①。现代农业需要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许多地方对家庭农场主身份上的资格要求，与现代农业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带有传统二元制户籍制度的消极烙印。
应当看到，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未来农业生产经营者向职业农民演进是大势所趋。从职业农民的身份属性和流动性看，职业农民的职业与身份之间没有的必然的联系。劳动力是否愿意进入农业领域，不是取决身份，而是取决于市场，是劳动力在社会化大生产内在动力的驱动下，依据社会分工自然流动的结果。因此，我国未来职业农民群体，一部分是由现有传统农民转化而成，另一部分就是从现有的拥有“城里人”身份的城镇居民转化而来。进出自由应当是未来职业农民的根本性特征。现有的地方法规在家庭农场经营者身份上的限定，不利于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者向农业部门的流转，不利于农业生产经营者向“职业农民”转化，妨碍着我国职业农民群体的培育与形成。 放宽对家庭农场主身份资格要求对于我国职业农民群体的培育、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城镇化的发展，必然需要把大量的原有农村人口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但怎么转移，但依然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留在第一产业。但从市场规律的角度看，进入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一定非要是原有的农村人口，原有的城镇居民也可自愿进入第一产业从事农业生产成为职业农民。因此，未来我国职业农民群体的形成路径应当是多样的。具体路径见我国职业农民群体培育与形成路径图（图一所示）。
图1：我国职业农民群体培育与形成路径
就现阶段而言，在发展家庭农场的过程中，如果放宽对家庭农场主身份资格要求，允许有能力、有意愿、懂经营、会管理的城镇人口进入第一产业创办家庭农场，从事农业生产，成为职业农民，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例如，由以色列工贸部及Maagad企业和福建省农科院共同合作的“中以示范农场”国际合作项目中，“农场总投资8000万元，是中国首个成套引进以色列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国际合作项目。”②
鼓励和允许城镇人口进入第一产业创办家庭农场，实质是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对于缓解农业生产资金紧缺、提升农业结构和集约话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唯一需要管控的，是防止商业资本的逐利性对农业的潜在威胁，保证社会资本真正用于农业生产而不是变相圈地。实践中，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打着“招商引资”旗号鼓励资本下乡，迫使农民流转土地的跟风趋势。
家庭农场的资产
家庭农场的资产，是家庭农场用于生产经营的物质基础。家庭农场的资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农场主的出资，即家庭农场的注册资本；二是家庭农场成立后所借债务，即借入资本。二者之和构成家庭农场的投资总额。
家庭农场的注册资本。从商法的角度，家庭农场出资人的出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用货币、实物、土地承包经营权、知识产权、股权、技术等。但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家庭农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只能是出资人自己通过承包方式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能以通过租赁等其他方式流转过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因为注册资本属于出资人的自有资本。而通过租赁等方式流转过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人仅仅有使用权和经营权而没有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承包权，不符合自有资本的含义。
依照一般法理，商事主体的出资一般需要量化为具体的金额，这就涉及到对家庭农场出资人出资的资产评估问题。目前，从各地的相关规定看，对资产是否应当进行资产评估规定不一，大都采取模糊方式处理的方法。如《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试行办法》规定：“家庭农场按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举办的，其出资采用自行申报制；其他组织形式举办的，应符合其登记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衢州市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办法》第八条规定：“家庭农场申请工商登记的，应当向工商部门提交国家工商总局规定的申请材料”。
《江苏省工商局关于充分发挥工商注册登记职能做好家庭农场登记工作的意见》则规定：“家庭农场申请工商登记，除需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其选择的市场主体类型工商登记应当提交的材料”。这其中虽未明示说明要求农场主进行资产评估，但结合其他商事主体的相关法律规定，不难理解，实质上还是有此要求的。
各地之所以这样含糊处理，原因有二：第一，对家庭农场主体性质定位错误所致；第二，目前，还缺乏一套有效的对涉农资产进行评估的机制和体制。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政府部门今后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家庭农场成立后的融资担保问题。
家庭农场的借入资本。家庭农场借入的资本，主要是通过租赁等方式流转过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殊性，农场主对这类资本，只能享有使用、经营和收益的权能而无处分的能力，包括把这类通过抵押的方式用来融资。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风险性，需要在实践中充分保护农场主的利益，让其能够安心经营。
其一，应当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收回投资的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这些资本，通常以新建附属设施或为改良地力而投入的有益费用的形态存在。保证投资人收回投资，实质上是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在土地上放心投资。因此，我们应当借鉴日本民法典关于地上权制度的相关内容，完善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
笔者建议，对于为改良地力而投入的有益费用，立法应当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以有益费用偿还请求权。对于新建附属设施，能够取回的，应当在赋予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以取回权的同时，适当照顾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让方的利益，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让方以时价购买权，以避免重复建设。对于不能够取回的，应当在赋予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以买取请求权，强制性地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让方以时价购买，以避免因为拆除带来的财富浪费。
其二，应当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方以优先权来稳定土地流转产生的土体利用关系。在各地出台的关于家庭农场的注册管理办法中，大都要求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如《襄阳市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和登记注册办法（试行）》、《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试行办法》等要求家庭农场的土地租期或承包期5年以上。有些地方规定要求的时间更长。但不管法定的土地租期或承包期是多长，总有期限届满之时。家庭农场的土地租期或承包期届满后，如何保证家庭农场经营的稳定性，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因此，从稳定土地利用关系的现实需要出发，笔者建议赋予家庭农场主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续租或承包的权利。优先权，是指农场主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当合同规定的流转期限届满时，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与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方优先签订流转合同的权利。把优先权纳入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中来，而不是简单地交给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双方通过流转协议加以约定，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把优先权纳入其中，使其具有物权的特性。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一般法理，将会对农场主提供更有效的保护，更有利于在土地上形成稳定的利用关系，解决农场主们普遍担心的土地流转期限过短的担忧。
结语
家庭农场是适应现代农业生产要求的重要经营主体，大力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迫切需要。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将会极大地限制约束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作者均为廊坊师范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发展家庭农场若干法律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B14FX013）
【注释】
①周艳华，彭玉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异质性：问题与对策”，《人民论坛》，2013年第11期，第94页。
②“中以合作打造福建家庭示范农场”，《中国畜牧兽医报》，2013年12月16日。
责编/韩露（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