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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发自心灵与理性
熊培云在《南方周末》等国内多家具公信力的纸媒发表评论。面对现实的理性背后,是他宽容、深沉的情感;思考社会进步的前提,他呼吁每一个个体的自救为先。他的评论里,有他对何为正义、何为自由、何为人本的种种思想。他因此被评为“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他拒绝任何加诸其身的标签。他只独立表达思考,并为之负责。
2013年我出了演讲集《这个社会会好吗?》,我以这个问题为书名,其实是关切多于问题。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积极自救,也能够多一些宽容。我的逻辑是个体强,则社会强,而社会如果强大,一个好的国家也是水到渠成的。我问这个社会会好吗,更多是关切和期许。
近年来,我的作品越来越倾向于思考个人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责任,我说:“以己任为天下,为自由而担责”,说到底是一种自救。对于个人而言,是救起自己。对于群体而言,是个体参与群体自救。好社会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个人担起责任。多一个人担起一分责任,社会就多一分希望。而且,务实一点说,每个人最应该做的,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所以我说,你不能决定明天太阳几点升起,但是能够决定自己几点起床。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焦虑,日子总是一天天过,我相信善因结善果,相信水到渠自成。
我希望我的文字有力量,但也并不强求。我只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思考而已。如果有力量,应该来自两样东西:一为慈悲,二为道理。前者属心,后者属智。不管这个时代怎样,我都尽可能地让自己过一种心智健全的生活而已。也许我本可以不理会这个国家,但我既在此生活就该批评它,既为自救,也为交良心税。我只是希望自己不因为理性而排除感情,不因感性而荒芜理性。在很多时候,人的心灵与理性是相通的。
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正义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这位一手拿剑、一手举着天平的女神,之所以蒙上眼睛,是为了能够用心灵断察案情,不受眼睛和其它不洁之物的蒙蔽,藉此做到正义面前人人平等。我的人生方向已明,最想做的是写作与思考本身。对于是非曲直,最好的方式还是自省。我热爱民主,但更热爱自由,对于自己的人生安排与思考走向,我不会跟着人群走。
活着,用你的名字去担当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中国一批有识见的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开始乡建运动。熊培云敬佩这些前辈,在江西老家建立了第一个以活人名字命名的乡村图书馆,并试图将此模式推广。越来越多的人正参与进来,熊培云“希望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脚踏实地地做点建设”:“如果这两千盏灯(2000个县)一个个都亮起来,对于当下的中国,又将是怎样一种改变!”
建一个乡村图书馆,这一心愿由来已久。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为了重拾有关中国乡村生活的写作,我回到乡下老家,并在县里寻找相关资料。印象最深的是在县图书馆里很难找到像样的新书。附近寥寥的几家小书店,好书同样乏善可陈。当时便想,如果能在这里办一个向全县开放的图书馆,多少可以改变这种文化萧条的局面。
转年春天,我在台湾有段短暂的旅行,其时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慈济会的源起有了点了解。据说,证严法师在年轻时,知道有个孕妇小产,跑到医院却因为交不起八千元的保证金而不得不抬回去。为此,她很忧伤并决定为此担当。此后的机缘,让她成为台湾慈善事业的标杆。回想当年那件事对她的触动时,证严法师相信:既然“人人都是观世音”,如果能让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事,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了。如果能集合众人的善心与力量,济贫救难不是难事。
据我所知,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于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受其鼓舞,最近我也在江西老家参与建设了一个图书馆。而且,这是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熊培云图书馆。
博尔赫斯说,“我能想象的天堂的模样,就是图书馆的样子。”重新发现社会,建设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就先从建一座图书馆开始吧。我很希望有一些转变,能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脚踏实地地做点建设。
中国社会的确在发生悄悄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的横向联合。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些志愿者,他们踊跃报名,希望能够去图书馆做义工;更有一位今年要毕业的农家子弟,在别人忙着找工作时,他第一时间赶到当地,准备在这里当一年志愿者。理由是以后工作了,时间恐怕就不如现在这样好支配了。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也在试图建立可以推广的模式,即以县城为中心来建设乡村图书馆,使之能够辐射周边的乡镇。与此同时,还要让它成为一个立足于本乡本土的公共空间。像国外的图书馆一样,它既要让书与人相遇,还要让人与人相遇。
我有一个设想:为了更好地动员有此理想者参建图书馆,不妨都以本乡本土的人的名字命名。每个县至少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有的更百倍优秀于我。他们有着一定的社会资本,能联接外面的世界与本乡本土,能整合资源,又熟悉当地的民情,甚至不用花很多精力,便可以孵化出这样一座图书馆。
总之,这不是坏事。你活着的时候,要学着用你的名字去担当。而且,我希望有更多的活人利用他们的热情与影响力参与本乡本土的建设,有更多的才子佳人有名有姓地去担当,去呵护与他们生命有关联的一切人与物。你若有志于这“两千分之一的改变”,有志于建立一种关乎人的传统,何妨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当你慨叹“人民”这个词语的权利主体太不具体时,我也不希望我们的责任永远生长在一望无际的匿名之中。
上面有关图书馆的一些想法,借着网络和报纸的力量传播出去后,有不少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表示对我说的这个模式很感兴趣,希望也能在自己的老家建这样一个图书馆。这一点小小的建设,让我对中国现实又多一些体悟: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只要你愿意身体力行,总还是能做些事情。
从出乡村到回乡村,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轮回。而且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一段还乡梦,我提到过农学家董时进“回到本乡本土”去调查的观点。中国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发育出一种可以为民主奠基的乡镇精神,但我相信,中国人对本乡本土建设的热情,从来没有因为目前的“半盘西化”和以推土机为图腾的现代化而被彻底磨灭。
还记得几年前,我在托克维尔的故乡——法国的乡村旅行时,最触动我的恰恰是在一些村庄能看到小型图书馆,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然人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那么乡村图书馆首先意味着一种民权,是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存在。或者说,其所体现的,首先是一种关乎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对幸福、自由的领悟与赞美。
熊培云在《南方周末》等国内多家具公信力的纸媒发表评论。面对现实的理性背后,是他宽容、深沉的情感;思考社会进步的前提,他呼吁每一个个体的自救为先。他的评论里,有他对何为正义、何为自由、何为人本的种种思想。他因此被评为“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他拒绝任何加诸其身的标签。他只独立表达思考,并为之负责。
2013年我出了演讲集《这个社会会好吗?》,我以这个问题为书名,其实是关切多于问题。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积极自救,也能够多一些宽容。我的逻辑是个体强,则社会强,而社会如果强大,一个好的国家也是水到渠成的。我问这个社会会好吗,更多是关切和期许。
近年来,我的作品越来越倾向于思考个人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责任,我说:“以己任为天下,为自由而担责”,说到底是一种自救。对于个人而言,是救起自己。对于群体而言,是个体参与群体自救。好社会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个人担起责任。多一个人担起一分责任,社会就多一分希望。而且,务实一点说,每个人最应该做的,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所以我说,你不能决定明天太阳几点升起,但是能够决定自己几点起床。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焦虑,日子总是一天天过,我相信善因结善果,相信水到渠自成。
我希望我的文字有力量,但也并不强求。我只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思考而已。如果有力量,应该来自两样东西:一为慈悲,二为道理。前者属心,后者属智。不管这个时代怎样,我都尽可能地让自己过一种心智健全的生活而已。也许我本可以不理会这个国家,但我既在此生活就该批评它,既为自救,也为交良心税。我只是希望自己不因为理性而排除感情,不因感性而荒芜理性。在很多时候,人的心灵与理性是相通的。
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正义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这位一手拿剑、一手举着天平的女神,之所以蒙上眼睛,是为了能够用心灵断察案情,不受眼睛和其它不洁之物的蒙蔽,藉此做到正义面前人人平等。我的人生方向已明,最想做的是写作与思考本身。对于是非曲直,最好的方式还是自省。我热爱民主,但更热爱自由,对于自己的人生安排与思考走向,我不会跟着人群走。
活着,用你的名字去担当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中国一批有识见的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开始乡建运动。熊培云敬佩这些前辈,在江西老家建立了第一个以活人名字命名的乡村图书馆,并试图将此模式推广。越来越多的人正参与进来,熊培云“希望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脚踏实地地做点建设”:“如果这两千盏灯(2000个县)一个个都亮起来,对于当下的中国,又将是怎样一种改变!”
建一个乡村图书馆,这一心愿由来已久。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为了重拾有关中国乡村生活的写作,我回到乡下老家,并在县里寻找相关资料。印象最深的是在县图书馆里很难找到像样的新书。附近寥寥的几家小书店,好书同样乏善可陈。当时便想,如果能在这里办一个向全县开放的图书馆,多少可以改变这种文化萧条的局面。
转年春天,我在台湾有段短暂的旅行,其时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慈济会的源起有了点了解。据说,证严法师在年轻时,知道有个孕妇小产,跑到医院却因为交不起八千元的保证金而不得不抬回去。为此,她很忧伤并决定为此担当。此后的机缘,让她成为台湾慈善事业的标杆。回想当年那件事对她的触动时,证严法师相信:既然“人人都是观世音”,如果能让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事,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了。如果能集合众人的善心与力量,济贫救难不是难事。
据我所知,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于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受其鼓舞,最近我也在江西老家参与建设了一个图书馆。而且,这是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熊培云图书馆。
博尔赫斯说,“我能想象的天堂的模样,就是图书馆的样子。”重新发现社会,建设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就先从建一座图书馆开始吧。我很希望有一些转变,能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脚踏实地地做点建设。
中国社会的确在发生悄悄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的横向联合。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些志愿者,他们踊跃报名,希望能够去图书馆做义工;更有一位今年要毕业的农家子弟,在别人忙着找工作时,他第一时间赶到当地,准备在这里当一年志愿者。理由是以后工作了,时间恐怕就不如现在这样好支配了。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也在试图建立可以推广的模式,即以县城为中心来建设乡村图书馆,使之能够辐射周边的乡镇。与此同时,还要让它成为一个立足于本乡本土的公共空间。像国外的图书馆一样,它既要让书与人相遇,还要让人与人相遇。
我有一个设想:为了更好地动员有此理想者参建图书馆,不妨都以本乡本土的人的名字命名。每个县至少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有的更百倍优秀于我。他们有着一定的社会资本,能联接外面的世界与本乡本土,能整合资源,又熟悉当地的民情,甚至不用花很多精力,便可以孵化出这样一座图书馆。
总之,这不是坏事。你活着的时候,要学着用你的名字去担当。而且,我希望有更多的活人利用他们的热情与影响力参与本乡本土的建设,有更多的才子佳人有名有姓地去担当,去呵护与他们生命有关联的一切人与物。你若有志于这“两千分之一的改变”,有志于建立一种关乎人的传统,何妨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当你慨叹“人民”这个词语的权利主体太不具体时,我也不希望我们的责任永远生长在一望无际的匿名之中。
上面有关图书馆的一些想法,借着网络和报纸的力量传播出去后,有不少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表示对我说的这个模式很感兴趣,希望也能在自己的老家建这样一个图书馆。这一点小小的建设,让我对中国现实又多一些体悟: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只要你愿意身体力行,总还是能做些事情。
从出乡村到回乡村,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轮回。而且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一段还乡梦,我提到过农学家董时进“回到本乡本土”去调查的观点。中国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发育出一种可以为民主奠基的乡镇精神,但我相信,中国人对本乡本土建设的热情,从来没有因为目前的“半盘西化”和以推土机为图腾的现代化而被彻底磨灭。
还记得几年前,我在托克维尔的故乡——法国的乡村旅行时,最触动我的恰恰是在一些村庄能看到小型图书馆,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然人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那么乡村图书馆首先意味着一种民权,是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存在。或者说,其所体现的,首先是一种关乎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对幸福、自由的领悟与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