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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发自心灵与理性
熊培云在《南方周末》等国内多家具公信力的纸媒发表评论。面对现实的理性背后，是他宽容、深沉的情感；思考社会进步的前提，他呼吁每一个个体的自救为先。他的评论里，有他对何为正义、何为自由、何为人本的种种思想。他因此被评为“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他拒绝任何加诸其身的标签。他只独立表达思考，并为之负责。
2013年我出了演讲集《这个社会会好吗？》，我以这个问题为书名，其实是关切多于问题。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积极自救，也能够多一些宽容。我的逻辑是个体强，则社会强，而社会如果强大，一个好的国家也是水到渠成的。我问这个社会会好吗，更多是关切和期许。
近年来，我的作品越来越倾向于思考个人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责任，我说：“以己任为天下，为自由而担责”，说到底是一种自救。对于个人而言，是救起自己。对于群体而言，是个体参与群体自救。好社会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个人担起责任。多一个人担起一分责任，社会就多一分希望。而且，务实一点说，每个人最应该做的，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所以我说，你不能决定明天太阳几点升起，但是能够决定自己几点起床。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焦虑，日子总是一天天过，我相信善因结善果，相信水到渠自成。
我希望我的文字有力量，但也并不强求。我只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思考而已。如果有力量，应该来自两样东西：一为慈悲，二为道理。前者属心，后者属智。不管这个时代怎样，我都尽可能地让自己过一种心智健全的生活而已。也许我本可以不理会这个国家，但我既在此生活就该批评它，既为自救，也为交良心税。我只是希望自己不因为理性而排除感情，不因感性而荒芜理性。在很多时候，人的心灵与理性是相通的。
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正义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这位一手拿剑、一手举着天平的女神，之所以蒙上眼睛，是为了能够用心灵断察案情，不受眼睛和其它不洁之物的蒙蔽，藉此做到正义面前人人平等。我的人生方向已明，最想做的是写作与思考本身。对于是非曲直，最好的方式还是自省。我热爱民主，但更热爱自由，对于自己的人生安排与思考走向，我不会跟着人群走。
活着，用你的名字去担当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中国一批有识见的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开始乡建运动。熊培云敬佩这些前辈，在江西老家建立了第一个以活人名字命名的乡村图书馆，并试图将此模式推广。越来越多的人正参与进来，熊培云“希望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脚踏实地地做点建设”：“如果这两千盏灯（2000个县）一个个都亮起来，对于当下的中国，又将是怎样一种改变！”
建一个乡村图书馆，这一心愿由来已久。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为了重拾有关中国乡村生活的写作，我回到乡下老家，并在县里寻找相关资料。印象最深的是在县图书馆里很难找到像样的新书。附近寥寥的几家小书店，好书同样乏善可陈。当时便想，如果能在这里办一个向全县开放的图书馆，多少可以改变这种文化萧条的局面。
转年春天，我在台湾有段短暂的旅行，其时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慈济会的源起有了点了解。据说，证严法师在年轻时，知道有个孕妇小产，跑到医院却因为交不起八千元的保证金而不得不抬回去。为此，她很忧伤并决定为此担当。此后的机缘，让她成为台湾慈善事业的标杆。回想当年那件事对她的触动时，证严法师相信：既然“人人都是观世音”，如果能让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事，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了。如果能集合众人的善心与力量，济贫救难不是难事。
据我所知，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于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受其鼓舞，最近我也在江西老家参与建设了一个图书馆。而且，这是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熊培云图书馆。
博尔赫斯说，“我能想象的天堂的模样，就是图书馆的样子。”重新发现社会，建设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就先从建一座图书馆开始吧。我很希望有一些转变，能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脚踏实地地做点建设。
中国社会的确在发生悄悄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的横向联合。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些志愿者，他们踊跃报名，希望能够去图书馆做义工；更有一位今年要毕业的农家子弟，在别人忙着找工作时，他第一时间赶到当地，准备在这里当一年志愿者。理由是以后工作了，时间恐怕就不如现在这样好支配了。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也在试图建立可以推广的模式，即以县城为中心来建设乡村图书馆，使之能够辐射周边的乡镇。与此同时，还要让它成为一个立足于本乡本土的公共空间。像国外的图书馆一样，它既要让书与人相遇，还要让人与人相遇。
我有一个设想：为了更好地动员有此理想者参建图书馆，不妨都以本乡本土的人的名字命名。每个县至少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有的更百倍优秀于我。他们有着一定的社会资本，能联接外面的世界与本乡本土，能整合资源，又熟悉当地的民情，甚至不用花很多精力，便可以孵化出这样一座图书馆。
总之，这不是坏事。你活着的时候，要学着用你的名字去担当。而且，我希望有更多的活人利用他们的热情与影响力参与本乡本土的建设，有更多的才子佳人有名有姓地去担当，去呵护与他们生命有关联的一切人与物。你若有志于这“两千分之一的改变”，有志于建立一种关乎人的传统，何妨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当你慨叹“人民”这个词语的权利主体太不具体时，我也不希望我们的责任永远生长在一望无际的匿名之中。
上面有关图书馆的一些想法，借着网络和报纸的力量传播出去后，有不少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表示对我说的这个模式很感兴趣，希望也能在自己的老家建这样一个图书馆。这一点小小的建设，让我对中国现实又多一些体悟：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只要你愿意身体力行，总还是能做些事情。
从出乡村到回乡村，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轮回。而且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一段还乡梦，我提到过农学家董时进“回到本乡本土”去调查的观点。中国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发育出一种可以为民主奠基的乡镇精神，但我相信，中国人对本乡本土建设的热情，从来没有因为目前的“半盘西化”和以推土机为图腾的现代化而被彻底磨灭。
还记得几年前，我在托克维尔的故乡——法国的乡村旅行时，最触动我的恰恰是在一些村庄能看到小型图书馆，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然人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那么乡村图书馆首先意味着一种民权，是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存在。或者说，其所体现的，首先是一种关乎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对幸福、自由的领悟与赞美。
熊培云在《南方周末》等国内多家具公信力的纸媒发表评论。面对现实的理性背后，是他宽容、深沉的情感；思考社会进步的前提，他呼吁每一个个体的自救为先。他的评论里，有他对何为正义、何为自由、何为人本的种种思想。他因此被评为“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他拒绝任何加诸其身的标签。他只独立表达思考，并为之负责。
2013年我出了演讲集《这个社会会好吗？》，我以这个问题为书名，其实是关切多于问题。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积极自救，也能够多一些宽容。我的逻辑是个体强，则社会强，而社会如果强大，一个好的国家也是水到渠成的。我问这个社会会好吗，更多是关切和期许。
近年来，我的作品越来越倾向于思考个人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责任，我说：“以己任为天下，为自由而担责”，说到底是一种自救。对于个人而言，是救起自己。对于群体而言，是个体参与群体自救。好社会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个人担起责任。多一个人担起一分责任，社会就多一分希望。而且，务实一点说，每个人最应该做的，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所以我说，你不能决定明天太阳几点升起，但是能够决定自己几点起床。至于结果如何，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焦虑，日子总是一天天过，我相信善因结善果，相信水到渠自成。
我希望我的文字有力量，但也并不强求。我只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思考而已。如果有力量，应该来自两样东西：一为慈悲，二为道理。前者属心，后者属智。不管这个时代怎样，我都尽可能地让自己过一种心智健全的生活而已。也许我本可以不理会这个国家，但我既在此生活就该批评它，既为自救，也为交良心税。我只是希望自己不因为理性而排除感情，不因感性而荒芜理性。在很多时候，人的心灵与理性是相通的。
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正义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这位一手拿剑、一手举着天平的女神，之所以蒙上眼睛，是为了能够用心灵断察案情，不受眼睛和其它不洁之物的蒙蔽，藉此做到正义面前人人平等。我的人生方向已明，最想做的是写作与思考本身。对于是非曲直，最好的方式还是自省。我热爱民主，但更热爱自由，对于自己的人生安排与思考走向，我不会跟着人群走。
活着，用你的名字去担当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中国一批有识见的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开始乡建运动。熊培云敬佩这些前辈，在江西老家建立了第一个以活人名字命名的乡村图书馆，并试图将此模式推广。越来越多的人正参与进来，熊培云“希望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脚踏实地地做点建设”：“如果这两千盏灯（2000个县）一个个都亮起来，对于当下的中国，又将是怎样一种改变！”
建一个乡村图书馆，这一心愿由来已久。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为了重拾有关中国乡村生活的写作，我回到乡下老家，并在县里寻找相关资料。印象最深的是在县图书馆里很难找到像样的新书。附近寥寥的几家小书店，好书同样乏善可陈。当时便想，如果能在这里办一个向全县开放的图书馆，多少可以改变这种文化萧条的局面。
转年春天，我在台湾有段短暂的旅行，其时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慈济会的源起有了点了解。据说，证严法师在年轻时，知道有个孕妇小产，跑到医院却因为交不起八千元的保证金而不得不抬回去。为此，她很忧伤并决定为此担当。此后的机缘，让她成为台湾慈善事业的标杆。回想当年那件事对她的触动时，证严法师相信：既然“人人都是观世音”，如果能让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事，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了。如果能集合众人的善心与力量，济贫救难不是难事。
据我所知，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于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受其鼓舞，最近我也在江西老家参与建设了一个图书馆。而且，这是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熊培云图书馆。
博尔赫斯说，“我能想象的天堂的模样，就是图书馆的样子。”重新发现社会，建设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就先从建一座图书馆开始吧。我很希望有一些转变，能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脚踏实地地做点建设。
中国社会的确在发生悄悄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的横向联合。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些志愿者，他们踊跃报名，希望能够去图书馆做义工；更有一位今年要毕业的农家子弟，在别人忙着找工作时，他第一时间赶到当地，准备在这里当一年志愿者。理由是以后工作了，时间恐怕就不如现在这样好支配了。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也在试图建立可以推广的模式，即以县城为中心来建设乡村图书馆，使之能够辐射周边的乡镇。与此同时，还要让它成为一个立足于本乡本土的公共空间。像国外的图书馆一样，它既要让书与人相遇，还要让人与人相遇。
我有一个设想：为了更好地动员有此理想者参建图书馆，不妨都以本乡本土的人的名字命名。每个县至少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有的更百倍优秀于我。他们有着一定的社会资本，能联接外面的世界与本乡本土，能整合资源，又熟悉当地的民情，甚至不用花很多精力，便可以孵化出这样一座图书馆。
总之，这不是坏事。你活着的时候，要学着用你的名字去担当。而且，我希望有更多的活人利用他们的热情与影响力参与本乡本土的建设，有更多的才子佳人有名有姓地去担当，去呵护与他们生命有关联的一切人与物。你若有志于这“两千分之一的改变”，有志于建立一种关乎人的传统，何妨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当你慨叹“人民”这个词语的权利主体太不具体时，我也不希望我们的责任永远生长在一望无际的匿名之中。
上面有关图书馆的一些想法，借着网络和报纸的力量传播出去后，有不少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表示对我说的这个模式很感兴趣，希望也能在自己的老家建这样一个图书馆。这一点小小的建设，让我对中国现实又多一些体悟：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只要你愿意身体力行，总还是能做些事情。
从出乡村到回乡村，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轮回。而且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一段还乡梦，我提到过农学家董时进“回到本乡本土”去调查的观点。中国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发育出一种可以为民主奠基的乡镇精神，但我相信，中国人对本乡本土建设的热情，从来没有因为目前的“半盘西化”和以推土机为图腾的现代化而被彻底磨灭。
还记得几年前，我在托克维尔的故乡——法国的乡村旅行时，最触动我的恰恰是在一些村庄能看到小型图书馆，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然人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那么乡村图书馆首先意味着一种民权，是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存在。或者说，其所体现的，首先是一种关乎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对幸福、自由的领悟与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