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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1928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195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哈佛、霍普金斯、耶鲁等校，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教授，并受聘于中国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20世纪60年代，希利斯·米勒在欧美批评界崭露头角；70年代，以“耶鲁学派”重要代表之一在北美批评界产生影响；80年代，以“解构批评”而著称，并活跃于欧美理论批评界。希利斯·米勒还兼任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会长，被学界称为耶鲁学派代表人物、解构主义批评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希利斯·米勒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当下文学状况以及理论前景的文章，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在1995-2004年10年间，米勒在中国期刊亮相的文章接近20篇。另外，由申丹翻译的米勒《解读叙事》也于200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米勒在上述文章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电信时代文学的处境以及文学的权威性等，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看起来又相互矛盾，却真实反映了米勒的学术心迹。
一、电信时代文学的处境
作为一位从事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批评家，米勒先生对文学的洞察与体悟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锐。他发现电信时代的文学受到了严峻的峻的挑战：“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轻，成为文化百家衣上的一个小小的补丁。”①
越来越少的人真正花大量的时间阅读被称为经典作家的作品，像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至少在欧洲和美国是这个样子……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决定性的影响。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现在的因特网，在塑造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ethos and values)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年来，正是这些虚拟的现实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lna—five efficacy)，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世界。②
在那篇引起中国学人强烈反应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米勒从德里达的《明信片》谈起，并引用了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这样一段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因素倒在其次)。哲学、心理分析学也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坦言，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这段话，在他心中引起的强烈的反响，有焦虑、有疑惑，也有担心及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即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
不管对德里达这段话有怎样的反应，米勒接下去还是得出了一个引起中国学者广泛讨论的结论：“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我相信它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③
联系米勒的几篇主题大体相同的文章，我们可以揣摸出米勒关于文学状况思考的逻辑：电信时代的到来，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图片、视像以及其他现代媒介等开始分解过去主要由小说承载的文化功能，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日益变得微弱，无足轻重。当然，文学功能的弱化和文学地位的降低，在米勒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大学功能的转变。在《大学人文研究的全球一体化倾向》一文中，米勒从大学的建制谈起，认为现代西方研究型大学建制初期基本的使命就是服务于国家，传统人文学科要为培养具有统一价值观的公民服务，文学在这一使命的感召下，责无旁贷的承担了自己的义务。在米勒看来，17、18世纪文学的观念是与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对大学职能的要求发生了改变，美国不再因旧有的原因需要大学，对学校人文学科科研经费的支持也开始减弱，政府预算开始向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并取得一席之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倾斜，这导致社会对没有直接的功利目标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的排挤。其次，是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与新的电信技术的结合，对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应运而生出“许多新的、构成性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或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导致文学研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而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的应用也引起了文学的革命性变革，几乎改变了过去文学作品对学者和批评家的存在方式，那种由文字构造出单一的文学存在方式和文学批评方式，不得不接受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和电子设备的重组。正如米勒所言，尽管莎士比亚研究可能还存在，“但它将在一种全新的语境和历史观中继续”。再次，是人文研究领域内部的分化，具体说来就是文化研究的影响。米勒先生自己对文十七研究持冷静的审慎态度，他认为文化研究在美国是有争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化研究由于其无所不在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等，还是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传播开来并确立了自身的主导的地位。而那些文化研究学者，按照米勒的说法，基本是在由电视和商业性的通俗音乐文化培养起来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看电视听音乐所用的时间比读书用的时间要多得多。在这些人眼里，文学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文学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了，而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文学要与电影、电视、广告、杂志甚至日常生活的种种习惯一起来研究。文化研究的崛起，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失落。在考察了文学在新的时代语境的变化之后，米勒不无悲哀地发现：
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的时候，无论是在过、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在过去冷战时期的大学，还是现在新的系科格局正在形成的全球化了的大学，文学只是符号体系中一种成分的称谓，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现，任何形式下的大学院所共同的、有组织的、讲究实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这种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灵魂。④
二、文学的权威性
如果只是就上述文字得出结论，以为米勒先生宣判了文学研究的死刑，文学研究的时代结束了，那其实不仅误解也冤枉了米勒先生。也就是在发表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之后，米勒于2001年4月17日在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 英语系做了题为“文学的权威性”的学术报告。这一讨论仍然延续着米勒关于媒体资讯时代文学命运的思考，却又显示了米勒对文学的情有独钟——与其说是情有独钟，不如说是对文学的信念与坚守。他承认：“所有的统计数字都说明，人们正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做文学之外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现在，诗歌已经很少再督导人们的生活了，不管是以不公开的还是其它别的方式。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决定性影响。”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消泯文学在米勒心目中的地位。他坚信，即使在媒体资讯时代，如果有人碰巧拿出一本《哈姆雷特》或者《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们或许仍然会感到它们神奇的震撼力量：“对我来说，那些印在书页上的文字简直就像一帖神奇的处方，使我能够到达一个只有透过那些英语单词才能到达的先验的虚拟世界(a preexisting virtual reality)……现在看来，我小时侯之醉心于《瑞士家庭鲁滨逊》所营造的‘虚拟世界(virtual reality)’可以被看作是对现实的逃避，这也是我一生沉湎于这些幻想和虚拟的世界而没有清醒地置身于‘现实世界’中尽职尽责之积习的开端”。米勒坦言，文学对于他本人——无疑，也包括其它的人在内——仍然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米勒以约翰娜·大卫·威斯(Johann David Wyss)的《瑞士家庭鲁滨逊》为例，阐述了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作品其营造、打开的“虚拟世界”是多么的神奇，它对人的心智的开启及心灵世界的触动又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我对文学之被赋予权威的各种方式的探讨，在詹姆斯的帮助下，终于达成了一种观点，即文学的权威性源于对语言的艺术性的述行使用(a performative use Of language artfuUY)，对语言的这种使用使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读它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产生的一种信赖感。即“作者特意而且精心地摆弄语词以使它们独具魅力以诱发读者的兴趣和痴迷”⑤。
基于此，米勒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文学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威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现实”，是作者创造的“虚拟现实”，其特点在于作者以语言为中介，进而巧妙精心地摆弄语词以使它们具有产生述行性的有效的魅力，来激发、诱使读者的兴趣、信仰和痴迷。第二，文学作品只能提供文学所揭示的那部分虚拟现实。除此之外，读者一无所知，隐藏起一些永远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也是文学作品权威性的一个基本点。
在米勒看来，作者正是通过“对语言的艺术性的述行使用”，来为读者营造一个使其信服、令其痴迷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又为读者留下了广阔思考及回味的空间。
三、中国学者的反应
米勒自1995-2004年以来在中国国内各期刊上发表上述言论之后，引发了中国学者的反应——这是很自然的——米勒关注的，也正是中国学者关心的。更何况，在一个全球化的历史语境面前，任何一种文化资源都不再是孤立的，而必将是本土文化建构自身的力量。
对于米勒的言论，国内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与米勒商榷的，主要是针对米勒所谓文学与文学研究“终结论”发言的。他们不赞成米勒关于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终结的预言，认为只要基本的人生焦虑存在，以十七解人生焦虑为旨归的文学就必然存在；另外一种态度，是应和米勒文学及文学研究终结的预言，主张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理论死了，应该离开文学和文学研究去搞时尚、美女、楼盘、别墅等所谓的研究。我理解与米勒商榷的中国学者的初衷，也理解这些学者捍卫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热情与信念，更赞同这些学者给出的文学及文学研究存在的理由，特别是在一些学者逃离文学研究阵地而另谋出路的背景下，出面与米勒商榷，的确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自信的。对于后一种态度，我们并不赞同，因为这里面包含着“六经注我”的浮躁和为争夺文化资本而表现出来的“权力欲望”(这个问题当另文探讨)。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应和派还是反对派，都存在着对米勒“终结论”的误读。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国内学者抽去了米勒“终结论”的具体语境，而只是从字面得出了简单的判断。一个从事文学研究达半个多世纪的人，怎么会断然说出文学或文学研究终结之类的话来呢?不错，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米勒的确引用了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观点，预言了在新的电信技术的王国里文学将走向终结。但是，米勒这里所说的终结，主要是针对欧洲17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作为文化的主要表征的传统而言的，而并不是笼统地宣布一切文学或文学研究的终结的。而且，米勒对德里达的预言并不是没有疑虑的——尽管他是—个十足的德里达信徒。面对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式微，米勒的内心是不安、甚至是痛苦的，语境的变十七并没有掩饰他对文学的坚守与信念。米勒坚信：“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一如既往的那样……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在这里，现在。”⑥不仅如此，米勒在《全球十七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还给出了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存在的三个理由：一是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无可比拟的能力，可以使我们感受到生活在任何一位作家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或生活在某种东亚文化当中，生活在我们自己文化之内的某种少数种族文化是什么样子；二是语言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文学研究仍将是理解修辞、比喻和讲述故事等种种语言可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这些语言的运用已经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三是，对文学的深入研究——是达到正视我们所说的陌生性或不可减少的其他人的他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这三个理由，使米勒坚信，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存在，不仅是彼此交流的需要，更是构建人性的基本方式。看来，米勒所谓“消亡”、“终结”，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所谓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结束，一定程度上或可理解为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原有样式的结束和新的存在方式的生成。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米勒“终结论”的背后，其实表征着米勒两个维度的理论探索和价值指向：一方面，在电信技术王国的时代，米勒依然坚守几十年来形成的对文学的执著和偏爱，依然孜孜以求，不懈地探求文学的魅力，从而为全球范围内本来显得贫乏的文学研究领域不断注入新的思考；另一方面，面对新的文化语境，米勒以理性审慎的态度思考文学的命运以及文学研究的出路，在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研究视野和研究心态，从而不断取得与时俱进的研究成果。这比起国内一些一味追新逐后，不断戏弄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理论家，其境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米勒所以能够置身当代境遇不断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走势做出判断，不仅与其深厚的文学研究功底 和理论洞察力有关，更与其所秉承的解构主义式的研究文学及一切文本的专业精神分不开的。他坚信：“语言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对文学的深入研究——我指的是对书页上实际文字的研究——是达到正视我所说的陌生或不可减少的其他人的他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与‘他性’相遇只有通过常说的‘细读’并得到理论反思的支持才会实现……面对修辞阅读时过时的、反动的、不再需要或不再适合的断言，我以顽固执拗、不无挑战的抗辩态度要求对原始语言细读。”⑦米勒称它所践履的解构主义批评实践，是一种“修辞性阅读”：“关注语言的修辞行维度，关注修辞格在文学作品中的功能”⑧。这一高度专业十七的研究姿态，确保了米勒在思考问题时，决不是先入为主式的或经验主义式的，而是始终不离开文本，在对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捕捉到他人无法进入或无力解剖的矛盾与问题，从而抵达文学研究的深层。可以这样说，“语言”、“细读”不仅是米勒理论研究及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也是其理论体系不断超越自身得以保持鲜活的法宝。米勒的言论是历史主义的宏观考察与文本主义的微观探究的有机结合。
文学研究是一个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专门的知识探求领域，在一个全球化的历史语境面前，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既不能一味地随着外国学者说，也不能不加分析地顺着自己的思路说。否则，不仅无助于本土问题的澄明，也会使本来就举步维艰的中西方对话愈加陷入找不到“切入点”的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在找准本土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急需对西方理论作正本清源式的了解。分析美学家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词的意义，存在于这个词在该语境中的用法。这句话的缩写，即意义即用法。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引伸一下，理解一种理论，一个命题，一种观点，乃至一句话，最好的方式是回到语境中来，做一番词语的清洗工作。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能够比较娴熟地掌握外语工具的情况下，这种期许也许并不过分。那种不顾作者的原意，或不愿对作者愿意进行寻根式的了解，而一味从自己的主观好恶取舍自己的研究对象——还美其名曰：创造性的误读——显然不是一种值得弘扬的文风。这，也许是围绕米勒的争论我们所获得的最大的启示。
注释
①[美U·希利斯·米勒著，李元译：《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文艺理论》2003年第12期。
②⑤[美]J·希利斯·米勒著，国荣译：《论文学的权威性》，《文化研究》2003年第4辑。
③④⑥[美]J·希利斯·米勒著，国荣译：《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⑦⑧[美]J·希利斯·米勒著，王逢振编译：《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米勒在上述文章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电信时代文学的处境以及文学的权威性等，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看起来又相互矛盾，却真实反映了米勒的学术心迹。
一、电信时代文学的处境
作为一位从事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批评家，米勒先生对文学的洞察与体悟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锐。他发现电信时代的文学受到了严峻的峻的挑战：“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轻，成为文化百家衣上的一个小小的补丁。”①
越来越少的人真正花大量的时间阅读被称为经典作家的作品，像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至少在欧洲和美国是这个样子……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决定性的影响。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现在的因特网，在塑造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ethos and values)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年来，正是这些虚拟的现实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lna—five efficacy)，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世界。②
在那篇引起中国学人强烈反应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米勒从德里达的《明信片》谈起，并引用了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这样一段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因素倒在其次)。哲学、心理分析学也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坦言，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这段话，在他心中引起的强烈的反响，有焦虑、有疑惑，也有担心及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即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
不管对德里达这段话有怎样的反应，米勒接下去还是得出了一个引起中国学者广泛讨论的结论：“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我相信它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③
联系米勒的几篇主题大体相同的文章，我们可以揣摸出米勒关于文学状况思考的逻辑：电信时代的到来，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图片、视像以及其他现代媒介等开始分解过去主要由小说承载的文化功能，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日益变得微弱，无足轻重。当然，文学功能的弱化和文学地位的降低，在米勒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大学功能的转变。在《大学人文研究的全球一体化倾向》一文中，米勒从大学的建制谈起，认为现代西方研究型大学建制初期基本的使命就是服务于国家，传统人文学科要为培养具有统一价值观的公民服务，文学在这一使命的感召下，责无旁贷的承担了自己的义务。在米勒看来，17、18世纪文学的观念是与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对大学职能的要求发生了改变，美国不再因旧有的原因需要大学，对学校人文学科科研经费的支持也开始减弱，政府预算开始向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并取得一席之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倾斜，这导致社会对没有直接的功利目标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的排挤。其次，是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与新的电信技术的结合，对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应运而生出“许多新的、构成性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或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导致文学研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而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的应用也引起了文学的革命性变革，几乎改变了过去文学作品对学者和批评家的存在方式，那种由文字构造出单一的文学存在方式和文学批评方式，不得不接受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和电子设备的重组。正如米勒所言，尽管莎士比亚研究可能还存在，“但它将在一种全新的语境和历史观中继续”。再次，是人文研究领域内部的分化，具体说来就是文化研究的影响。米勒先生自己对文十七研究持冷静的审慎态度，他认为文化研究在美国是有争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文化研究由于其无所不在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等，还是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传播开来并确立了自身的主导的地位。而那些文化研究学者，按照米勒的说法，基本是在由电视和商业性的通俗音乐文化培养起来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看电视听音乐所用的时间比读书用的时间要多得多。在这些人眼里，文学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文学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了，而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文学要与电影、电视、广告、杂志甚至日常生活的种种习惯一起来研究。文化研究的崛起，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失落。在考察了文学在新的时代语境的变化之后，米勒不无悲哀地发现：
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的时候，无论是在过、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在过去冷战时期的大学，还是现在新的系科格局正在形成的全球化了的大学，文学只是符号体系中一种成分的称谓，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现，任何形式下的大学院所共同的、有组织的、讲究实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这种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灵魂。④
二、文学的权威性
如果只是就上述文字得出结论，以为米勒先生宣判了文学研究的死刑，文学研究的时代结束了，那其实不仅误解也冤枉了米勒先生。也就是在发表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之后，米勒于2001年4月17日在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 英语系做了题为“文学的权威性”的学术报告。这一讨论仍然延续着米勒关于媒体资讯时代文学命运的思考，却又显示了米勒对文学的情有独钟——与其说是情有独钟，不如说是对文学的信念与坚守。他承认：“所有的统计数字都说明，人们正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做文学之外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现在，诗歌已经很少再督导人们的生活了，不管是以不公开的还是其它别的方式。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决定性影响。”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消泯文学在米勒心目中的地位。他坚信，即使在媒体资讯时代，如果有人碰巧拿出一本《哈姆雷特》或者《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们或许仍然会感到它们神奇的震撼力量：“对我来说，那些印在书页上的文字简直就像一帖神奇的处方，使我能够到达一个只有透过那些英语单词才能到达的先验的虚拟世界(a preexisting virtual reality)……现在看来，我小时侯之醉心于《瑞士家庭鲁滨逊》所营造的‘虚拟世界(virtual reality)’可以被看作是对现实的逃避，这也是我一生沉湎于这些幻想和虚拟的世界而没有清醒地置身于‘现实世界’中尽职尽责之积习的开端”。米勒坦言，文学对于他本人——无疑，也包括其它的人在内——仍然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米勒以约翰娜·大卫·威斯(Johann David Wyss)的《瑞士家庭鲁滨逊》为例，阐述了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作品其营造、打开的“虚拟世界”是多么的神奇，它对人的心智的开启及心灵世界的触动又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我对文学之被赋予权威的各种方式的探讨，在詹姆斯的帮助下，终于达成了一种观点，即文学的权威性源于对语言的艺术性的述行使用(a performative use Of language artfuUY)，对语言的这种使用使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读它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产生的一种信赖感。即“作者特意而且精心地摆弄语词以使它们独具魅力以诱发读者的兴趣和痴迷”⑤。
基于此，米勒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文学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威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现实”，是作者创造的“虚拟现实”，其特点在于作者以语言为中介，进而巧妙精心地摆弄语词以使它们具有产生述行性的有效的魅力，来激发、诱使读者的兴趣、信仰和痴迷。第二，文学作品只能提供文学所揭示的那部分虚拟现实。除此之外，读者一无所知，隐藏起一些永远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也是文学作品权威性的一个基本点。
在米勒看来，作者正是通过“对语言的艺术性的述行使用”，来为读者营造一个使其信服、令其痴迷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又为读者留下了广阔思考及回味的空间。
三、中国学者的反应
米勒自1995-2004年以来在中国国内各期刊上发表上述言论之后，引发了中国学者的反应——这是很自然的——米勒关注的，也正是中国学者关心的。更何况，在一个全球化的历史语境面前，任何一种文化资源都不再是孤立的，而必将是本土文化建构自身的力量。
对于米勒的言论，国内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与米勒商榷的，主要是针对米勒所谓文学与文学研究“终结论”发言的。他们不赞成米勒关于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终结的预言，认为只要基本的人生焦虑存在，以十七解人生焦虑为旨归的文学就必然存在；另外一种态度，是应和米勒文学及文学研究终结的预言，主张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理论死了，应该离开文学和文学研究去搞时尚、美女、楼盘、别墅等所谓的研究。我理解与米勒商榷的中国学者的初衷，也理解这些学者捍卫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热情与信念，更赞同这些学者给出的文学及文学研究存在的理由，特别是在一些学者逃离文学研究阵地而另谋出路的背景下，出面与米勒商榷，的确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自信的。对于后一种态度，我们并不赞同，因为这里面包含着“六经注我”的浮躁和为争夺文化资本而表现出来的“权力欲望”(这个问题当另文探讨)。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应和派还是反对派，都存在着对米勒“终结论”的误读。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国内学者抽去了米勒“终结论”的具体语境，而只是从字面得出了简单的判断。一个从事文学研究达半个多世纪的人，怎么会断然说出文学或文学研究终结之类的话来呢?不错，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米勒的确引用了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观点，预言了在新的电信技术的王国里文学将走向终结。但是，米勒这里所说的终结，主要是针对欧洲17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作为文化的主要表征的传统而言的，而并不是笼统地宣布一切文学或文学研究的终结的。而且，米勒对德里达的预言并不是没有疑虑的——尽管他是—个十足的德里达信徒。面对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式微，米勒的内心是不安、甚至是痛苦的，语境的变十七并没有掩饰他对文学的坚守与信念。米勒坚信：“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一如既往的那样……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在这里，现在。”⑥不仅如此，米勒在《全球十七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还给出了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存在的三个理由：一是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无可比拟的能力，可以使我们感受到生活在任何一位作家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或生活在某种东亚文化当中，生活在我们自己文化之内的某种少数种族文化是什么样子；二是语言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文学研究仍将是理解修辞、比喻和讲述故事等种种语言可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这些语言的运用已经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三是，对文学的深入研究——是达到正视我们所说的陌生性或不可减少的其他人的他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这三个理由，使米勒坚信，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存在，不仅是彼此交流的需要，更是构建人性的基本方式。看来，米勒所谓“消亡”、“终结”，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所谓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结束，一定程度上或可理解为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原有样式的结束和新的存在方式的生成。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米勒“终结论”的背后，其实表征着米勒两个维度的理论探索和价值指向：一方面，在电信技术王国的时代，米勒依然坚守几十年来形成的对文学的执著和偏爱，依然孜孜以求，不懈地探求文学的魅力，从而为全球范围内本来显得贫乏的文学研究领域不断注入新的思考；另一方面，面对新的文化语境，米勒以理性审慎的态度思考文学的命运以及文学研究的出路，在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研究视野和研究心态，从而不断取得与时俱进的研究成果。这比起国内一些一味追新逐后，不断戏弄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理论家，其境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米勒所以能够置身当代境遇不断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走势做出判断，不仅与其深厚的文学研究功底 和理论洞察力有关，更与其所秉承的解构主义式的研究文学及一切文本的专业精神分不开的。他坚信：“语言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对文学的深入研究——我指的是对书页上实际文字的研究——是达到正视我所说的陌生或不可减少的其他人的他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与‘他性’相遇只有通过常说的‘细读’并得到理论反思的支持才会实现……面对修辞阅读时过时的、反动的、不再需要或不再适合的断言，我以顽固执拗、不无挑战的抗辩态度要求对原始语言细读。”⑦米勒称它所践履的解构主义批评实践，是一种“修辞性阅读”：“关注语言的修辞行维度，关注修辞格在文学作品中的功能”⑧。这一高度专业十七的研究姿态，确保了米勒在思考问题时，决不是先入为主式的或经验主义式的，而是始终不离开文本，在对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捕捉到他人无法进入或无力解剖的矛盾与问题，从而抵达文学研究的深层。可以这样说，“语言”、“细读”不仅是米勒理论研究及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也是其理论体系不断超越自身得以保持鲜活的法宝。米勒的言论是历史主义的宏观考察与文本主义的微观探究的有机结合。
文学研究是一个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专门的知识探求领域，在一个全球化的历史语境面前，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既不能一味地随着外国学者说，也不能不加分析地顺着自己的思路说。否则，不仅无助于本土问题的澄明，也会使本来就举步维艰的中西方对话愈加陷入找不到“切入点”的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在找准本土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急需对西方理论作正本清源式的了解。分析美学家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词的意义，存在于这个词在该语境中的用法。这句话的缩写，即意义即用法。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引伸一下，理解一种理论，一个命题，一种观点，乃至一句话，最好的方式是回到语境中来，做一番词语的清洗工作。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能够比较娴熟地掌握外语工具的情况下，这种期许也许并不过分。那种不顾作者的原意，或不愿对作者愿意进行寻根式的了解，而一味从自己的主观好恶取舍自己的研究对象——还美其名曰：创造性的误读——显然不是一种值得弘扬的文风。这，也许是围绕米勒的争论我们所获得的最大的启示。
注释
①[美U·希利斯·米勒著，李元译：《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文艺理论》2003年第12期。
②⑤[美]J·希利斯·米勒著，国荣译：《论文学的权威性》，《文化研究》2003年第4辑。
③④⑥[美]J·希利斯·米勒著，国荣译：《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⑦⑧[美]J·希利斯·米勒著，王逢振编译：《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