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那时我认识的冯秋子还是一位初登文坛、任职于一家出版社的编辑。
“文革”过后，世道刚显出平静和万物复苏，但国人的生存状态还趋于“老派”：男人身上还是系紧五个扣子的中山装，女人穿旁边开口系扣的不肥不瘦的长裤。家里没有洗衣机，12英寸的电视还属时尚。
冯秋子来了，她是因业内事来我家的，穿着刚时兴起来的牛仔裤和T恤衫，满身学生气，像邻居家来串门的闺女，脸上是一副宁静的善意，能使你想到“悠远”和“谦逊”。她使你相信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那时不真实不可信的交往并不少见。后来当然要谈起正事，谈着正事她总还插话要为你家做点什么手头的活儿。没有洗衣机吧，她说，她发现谁正在洗衣服。后来我下厨为她炒菜做饭，她跟进厨房，为我择菜闲聊起来。没有什么好做的，鸡蛋炒饭吧，还做了菠菜汤。
后来我也去过冯秋子的家，北京一个普通的筒子楼，我们席地而坐，天南海北地聊着，尽是文学以外的事情。她爱好广泛，从绘画到收藏，乃至音乐舞蹈。我也才知道，她生于内蒙古草原，是草原的风把她塑造出如此这般的容貌和性格。她还是一位舞者。
冯秋子凭着她深厚的生活积淀，凭着她对文学近距离的接触，凭着她深受广阔无垠草原文化的浸染，她开始写作了。她以北国故乡为母本，写草原上的风、草原上的歌、草原上的树、草原上的草、草原上的人、草原上的炕和炊烟——我在意地读着她的散文。
她写道：“蓝布棉袍罩住了她的身子，她跟菩萨一样坐出一座山，坐出一个宁静。”她写蒙古族妇女。
她写道：“一年的时间，大部分内容，在老人们眼里，是一场风。”她写沙尘暴。
她写道：“孩子问我内蒙古有多少山。从这座山开始数，数到车停下不走，你来告诉我。”她写山。
她写道：“寂静的黑蓝色的夜空下，地下的千古埋藏，从草地和耕种的庄稼地的缝隙里传诵出去。”她写荒原的黑夜。
她写道：“她想说的话，尽在歌声里。是不是深刻，有没有人在听，她不去想。”她写午后热布吉玛老人唱歌。
她写道：“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她写舞蹈。
……
我读着她这些在灵魂深处铸成再流淌出来的句子，惊叹着，内心受着感动，却没有想到“文学”这件事，只是不停地引我去读。当我读到一篇她写的散文《1962：不一样的人和鼠》时才停下来，才想到“文学”。想到文学而又从冯秋子笔下的耗子群中跳出，想到契诃夫和蒲松龄。想到文学中“选题”和“开掘”这两件事。
作家写作总有两件事要做，一是选题，一是开掘。好的作品都具备选题严和开掘深这两个特征。
选题严：你要描写的生活在你的灵魂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迹，是不是刻骨铭心的。假如你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即是一个欢乐的瞬间，一个瞬间的诙谐，也应该是你独具慧眼的发现。它能引起你描写的欲望。
你有能力驾驭起你要描写的题材。
开掘像农民打井，打井要打出水。文學的开掘应该深到符合逻辑的“出其不意”。那已经是智慧的“泉水”。那是文学。
契诃夫有篇叫《万卡》的小说，写一个九岁叫万卡的乡下孤儿，被爷爷送进城里跟一个鞋匠当学徒，他面临的尽是不可忍受的苦难：老板不让他吃饱，拿鞋楦打他，老板娘拿鱼头戳他的脸……于是趁老板不在家他拿来他们的钢笔、墨水和纸，用自己有限的文字能力开始给爷爷写信，他希望爷爷“怜悯这个苦难的孤儿”，把他接回去。信写完，他“学着大人的样子把信折成四折放进一个信封”，只在信封上写了“寄乡下的爷爷收”，偷着跑到街上把信丢进邮筒，便开始了他美好的等待。
契诃夫选取的这个故事本是没有故事的故事，但他努力开掘着。如果他只罗列些万卡的苦难，最后让万卡在信封写上爷爷正确的姓名和地址，也是一篇小说，这绝不是契诃夫式的小说。但契诃夫只让万卡写了“寄乡下的爷爷收”。至此他对题材的开掘才停止下来。万卡的故事变得刻骨铭心了，故事才具备了文学价值。
蒲松龄最懂得选题和开掘的辩证关系。有篇叫《种梨》的故事，写一位贫道士向一位推车卖梨的人讨梨吃，遭卖梨者斥责。于是道士就地捡一梨核，当街种下，霎时，梨核发芽成树，开花结果。果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众人围观惊叹，道人将梨摘下一一送予众人，最后将梨树砍下拖着离去。其间卖梨人也围观称奇，但当他回头再观自己的梨车时，发现梨车已空，筐内百十个梨不见踪影，才想到道士散去的梨原是自己的“货”。更使他吃惊的，他的车上少去一车把。车把是刚被砍去的。故事至此已经是惊心动魄了，但蒲松龄的开掘并未结束。他写道：卖梨人去追道士，至村口见墙边扔着一个新被砍下的车把。他才想到原来道士砍下的并不是树，是他的车把。于是这个出其不意符合逻辑的开掘才使故事更加惊心动魄，变得“瘆人”了。
冯秋子写耗子是一个勇敢豪迈之举，她所以写耗子，是耗子给过她刻骨铭心的记忆，其中有耗子给予她的恐惧、恩惠和一切的喜怒哀乐。她写的是一个耗子社会，是一个耗子社会和人类社会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她直接和间接地体会过那种关系。小时她被母亲绑在炕上，观察着、亲历着耗子社会的方方面面。又耳濡目染了一个耗子社会的结构。原来耗子的习性也酷似人间：富有的、贫贱的、勤劳的、懒惰的、多事的、安生的、狡黠的、本分的、聪明的、傻的……富耗子的占有欲和扩张欲，穷耗子的将就凑合习性。原来人类社会有的规则、弊病、成功、缺憾，耗子社会都有。
读了冯秋子那些关于耗子的描写，你会乐不可支，你会恐怖得打战，又是憎恶又是怜悯。
冯秋子的母亲——草原上一位善良勤劳的女性，回忆耗子时说：现实生活里，还是耗子多于别的。不知道一种东西出奇地多出来，意味着什么。人来到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怎么样生活。多起来的耗子世界一时间变成人的死敌，因为它们要夺取人类所需要的粮食，因此冯秋子写的并不是一本耗子经，她是通过耗子和人的行为交织写耗子和人、人和耗子争夺粮食的残忍。以此写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那个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几分属于自然，几分属于人为，是难以言表的。但人所蒙受的苦难历史是无法回避的，人被饥饿缠磨的故事各地都有各自的特色。我的故乡是个有三百户人家的小村，当时这个小村有六十余位乡亲死于饥饿。一位本家妹妹对我说，奶奶每天从公共食堂领回两个山药面饼子，自己只吃一个，另一个压在枕头底下，待晚上我哭时掰一块给我吃。
我到一个乡村写生，看见一群村民半卧于村口。饥饿使得他们从日出到日落就这样卧着，他们实在无力动弹。他们说今天卧着的人明天不知还会有谁……村口墙上却有条醒目的标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这条被称作最高指示的标语处处可见。冯秋子写的就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故事，但有粮可积的不是人，是耗子。于是受饥饿困扰半死不活的人开始了向耗子的讨要。
秋子的母亲说：“饥荒的时候，人口特别少，不知道耗子为什么那么多。”
铺天盖地的家鼠偷吃了人的有限的粮食，吃完还向人作幸灾乐祸的挑衅状。他们曾亲眼看到吃饱了肚子的家鼠还坐下来和人对视，有的还会和人面对面地嗑瓜子，耗子和人就是这样近距离的生存，人有时还会听到耗子的呼吸。而田鼠——旷野里的黄耗子正在开始大规模地囤积居奇，它们把人还没有收割的粮食囤于自己“家”中，于是人类无奈，开始了向耗子的讨要，人们每天步行数十里到生长粮食的旷野、到耗子的“囤积区”去挖耗子洞。
原来耗子的囤积绝不是小打小闹，囤积十斤八斤的洞不足为奇，挖到一个“富户”就会得到百十来斤的粮食。秋子的母亲就曾有过这样的幸运，那时的她，一位被生活折磨得“双腿浮肿、面色苍白”的女人。她选准地段，加入了向耗子讨粮的行列。她把挖得的粮食装入麻袋，有气无力地再步行几十里，将粮食背回家来。
人和耗子的夺粮征战已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秋子的“选题”已属“严格”且出人意料。她也有能力驾驭这个充满传奇的题材。但冯秋子的开掘并没有结束，人夺走耗子的粮食后耗子当如何呢？秋子写道：百般无奈中，耗子们纷纷选择了绝望之旅——上吊。耗子上吊千真万确。
“那一年，没少吊死耗子。”秋子说。
这是1962年秋末冬初。
耗子如何吊死自己，秋子写道：“草地里长着分杈的蒿子秆，耗子踩着一块石头、一截木头，爬上了离地一尺高的蒿秆的分杈处，把头往蒿杈里一卡，然后跃身，用两条后脚爪将头紧紧抱住，使劲抻自己的头，一直抻到断气为止。”耗子“一死一大片”，“上吊的老鼠，弯曲着身体，挂在一根根蒿草杈上，随风摇摆。”“人们枯燥、乏力地罢手，虽然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谁也不再去翻地了。”
面对这一世界的死鼠，人也惊慌失措，不敢向前一步，人被上吊的耗子吓破了胆。
“草地里的这个悲壮情景，一直存在我母亲的记忆中。将近四十年后，她对我讲起这段往事，神不守舍，身体打了几回冷激灵。”秋子说。
至此冯秋子这篇写人类社会和耗子社会故事的开掘已经是惊心动魄了，已经是文学了。但她并没有到此为止，她还要作更深的符合逻辑的开掘。顺着一眼“井”的框架，她要挖到智慧的“泉水”为止。她努力使它更接近文学。
原来一个民族的演进历程是那么多变和不可捉摸。话说60年代中期有个叫“四清”的运动，四清反的是“四不清”。四不清的“罪名”适用于任何阶层的任何人。冯秋子的父亲、一位在北方征战过的旗领导干部，因为有了四不清的嫌疑，遭到斗争和批判，罪名是“多吃多占”，因为他占了老鼠的粮。他吃过他的妻子、秋子的母亲，向耗子讨回来的粮食。多吃多占问题有多大，说多大有多大，那时的一切都联系着阶级斗争。有批判者面对他说：“占了耗子的粮也不行。挨饿是没有办法的，饿死也是没有办法的。既然全国人民都没办法，你老婆怎么能有办法……”
交代问题要有根源，要把自己置身于一场政治运动中。那时每场运动都有既定目标。其目标要联系到一些具体人。那时人的一切行为都联系着阶级斗争。
冯秋子写道：“对父亲来说，这是又一种非常规的经历。也许是他面对了母亲，面对了众多在旷日持久的饥荒中破败流落的家庭，面对了老鼠决绝的集体自杀？总之人有些沉默。”他的沉默也是面对他的“罪过”吧。
当事人只有沉默。除非你像老鼠一样吊死自己。
我常和域外的与文学艺术内行的朋友聊天，他们都希望从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当然，这个生存状态应该具有时代特征），但它应该是独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这就是文学和艺术描写的目的。于是文学就有了选题严、开掘深之说。
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别的。
然而，弄文学和艺术的人，为了把你所驾驭的题材“开掘”深，就要先有“开掘”自己的精神。把自己“开掘”到最大可能。这是文学和艺术本身对作家和艺术家残酷而苛刻的考验。
冯秋子说：于是，我一点点打开自己。在肢体和心灵的修习中，一点点地找寻人原本的意义，存活的意义。她写的虽是她的舞蹈，对文学的思维而言，何尝不是这样。
她说，我就是从热布吉玛额嬷唱歌，开始理解一个生命怎样孕育出他的世界，并且理解了世界上有一种哭泣，不是为着艰難、痛苦哀戚，仅仅是你看见了你吟唱的万物，你为之感动。
她说，那时节，草原上行进的只有额嬷的歌，万物祥和、静谧，额嬷回过头来看望我们，我们才知道还有自己的呼吸。
对草原热爱得冷静，对草原热爱到心痛，对草原敬仰成宗教情怀，让额嬷回过头也听到自己的呼吸，冯秋子才有了开掘自己的勇气、乐趣和气度。她身上好像有一个草原气场，她发现是那个难以理解的时代，给了耗子和人相互的残忍，才使草原失去了宗教圣殿般的和谐空灵和宁静。这才是冯秋子要诉说的，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冯秋子凭着自己一颗面对草原大慈大悲的心，才开始了她的选题和开掘。她怀念草原上那种不论走多远也能听见额嬷们那种诉说式的歌声。草原人对这种生存状态的希冀，才是永远的刻骨铭心。
责任编辑 王 童
“文革”过后，世道刚显出平静和万物复苏，但国人的生存状态还趋于“老派”：男人身上还是系紧五个扣子的中山装，女人穿旁边开口系扣的不肥不瘦的长裤。家里没有洗衣机，12英寸的电视还属时尚。
冯秋子来了，她是因业内事来我家的，穿着刚时兴起来的牛仔裤和T恤衫，满身学生气，像邻居家来串门的闺女，脸上是一副宁静的善意，能使你想到“悠远”和“谦逊”。她使你相信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那时不真实不可信的交往并不少见。后来当然要谈起正事，谈着正事她总还插话要为你家做点什么手头的活儿。没有洗衣机吧，她说，她发现谁正在洗衣服。后来我下厨为她炒菜做饭，她跟进厨房，为我择菜闲聊起来。没有什么好做的，鸡蛋炒饭吧，还做了菠菜汤。
后来我也去过冯秋子的家，北京一个普通的筒子楼，我们席地而坐，天南海北地聊着，尽是文学以外的事情。她爱好广泛，从绘画到收藏，乃至音乐舞蹈。我也才知道，她生于内蒙古草原，是草原的风把她塑造出如此这般的容貌和性格。她还是一位舞者。
冯秋子凭着她深厚的生活积淀，凭着她对文学近距离的接触，凭着她深受广阔无垠草原文化的浸染，她开始写作了。她以北国故乡为母本，写草原上的风、草原上的歌、草原上的树、草原上的草、草原上的人、草原上的炕和炊烟——我在意地读着她的散文。
她写道：“蓝布棉袍罩住了她的身子，她跟菩萨一样坐出一座山，坐出一个宁静。”她写蒙古族妇女。
她写道：“一年的时间，大部分内容，在老人们眼里，是一场风。”她写沙尘暴。
她写道：“孩子问我内蒙古有多少山。从这座山开始数，数到车停下不走，你来告诉我。”她写山。
她写道：“寂静的黑蓝色的夜空下，地下的千古埋藏，从草地和耕种的庄稼地的缝隙里传诵出去。”她写荒原的黑夜。
她写道：“她想说的话，尽在歌声里。是不是深刻，有没有人在听，她不去想。”她写午后热布吉玛老人唱歌。
她写道：“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她写舞蹈。
……
我读着她这些在灵魂深处铸成再流淌出来的句子，惊叹着，内心受着感动，却没有想到“文学”这件事，只是不停地引我去读。当我读到一篇她写的散文《1962：不一样的人和鼠》时才停下来，才想到“文学”。想到文学而又从冯秋子笔下的耗子群中跳出，想到契诃夫和蒲松龄。想到文学中“选题”和“开掘”这两件事。
作家写作总有两件事要做，一是选题，一是开掘。好的作品都具备选题严和开掘深这两个特征。
选题严：你要描写的生活在你的灵魂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迹，是不是刻骨铭心的。假如你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即是一个欢乐的瞬间，一个瞬间的诙谐，也应该是你独具慧眼的发现。它能引起你描写的欲望。
你有能力驾驭起你要描写的题材。
开掘像农民打井，打井要打出水。文學的开掘应该深到符合逻辑的“出其不意”。那已经是智慧的“泉水”。那是文学。
契诃夫有篇叫《万卡》的小说，写一个九岁叫万卡的乡下孤儿，被爷爷送进城里跟一个鞋匠当学徒，他面临的尽是不可忍受的苦难：老板不让他吃饱，拿鞋楦打他，老板娘拿鱼头戳他的脸……于是趁老板不在家他拿来他们的钢笔、墨水和纸，用自己有限的文字能力开始给爷爷写信，他希望爷爷“怜悯这个苦难的孤儿”，把他接回去。信写完，他“学着大人的样子把信折成四折放进一个信封”，只在信封上写了“寄乡下的爷爷收”，偷着跑到街上把信丢进邮筒，便开始了他美好的等待。
契诃夫选取的这个故事本是没有故事的故事，但他努力开掘着。如果他只罗列些万卡的苦难，最后让万卡在信封写上爷爷正确的姓名和地址，也是一篇小说，这绝不是契诃夫式的小说。但契诃夫只让万卡写了“寄乡下的爷爷收”。至此他对题材的开掘才停止下来。万卡的故事变得刻骨铭心了，故事才具备了文学价值。
蒲松龄最懂得选题和开掘的辩证关系。有篇叫《种梨》的故事，写一位贫道士向一位推车卖梨的人讨梨吃，遭卖梨者斥责。于是道士就地捡一梨核，当街种下，霎时，梨核发芽成树，开花结果。果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众人围观惊叹，道人将梨摘下一一送予众人，最后将梨树砍下拖着离去。其间卖梨人也围观称奇，但当他回头再观自己的梨车时，发现梨车已空，筐内百十个梨不见踪影，才想到道士散去的梨原是自己的“货”。更使他吃惊的，他的车上少去一车把。车把是刚被砍去的。故事至此已经是惊心动魄了，但蒲松龄的开掘并未结束。他写道：卖梨人去追道士，至村口见墙边扔着一个新被砍下的车把。他才想到原来道士砍下的并不是树，是他的车把。于是这个出其不意符合逻辑的开掘才使故事更加惊心动魄，变得“瘆人”了。
冯秋子写耗子是一个勇敢豪迈之举，她所以写耗子，是耗子给过她刻骨铭心的记忆，其中有耗子给予她的恐惧、恩惠和一切的喜怒哀乐。她写的是一个耗子社会，是一个耗子社会和人类社会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她直接和间接地体会过那种关系。小时她被母亲绑在炕上，观察着、亲历着耗子社会的方方面面。又耳濡目染了一个耗子社会的结构。原来耗子的习性也酷似人间：富有的、贫贱的、勤劳的、懒惰的、多事的、安生的、狡黠的、本分的、聪明的、傻的……富耗子的占有欲和扩张欲，穷耗子的将就凑合习性。原来人类社会有的规则、弊病、成功、缺憾，耗子社会都有。
读了冯秋子那些关于耗子的描写，你会乐不可支，你会恐怖得打战，又是憎恶又是怜悯。
冯秋子的母亲——草原上一位善良勤劳的女性，回忆耗子时说：现实生活里，还是耗子多于别的。不知道一种东西出奇地多出来，意味着什么。人来到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怎么样生活。多起来的耗子世界一时间变成人的死敌，因为它们要夺取人类所需要的粮食，因此冯秋子写的并不是一本耗子经，她是通过耗子和人的行为交织写耗子和人、人和耗子争夺粮食的残忍。以此写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那个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几分属于自然，几分属于人为，是难以言表的。但人所蒙受的苦难历史是无法回避的，人被饥饿缠磨的故事各地都有各自的特色。我的故乡是个有三百户人家的小村，当时这个小村有六十余位乡亲死于饥饿。一位本家妹妹对我说，奶奶每天从公共食堂领回两个山药面饼子，自己只吃一个，另一个压在枕头底下，待晚上我哭时掰一块给我吃。
我到一个乡村写生，看见一群村民半卧于村口。饥饿使得他们从日出到日落就这样卧着，他们实在无力动弹。他们说今天卧着的人明天不知还会有谁……村口墙上却有条醒目的标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这条被称作最高指示的标语处处可见。冯秋子写的就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故事，但有粮可积的不是人，是耗子。于是受饥饿困扰半死不活的人开始了向耗子的讨要。
秋子的母亲说：“饥荒的时候，人口特别少，不知道耗子为什么那么多。”
铺天盖地的家鼠偷吃了人的有限的粮食，吃完还向人作幸灾乐祸的挑衅状。他们曾亲眼看到吃饱了肚子的家鼠还坐下来和人对视，有的还会和人面对面地嗑瓜子，耗子和人就是这样近距离的生存，人有时还会听到耗子的呼吸。而田鼠——旷野里的黄耗子正在开始大规模地囤积居奇，它们把人还没有收割的粮食囤于自己“家”中，于是人类无奈，开始了向耗子的讨要，人们每天步行数十里到生长粮食的旷野、到耗子的“囤积区”去挖耗子洞。
原来耗子的囤积绝不是小打小闹，囤积十斤八斤的洞不足为奇，挖到一个“富户”就会得到百十来斤的粮食。秋子的母亲就曾有过这样的幸运，那时的她，一位被生活折磨得“双腿浮肿、面色苍白”的女人。她选准地段，加入了向耗子讨粮的行列。她把挖得的粮食装入麻袋，有气无力地再步行几十里，将粮食背回家来。
人和耗子的夺粮征战已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秋子的“选题”已属“严格”且出人意料。她也有能力驾驭这个充满传奇的题材。但冯秋子的开掘并没有结束，人夺走耗子的粮食后耗子当如何呢？秋子写道：百般无奈中，耗子们纷纷选择了绝望之旅——上吊。耗子上吊千真万确。
“那一年，没少吊死耗子。”秋子说。
这是1962年秋末冬初。
耗子如何吊死自己，秋子写道：“草地里长着分杈的蒿子秆，耗子踩着一块石头、一截木头，爬上了离地一尺高的蒿秆的分杈处，把头往蒿杈里一卡，然后跃身，用两条后脚爪将头紧紧抱住，使劲抻自己的头，一直抻到断气为止。”耗子“一死一大片”，“上吊的老鼠，弯曲着身体，挂在一根根蒿草杈上，随风摇摆。”“人们枯燥、乏力地罢手，虽然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谁也不再去翻地了。”
面对这一世界的死鼠，人也惊慌失措，不敢向前一步，人被上吊的耗子吓破了胆。
“草地里的这个悲壮情景，一直存在我母亲的记忆中。将近四十年后，她对我讲起这段往事，神不守舍，身体打了几回冷激灵。”秋子说。
至此冯秋子这篇写人类社会和耗子社会故事的开掘已经是惊心动魄了，已经是文学了。但她并没有到此为止，她还要作更深的符合逻辑的开掘。顺着一眼“井”的框架，她要挖到智慧的“泉水”为止。她努力使它更接近文学。
原来一个民族的演进历程是那么多变和不可捉摸。话说60年代中期有个叫“四清”的运动，四清反的是“四不清”。四不清的“罪名”适用于任何阶层的任何人。冯秋子的父亲、一位在北方征战过的旗领导干部，因为有了四不清的嫌疑，遭到斗争和批判，罪名是“多吃多占”，因为他占了老鼠的粮。他吃过他的妻子、秋子的母亲，向耗子讨回来的粮食。多吃多占问题有多大，说多大有多大，那时的一切都联系着阶级斗争。有批判者面对他说：“占了耗子的粮也不行。挨饿是没有办法的，饿死也是没有办法的。既然全国人民都没办法，你老婆怎么能有办法……”
交代问题要有根源，要把自己置身于一场政治运动中。那时每场运动都有既定目标。其目标要联系到一些具体人。那时人的一切行为都联系着阶级斗争。
冯秋子写道：“对父亲来说，这是又一种非常规的经历。也许是他面对了母亲，面对了众多在旷日持久的饥荒中破败流落的家庭，面对了老鼠决绝的集体自杀？总之人有些沉默。”他的沉默也是面对他的“罪过”吧。
当事人只有沉默。除非你像老鼠一样吊死自己。
我常和域外的与文学艺术内行的朋友聊天，他们都希望从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当然，这个生存状态应该具有时代特征），但它应该是独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这就是文学和艺术描写的目的。于是文学就有了选题严、开掘深之说。
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别的。
然而，弄文学和艺术的人，为了把你所驾驭的题材“开掘”深，就要先有“开掘”自己的精神。把自己“开掘”到最大可能。这是文学和艺术本身对作家和艺术家残酷而苛刻的考验。
冯秋子说：于是，我一点点打开自己。在肢体和心灵的修习中，一点点地找寻人原本的意义，存活的意义。她写的虽是她的舞蹈，对文学的思维而言，何尝不是这样。
她说，我就是从热布吉玛额嬷唱歌，开始理解一个生命怎样孕育出他的世界，并且理解了世界上有一种哭泣，不是为着艰難、痛苦哀戚，仅仅是你看见了你吟唱的万物，你为之感动。
她说，那时节，草原上行进的只有额嬷的歌，万物祥和、静谧，额嬷回过头来看望我们，我们才知道还有自己的呼吸。
对草原热爱得冷静，对草原热爱到心痛，对草原敬仰成宗教情怀，让额嬷回过头也听到自己的呼吸，冯秋子才有了开掘自己的勇气、乐趣和气度。她身上好像有一个草原气场，她发现是那个难以理解的时代，给了耗子和人相互的残忍，才使草原失去了宗教圣殿般的和谐空灵和宁静。这才是冯秋子要诉说的，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冯秋子凭着自己一颗面对草原大慈大悲的心，才开始了她的选题和开掘。她怀念草原上那种不论走多远也能听见额嬷们那种诉说式的歌声。草原人对这种生存状态的希冀，才是永远的刻骨铭心。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