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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话铃第一声响起,我便在战栗中惊醒。打开台灯一看,石英钟指着零时十分。我不敢接电话。我知道这个时间的电话内容基本上没什么好消息。作为团政委,我怕团里出事儿;作为老大,我怕老家出事儿。等第三下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犹豫着接了电话。是大弟从老家打来的,声音跟以往有很大差距:“大哥吗?咱娘不行了……”
自大弟家安上电话,轻易不打一次,打过来基本上都有事儿,有好事儿的时候极少。娘长年生病,我每天都过得惊惊乍乍,对家里的电话既想又怕,尤其是深夜。电话一响,我发毛就乍起来。
放下电话,我把眼睛微微闭了一下,我感到,有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了。流泪的理由,是我预感到,我那苦命的亲娘已经离开了人世。大弟说的“不行了”,潜台词实际上是“过去了”。母子连心,血脉有灵。我坚信,这种感应定是准确无误的。另外,爹是个强人,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只要你娘不咽气儿,我是不会催你们回来的。
在我流泪的时候,妻子燕儿已经穿好了衣服。她是医生,生老病死的事儿,比我经历得多,所以,关键时刻,显得比我镇静和有章法。穿完衣服,她过来推了我一把:“干什么哪?还不赶紧给老三老四打电话!”
燕儿这一提醒,我才知道,我眼下不应该只是流泪。虽然是后半夜了,我还是拨通了二弟、小弟的电话,向他们通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并作了三项指示:一、迅速向单位领导请假;二、备足现金;三、明早8 点前到车站集结。
我相信我的命令会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因为他们不仅是我的亲兄弟,还是我这个步兵第28团政委的兵。二弟在团后勤处当助理员;小弟刚当兵时也在28团,后来调到了师演出队,去年刚转的志愿兵。更重要的,是我造成了他们命运的重大转折。
二
那年秋天,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了趟老家柳条庄。当时我的职务是步兵第28团一营二连司务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算是最小最小的官儿,不仅级别低,那个称谓也不怎么体面。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有这样的顺口溜儿:当官儿不当司务长,站岗不站二班岗。然而这么小的不值一提的官儿,这次回老家却遇到了一个重大问题:爹让我把二弟带走。原因是,二弟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不安心务农,整天在家里穷耗。按爹十分形象的说法是,官不官,民不民,商不商,农不农,整个儿一个“四不像”。再就是,二弟到年底就满20岁了,到目前为止,一个上门提亲的也没有,照这样下去,闹不好就给老白家断香火了。爹的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在柳条庄,像二弟这个岁数的人,大部分都订了亲,有的已经成了家,甚至有了孩子。如果二弟真成不了一家子人,这对爹将是一辈子最大的心病。
那一年,我家的景况还是很穷。爹帮别人家砸夯摔折了腿,留下明显的残疾。娘打年轻就不结实,一年到头让药养着。23岁的大弟结婚后分家另过,日子也就是将就个温饱。家里除了20岁的二弟,还有11岁的小弟,可我那有点儿残疾的爹虚岁都快60了。人家说我们家是:老的老,小的小,正当年的干不了。
我很替爹为难:“家里正是用人的时候,老三一走,不还是累你吗?”
爹朝我摆摆手,满脸无奈:“快让他走,走得远远的。”
娘在一边接过来说:“爷儿俩犯相,死对头,一句话也说不到一块儿。原先想,让老三成一家子人,家一分,眼不见,心不乱。可是,唉。”
背着爹娘,我跟二弟谈了谈,他张口就说:“大哥,只要让我离开柳条庄,离开这个家,到哪儿去都行,下地狱也不后悔。”我理解爹和二弟,也理解这个家。但问题是,我一个小小的司务长,能不能让二弟顺顺当当地当上这个兵?到了部队,二弟能不能弄个饭碗端?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很要命的事儿。
刚吃过晚饭,叔也过来了,一进门就跟我说:“老大,回来接老三来啦?”这说明,二弟的问题已经成了家里的热门话题,同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爹和叔年轻的时候,据说关系并不太好。叔早些年在村里当干部,日子比我家过得活泛些,我们家孩子多,日子紧巴,叔怕沾上包儿,就想法儿躲得远一些。两家就住前后院,但没什么大事小情儿,叔轻易不过来一趟。直到叔的村干部职务被撤销,我们两家的关系才逐渐走近。这些年,叔每天都要到爹院里来一趟,白天没空,黑下也要补上。叔骂我们哥儿几个,就像骂他们家儿子差不多,这一点,我懂事之后,才知道感激。
叔坐下,没等任何人让,就在柜上顺了一支烟,点着了,把火柴盒往炕上一扔,对我说:“老大,你快把老三接走吧。不然,非把你爹愁死不行。”爹倚着铺盖卷儿挪了挪上半身说:“我这当爹的没本事,你底下这几个兄弟能不能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就看你这当老大的了。”说这话的时候,二弟也在场。他眯着眼,脸朝着墙,一声不吭。好像爹和叔的话,根本与他无关。我还没作任何表态,爹又说话了:“招兵的已到县里了,我早就给他报了名,就怕走不了哇。”叔又接过来说:“就老三这脾气,没人在身边手把壶儿地管着也不行。老大呀,你得想法弄到你的部队去。不然,当三年兵,还是回家耪大地。”叔那话说得相当轻松,好像我在部队当多大家主多大事儿,就像他在村里开的小卖部一样,想开张就开张,想上板儿就上板儿。我知道,叔这话既是替二弟说的,也是替爹说的。我正要表态,大弟进来了,一进门就说:“大哥,老三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咱爹腿脚儿不灵便,重活儿干不了。这十来口人的地,不能都扔给我一个人儿吧?”紧跟着前后脚,大弟媳也进来了,上前拽了大弟一把:“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自个儿没能耐就算了,咱不能再耽误老三的前程呀!”大弟狠剜了自己的媳妇儿一眼:“老娘儿们家,知道个屁!”听到这儿,爹坐起来了,说话变得声色俱厉:“我还没死呢,这个家,轮不到你们说话!”这话很快把大弟两口子都噎回去了。
晚上爹娘早早躺下了,谁也没话,但我知道他们谁也没睡着。我望着窗户外头朦胧的月亮,还有在窗户上来回摇晃的树影,心里乱七八糟地折腾。我当兵那年,也是爹给报的名,当时我正在海河工地上如火如荼地写大批判文章,我的工作性质是以农代干,一个月挣18元工资,还挣满年的工分。在村里,在我们那帮同学中,是很遭羡慕嫉妒恨的。可到了年底,我还没从海河工地回来,爹就给我报了名,让我去当兵。我心里很别扭,要当兵也是我的事儿,干吗没经我同意,就给我报名,这不是明摆着往外撵我吗? 记得爹那天劝我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去吧,老大。”
我说:“我现在干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去当兵?”
爹说:“古人云,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看长远些,你这个饭碗儿,端不了一辈子。”
我没回爹的话,但我实在不满意爹背着我给我报名的做法,但我心里有主意,只要我不想当这个兵,谁也拉不去,何况,村里想当兵的人打破脑袋。但谁也没承想,自打我体检合格后,带兵的就看上了我,他看了我写的大批判文章,还有我在街上刷的那一人多高的美术体字,豁了命也要把我带走,还极其诱惑地描绘了我当兵后的锦绣前程。18岁的我,开始犹豫动摇了。带兵的家访时,爹又帮我说了不少推波助澜的话,就这样,我这兵就非当不可了。
我临走的时候,爹很破费地请带兵的到家里吃了一顿。两杯酒下肚之后,我很不礼貌地对爹说:“爹,我这兵可是你逼着当的,我走了,就不回来了,一辈子不回来了!”爹却竖起大拇指说:“好,好。有种!像我!”说着,一直脖,又下去一大杯。
那天,爹喝得酩酊大醉,我却五味杂陈。
三
一大早,我带着二弟去了县武装部,那里有我的一个战友,刚从28团调过来。从那里得到的消息是,这拨兵都去南方,可能是成都军区。跟我所在的28团,不仅跨着军区,从地图上一丈量,正好吊着角,一个东北,一个西南,至少隔着五六千里路。这个跨度,足以使我这个小小的司务长捉襟见肘。我的战友领我见了带兵的“首长”,那位“首长”上衣只有两个兜儿,见了我很正规地打了个敬礼。那一下,我立马感到自己是个官儿了。他反复端详了一下二弟,例行公事般问了一些不疼不痒的情况,然后笑着对我说:“放心吧,首长。只要身体合格,我肯定带走。”中午,我请带兵的几位“首长”在县城最豪华的饭馆吃了一桌饭。席间,我以没有酒量的酒量跟他们豪饮疯喝,直到他们一个个都朝我拍胸脯。
以后的事儿发展也很顺利,直到定兵,我才归队。
那天晚上,全家兴奋,我跟爹小酌几杯。我们喝的是散酒,用碗喝的。桌上有俩菜,一个是油炸花生米,一个是水煮花生米。爹喝得很冲,两大口下去,脸就红得像猪肝了:“都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我俩儿子都当兵了,该怎么光荣呢?”娘接过来对爹说:“这下好了,老三这一走,你那见天像刮黑风似的老脸,也该舒坦些了。”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大,当初你当兵,也是让我给逼走的。没承想,我这一逼,就逼出来了个大军官。”
爹还真会抬举他儿子,把我一个小司务长夸成大军官,我听着,心里不那么自在,但没接话茬儿。
二弟一杯酒也没喝,跟我当年一样,马上就穿军装了,一点儿也没有激动的表示。但我发现他老拿另外一种眼神看我,那眼神怯怯的、隐隐的,让我费解。我回屋收拾东西的时候,他终于逮住了机会:“大哥,你得想办法,把我调到你的部队去。要不,到了四川,谁管我?”
我一听,立马急了:“你看你那点儿出息,我从一个小兵干到司务长,靠谁了?不都是靠自己吗?”
二弟低下了头,但嘴里还在嘟囔:“现在可不是那个年头儿了……”
我拿眼睛瞪着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还没当兵的二弟,比我这当司务长的大哥世故多了。
四
我率领燕儿、二弟、二弟媳、小弟们回到家,娘早已躺在了灵床上。
尽管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尽管娘病病殃殃地在炕上躺了好多年,但我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揭开盖在娘脸上的烧纸,我的手开始颤抖。娘太瘦了,病魔折磨得她已经脱了人形,让人惨不忍睹而又毛骨悚然。我们依次跪倒在娘的灵前,开始号啕大哭。刚张嘴的时候,我愣是哭不出眼泪,我想大概是昨天晚上哭干了,实际上不光是昨天晚上,一路上,我一直在哭。尤其看到窗外有坟地的时候,泪水就会无声地涌动,婆婆娑娑,滔滔不止。我是老大,又率领着弟弟、弟妹们,我应该比他们表现得更理智一些,可我做不到,我控制不住。一路上,燕儿不停地给我递纸巾。
管事儿的过来劝我的时候,我的泪水却冲出来了,又是婆婆娑娑,滔滔不止,一发不可收。管事儿的拉了几个来回,我还是沉浸在无限悲痛中不能自拔。最后,大弟过来拉我说:“大哥,别哭了,咱们商量商量咱娘的后事儿吧。”我才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问大弟:“咱娘临走的时候叫我没有?”
大弟说:“没有。”
我不解,为什么娘在弥留之际,不叫我的小名儿?我是她的长子,我跟病病殃殃的她最亲。上次探亲临走时,我还给她剪过指甲,梳过头。屋里没人的时候,我久久地攥着她的手。娘的手很瘦,没有肉,除了皮,就是筋,而且冰凉冰凉的,没什么温度。
归队的时候,我记得娘对我说:“老大呀,说不定,你再回来,就见不着娘了。”病病殃殃的娘,我每回回来几乎都说这话,我没往心里去。我认为,娘虽然身体不结实,但她才70挂零儿,会一直病病殃殃地活下去。再有,我这个岁数的人,不能没娘。出门在外,进家有娘,这是福分。
没承想,一言成谶。我真的没娘了。
大弟媳抹干眼泪,接过来说:“咱娘算是有福,说不行就不行了,一点儿罪也没受。”
大弟媳这么一说,我心里反倒更加难受起来。我的亲娘这辈子把别人受过的没受的罪,都受了一遭。走的时候,病魔没再折磨她,就像油灯那样,点着点着,没油了,忽闪两下,就自然地灭了。可让我们心里备受折磨的是,她养了四个儿子,临走的时候,却有三个没在身边。这太不公道,太不公道了!尤其我这个做长子的,没亲眼看着自己的亲娘离开这个世界,这将是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想到这儿,我又抽噎起来,接着又放声大哭。
叔过来说:“老大,你心里别那么难受。你对得起你娘,没有你,你娘能活这么多年吗?”
又很痛快淋漓地宣泄了一阵,我终于能控制自己了。管事儿的把我叫到西屋,紧接着,爹、叔、舅、大弟、二弟、小弟也跟进来了。 叔首先说:“这不,你们哥儿几个都回来了,你娘这辈子把你们拉扯大,也不容易。你们商量商量,看看你娘这事儿该怎么办。”
大弟说:“本来上边都让烧,抓得很紧。偷着埋的,只要有人举报,就扒出来拉走火化。”
还没等大弟说完,舅就把话接过来了:“你们哥儿几个家里外头都混得人五人六的,怎么也得让你娘入土为安吧?”
大弟说:“舅,你放心吧。民政局那边儿,我都打点好了,咱想办多大就办多大。”大弟这话我信,这些年,他买卖做得还算景气,常跟县里各科局的头头脑脑们吃吃喝喝。听说,有的还拜了把兄弟。办这点儿事儿,应该不在话下。问题是,我们哥儿四个,有仨在部队上,应该说,混得还算不错。尤其我是个上校团政委,如果为老娘的丧事儿大操大办,大出风头,影响好吗?这个顾虑,我还是有的。
我问叔:“叔,你的意见呢?”
叔说:“你们哥儿几个商量吧。这不,你舅也在这儿呢,也让他拿拿意见。”
我问舅:“你说呢?舅。”
舅说:“作为亲娘舅,我要求不高。反正你们得说得过去,得对得起你们的亲娘。”
我问大弟:“你的意见呢?”
大弟毫不犹豫地说:“我主张大办,反正在柳条庄,不能让谁家比下去。我们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我最后问爹:“爹,你认为呢?”
爹说:“人死如灯灭,一死万事休。你娘活着的时候,你们孝顺了。打发了,这比什么都好。人都死了,还花那些钱,摆那个阔场有什么用?”
舅说:“姐夫,你这话也对也不对,我姐这辈子没少为你们老白家操心受累。她那身病就是没坐满月子,下地推磨落下的。我大姐没活到寿终正寝的岁数就走了。孩子们有这个孝心,有什么不可以的?”
大弟说:“咱舅说得有道理,就按村里的最高规格办。坟里垒双层的砖套,把老白家的亲戚朋友都请来。戏子喇叭,吹的唱的,全套人马都搬来,不就花个万把块钱嘛。”
我感到像在团里开常委会,等大家发表完意见,该我这个当书记的表态了:“钱不钱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这样在村里影响好不好。人家偷着埋,咱这么大张旗鼓地折腾,这是不是太张扬了?这可不是咱老白家的传统。”
大弟马上冲我来了:“大哥,你是不是怕影响你当官啊?反正又不是你出面,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咱白家人该在村里露脸的时候,决不能含糊!”
爹对着大弟说:“露脸,露什么脸?露给谁看?你娘都死了,她看得见吗?露给我看,我才不要呢!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少让我生点儿气。我死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舅把话接过来了:“姐夫,我又该挑你的理儿了。你们白家不想露脸,俺们娘家人还想露脸呢。这你也知道,俺们老张家在村里,也是有头儿有脸儿的大户人家。红白喜事,从来没让人比下去过。”
爹有些激动地说:“有张面也委屈你们老张家一回吧,谁让你姐嫁错了人呢。就这么定了。这不,儿女们都全了,明儿就出殡!”
舅在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把手里的杯子“啪”一声摔到了地上:“没那么简单,这殡我让你出不成!”说着就往外走。
叔上去拦住了舅:“哎,老弟,你别生气。我哥说话就这样。这么多年的亲戚了,姐夫小舅子,你们还不了解?你消消气儿。我嫂子不在了,可咱这亲戚还得走呀。你放心,有我在,就一定能把我嫂子发送好。”
舅回过头来对爹说:“我姐那寿衣,布料儿太差,有一件布里儿还是旧的,本来我想挑了。既然这样了,我就把话说在前头,换不了布料儿,别想入殓!”
叔忙说:“这都是小事儿,我这就打发人去换。”
大弟过来跟我说:“大哥,你就听我的吧,咱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儿。”
我觉得此时我自己的声音很微弱,这跟在团里开常委会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我在团里是党委书记,关键的时候一锤定音。在这里,有爹,有叔,有舅,还有这个财大气粗的大弟,我自己狗屁不是。我忽然觉得心里很委屈,好在眼下我有发泄的地方,我对着娘的灵床又大哭起来。
五
我接到了二弟到部队以后的第一封信,地点是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小镇。我查了一下地图,那地方跟云南交界。我连夜给二弟回了信,写了8页,约4000多字,相当一篇短篇小说了。我在信中以老兵和大哥的双重身份,给他提了10条要求:1.要加强政治学习;2.要刻苦训练;3.要做好小勤工作;4.要尊重领导;5.要和战友搞好团结;6.要认真学习文化;7.要培养过硬的军人作风;8.遇事要学会忍让;9.要迅速改变农民的不良习气;10.要主动向组织靠拢。
我认为这10条要求对二弟来说会十分受用,会促使他迅速完成一个农民到军人的转变。因为,我当初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过,我没有一个当老兵的大哥,没有人这样有板有眼苦口婆心地谆谆教导我。如果当初有一个当老兵的大哥能时不时地敲打我、修正我,也许,我比现在混得更像个人样儿。
之后,二弟每周一封信,我是每封必回,而且基本上不少于5页,不少于5条要求。我在灯下十分投入地写信,跟我同宿舍的上士,以为我在写情书,总是以各种理由和借口瞄两眼。我索性让他看。上士看过之后,咂了咂嘴,说:“我真羡慕你弟弟。”
我在司务长的位置上固若金汤地干了三年。说实话,对这连生豆芽、磨豆腐,甚至劁猪技术都要亲自掌握的苦差事,我真是干得够够的了。同时,我也时时地想,将来要能拉二弟一把,这个小小的职务,是远远力不从心爱莫能助的。也就是说,为了我的哥们儿弟兄,我也要不遗余力地往上拱。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偏爱语文,作文常被作为范文贴出来展览。当兵前,又在公社海河指挥部写了近一年的大批判文章,笔头子练得像那么回事儿了。当了兵也往报社投了一些稿,尽管屡投不中,但仍痴心不改矢志不渝。另外写个总结报告什么的,感觉也不比机关那些秀才们差。所以总觉得当司务长有些大材小用,心里憋屈。 我有个五服之内的姑在北京一家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我到她那儿去玩,看了一些叶挺将军的资料,觉得很感兴趣,就把有关材料复印了下来。回到连队,连夜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革命回忆录《叶挺心中的党》。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竟一字未改地发表在了《人民日报》第5版的头条位置。这就是说,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天爷呀!后来《新华文摘》还作了转载。这突然取得的重大胜利,足以使我连续昏倒好几个来回。同时,我有强烈的预感,这篇重量级的文章,一定会给我带来命运的重大转折。
果然,团政治处主任下来考察我,准备把我调到宣传股,当新闻干事。可还没等上任,师宣传科长也找上门来了。一见面就对我说:“写这么大块的文章,真没想到是个小小的司务长。”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到他对小小司务长的职务,有多么的不屑。结果,我调到了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副连职干事。报到一个月,命令就下了。我知道,调机关要先工作,考察3个月,才正式下命令。大概因为我那篇重量级的文章,这个惯例给打破了。
报到的当天,我就急着给二弟写信。那时候,二弟已经满两年兵了,可组织问题还没解决,我不知道他这几年是怎么向组织“靠拢”的?至于上院校、提干,更没什么说法,我很为他着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写信,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要求、作指示。后来,他兵当老了,我手也懒了,书信往来不再那么频繁,但对他无形的牵挂,始终没有间歇过。
到了师机关,见的大官多了,眼界也开阔多了。想想,那小小司务长婆婆妈妈的,真他妈不是人干的差事,能逃出来真是万幸。在机关混熟了,也认识了一些老乡,其中军务科的牛参谋,跟我是一个车皮从老家李县拉来的。他比我早两年提干,刚调了正连。在我们这批兵中,他是进步最快的。再加上他在军务科管内勤,像兵员调动、学司机、转志愿兵等等,都属于他管。因为手里有实权,老乡们都像“朵朵葵花向太阳”似的围着他。一个县的老乡,又都在师机关工作,本来我们应该成为很好的朋友,但事实上却没做到。我总觉得他姓牛算是姓着了,整天牛皮烘烘的,跟我不对路子。比如,一起上街,他总喜欢当着我的面训那些军容不整的兵。还有,在部队集会的时候,他太张扬。再有,老乡一起喝酒的时候,他指手画脚,喝三吆六儿,特霸道。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
但有一件要命的事儿,迫使我不得不放下架子来求牛参谋了。二弟来信说,年底连队决定让他退伍。也就是在同一天,爹也来信了,让我赶紧想办法把二弟留住。言外之意是,如果二弟这么空着手回了家,他就跟我有算不清的账。我犹豫了一下,拿着两封信去找牛参谋,让他帮忙把二弟调过来。他倒是没有为难我,只是很随便地说:“为什么不早跟我说?”这会儿,我所有的清高和傲气都没有了,态度软得不能再软地说:“我没承想这么快就让他复员。”他拿出了一张纸,不知用什么公式算了算,得出了二弟所在部队的番号,然后把笔往桌上一摔:“你那边有人吗?”我摇摇头,说:“没有。”他说:“跨大区调动,必须是军以上单位才有权力办手续。这边的手续我可以开出来,可对方不放人,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想了一下,说:“哦,得需要里应外合。”他拍了我一下,说:“对。秀才。”
牛参谋虽然答应给我帮忙,但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调到师机关才一年半载,往上顶多能认识军机关对口的人,成都方面哪来的关系?左右为难了一阵儿,忽然想起我们科长是四川人,跟我个人关系也不错。对!碰到难题找领导。吃过晚饭,我在大院里心烦意乱地溜达。等到七点半,"新闻联播"过后,我开始往家属院走。走到半路,我又想起来:求科长办事儿,这么空着手进家,合适吗?我调到宣传科,没给科长上过一根烟,也在科里站住了脚,那是因为我有那篇重量级的稿子。现在,我是去求人,而且是私事儿,拿点儿东西,也是应当应分的。想到这儿,我又退了回来。师里的服务社早就关了门,我跑到街上,见一家小卖部还开着门,像见了救星似的扑了上去。也没问价,吃的喝的,拾掇了一兜子,自认为很拿得出手了,才罢休。
一进门,科长就笑着说:“哟,你这大秀才,也搞这么俗的东西。”我说:“我调来一年多了,也没正经到家里坐过。今天有空,过来看看。”科长又笑了一下说:“我的大秀才,你别跟我弯弯绕了。有什么事儿,说!”我知道,我的伪装很小儿科,很快被火眼金睛的科长识破了,于是,赶紧从实招来。科长听后,说:“这回你算找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哥们儿在成都军区机关当处长。”说着,就去翻电话号码,接着就挂长途。在师里要外区很不容易,要通过好几道工序才能转到。好在科长跟总机的丫头们都熟,电话很顺利地接通了。对方答应得很痛快,说,一是先保证别退伍,再就是商调函一到,就放人。
电话里的内容很令我欢欣鼓舞,我想说些感激的话,可找不准哪一句更准确。我正犹豫着,科长站起来说:“不留你了,我还要上师长家去一趟。”
我跟着科长出了家属院, 一路低着头傻走。直到跟科长分手,也没想起来该说句什么感激的话。
六
经过反复商量和多方征求意见,最后作出决定:娘的后事,既不大办,也不小办,中办。按柳条庄的规矩,大办是放七天再出殡,请所有的亲戚朋友;中办是放五天,只请亲戚,不请朋友;小办是放三天,当家伙族料理,外人一律不请。娘是半夜里走的,到天亮算一天。也就是说,我们到家的时候,就算第二天了。再过三天,才能出殡。在这几天里,我们做儿女的要天天守孝,夜夜守灵。同时还要按照柳条庄不成文的丧葬礼仪细则,一丝不苟地完成各种身体力行的表演科目。
我是柳条庄长大的,基本上熟悉这套规矩。可燕儿是在军营里长大的,她的父母还健在,没有经历过这一类的事体。生活中,燕儿是一个没有形式概念的人,什么事儿都大大咧咧,有一搭无一搭的。因为娘走得匆忙,我们往回赶得也匆忙,我没来得及给她传授某些礼仪要求及动作要领,我担心她在关键的时候会掉链子。燕儿是长媳,某些动作不到位,人家不会说你是水平问题,会很自然地上升到态度问题,即对老太太的感情问题。娘活着的时候,燕儿对老人不错,每次回来都要给娘梳头洗脚擦身子。可这些,外人看不见,光靠娘一个人往外传播,听众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而现在所有的礼仪科目,都是现场直播,没有预演,而且周围都是善于挑剔的观众。 燕儿毕竟是燕儿,她有很好的悟性。就像她当年在卫教队学静脉冲刺一样,别人都反复在自己身上试,考试的时候还是不过关,她上来就是一针见血。现在也是一样,不管有多大难度的动作,她在旁边看一下,就会做了。比如,女子叩头,是很讲究要领的,先迈哪条腿,腰弯到什么程度,手在什么地方合拢,动作是很细腻而规范的。做好了,会很好看;做不好,会很别扭,外人会发笑。燕儿当新兵的时候搞过表演,她叩头的动作,稍稍带有表演意味儿。这一点儿,只有我看出来了,我很为她骄傲。尽管这样,我还是把女管事儿的叫到了一边儿,让她调教并关照一下燕儿,以免关键时候出现纰漏。她是长媳,是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不经意间,燕儿还是让人挑了毛病,我是从大弟媳的小声嘀咕中听到的。燕儿去厕所解手,因为厕所在街上,她顺手把头上的孝布拽下来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让大弟媳给逮住了,回来就跟屋里的人说了。尽管声音不大,我还是听见了。我找个机会凑到燕儿跟前,提醒她,注意类似的细节问题。礼仪上规定,在死者出殡之前,孝男孝女是不能随便往下摘孝布的,包括晚上睡觉也要戴着。燕儿听了我的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我太难为我亲爱的燕儿了。
晚上守灵,按管事儿的安排,我和燕儿排后半夜。一整天的时间,泪水差不多哭干了,悲伤转化为平静。我和燕儿坐得很近,趁别人都睡着了,我赶紧跟燕儿说些知心话。尽管燕儿是娘的儿媳,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在她们几个妯娌中,只有燕儿出身高贵,身体不经熬。我紧紧攥住燕儿的手,内心充满了感激。同时也在暗示她,我们是任重而道远,要坚持住。我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二弟、小弟过来了,他们要求燕儿回去睡觉。燕儿不去。最后还是被小弟拉走了。在这种场合,我是没有权利让燕儿回去睡觉的。她走了,我心里就踏实了。接下来,我从心里感谢二弟和小弟。他们不仅是我的兄弟,还是我的兵,关键的时候,知道为他们的首长分忧。
第二天,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这些孝男孝女正吃饭,就听管事儿的大喊一声:“来戚啦!”
我们赶紧放下饭碗,各就各位,猫腰撅腚进入哭的状态,待还完礼之后,我睁眼一看,傻了,屋里院里站满了人,往少里说,也有三四十人,一个个都是乡镇干部的派头。吊完孝,没有一个走近遗体,更没人掀开娘脸上的烧纸看一看。管事儿的把他们往屋里让,屋里显然盛不下。人们说:“不咧,不咧。”
我率领弟弟们给他们叩头,送孝布。大弟站起来说:“谢谢各位哥们儿,谢谢啦。”
一个大概是领头儿的问:“多咱出殡?”
大弟说:“后天。”
领头儿的说:“到那天人比今儿还多,今儿有的没通知到。哎?有什么需要哥们儿帮忙的吗?有的话,言语一声儿。”
大弟说:“没有。谢谢哥们儿捧场。”
送走大弟这帮哥们儿,燕儿偷偷对我说:“看出来没有,老二有叫板的味道。”
我未置可否。
七
我很反感牛参谋那股牛劲,但自从他帮我办了二弟的调动,在公共场合我还是违心地恭维他、抬举他,极力维护他在老乡中的核心地位。他没费劲就把二弟安排到汽教连去学开车。我知道,学开车一般都是第一年或第二年的兵,第三年兵就不好安排了。看来真是现官不如现管,权力的确是个可怕的好东西。不过,为这事儿,我付出的代价是我的尊严。每当老乡在一起喝酒,不管当着多少人,牛参谋就会借着酒劲挤对我:“操,你笔杆子再牛,关键的时候还得求我吧。没我,你弟弟早回家种地了。”我只好说:“那是,那是。”我知道他是半开玩笑,但我心里是格外不舒服的。
还有一件事儿,进一步加重了我欠牛参谋的债。有一天,我正写稿子,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过来一趟。”平时他都像首长一样命令我,我不敢怠慢,放下稿子赶紧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让我把门关严并插死,看样子像有重大机密。他把一个档案袋递给我:“看看吧,你弟弟档案里的内容够齐全的。”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下意识地看了看档案袋的背面,上面有张表。顺着往下看,发现“处分”一栏里填着“1”。打开一看,里面真有张《行政警告处分决定》,原因是打架。哦,我想起来了,二弟被批准提前退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处分。
牛参谋很刺激我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挨过处分的人,还‘空中飞人’!你想想,这档案要落在别人手里,会是怎么样?”他说着,从我手里夺过那张处分决定,就要撕。我顺势把它夺过来,撒腿往外跑。
我回到宿舍,把二弟找来。他一进门,我就把那张处分决定拍在他面前,他脸变得通红,接着是刷白,嘴唇发紫,手也哆嗦起来。呆了半天,慢吞吞地说:“大哥,那事儿不怨我,我是替别人抱打不平……我走的时候,指导员说……说给我拿出来,没拿出来呀。”
我火气十足,浑身发抖,不知不觉,手就伸出去了,对准二弟的脸,“啪!”就是一巴掌。
二弟用手捂着脸,眯着眼,低着头,像个罪犯一样,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我气得肚子鼓鼓的,说话声音都在打战:“我当兵七八年了,档案里不是立功登记表,就是奖励卡片。你当兵不到三年,就挣了一张处分决定,你多露脸呀你。这么多年,我算白教育你了!”
二弟哭着哭着,“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大哥,你别生气。我以后肯定好好干,不再给你丢脸了。”
我怒气还未消:“别以为把你调过来,就入了保险箱。给你解决了调动,解决了学开车,往后我就再也不管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二弟继续哭着说:“大哥,你别生气……”
我把门一拉,指着门外说:“你给我滚出去!”
二弟刚开始没动,犹豫了一下,走了。
我把门关上,顺便狠踹了一脚。
我在副连职干事的位置上干了不到两年,因为上稿量比较大,大块文章比较多,被军区评为优秀新闻干事,荣立二等功一次,紧接着被提升到师医院二所任指导员。我下医院是科长的主谋。在机关三年才能调一职,医院离机关近,哪会儿回来都方便。还有,我都27岁了,还没对象。医院有女兵,说不定能撞上一个。 我到医院工作没多长时间,有一天,科长家属给我打电话,说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让我晚上到她家见一见。我问是谁。她说,你认识,一见面就知道了。晚上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急匆匆地赶到科长家,进门一看,我愣住了:科长家属给我介绍的对象,竟是我们所的女军医燕儿。
燕儿是前任师长家的千金,小我四岁,四医大毕业的。燕儿在医院女干部当中是最漂亮的一个,据说找对象挑得很厉害。我到医院工作后,除了工作以外,跟她没有什么私人接触。给我的感觉,她很矜持,不大张扬,没事儿的时候喜欢捧着一本书看,有时是业务方面的,有时是小说。来了生人,她一般都不抬头,最常见的礼节就是莞尔一笑,等不到露齿的程度,就收住了。她的办公桌在我的斜对面,我不经意间就会看到她一张精美的侧脸,那张侧脸被浓密的头发、弯曲的刘海所掩映着,我看到的是长长的睫毛、好看的鼻子,还有布满细腻线条的嘴唇。有的时候,她会理一下头发,还会露出白皙、圆润,仿佛很有柔韧度的耳朵。这些要素会勾勒出一幅很写实的油画或者工笔画,宁静而幽雅,矜持而灵动。说实话,每每看过之后,我都会怦然心动,浮想联翩,心旷神怡。我纳闷,这么自信和高傲的女军官,怎么能跟我扯在一起呢?
科长家属说了几句例行公事的话,就出去了,显然是给我和燕儿腾空儿。屋里剩下我们俩的时候,我开始方寸大乱,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的感觉一点儿没有了。我正琢磨着如何转变这种状态时,燕儿说话了:“是我托的科长家属,这种方式,你不介意吧?”娘呀!这等好事儿,还存在什么介意不介意,只要别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行。
那天我们敞开心扉谈得很热烈,除了家庭背景有些差别以外,共同的东西还真不少。这使我在恍恍惚惚中,进入了一种妙不可言而又难以自拔的精神境界,那感觉不是一般的好。燕儿笑着很真诚地对我说:“我无论做什么都喜欢不俗,包括今天的选择。但这种方式又太俗了,我简直是不可理喻。”我矜持着说:“大俗若雅,大雅若俗。除了这种方式,我还真没勇气面对。”那天等找到感觉之后,我已经妙语连珠了。我认为,那对燕儿无疑是一种征服。
那天的时间过得贼快,我不敢低头看表,也不敢冷场,怕造成燕儿要走的机会。话多了,就什么都扯。燕儿很意外地问了我一句:“你有个弟弟在汽教连?”我说:“是。”燕儿笑了一下说:“你们哥儿俩长得真像。”接着又问我:“你一共弟兄几个?”我简单地犹豫了一下,说:“三个。我是老大,下边俩弟弟。”我偷工减料般地少说了一个。我怕燕儿嫌我弟兄太多,家庭负担太重,或者笑话我的父母不计划生育。我知道燕儿是独生女,在家里最值钱。说过之后,我又后悔了。一旦燕儿跟我结了婚,家里多出个弟弟来,那叫怎么回事儿?咳,甭管它,对付过去再说。说不定燕儿大度,对多一个少一个并不计较。
八
牛参谋的家属来了,正赶上孩子过生日,通知我们去喝酒。我们几个老乡商量了一下,鉴于牛参谋的核心地位,决定每人掏50块钱作为孩子的生日贺礼。以往是没这个先例的。二弟跟我们这帮战友年龄有差别,我们之间的活动,一般都没他的份儿。但这次我特意把他叫上,为的是给牛参谋多凑一个份子。当然他的份子钱也是我拿的,他一个兵,上哪儿弄50块钱去?别人的份子是当着众人的面给的,我的份子是背着人给的,因为我偷偷在数量上加了倍。那时候,最大面值的纸币是10元,100元钱捏在手里还是有一定厚度的。但我感觉,牛参谋没作任何惊讶或谦让的表示,收起来相当淡定。
那天,牛参谋又喝多了,牛劲又犯了,十分夸张地在饭桌上乱比画,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喷得满屋子都是酒气。这帮老乡差不多都求他办过事儿,不管心里舒服不舒服,表面上都像孙子一样地听着。我正暗自担心,牛参谋还是把矛头指向我了:“你不就会写篇臭文章吗?那东西能当吃还是当喝?我又不想当典型,用不着你吹。可你离了我行吗?你弟弟下一步转志愿兵离了我行吗?操!”
我连忙说:“那是,离不了。以后求你的地方多着呢。来!喝酒,喝酒。我们哥儿俩共同敬你一杯。”
牛参谋很霸气地把手一挥:“一个一个地来!”
我说:“那好,我先敬。”
牛参谋又把手挥了一下:“不,你喝俩,我喝一个。”
喝到这份儿上,我已经晕乎了,很爽快地干下了两大杯。喝第二杯的时候,二弟想替我,被牛参谋很武断地拦住了。
二弟是用三杯换的牛参谋一杯。
我认为牛参谋这回总该放过我们哥儿俩了,但他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酒劲儿,把二弟档案里有个处分决定的事儿,当着老乡的面说了。这件事儿大家都不知道。当时,牛参谋亲口对我说,千万别往外说,私拆档案和涂改档案内容,是要受处分的。我当时想,二傻子才往外说呢。
尽管我喝晕乎了,但听到牛参谋公布那个消息,我头发还是有些发乍,想阻止或者掩盖都来不及,况且,他也不会让我干预。我脸上十分难堪,二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天我成了醉鬼,回到宿舍吐得一塌糊涂。二弟拿来拖把为我收拾屋子。我吐过之后,清醒些了,指着二弟说:“你给我滚,我看见你就烦,你给我滚得远远儿的!”二弟站在那儿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的时候,燕儿进来了。这是燕儿第一次在我的面前见到二弟,没等我介绍,燕儿就上去握住了二弟的手:“你好,二弟。”二弟很快把手抽了回来,说了句:“我走了。”燕儿去送二弟,被我叫住了。燕儿说:“真没看出来,你好大的脾气。”说完,打了一盆水,把毛巾泡湿,在我脸上来回擦,我立马感到不是一般的舒服。燕儿坐在我床边,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把手递给我,我心领神会地攥住了。那小手很白很细,很柔软。我们进入恋爱阶段以后,这是第一次有实质性的皮肤性接触。我感到很美好,很神往。我眯着眼,半天无话。
第二天,刚上班,汽教连的指导员来医院找我,说他明天要探家,准备带些自费药。他母亲常年患哮喘,光药费欠了两千多块钱。以前,我跟他并不熟,二弟到了汽教连才有些来往。二弟入党是他帮的忙,学完司机留在汽教连当教练班长,也是他费的心,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报答他。何况,下一步转志愿兵,也是由连队启动。燕儿有处方权,但只能开三天的药,她找司药要了一些。我觉得还是不太多,就去找院长。院长很痛快,我调到医院以来,还从来没求过他。 就在这天晚上,我接到爹打来的长途,让我务必赶回家一趟。我问,什么事儿?爹说,还能有什么事儿,小四儿当兵的事儿呗。并说,你快回来吧,如果不当兵,这孩子就成匪类啦。
爹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最高指示。另外,我还听说,今年我们师还真有在老家一带招兵的任务。带兵的当中也有我的朋友,估计这次要比办二弟的事容易些。
我跟燕儿说了要回家的事儿。跟燕儿有了这层关系之后,还是第一次分开。尽管时间不会很长,还是觉得有些难舍难分。燕儿说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我有些犹豫。燕儿赶紧说:“我逗你玩儿呢,你倒当真了。”我说:“我会带你回老家看看的,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燕儿问我:“能不能告诉我,这次回老家的真实目的。”我顺嘴说道:“办我弟弟当兵的事儿。”燕儿警惕地反问我:“你家里的弟弟不都有两个孩子了吗?还当兵?”我忘了,当初我向燕儿隐瞒了一个弟弟。我不知道,现在该作何解释,我的脸火烧云般地烫起来。聪明的燕儿完全明白了,问我:“告诉我,为什么要向我隐瞒一个弟弟,这与我接纳你有什么关系?”我的脸继续发烧,说不成话。
九
在娘的尸体停放的第三、第四天里,又有大弟的几帮哥们儿来吊孝。每一拨都有十来个人,多的有几十个人。走的时候都跟大弟约定,出殡的时候过来助威。大弟都欣然接受。
二弟和小弟都有些坐不住,找我来商量。既然说是“中办”,只动亲戚,不动朋友,为什么二哥要大张旗鼓兴师动众?要动,谁没朋友?秦桧那么操蛋,还有几个相好的呢。既然动,就都动。不然,到出殡的那一天,呼啦啦都是他的朋友,好像娘的殡是他一个人给出的似的。二弟跟我说:“大哥,我和老四还好说,你这老大哥往哪儿摆?好像你白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一点儿张面儿也没有。”
要说张面儿,在老家虽然我比不上大弟,但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我现在是县太爷一级的干部,跟县里的头头脑脑,有过一些接触.我还有一些战友转业到县城工作,还有我的一些同学,也有当科局长的,要打个电话,会有一些人过来捧场。但我不想惊扰他们。现在提倡丧事从简,推行火葬,我作为一个上校军官,却在老家顶风作案,这像什么样子?何况,白家的人一向为人低调,我不能破这个例,更不能欠太多的人情债。
经过和燕儿商量,她也同意我的观点,决定不通知任何朋友。同时,我也告诉二弟和小弟,按我的指示办。我又跟大弟商量,出殡那天尽量少动用些人,别让乡亲们看着咱太张扬。爹也这样跟大弟说了。大弟当时不表态,考虑了一会儿,说:“尽量让他们少来些人吧。不过,他们愣来,我也没办法。我们这帮哥们儿,谁家有事儿都这样。”
就在出殡的头天晚上,我的几位战友来了,领头儿的是当年的牛参谋,他现在在人事局当副局长,当年他是在军务科副科长的职务上转业的。按他的话说是把部队给炒了。吊完孝,牛局长埋怨我:“秀才,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一声儿?走了老人,战友们来送殡是理所当然的事儿。”那口气,跟当年当军务参谋和副科长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他一再表示,出殡的时候通知大伙儿都来。我一再说:“求求你们了,一个也不要来,谁来谁就是成心害我,我今天把话说到家了。你们来了,咱们的战友关系,也就了断了。”
牛局长说:“你要不让我们来,那我们的战友关系,可就真断了。”
我没再说什么,送战友们出了院,临分手的时候,一再叮嘱牛局长,出殡那天,谁也不要来了。还有,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牛局长未置可否。二弟也出来送,牛局长瞅了二弟一眼,道:“好好劝劝你哥,别太假马列了。”说完,带着人上车走了。
我回来的时候,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团长的号,他问我老人怎么样了?我说,已经去世了。他说,团里派人去一趟吧。我撒谎说,已经出完殡了,不要来人了。团长安慰我节哀顺变,然后,把电话挂了。
我放下手机,见大弟也跑到没人的地方打手机,据我猜测,还是在勾人。
二弟过来偷偷对我说:“大哥,明天,我看咱得来个斗智斗勇了。不然,都让我二哥给晾了。”
我说:“哥们儿弟兄,有那么严重吗?”
二弟说:“绝对有。”接着他对着我的耳朵出了一个斗智斗勇的点子。听了之后,我有些担心。二弟说:“没你的事儿,我让爹跟管事儿的说。”二弟说完出去了一会儿,很快回来了,跟我说,爹同意了。
快吃中午饭的时候,送殡的都来了。有两支队伍最耀武扬威,一支是舅率领的娘家人,八八六十四,不含主家陪客的,就得安排八桌。看来这亲戚真是走到头儿了,吃一顿赚一顿。另一支队伍就是大弟的狐朋狗友,有百十来人,拉了一拖拉机的花圈,还有黑布帐子(老家一带丧葬礼品)。这些东西,在街上摆了半里地长。吹鼓手们提前酒足饭饱,各就各位,老调开始重弹,吸引了一大帮看热闹的人。娘的棺材用画有各种美丽图案的蓬布罩着,纸糊的童男童女们面无表情地戳在棺材前头,这些硬件设施早超过了“中办”的规格。
老家一带办丧事有孝子“看饭”的礼节。孝子贤孙们在吹鼓手的引导下,手持丧棒到前来送殡的客桌上看客人吃饭。进门二话不说先叩头,人家让走才能走。一路上,二弟一再提醒我:大哥,慢,再慢,踩着点儿走。我知道这是二弟的阴谋之一。等我们完成“看饭”任务才磨蹭着吃饭。这工夫,都快一点了。不一会儿,管事儿的招呼,准备出殡。
娘的棺材在大街上就位,看热闹的人紧贴墙根儿站满大街。我们孝男孝女跪在棺材前面低头大哭。管事儿的开始大喊:“行大礼了!”
按序列首先行大礼的是舅率领的娘家人。棺材前,摆上了他们献给娘的供品。他们叩完头,在管事儿的指挥下,我们一一还礼。娘家人多,大礼的行进速度很慢。接下来是我的姑家、姨家、姨姥姥家、姑奶奶家以及其他亲戚们行大礼。亲戚们行完,该是朋友们了,具体地说,就是大弟的狐朋狗友们了。我见大弟抬起头来开始朝行大礼的方向张望。也就在这个时候,管事儿的大喝一声:“起棺!”大弟的狐朋狗友们有些骚乱,有的甚至提抗议。但这时娘的棺材已经被壮劳力们吆喝着抬了起来,并在吹鼓手的引导下,向着墓地运行。 行大礼是客人最露脸的一个环节,因为向死者敬献什么供品,要当众展示,这可以说是出殡过程中的一个高潮。供品中有摆食品的,有摆水果的,也有直接摆钱的。大弟的狐朋狗友们都是摆的钱,本来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哥们儿义气与经济实力,结果因为二弟“取消朋友行大礼,提前起棺”的坏点子,把他们展示的权利给剥夺了。这使大弟的那些狐朋狗友们很伤面子。真正够哥们儿的,心里骂几句,把钱放下走人了。不够哥们儿的,干脆把钱卷走了。
出完殡回来,按规矩,我们这些孝子贤孙们应该进门给爹磕头。娘去世之后,虽然没见爹当着我们的面掉过泪,但他明显憔悴了很多。我们给他磕头的时候,他坐在炕沿上,面朝着墙,看也不看我们。我知道,爹的心情是相当难过的。按规矩,他不去坟上送娘,但他知道,娘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一定痛快淋漓地放纵了自己的感情。虽然爹娘这辈子没少红脸拌嘴,日子过得磕磕绊绊,庸庸碌碌,但他们毕竟做了几十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我们依次给爹磕完头,我竟没见大弟。
有人说,大弟去找管事儿的算账去了。
娘的殡出得有些说道,其中还有个说道,发生在燕儿身上。
按风俗,女的送殡都是坐马车。出嫁五服的闺女、侄女、孙女们是婆家派车,没出嫁的搭别人的车;儿媳妇儿、侄媳妇儿、孙子媳妇儿是娘家派车。大弟媳、二弟媳的娘家都在当地,而唯独燕儿娘家在外地,无法享受专车待遇,经人协商,打算让燕儿跟大弟媳坐一辆车。本来说得好好的,可关键时候,大弟媳变卦了。理由是自己娘家的车不好,怕难为了燕儿。实际上,明眼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怕燕儿抢了她的戏。燕儿是长媳,按序列她的车理应排在最前面。还有,回来的时候要赛车,风俗上讲,谁的车跑得最快,就证明谁最孝顺,谁将来就发大财,走红运。
小弟看出了大弟媳的用心,就从村里找了一辆马车给燕儿做专车。出完殡,大弟媳第一个跳上马车,让赶车的快马加鞭,冲在最前头。燕儿上车的时候,大弟媳的车早跑远了。燕儿刚当兵的时候在内蒙古边防部队待过,有一套使唤马的技术。她从赶车人手里夺过鞭子,自己坐在了赶车人的位置上,鞭子一挥,嘴里喊着:“嘚儿!驾!”三匹高头大马狂奔起来,马车后面扬起一股尘烟,燕儿的车很快超过了大弟媳的车。大弟媳也在“驾!驾!”地叫着,但前面只见尘烟,却见不到燕儿的车了。
十
生小弟那年,爹就快50了。那正是家里穷的叮当响的日子,上中学的我,放学回到家,见娘又给我添了一个小弟,赌气连饭也不吃了。这么多哥们儿弟兄,像小羊羔子似的,一个挨着一个,将来娶媳妇儿肯定成问题。这就是我不喜欢小弟并在燕儿面前隐瞒他的一个原因。
小弟在初三上蹲了两年,还是没有考上高中。家里添了一个半大劳动力,大弟自然高兴,秋上正忙的时候,他就出去跑买卖了。收完秋,小弟也跟村里的人去了趟东北,在一家个体公司里干了两个多月。因为把人家的机器给捣鼓坏了,工钱一分没挣着,还被老板炒了鱿鱼。小弟回到家无所事事,不知哪一天起,跟村里吹鼓班子的成员们混在了一起。小弟上学各科成绩都很稀松,学吹喇叭却格外有灵气。没多长时间,不管是下葬的曲儿,还是上轿的调儿,就摸着些板眼了。于是,身上镚子儿皆无的小弟,张开嘴跟爹要钱买喇叭。爹一来手上的钱不富余,二来压根儿就不想让他加入那个班子。因为那个班子的成员,不是瘸子,就是瞎子,领头儿的是个只有半人高的老光棍。可想而知,一个四肢健全的小伙子加入这样的队伍,村里的人会怎么看,光景又是如何?
小弟给我写了信,说毕了业没事儿干,想学吹唢呐,将来为自己找条出路。说这些的目的,是跟我要60块钱。我一看,当时还挺高兴,我们家能出一个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吹鼓手,不也是很露脸的事吗?我马上跑到邮局给他寄了100块钱,并在汇款单的折口处写了一句话:余款买些音乐理论书籍。
我这次回到家,爹有些不好意思,一再跟我说:“小四儿要是往人上走,就不让他当兵了。”我认为爹说得严重了。学吹唢呐,怎么就是不往人上走了呢?爹说:“这不,外边正有一家办丧事儿,你去看看那帮子人。”爹叹了口气,说:“咳,这样下去,就成了废物点心啦。” 爹的表情,与当年打发二弟当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娘却与爹持不同观点:“就这么一个老疙瘩了,你还往外撵?”爹说:“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留在家里就是个匪类。”娘还是有话说:“这么多哥们儿兄弟,都推给老大,你也不怕把他累个好歹。”听了这话,爹叹了口气,没接话茬儿,把脸扭向一边,让我看到的是他爬满眼角的皱纹和无助的神情。
我劝爹娘不要吵了,我想办法吧。
我顺着唢呐声去看小弟他们的班子。那时,经过许多红白喜事的小弟,在那个班子里开始挑大梁了。小弟他们围着的是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茶壶、茶碗、香烟之类的东西。吹鼓手们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演奏都很投入。小弟是首席吹鼓手,他站在正中间,两只手各持一个唢呐,左右开弓,还能用鼻子吹。观众时不时地为他叫好,为他拍巴掌。见我来了,他不但没什么不好意思,张扬意识反倒更强烈起来,好像是给我作汇报表演似的。他们吹的那些调还不算难听,但绝对听不出是下葬的还是上轿的,感觉没什么质的差别。再看看班子里的那些成员,一个个摇头晃脑,挤眉弄眼,腮帮子鼓得高高的,不能说没有快感。我见那个只有半人高的老光棍,鼻涕与哈喇子顺着唢呐往下流……
看了小弟的表演,我想到的竟是,小弟到了部队可以当文艺兵。
因为我事先跟带兵的朋友通了气,小弟当兵的事办得很顺利。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次回家给自己找了很大的麻烦。村里人以为我是专门回来带兵的,跟我们家有些说道的人都找上门来了,都要求把他们家的孩子带走。现在农村青年不再把当兵看成唯一的出路,出去打工挣钱也活得不赖。但到了部队能有人管,能转志愿兵,能学技术,还是愿走当兵这条路。我一再跟人家解释我不是回来带兵的,连小弟的事儿,我也是托人办,就是到了部队也不一定能有出路。听我这么一说,有的人就退却了,但最后还剩两个家长不放过我。一个是叔,我的一个叔伯弟弟跟小弟一般大;另一个是村支书,他家的二小,高考落榜,正在家闲着。这俩人我糊弄不了。 这俩人让我十分为难,叔是亲叔,一见面就很不客气地对我说:“老大,你为不为难我不管。让你亲兄弟走,就得让你叔伯兄弟走。”
村支书虽然不是我们白家人,可对我们白家有恩。爹摔伤住院的时候,他专门安排人轮流去医院看护。时间长的,还给记工分。爹经常教导我们,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现在不应该是报恩的时候吗?再说,支书是村里的父母官,村里人大事小情都离不了,不可小看,也不敢得罪呀。
我眼下真为难死了,这么多兵,我能带走吗?即便是能带走,到了部队,我能管得过来吗?去了,管不了,当三年兵再回来,我照样还是受埋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叔跟支书在一起搭班子的时候矛盾很深,这个关系均衡不好,也够我喝一壶的。
我愁得直嘬牙花子,爹也跟着不住地叹气,叹完气,就骂小弟:“都是你小王八蛋闹的,要不是为你办当兵,你大哥也嘬不了这么多瘪子!”接着,爹又自言自语地责备自己:“咳,我这辈子人,光有能力生,没能力养;有能力养,没能力管。给老大弄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娘也叹气连声:“咳,没法子,俺老大就是操心的命。”
我想来想去,已没什么退路了。带走就带走吧,到了部队再说。但矛盾还是在自然中化解了——我的叔伯弟弟体检不合格。我找了武装部的战友。人家说,身体不合格,谁也没办法。到了部队复检的时候,照样退回来。我把情况跟叔说了,叔满脸不高兴:“一个大小伙子,能吃能喝的,哪来的病?”婶儿也说:“咳,什么也别说咧。一尺是一尺,一寸是一寸呀。”娘听见不高兴了:“他婶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咱这一寸比支书家的一尺还远吗?他身体不合格,老大有什么办法?”一见老妯娌俩要吵架,爹冲着娘吼上了:“老娘儿们家,知道个仨瓜俩枣儿,瞎掺和什么?把嘴闭煞!”叔也对婶说:“家去!跑这儿来嘚瑟什么?”
十一
小弟和二小当兵的事儿刚定下来,我准备归队,又遇到了一件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
大弟请我和小弟到他家吃饭。自大弟挑家单过,还没专门请我吃过饭。我每次回来,他们全家都凑到爹娘这边来了,赶上吃就吃,赶上喝就喝,直到我走了才回家起伙。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儿,非要专门请顿饭。
吃完饭,小弟先回去了。我正要走,有了些酒意的大弟拉住我说:“大哥,咱哥儿俩说会儿话吧。”大弟媳也说:“大哥每回探家都匆匆忙忙的,我们也没专门请你过来坐坐。”说完,给我沏了一杯茶。大弟给我点着一支烟,叹了口气说:“小四儿这一走,家里就剩下我啦。”大弟媳说:“就你没能耐呗。”我说:“家里有老人,身边总得留人,何况咱爹咱娘身体都不大好。”大弟说:“看来,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啦。”我说:“咱们各尽所能吧,也不能都靠给你。”大弟看了一会儿窗户外头,说:“我这些年也没什么出息,干什么都赔。这次去河南,又赔了个底儿掉。这年头,光在家种地只能糊口不能养家,做买卖又没资金,难哪!”我预感到大弟下一步该说什么了。果然,大弟言归正传了:“你看,我这房子也该翻盖了,哪儿来的钱?大哥,我不得不向你张嘴了。”大弟媳在一边帮腔说:“大哥这辈子就是操心的命,谁让你摊上这么些没出息的哥们儿弟兄呢。”我对大弟说:“你说得多少钱吧。”大弟说:“房子这一扒一盖,怎么也得万儿八千的吧。这样吧,大哥,我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大款。我筹借几千,你给我想办法弄两千。咱把话说在前头,不是要,是借。”大弟媳接过话说:“就是,一旦我们手头上有了,马上就还。大哥,你还不知道你兄弟的脾气,虽然兄弟之间不是外人,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张这个嘴。”两口子像唱双簧一样,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如果不借,明显是我这当大哥的不近人情了。可他们两口子知道不知道,我一个月才挣200多块钱,而且还是刚涨的工资。这些年,家里的零花钱,娘看病的钱,基本上都是我供着,再加上自己的消费,我上哪儿弄两千块钱去?我想了想说:“你们的困难我知道,但你让我一下拿出两千块钱,也太难为我了。这几年的工资,我一个子儿不花,也攒不了那么多钱。”大弟抢过来说:“你不是还有稿费吗?”我笑了一下,说:“稿费,也就值壶醋钱吧。”大弟也笑了一下,说:“那你们部队的醋可够贵的。”我说:“这样吧,我回去借借。但两千块钱,我是绝对弄不来的。”大弟媳说:“大哥,你别为难。”
我站起来要走,大弟不阴不阳地说:“你看着办吧。”那话很简练,连“大哥”俩字也免了,那声调也让我听了心里打战。
十二
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家门口,大弟迎上去的时候,车上走下来两个乡镇干部打扮的人。大弟上前握着一个人的手,说:“都出完殡了,你们还来干什么?”
那人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松开大弟的手,说:“说实话吧,我们不是来吊丧的。村里有人举报你们不但没火葬,而且还大办丧事,我们受命过来看看。”
大弟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大声骂上了:“哪个王八羔子活得这么不耐烦了?”骂完了,凑到那个人耳朵跟前说:“县民政局那边,我都打点好了,他们没跟乡里说呀?”
那人说:“没有呀。要打招呼了,我们还过来干吗?”
大弟拉着那人的胳膊往屋里让:“走,有话进屋说去。”
我也跟着说:“对,对。进屋说去。”
那人问大弟:“这是大哥吧?”
大弟说:“对。不过县官不如现管。这事儿呀,还得指望咱俩摆平。”
大弟把那人让进了屋,一进门就把门帘放下来了,显然是不想让我们进去。他们在屋里叽咕了一会儿,就出来了。看样子,事儿是让大弟给摆平了。我们哥儿几个都出来送那人。上车之后,那人探出脑袋来对大弟说:“就这么着吧。再有人找事儿,我顶着。”大弟说:“谢谢。谢谢。”
车一溜烟儿开走了,大弟对着车的背影吐了一口痰:“呸!这帮王八蛋,就他妈认钱!”
回屋,大弟眯了一会儿眼睛,说:“妈的,十有八九是那王八羔子举报的。”
爹问:“谁?”
大弟说:“东邻呗。” 我说:“咱跟他无冤无仇的,干吗要举报咱?”
大弟说:“你真是老外,有提成呗。”
我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他举报的?”
大弟说:“他是咱村的告状专业户儿。那年,他家垒墙头,无缘无故地往咱们这错过来10厘米,垒的时候我没搭理他。等他垒完了,我晚上叫了几个人,三下五除二给他推倒了。那哥儿俩骂骂咧咧上来跟我拼命,我拿着大铡刀片子往高处一站,来!不要命你就上!我死了,外头还有哥儿仨呢!那回要不是咱爹拦着,说不定得出人命。”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大弟说:“他就是欺负你们都没在家,要是咱哥儿四个齐刷刷地往那儿一站,吓死他。”
爹接过来说:“哥们儿弟兄多,不是用来吓人的。兄弟不在多少,只要和睦,外人就不敢欺负。”
大弟没听进爹的话,继续对我说:“趁着咱哥儿几个都在家,教训教训他。”
我说:“怎么个教训法儿?”
大弟说:“把咱娘坟上的花圈都弄回来,趁着天黑,都扔进他家院里去。”
我笑了一下:“你可真幼稚。”
爹指着大弟骂道:“你小子要让我多活两天,就别犯浑!”
大弟蔫了。
这些天,着实累,不仅泪水哭干了,身体也几乎散了架,我正想在炕上躺一躺的时候,大弟招呼我、二弟、小弟,到叔家去一趟。我知道,按规矩,丧事过后,做长辈的要给我们在形式上作作总结,而内容上是要跟我们哥几个算算账。至于为什么到叔家,显而易见,是为了回避那些外姓人的媳妇儿们。她们一掺和,事情就会复杂化。
按惯例,主持总结会的是村干部和家族的长辈。村干部是支书,我们家族的长辈代表是叔。
叔率先发言:“这不,你们哥儿几个都在,你娘的事儿办完了,你们哥儿几个呢,要来个亲兄弟明算账,有些事儿也就趁着这机会说道说道。”停了一下,扭过头来对支书说:“你在这儿也不是外人,他们都是你的晚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别给他们留面子。”
支书吭了吭鼻子,慢条斯理地说:“这话就客气了,眼下你们老白家人气正旺,兄弟团结,妯娌和睦。今儿作这个总结,我心里特踏实,绝对不像有的人家把老人发送完了,最后哥们儿弟兄闹得腻腻歪歪的,让我们这中间管事儿的坐蜡。”
我抢先表态:“这个您放心吧,我是老大,有事儿我兜着,绝对不让你们这些做长辈的为难。”
我感觉我说这话的时候,大弟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支书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纸,上面用毛笔写满了字,那是丧事儿的全部账单。支书清了一下嗓子,开始念:“办丧事儿烟酒吃喝共花了5680元;雇吹鼓班子花了600元;雇棺材罩、买纸人纸马等花了550元;铺棺材底花了350元;扯孝衣孝布花了820元,还有杂七杂八的开支1523元。一共是9523元。这是支出情况。收入情况是这样的:共收亲朋好友礼钱3600元。你们哥儿几个垫支的情况是这样的,老大拿了5000元;老三拿了2000元;老四拿了500元。这样结算下来,还剩1577元。这些钱,你们哥儿几个商量商量,该怎么摊吧。”
支书说完,大家都不吭声。大弟又在看我,二弟低着头,小弟用手托着下巴。
叔见我们都不说话,又开始作导向性的发言:“哥们儿弟兄,一奶同胞,为爹娘养老送终是你们的义务。你们都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这就用不着我给你们讲道理了。你们都表个态,看看这钱怎么出。”
我正想说话,二弟先表态了:“我拿个主意吧。老四还没结婚,志愿兵也是刚转的,手里没多少钱,就让他拿那500吧。剩下的,我们哥儿仨平摊。”
我问大弟:“你的意见呢?”
大弟说:“你是老大,听你的。”
我想了想,说:“我是老大,又长年不在家,对父母尽的孝道少。这钱呢,也不算多,我一个人兜了。但你们谁也不要跟你嫂子说,这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她商量。”
二弟站起来说:“娘是大伙儿的娘,为什么让大哥一个人兜?平常家里的零花钱是大哥供着,娘这些年看病的钱也主要靠大哥。二哥,咱们一分钱不掏,对得起咱娘吗?对得住大哥吗?”
大弟朝二弟摆摆手,说:“你这话,可不公道啊。我可不是一分钱没掏,咱娘做寿衣的棉花是在我那儿拿的。还有,这两天过事儿,烧的柴火也都是从我那院里弄来的。对了,这几天,我家那鸡下的鸡蛋,都搭上招待客人了。这不,支书在这儿呢。你问问,是不是?”
二弟指着大弟的鼻子说:“你一个大老板,这些话亏你说得出口。自个儿的亲娘没了,用几斤棉花,烧几根柴火,吃几个鸡蛋,也挂在嘴边上,我都替你害臊!”
大弟也站了起来:“你出去这么多年,为家里做过什么?好歹我还是你二哥呢,谁借给你的胆儿,敢指着我的鼻子说话?”
我站起来,分别推了他们一把:“都给我坐下!咱娘尸骨未寒,咱哥儿几个就打起来了。你们丢不丢人,现不现眼!”
叔也严肃地说:“你们哥儿几个,哪个穷?真要掏不起这俩钱儿,我跟你爹磕头作揖到四邻八家去借,别让你们为难!”叔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说:“你们哥儿几个和和气气地把事儿办了,这对你爹也是个安慰。你们要是吵吵闹闹的,他听见了会怎么想?”
叔的话,把支书眼睛说红了,待了一会儿,说:“哥们儿弟兄,别伤了和气,商量着来。都是为了老人,各尽各的孝心。”
我认为问题的症结都在大弟身上,自办娘的丧事儿以来,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就不大对头。比如,他极力主张大办,可过了事儿又不想掏钱。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哥儿几个他是最有经济实力的。盖了大瓦房,买了摩托车,手里拿着大哥大,腰里别着BP机。可他和他媳妇儿,见了人就哭穷,老说外面欠的都是债。他一年东跑西颠,又办企业又经商,不知道挣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我真想找个机会跟他算算账,把家长里短都倒翻一遍,但这不是个机会。一是娘刚走,再就是还当着外人,家丑不可外扬。人家一开始就给我们哥儿几个戴了“高帽”,结果我们再争斤掰两,吵吵嚷嚷,这不仅有失白家的家风,也有失我当政委的风度,有损我这当老大哥的形象。现在要把事儿压下来,尽快统一思想,争取问题的和平解决。 我问大弟:“你说应该怎么解决最合理?”
大弟想了想,说:“有个问题要说清楚。收的礼钱,大部分是我的朋友送的,那部分钱应该归我,因为是我欠的人情。人家有事儿的时候,我要还人家。”
二弟说:“别提你那些狐朋狗友了。一听说不让行大礼,卷起钱来就走了,那是真来送礼的吗?”
小弟也跟着说了一句:“那是吊孝的吗?没一个人掀开咱娘脸上的烧纸看一眼。哼!”
我对他们说:“我没问你们,少说话。”接着问大弟,“你还有别的意见吗?”
大弟低着头,说:“没、没了。”
我说:“好吧,那就按你说的办,剩下的钱我都掏了。至于用你家的棉花,烧你家的柴火,吃你家鸡蛋,活该。”
我对支书和叔说:“您们说,这样行吗?”
叔说:“只要你们哥儿几个心情舒畅就行,别心里疙疙瘩瘩的。”
支书说:“有这么个老大哥,什么事儿解决不了?到底是大军官,觉悟就是高。我解决了这么多家的事儿,没碰上这么痛快的。我看我在这儿也没用了。这些天光熬夜,也困了,我回去睡觉了。”说着,有些夸张地打了个哈欠。
叔说:“这些天,也把你熬磨坏了。明儿歇过来,再过来喝酒。”
支书走了,我们都出来送到院里。我看见,大弟媳和二弟媳都在窗台跟前……
十三
我把小弟和二小从新兵连叫到了我的宿舍,接着又把二弟叫了过来。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算后门兵,但到了部队,你们就没后门可走了。自己的前程自己奔,别指望我帮你们多大忙。我是一个小小的指导员,成不了你们的靠山。你们的靠山就是你们自己。听见了没?”
他们说:“听见了。”
二弟说:“我们哥儿几个要把关系搞好,别让大哥分心。”
我纠正二弟说:“什么哥儿几个?你们不是刘关张,不是三结义。你们是革命战友,要搞五湖四海。”
他们都不说话了,我又敲打了他们一顿,放他们回去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的工作出现了变动。医院整编,各所不再配指导员。然而我却因祸得福调回了宣传科,任命是副科长。从正连直接跨到了正营,等于连升两职,真算是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使我万万没想到。有人说是我的文章帮了忙,有人说是我未来的岳父使了劲,到最后我也没弄明白究竟沾了谁的光。我这一步走得太显山露水,在师机关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尤其跟同年兵们拉开了较大距离。我提干的时候,牛参谋就是副连了,可我都正营了,他才正连,这使他心里格外不舒服;但在表面上还是能对我作出一些恭维。比如,老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关于谁坐中间位置的问题,他不管真假,要对我作出一番谦让,有的时候还会说“请白副科长作指示”一类言不由衷的话。我呢,尽量保持低调,起码不在老乡们面前装酸。
当上副科长,我感觉大小是个官了。听着别人叫自己的职务,比“司务长”和“指导员”要顺耳得多,发号施令的机会和范围也大多了。比如,科长不在位的情况下,可以主持科里的日常工作,下部队也能跟团长政委们搅和在一起了。
这一年,我完成了婚姻大业,燕儿考验了我一年多,终于同意嫁给我了。关于在哪儿举行婚礼的问题,我们有些分歧。她主张到她的老家安徽铜陵,我主张回我老家柳条庄。最后折中了一下,哪儿也不去,就在部队举行。那时候,我已经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营职房,两口人享用还是有富余的。只可惜,我手里没什么钱,屋里的家具家电,都是燕儿的父母给添置的。那时候彩电还是稀罕东西,家属院只有少数人家有,但燕儿的爹还是托人在北京花2000多块钱,给我们买了一台日本索尼18英寸的彩电。面对洞房里琳琅满目的新摆设,我心里怪自卑的。
婚礼那天,我没通知老家的任何人。爹腿脚不好,娘一年有半年的工夫在炕上躺着,通知了他们也来不了。再说,他们手里也没钱。结婚是花钱的事儿,既然没钱,干脆就别来。但我还是有一定的虚荣心,这是我和燕儿的终身大事儿,如果家里一点儿表示也没有,会落燕儿一辈子埋怨的。我常听家属院的妻子们这样埋怨丈夫:“你说咱们结婚的时候,你爹你妈给我买什么了?”我知道燕儿是通情达理的人,但她毕竟是女人,女人是没法逃避是是非非和小心眼儿的,谁能保证她天长日久会不揭我的短儿?我煞费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太高明的主意:让老家武装部的老乡以爹的名义寄500元钱来,算是对我们结婚的表示。那年月,农村的父母能拿出500元钱,也算说得过去了。当时,我曾想让大弟完成这个任务,但一想跟我借钱的事儿,还没兑现,他肯定不会配合我,说不定还会给我几句噎人的话听。我料定他是干得出来的。
婚事儿办得还算热闹。前来参加婚礼的,有我们单位的领导、同事、老乡,燕儿的一些亲朋好友。多数人是岳父的老战友和一些老部下,掏大份子的,也主要是这些人。那天,二弟、小弟也请了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跑腿儿。另外,他俩还凑钱买了一个大花篮儿。花篮儿的缎带上写的是爹和娘的名字。据说,这是二弟的创意。那个大花篮儿很张扬地弥补了老家没来人的缺陷。
婚礼上,燕儿提出让小弟来一段唢呐独奏,我说不行,就他那水平。燕儿说,给大家助助兴,什么水平不水平?小弟取了唢呐回来,我找了个背人的地方跟他说:“一定要吹上轿的调儿,别弄成……”小弟点点头,鼓起腮帮子就吹起来。当时我担心他一不留神吹出下葬的调儿来,结果小弟却吹了一段中国唢呐名曲《百鸟朝凤》。尽管有的时候气跟不上,走调儿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吹奏完,大家还是不住地鼓掌。燕儿夸奖小弟说:“到底是科班出身。”小弟的脸一下子红透了。
那天,我无比激动,激动的主要原因是我娶了漂亮的燕儿,从此,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走到一起了。另一个原因是,那一天来的人特别多,气氛非常热烈。尽管燕儿一再阻拦,我还是喝了不少白酒。但奇怪的是,酒下到肚里像白开水一样,越喝越没感觉,要是以往早就醉了。
客人散尽之后,就快11点了。洞房里剩下了我和燕儿,燕儿把灯光调成橘红色。整个房间充满了很有性感的温馨,我知道燕儿的用意。接下来,我们准备承受幸福了。
电话铃第一声响起,我便在战栗中惊醒。打开台灯一看,石英钟指着零时十分。我不敢接电话。我知道这个时间的电话内容基本上没什么好消息。作为团政委,我怕团里出事儿;作为老大,我怕老家出事儿。等第三下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犹豫着接了电话。是大弟从老家打来的,声音跟以往有很大差距:“大哥吗?咱娘不行了……”
自大弟家安上电话,轻易不打一次,打过来基本上都有事儿,有好事儿的时候极少。娘长年生病,我每天都过得惊惊乍乍,对家里的电话既想又怕,尤其是深夜。电话一响,我发毛就乍起来。
放下电话,我把眼睛微微闭了一下,我感到,有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了。流泪的理由,是我预感到,我那苦命的亲娘已经离开了人世。大弟说的“不行了”,潜台词实际上是“过去了”。母子连心,血脉有灵。我坚信,这种感应定是准确无误的。另外,爹是个强人,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只要你娘不咽气儿,我是不会催你们回来的。
在我流泪的时候,妻子燕儿已经穿好了衣服。她是医生,生老病死的事儿,比我经历得多,所以,关键时刻,显得比我镇静和有章法。穿完衣服,她过来推了我一把:“干什么哪?还不赶紧给老三老四打电话!”
燕儿这一提醒,我才知道,我眼下不应该只是流泪。虽然是后半夜了,我还是拨通了二弟、小弟的电话,向他们通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并作了三项指示:一、迅速向单位领导请假;二、备足现金;三、明早8 点前到车站集结。
我相信我的命令会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因为他们不仅是我的亲兄弟,还是我这个步兵第28团政委的兵。二弟在团后勤处当助理员;小弟刚当兵时也在28团,后来调到了师演出队,去年刚转的志愿兵。更重要的,是我造成了他们命运的重大转折。
二
那年秋天,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了趟老家柳条庄。当时我的职务是步兵第28团一营二连司务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算是最小最小的官儿,不仅级别低,那个称谓也不怎么体面。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有这样的顺口溜儿:当官儿不当司务长,站岗不站二班岗。然而这么小的不值一提的官儿,这次回老家却遇到了一个重大问题:爹让我把二弟带走。原因是,二弟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不安心务农,整天在家里穷耗。按爹十分形象的说法是,官不官,民不民,商不商,农不农,整个儿一个“四不像”。再就是,二弟到年底就满20岁了,到目前为止,一个上门提亲的也没有,照这样下去,闹不好就给老白家断香火了。爹的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在柳条庄,像二弟这个岁数的人,大部分都订了亲,有的已经成了家,甚至有了孩子。如果二弟真成不了一家子人,这对爹将是一辈子最大的心病。
那一年,我家的景况还是很穷。爹帮别人家砸夯摔折了腿,留下明显的残疾。娘打年轻就不结实,一年到头让药养着。23岁的大弟结婚后分家另过,日子也就是将就个温饱。家里除了20岁的二弟,还有11岁的小弟,可我那有点儿残疾的爹虚岁都快60了。人家说我们家是:老的老,小的小,正当年的干不了。
我很替爹为难:“家里正是用人的时候,老三一走,不还是累你吗?”
爹朝我摆摆手,满脸无奈:“快让他走,走得远远的。”
娘在一边接过来说:“爷儿俩犯相,死对头,一句话也说不到一块儿。原先想,让老三成一家子人,家一分,眼不见,心不乱。可是,唉。”
背着爹娘,我跟二弟谈了谈,他张口就说:“大哥,只要让我离开柳条庄,离开这个家,到哪儿去都行,下地狱也不后悔。”我理解爹和二弟,也理解这个家。但问题是,我一个小小的司务长,能不能让二弟顺顺当当地当上这个兵?到了部队,二弟能不能弄个饭碗端?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很要命的事儿。
刚吃过晚饭,叔也过来了,一进门就跟我说:“老大,回来接老三来啦?”这说明,二弟的问题已经成了家里的热门话题,同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爹和叔年轻的时候,据说关系并不太好。叔早些年在村里当干部,日子比我家过得活泛些,我们家孩子多,日子紧巴,叔怕沾上包儿,就想法儿躲得远一些。两家就住前后院,但没什么大事小情儿,叔轻易不过来一趟。直到叔的村干部职务被撤销,我们两家的关系才逐渐走近。这些年,叔每天都要到爹院里来一趟,白天没空,黑下也要补上。叔骂我们哥儿几个,就像骂他们家儿子差不多,这一点,我懂事之后,才知道感激。
叔坐下,没等任何人让,就在柜上顺了一支烟,点着了,把火柴盒往炕上一扔,对我说:“老大,你快把老三接走吧。不然,非把你爹愁死不行。”爹倚着铺盖卷儿挪了挪上半身说:“我这当爹的没本事,你底下这几个兄弟能不能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就看你这当老大的了。”说这话的时候,二弟也在场。他眯着眼,脸朝着墙,一声不吭。好像爹和叔的话,根本与他无关。我还没作任何表态,爹又说话了:“招兵的已到县里了,我早就给他报了名,就怕走不了哇。”叔又接过来说:“就老三这脾气,没人在身边手把壶儿地管着也不行。老大呀,你得想法弄到你的部队去。不然,当三年兵,还是回家耪大地。”叔那话说得相当轻松,好像我在部队当多大家主多大事儿,就像他在村里开的小卖部一样,想开张就开张,想上板儿就上板儿。我知道,叔这话既是替二弟说的,也是替爹说的。我正要表态,大弟进来了,一进门就说:“大哥,老三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咱爹腿脚儿不灵便,重活儿干不了。这十来口人的地,不能都扔给我一个人儿吧?”紧跟着前后脚,大弟媳也进来了,上前拽了大弟一把:“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自个儿没能耐就算了,咱不能再耽误老三的前程呀!”大弟狠剜了自己的媳妇儿一眼:“老娘儿们家,知道个屁!”听到这儿,爹坐起来了,说话变得声色俱厉:“我还没死呢,这个家,轮不到你们说话!”这话很快把大弟两口子都噎回去了。
晚上爹娘早早躺下了,谁也没话,但我知道他们谁也没睡着。我望着窗户外头朦胧的月亮,还有在窗户上来回摇晃的树影,心里乱七八糟地折腾。我当兵那年,也是爹给报的名,当时我正在海河工地上如火如荼地写大批判文章,我的工作性质是以农代干,一个月挣18元工资,还挣满年的工分。在村里,在我们那帮同学中,是很遭羡慕嫉妒恨的。可到了年底,我还没从海河工地回来,爹就给我报了名,让我去当兵。我心里很别扭,要当兵也是我的事儿,干吗没经我同意,就给我报名,这不是明摆着往外撵我吗? 记得爹那天劝我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去吧,老大。”
我说:“我现在干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去当兵?”
爹说:“古人云,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看长远些,你这个饭碗儿,端不了一辈子。”
我没回爹的话,但我实在不满意爹背着我给我报名的做法,但我心里有主意,只要我不想当这个兵,谁也拉不去,何况,村里想当兵的人打破脑袋。但谁也没承想,自打我体检合格后,带兵的就看上了我,他看了我写的大批判文章,还有我在街上刷的那一人多高的美术体字,豁了命也要把我带走,还极其诱惑地描绘了我当兵后的锦绣前程。18岁的我,开始犹豫动摇了。带兵的家访时,爹又帮我说了不少推波助澜的话,就这样,我这兵就非当不可了。
我临走的时候,爹很破费地请带兵的到家里吃了一顿。两杯酒下肚之后,我很不礼貌地对爹说:“爹,我这兵可是你逼着当的,我走了,就不回来了,一辈子不回来了!”爹却竖起大拇指说:“好,好。有种!像我!”说着,一直脖,又下去一大杯。
那天,爹喝得酩酊大醉,我却五味杂陈。
三
一大早,我带着二弟去了县武装部,那里有我的一个战友,刚从28团调过来。从那里得到的消息是,这拨兵都去南方,可能是成都军区。跟我所在的28团,不仅跨着军区,从地图上一丈量,正好吊着角,一个东北,一个西南,至少隔着五六千里路。这个跨度,足以使我这个小小的司务长捉襟见肘。我的战友领我见了带兵的“首长”,那位“首长”上衣只有两个兜儿,见了我很正规地打了个敬礼。那一下,我立马感到自己是个官儿了。他反复端详了一下二弟,例行公事般问了一些不疼不痒的情况,然后笑着对我说:“放心吧,首长。只要身体合格,我肯定带走。”中午,我请带兵的几位“首长”在县城最豪华的饭馆吃了一桌饭。席间,我以没有酒量的酒量跟他们豪饮疯喝,直到他们一个个都朝我拍胸脯。
以后的事儿发展也很顺利,直到定兵,我才归队。
那天晚上,全家兴奋,我跟爹小酌几杯。我们喝的是散酒,用碗喝的。桌上有俩菜,一个是油炸花生米,一个是水煮花生米。爹喝得很冲,两大口下去,脸就红得像猪肝了:“都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我俩儿子都当兵了,该怎么光荣呢?”娘接过来对爹说:“这下好了,老三这一走,你那见天像刮黑风似的老脸,也该舒坦些了。”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大,当初你当兵,也是让我给逼走的。没承想,我这一逼,就逼出来了个大军官。”
爹还真会抬举他儿子,把我一个小司务长夸成大军官,我听着,心里不那么自在,但没接话茬儿。
二弟一杯酒也没喝,跟我当年一样,马上就穿军装了,一点儿也没有激动的表示。但我发现他老拿另外一种眼神看我,那眼神怯怯的、隐隐的,让我费解。我回屋收拾东西的时候,他终于逮住了机会:“大哥,你得想办法,把我调到你的部队去。要不,到了四川,谁管我?”
我一听,立马急了:“你看你那点儿出息,我从一个小兵干到司务长,靠谁了?不都是靠自己吗?”
二弟低下了头,但嘴里还在嘟囔:“现在可不是那个年头儿了……”
我拿眼睛瞪着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还没当兵的二弟,比我这当司务长的大哥世故多了。
四
我率领燕儿、二弟、二弟媳、小弟们回到家,娘早已躺在了灵床上。
尽管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尽管娘病病殃殃地在炕上躺了好多年,但我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揭开盖在娘脸上的烧纸,我的手开始颤抖。娘太瘦了,病魔折磨得她已经脱了人形,让人惨不忍睹而又毛骨悚然。我们依次跪倒在娘的灵前,开始号啕大哭。刚张嘴的时候,我愣是哭不出眼泪,我想大概是昨天晚上哭干了,实际上不光是昨天晚上,一路上,我一直在哭。尤其看到窗外有坟地的时候,泪水就会无声地涌动,婆婆娑娑,滔滔不止。我是老大,又率领着弟弟、弟妹们,我应该比他们表现得更理智一些,可我做不到,我控制不住。一路上,燕儿不停地给我递纸巾。
管事儿的过来劝我的时候,我的泪水却冲出来了,又是婆婆娑娑,滔滔不止,一发不可收。管事儿的拉了几个来回,我还是沉浸在无限悲痛中不能自拔。最后,大弟过来拉我说:“大哥,别哭了,咱们商量商量咱娘的后事儿吧。”我才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问大弟:“咱娘临走的时候叫我没有?”
大弟说:“没有。”
我不解,为什么娘在弥留之际,不叫我的小名儿?我是她的长子,我跟病病殃殃的她最亲。上次探亲临走时,我还给她剪过指甲,梳过头。屋里没人的时候,我久久地攥着她的手。娘的手很瘦,没有肉,除了皮,就是筋,而且冰凉冰凉的,没什么温度。
归队的时候,我记得娘对我说:“老大呀,说不定,你再回来,就见不着娘了。”病病殃殃的娘,我每回回来几乎都说这话,我没往心里去。我认为,娘虽然身体不结实,但她才70挂零儿,会一直病病殃殃地活下去。再有,我这个岁数的人,不能没娘。出门在外,进家有娘,这是福分。
没承想,一言成谶。我真的没娘了。
大弟媳抹干眼泪,接过来说:“咱娘算是有福,说不行就不行了,一点儿罪也没受。”
大弟媳这么一说,我心里反倒更加难受起来。我的亲娘这辈子把别人受过的没受的罪,都受了一遭。走的时候,病魔没再折磨她,就像油灯那样,点着点着,没油了,忽闪两下,就自然地灭了。可让我们心里备受折磨的是,她养了四个儿子,临走的时候,却有三个没在身边。这太不公道,太不公道了!尤其我这个做长子的,没亲眼看着自己的亲娘离开这个世界,这将是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想到这儿,我又抽噎起来,接着又放声大哭。
叔过来说:“老大,你心里别那么难受。你对得起你娘,没有你,你娘能活这么多年吗?”
又很痛快淋漓地宣泄了一阵,我终于能控制自己了。管事儿的把我叫到西屋,紧接着,爹、叔、舅、大弟、二弟、小弟也跟进来了。 叔首先说:“这不,你们哥儿几个都回来了,你娘这辈子把你们拉扯大,也不容易。你们商量商量,看看你娘这事儿该怎么办。”
大弟说:“本来上边都让烧,抓得很紧。偷着埋的,只要有人举报,就扒出来拉走火化。”
还没等大弟说完,舅就把话接过来了:“你们哥儿几个家里外头都混得人五人六的,怎么也得让你娘入土为安吧?”
大弟说:“舅,你放心吧。民政局那边儿,我都打点好了,咱想办多大就办多大。”大弟这话我信,这些年,他买卖做得还算景气,常跟县里各科局的头头脑脑们吃吃喝喝。听说,有的还拜了把兄弟。办这点儿事儿,应该不在话下。问题是,我们哥儿四个,有仨在部队上,应该说,混得还算不错。尤其我是个上校团政委,如果为老娘的丧事儿大操大办,大出风头,影响好吗?这个顾虑,我还是有的。
我问叔:“叔,你的意见呢?”
叔说:“你们哥儿几个商量吧。这不,你舅也在这儿呢,也让他拿拿意见。”
我问舅:“你说呢?舅。”
舅说:“作为亲娘舅,我要求不高。反正你们得说得过去,得对得起你们的亲娘。”
我问大弟:“你的意见呢?”
大弟毫不犹豫地说:“我主张大办,反正在柳条庄,不能让谁家比下去。我们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我最后问爹:“爹,你认为呢?”
爹说:“人死如灯灭,一死万事休。你娘活着的时候,你们孝顺了。打发了,这比什么都好。人都死了,还花那些钱,摆那个阔场有什么用?”
舅说:“姐夫,你这话也对也不对,我姐这辈子没少为你们老白家操心受累。她那身病就是没坐满月子,下地推磨落下的。我大姐没活到寿终正寝的岁数就走了。孩子们有这个孝心,有什么不可以的?”
大弟说:“咱舅说得有道理,就按村里的最高规格办。坟里垒双层的砖套,把老白家的亲戚朋友都请来。戏子喇叭,吹的唱的,全套人马都搬来,不就花个万把块钱嘛。”
我感到像在团里开常委会,等大家发表完意见,该我这个当书记的表态了:“钱不钱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这样在村里影响好不好。人家偷着埋,咱这么大张旗鼓地折腾,这是不是太张扬了?这可不是咱老白家的传统。”
大弟马上冲我来了:“大哥,你是不是怕影响你当官啊?反正又不是你出面,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咱白家人该在村里露脸的时候,决不能含糊!”
爹对着大弟说:“露脸,露什么脸?露给谁看?你娘都死了,她看得见吗?露给我看,我才不要呢!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少让我生点儿气。我死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舅把话接过来了:“姐夫,我又该挑你的理儿了。你们白家不想露脸,俺们娘家人还想露脸呢。这你也知道,俺们老张家在村里,也是有头儿有脸儿的大户人家。红白喜事,从来没让人比下去过。”
爹有些激动地说:“有张面也委屈你们老张家一回吧,谁让你姐嫁错了人呢。就这么定了。这不,儿女们都全了,明儿就出殡!”
舅在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把手里的杯子“啪”一声摔到了地上:“没那么简单,这殡我让你出不成!”说着就往外走。
叔上去拦住了舅:“哎,老弟,你别生气。我哥说话就这样。这么多年的亲戚了,姐夫小舅子,你们还不了解?你消消气儿。我嫂子不在了,可咱这亲戚还得走呀。你放心,有我在,就一定能把我嫂子发送好。”
舅回过头来对爹说:“我姐那寿衣,布料儿太差,有一件布里儿还是旧的,本来我想挑了。既然这样了,我就把话说在前头,换不了布料儿,别想入殓!”
叔忙说:“这都是小事儿,我这就打发人去换。”
大弟过来跟我说:“大哥,你就听我的吧,咱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儿。”
我觉得此时我自己的声音很微弱,这跟在团里开常委会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我在团里是党委书记,关键的时候一锤定音。在这里,有爹,有叔,有舅,还有这个财大气粗的大弟,我自己狗屁不是。我忽然觉得心里很委屈,好在眼下我有发泄的地方,我对着娘的灵床又大哭起来。
五
我接到了二弟到部队以后的第一封信,地点是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小镇。我查了一下地图,那地方跟云南交界。我连夜给二弟回了信,写了8页,约4000多字,相当一篇短篇小说了。我在信中以老兵和大哥的双重身份,给他提了10条要求:1.要加强政治学习;2.要刻苦训练;3.要做好小勤工作;4.要尊重领导;5.要和战友搞好团结;6.要认真学习文化;7.要培养过硬的军人作风;8.遇事要学会忍让;9.要迅速改变农民的不良习气;10.要主动向组织靠拢。
我认为这10条要求对二弟来说会十分受用,会促使他迅速完成一个农民到军人的转变。因为,我当初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过,我没有一个当老兵的大哥,没有人这样有板有眼苦口婆心地谆谆教导我。如果当初有一个当老兵的大哥能时不时地敲打我、修正我,也许,我比现在混得更像个人样儿。
之后,二弟每周一封信,我是每封必回,而且基本上不少于5页,不少于5条要求。我在灯下十分投入地写信,跟我同宿舍的上士,以为我在写情书,总是以各种理由和借口瞄两眼。我索性让他看。上士看过之后,咂了咂嘴,说:“我真羡慕你弟弟。”
我在司务长的位置上固若金汤地干了三年。说实话,对这连生豆芽、磨豆腐,甚至劁猪技术都要亲自掌握的苦差事,我真是干得够够的了。同时,我也时时地想,将来要能拉二弟一把,这个小小的职务,是远远力不从心爱莫能助的。也就是说,为了我的哥们儿弟兄,我也要不遗余力地往上拱。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偏爱语文,作文常被作为范文贴出来展览。当兵前,又在公社海河指挥部写了近一年的大批判文章,笔头子练得像那么回事儿了。当了兵也往报社投了一些稿,尽管屡投不中,但仍痴心不改矢志不渝。另外写个总结报告什么的,感觉也不比机关那些秀才们差。所以总觉得当司务长有些大材小用,心里憋屈。 我有个五服之内的姑在北京一家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我到她那儿去玩,看了一些叶挺将军的资料,觉得很感兴趣,就把有关材料复印了下来。回到连队,连夜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革命回忆录《叶挺心中的党》。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竟一字未改地发表在了《人民日报》第5版的头条位置。这就是说,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天爷呀!后来《新华文摘》还作了转载。这突然取得的重大胜利,足以使我连续昏倒好几个来回。同时,我有强烈的预感,这篇重量级的文章,一定会给我带来命运的重大转折。
果然,团政治处主任下来考察我,准备把我调到宣传股,当新闻干事。可还没等上任,师宣传科长也找上门来了。一见面就对我说:“写这么大块的文章,真没想到是个小小的司务长。”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到他对小小司务长的职务,有多么的不屑。结果,我调到了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副连职干事。报到一个月,命令就下了。我知道,调机关要先工作,考察3个月,才正式下命令。大概因为我那篇重量级的文章,这个惯例给打破了。
报到的当天,我就急着给二弟写信。那时候,二弟已经满两年兵了,可组织问题还没解决,我不知道他这几年是怎么向组织“靠拢”的?至于上院校、提干,更没什么说法,我很为他着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写信,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要求、作指示。后来,他兵当老了,我手也懒了,书信往来不再那么频繁,但对他无形的牵挂,始终没有间歇过。
到了师机关,见的大官多了,眼界也开阔多了。想想,那小小司务长婆婆妈妈的,真他妈不是人干的差事,能逃出来真是万幸。在机关混熟了,也认识了一些老乡,其中军务科的牛参谋,跟我是一个车皮从老家李县拉来的。他比我早两年提干,刚调了正连。在我们这批兵中,他是进步最快的。再加上他在军务科管内勤,像兵员调动、学司机、转志愿兵等等,都属于他管。因为手里有实权,老乡们都像“朵朵葵花向太阳”似的围着他。一个县的老乡,又都在师机关工作,本来我们应该成为很好的朋友,但事实上却没做到。我总觉得他姓牛算是姓着了,整天牛皮烘烘的,跟我不对路子。比如,一起上街,他总喜欢当着我的面训那些军容不整的兵。还有,在部队集会的时候,他太张扬。再有,老乡一起喝酒的时候,他指手画脚,喝三吆六儿,特霸道。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
但有一件要命的事儿,迫使我不得不放下架子来求牛参谋了。二弟来信说,年底连队决定让他退伍。也就是在同一天,爹也来信了,让我赶紧想办法把二弟留住。言外之意是,如果二弟这么空着手回了家,他就跟我有算不清的账。我犹豫了一下,拿着两封信去找牛参谋,让他帮忙把二弟调过来。他倒是没有为难我,只是很随便地说:“为什么不早跟我说?”这会儿,我所有的清高和傲气都没有了,态度软得不能再软地说:“我没承想这么快就让他复员。”他拿出了一张纸,不知用什么公式算了算,得出了二弟所在部队的番号,然后把笔往桌上一摔:“你那边有人吗?”我摇摇头,说:“没有。”他说:“跨大区调动,必须是军以上单位才有权力办手续。这边的手续我可以开出来,可对方不放人,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想了一下,说:“哦,得需要里应外合。”他拍了我一下,说:“对。秀才。”
牛参谋虽然答应给我帮忙,但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调到师机关才一年半载,往上顶多能认识军机关对口的人,成都方面哪来的关系?左右为难了一阵儿,忽然想起我们科长是四川人,跟我个人关系也不错。对!碰到难题找领导。吃过晚饭,我在大院里心烦意乱地溜达。等到七点半,"新闻联播"过后,我开始往家属院走。走到半路,我又想起来:求科长办事儿,这么空着手进家,合适吗?我调到宣传科,没给科长上过一根烟,也在科里站住了脚,那是因为我有那篇重量级的稿子。现在,我是去求人,而且是私事儿,拿点儿东西,也是应当应分的。想到这儿,我又退了回来。师里的服务社早就关了门,我跑到街上,见一家小卖部还开着门,像见了救星似的扑了上去。也没问价,吃的喝的,拾掇了一兜子,自认为很拿得出手了,才罢休。
一进门,科长就笑着说:“哟,你这大秀才,也搞这么俗的东西。”我说:“我调来一年多了,也没正经到家里坐过。今天有空,过来看看。”科长又笑了一下说:“我的大秀才,你别跟我弯弯绕了。有什么事儿,说!”我知道,我的伪装很小儿科,很快被火眼金睛的科长识破了,于是,赶紧从实招来。科长听后,说:“这回你算找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哥们儿在成都军区机关当处长。”说着,就去翻电话号码,接着就挂长途。在师里要外区很不容易,要通过好几道工序才能转到。好在科长跟总机的丫头们都熟,电话很顺利地接通了。对方答应得很痛快,说,一是先保证别退伍,再就是商调函一到,就放人。
电话里的内容很令我欢欣鼓舞,我想说些感激的话,可找不准哪一句更准确。我正犹豫着,科长站起来说:“不留你了,我还要上师长家去一趟。”
我跟着科长出了家属院, 一路低着头傻走。直到跟科长分手,也没想起来该说句什么感激的话。
六
经过反复商量和多方征求意见,最后作出决定:娘的后事,既不大办,也不小办,中办。按柳条庄的规矩,大办是放七天再出殡,请所有的亲戚朋友;中办是放五天,只请亲戚,不请朋友;小办是放三天,当家伙族料理,外人一律不请。娘是半夜里走的,到天亮算一天。也就是说,我们到家的时候,就算第二天了。再过三天,才能出殡。在这几天里,我们做儿女的要天天守孝,夜夜守灵。同时还要按照柳条庄不成文的丧葬礼仪细则,一丝不苟地完成各种身体力行的表演科目。
我是柳条庄长大的,基本上熟悉这套规矩。可燕儿是在军营里长大的,她的父母还健在,没有经历过这一类的事体。生活中,燕儿是一个没有形式概念的人,什么事儿都大大咧咧,有一搭无一搭的。因为娘走得匆忙,我们往回赶得也匆忙,我没来得及给她传授某些礼仪要求及动作要领,我担心她在关键的时候会掉链子。燕儿是长媳,某些动作不到位,人家不会说你是水平问题,会很自然地上升到态度问题,即对老太太的感情问题。娘活着的时候,燕儿对老人不错,每次回来都要给娘梳头洗脚擦身子。可这些,外人看不见,光靠娘一个人往外传播,听众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而现在所有的礼仪科目,都是现场直播,没有预演,而且周围都是善于挑剔的观众。 燕儿毕竟是燕儿,她有很好的悟性。就像她当年在卫教队学静脉冲刺一样,别人都反复在自己身上试,考试的时候还是不过关,她上来就是一针见血。现在也是一样,不管有多大难度的动作,她在旁边看一下,就会做了。比如,女子叩头,是很讲究要领的,先迈哪条腿,腰弯到什么程度,手在什么地方合拢,动作是很细腻而规范的。做好了,会很好看;做不好,会很别扭,外人会发笑。燕儿当新兵的时候搞过表演,她叩头的动作,稍稍带有表演意味儿。这一点儿,只有我看出来了,我很为她骄傲。尽管这样,我还是把女管事儿的叫到了一边儿,让她调教并关照一下燕儿,以免关键时候出现纰漏。她是长媳,是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不经意间,燕儿还是让人挑了毛病,我是从大弟媳的小声嘀咕中听到的。燕儿去厕所解手,因为厕所在街上,她顺手把头上的孝布拽下来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让大弟媳给逮住了,回来就跟屋里的人说了。尽管声音不大,我还是听见了。我找个机会凑到燕儿跟前,提醒她,注意类似的细节问题。礼仪上规定,在死者出殡之前,孝男孝女是不能随便往下摘孝布的,包括晚上睡觉也要戴着。燕儿听了我的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我太难为我亲爱的燕儿了。
晚上守灵,按管事儿的安排,我和燕儿排后半夜。一整天的时间,泪水差不多哭干了,悲伤转化为平静。我和燕儿坐得很近,趁别人都睡着了,我赶紧跟燕儿说些知心话。尽管燕儿是娘的儿媳,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在她们几个妯娌中,只有燕儿出身高贵,身体不经熬。我紧紧攥住燕儿的手,内心充满了感激。同时也在暗示她,我们是任重而道远,要坚持住。我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二弟、小弟过来了,他们要求燕儿回去睡觉。燕儿不去。最后还是被小弟拉走了。在这种场合,我是没有权利让燕儿回去睡觉的。她走了,我心里就踏实了。接下来,我从心里感谢二弟和小弟。他们不仅是我的兄弟,还是我的兵,关键的时候,知道为他们的首长分忧。
第二天,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这些孝男孝女正吃饭,就听管事儿的大喊一声:“来戚啦!”
我们赶紧放下饭碗,各就各位,猫腰撅腚进入哭的状态,待还完礼之后,我睁眼一看,傻了,屋里院里站满了人,往少里说,也有三四十人,一个个都是乡镇干部的派头。吊完孝,没有一个走近遗体,更没人掀开娘脸上的烧纸看一看。管事儿的把他们往屋里让,屋里显然盛不下。人们说:“不咧,不咧。”
我率领弟弟们给他们叩头,送孝布。大弟站起来说:“谢谢各位哥们儿,谢谢啦。”
一个大概是领头儿的问:“多咱出殡?”
大弟说:“后天。”
领头儿的说:“到那天人比今儿还多,今儿有的没通知到。哎?有什么需要哥们儿帮忙的吗?有的话,言语一声儿。”
大弟说:“没有。谢谢哥们儿捧场。”
送走大弟这帮哥们儿,燕儿偷偷对我说:“看出来没有,老二有叫板的味道。”
我未置可否。
七
我很反感牛参谋那股牛劲,但自从他帮我办了二弟的调动,在公共场合我还是违心地恭维他、抬举他,极力维护他在老乡中的核心地位。他没费劲就把二弟安排到汽教连去学开车。我知道,学开车一般都是第一年或第二年的兵,第三年兵就不好安排了。看来真是现官不如现管,权力的确是个可怕的好东西。不过,为这事儿,我付出的代价是我的尊严。每当老乡在一起喝酒,不管当着多少人,牛参谋就会借着酒劲挤对我:“操,你笔杆子再牛,关键的时候还得求我吧。没我,你弟弟早回家种地了。”我只好说:“那是,那是。”我知道他是半开玩笑,但我心里是格外不舒服的。
还有一件事儿,进一步加重了我欠牛参谋的债。有一天,我正写稿子,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过来一趟。”平时他都像首长一样命令我,我不敢怠慢,放下稿子赶紧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让我把门关严并插死,看样子像有重大机密。他把一个档案袋递给我:“看看吧,你弟弟档案里的内容够齐全的。”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下意识地看了看档案袋的背面,上面有张表。顺着往下看,发现“处分”一栏里填着“1”。打开一看,里面真有张《行政警告处分决定》,原因是打架。哦,我想起来了,二弟被批准提前退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处分。
牛参谋很刺激我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挨过处分的人,还‘空中飞人’!你想想,这档案要落在别人手里,会是怎么样?”他说着,从我手里夺过那张处分决定,就要撕。我顺势把它夺过来,撒腿往外跑。
我回到宿舍,把二弟找来。他一进门,我就把那张处分决定拍在他面前,他脸变得通红,接着是刷白,嘴唇发紫,手也哆嗦起来。呆了半天,慢吞吞地说:“大哥,那事儿不怨我,我是替别人抱打不平……我走的时候,指导员说……说给我拿出来,没拿出来呀。”
我火气十足,浑身发抖,不知不觉,手就伸出去了,对准二弟的脸,“啪!”就是一巴掌。
二弟用手捂着脸,眯着眼,低着头,像个罪犯一样,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我气得肚子鼓鼓的,说话声音都在打战:“我当兵七八年了,档案里不是立功登记表,就是奖励卡片。你当兵不到三年,就挣了一张处分决定,你多露脸呀你。这么多年,我算白教育你了!”
二弟哭着哭着,“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大哥,你别生气。我以后肯定好好干,不再给你丢脸了。”
我怒气还未消:“别以为把你调过来,就入了保险箱。给你解决了调动,解决了学开车,往后我就再也不管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二弟继续哭着说:“大哥,你别生气……”
我把门一拉,指着门外说:“你给我滚出去!”
二弟刚开始没动,犹豫了一下,走了。
我把门关上,顺便狠踹了一脚。
我在副连职干事的位置上干了不到两年,因为上稿量比较大,大块文章比较多,被军区评为优秀新闻干事,荣立二等功一次,紧接着被提升到师医院二所任指导员。我下医院是科长的主谋。在机关三年才能调一职,医院离机关近,哪会儿回来都方便。还有,我都27岁了,还没对象。医院有女兵,说不定能撞上一个。 我到医院工作没多长时间,有一天,科长家属给我打电话,说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让我晚上到她家见一见。我问是谁。她说,你认识,一见面就知道了。晚上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急匆匆地赶到科长家,进门一看,我愣住了:科长家属给我介绍的对象,竟是我们所的女军医燕儿。
燕儿是前任师长家的千金,小我四岁,四医大毕业的。燕儿在医院女干部当中是最漂亮的一个,据说找对象挑得很厉害。我到医院工作后,除了工作以外,跟她没有什么私人接触。给我的感觉,她很矜持,不大张扬,没事儿的时候喜欢捧着一本书看,有时是业务方面的,有时是小说。来了生人,她一般都不抬头,最常见的礼节就是莞尔一笑,等不到露齿的程度,就收住了。她的办公桌在我的斜对面,我不经意间就会看到她一张精美的侧脸,那张侧脸被浓密的头发、弯曲的刘海所掩映着,我看到的是长长的睫毛、好看的鼻子,还有布满细腻线条的嘴唇。有的时候,她会理一下头发,还会露出白皙、圆润,仿佛很有柔韧度的耳朵。这些要素会勾勒出一幅很写实的油画或者工笔画,宁静而幽雅,矜持而灵动。说实话,每每看过之后,我都会怦然心动,浮想联翩,心旷神怡。我纳闷,这么自信和高傲的女军官,怎么能跟我扯在一起呢?
科长家属说了几句例行公事的话,就出去了,显然是给我和燕儿腾空儿。屋里剩下我们俩的时候,我开始方寸大乱,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的感觉一点儿没有了。我正琢磨着如何转变这种状态时,燕儿说话了:“是我托的科长家属,这种方式,你不介意吧?”娘呀!这等好事儿,还存在什么介意不介意,只要别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行。
那天我们敞开心扉谈得很热烈,除了家庭背景有些差别以外,共同的东西还真不少。这使我在恍恍惚惚中,进入了一种妙不可言而又难以自拔的精神境界,那感觉不是一般的好。燕儿笑着很真诚地对我说:“我无论做什么都喜欢不俗,包括今天的选择。但这种方式又太俗了,我简直是不可理喻。”我矜持着说:“大俗若雅,大雅若俗。除了这种方式,我还真没勇气面对。”那天等找到感觉之后,我已经妙语连珠了。我认为,那对燕儿无疑是一种征服。
那天的时间过得贼快,我不敢低头看表,也不敢冷场,怕造成燕儿要走的机会。话多了,就什么都扯。燕儿很意外地问了我一句:“你有个弟弟在汽教连?”我说:“是。”燕儿笑了一下说:“你们哥儿俩长得真像。”接着又问我:“你一共弟兄几个?”我简单地犹豫了一下,说:“三个。我是老大,下边俩弟弟。”我偷工减料般地少说了一个。我怕燕儿嫌我弟兄太多,家庭负担太重,或者笑话我的父母不计划生育。我知道燕儿是独生女,在家里最值钱。说过之后,我又后悔了。一旦燕儿跟我结了婚,家里多出个弟弟来,那叫怎么回事儿?咳,甭管它,对付过去再说。说不定燕儿大度,对多一个少一个并不计较。
八
牛参谋的家属来了,正赶上孩子过生日,通知我们去喝酒。我们几个老乡商量了一下,鉴于牛参谋的核心地位,决定每人掏50块钱作为孩子的生日贺礼。以往是没这个先例的。二弟跟我们这帮战友年龄有差别,我们之间的活动,一般都没他的份儿。但这次我特意把他叫上,为的是给牛参谋多凑一个份子。当然他的份子钱也是我拿的,他一个兵,上哪儿弄50块钱去?别人的份子是当着众人的面给的,我的份子是背着人给的,因为我偷偷在数量上加了倍。那时候,最大面值的纸币是10元,100元钱捏在手里还是有一定厚度的。但我感觉,牛参谋没作任何惊讶或谦让的表示,收起来相当淡定。
那天,牛参谋又喝多了,牛劲又犯了,十分夸张地在饭桌上乱比画,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喷得满屋子都是酒气。这帮老乡差不多都求他办过事儿,不管心里舒服不舒服,表面上都像孙子一样地听着。我正暗自担心,牛参谋还是把矛头指向我了:“你不就会写篇臭文章吗?那东西能当吃还是当喝?我又不想当典型,用不着你吹。可你离了我行吗?你弟弟下一步转志愿兵离了我行吗?操!”
我连忙说:“那是,离不了。以后求你的地方多着呢。来!喝酒,喝酒。我们哥儿俩共同敬你一杯。”
牛参谋很霸气地把手一挥:“一个一个地来!”
我说:“那好,我先敬。”
牛参谋又把手挥了一下:“不,你喝俩,我喝一个。”
喝到这份儿上,我已经晕乎了,很爽快地干下了两大杯。喝第二杯的时候,二弟想替我,被牛参谋很武断地拦住了。
二弟是用三杯换的牛参谋一杯。
我认为牛参谋这回总该放过我们哥儿俩了,但他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酒劲儿,把二弟档案里有个处分决定的事儿,当着老乡的面说了。这件事儿大家都不知道。当时,牛参谋亲口对我说,千万别往外说,私拆档案和涂改档案内容,是要受处分的。我当时想,二傻子才往外说呢。
尽管我喝晕乎了,但听到牛参谋公布那个消息,我头发还是有些发乍,想阻止或者掩盖都来不及,况且,他也不会让我干预。我脸上十分难堪,二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天我成了醉鬼,回到宿舍吐得一塌糊涂。二弟拿来拖把为我收拾屋子。我吐过之后,清醒些了,指着二弟说:“你给我滚,我看见你就烦,你给我滚得远远儿的!”二弟站在那儿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的时候,燕儿进来了。这是燕儿第一次在我的面前见到二弟,没等我介绍,燕儿就上去握住了二弟的手:“你好,二弟。”二弟很快把手抽了回来,说了句:“我走了。”燕儿去送二弟,被我叫住了。燕儿说:“真没看出来,你好大的脾气。”说完,打了一盆水,把毛巾泡湿,在我脸上来回擦,我立马感到不是一般的舒服。燕儿坐在我床边,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把手递给我,我心领神会地攥住了。那小手很白很细,很柔软。我们进入恋爱阶段以后,这是第一次有实质性的皮肤性接触。我感到很美好,很神往。我眯着眼,半天无话。
第二天,刚上班,汽教连的指导员来医院找我,说他明天要探家,准备带些自费药。他母亲常年患哮喘,光药费欠了两千多块钱。以前,我跟他并不熟,二弟到了汽教连才有些来往。二弟入党是他帮的忙,学完司机留在汽教连当教练班长,也是他费的心,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报答他。何况,下一步转志愿兵,也是由连队启动。燕儿有处方权,但只能开三天的药,她找司药要了一些。我觉得还是不太多,就去找院长。院长很痛快,我调到医院以来,还从来没求过他。 就在这天晚上,我接到爹打来的长途,让我务必赶回家一趟。我问,什么事儿?爹说,还能有什么事儿,小四儿当兵的事儿呗。并说,你快回来吧,如果不当兵,这孩子就成匪类啦。
爹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最高指示。另外,我还听说,今年我们师还真有在老家一带招兵的任务。带兵的当中也有我的朋友,估计这次要比办二弟的事容易些。
我跟燕儿说了要回家的事儿。跟燕儿有了这层关系之后,还是第一次分开。尽管时间不会很长,还是觉得有些难舍难分。燕儿说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我有些犹豫。燕儿赶紧说:“我逗你玩儿呢,你倒当真了。”我说:“我会带你回老家看看的,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燕儿问我:“能不能告诉我,这次回老家的真实目的。”我顺嘴说道:“办我弟弟当兵的事儿。”燕儿警惕地反问我:“你家里的弟弟不都有两个孩子了吗?还当兵?”我忘了,当初我向燕儿隐瞒了一个弟弟。我不知道,现在该作何解释,我的脸火烧云般地烫起来。聪明的燕儿完全明白了,问我:“告诉我,为什么要向我隐瞒一个弟弟,这与我接纳你有什么关系?”我的脸继续发烧,说不成话。
九
在娘的尸体停放的第三、第四天里,又有大弟的几帮哥们儿来吊孝。每一拨都有十来个人,多的有几十个人。走的时候都跟大弟约定,出殡的时候过来助威。大弟都欣然接受。
二弟和小弟都有些坐不住,找我来商量。既然说是“中办”,只动亲戚,不动朋友,为什么二哥要大张旗鼓兴师动众?要动,谁没朋友?秦桧那么操蛋,还有几个相好的呢。既然动,就都动。不然,到出殡的那一天,呼啦啦都是他的朋友,好像娘的殡是他一个人给出的似的。二弟跟我说:“大哥,我和老四还好说,你这老大哥往哪儿摆?好像你白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一点儿张面儿也没有。”
要说张面儿,在老家虽然我比不上大弟,但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我现在是县太爷一级的干部,跟县里的头头脑脑,有过一些接触.我还有一些战友转业到县城工作,还有我的一些同学,也有当科局长的,要打个电话,会有一些人过来捧场。但我不想惊扰他们。现在提倡丧事从简,推行火葬,我作为一个上校军官,却在老家顶风作案,这像什么样子?何况,白家的人一向为人低调,我不能破这个例,更不能欠太多的人情债。
经过和燕儿商量,她也同意我的观点,决定不通知任何朋友。同时,我也告诉二弟和小弟,按我的指示办。我又跟大弟商量,出殡那天尽量少动用些人,别让乡亲们看着咱太张扬。爹也这样跟大弟说了。大弟当时不表态,考虑了一会儿,说:“尽量让他们少来些人吧。不过,他们愣来,我也没办法。我们这帮哥们儿,谁家有事儿都这样。”
就在出殡的头天晚上,我的几位战友来了,领头儿的是当年的牛参谋,他现在在人事局当副局长,当年他是在军务科副科长的职务上转业的。按他的话说是把部队给炒了。吊完孝,牛局长埋怨我:“秀才,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一声儿?走了老人,战友们来送殡是理所当然的事儿。”那口气,跟当年当军务参谋和副科长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他一再表示,出殡的时候通知大伙儿都来。我一再说:“求求你们了,一个也不要来,谁来谁就是成心害我,我今天把话说到家了。你们来了,咱们的战友关系,也就了断了。”
牛局长说:“你要不让我们来,那我们的战友关系,可就真断了。”
我没再说什么,送战友们出了院,临分手的时候,一再叮嘱牛局长,出殡那天,谁也不要来了。还有,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牛局长未置可否。二弟也出来送,牛局长瞅了二弟一眼,道:“好好劝劝你哥,别太假马列了。”说完,带着人上车走了。
我回来的时候,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团长的号,他问我老人怎么样了?我说,已经去世了。他说,团里派人去一趟吧。我撒谎说,已经出完殡了,不要来人了。团长安慰我节哀顺变,然后,把电话挂了。
我放下手机,见大弟也跑到没人的地方打手机,据我猜测,还是在勾人。
二弟过来偷偷对我说:“大哥,明天,我看咱得来个斗智斗勇了。不然,都让我二哥给晾了。”
我说:“哥们儿弟兄,有那么严重吗?”
二弟说:“绝对有。”接着他对着我的耳朵出了一个斗智斗勇的点子。听了之后,我有些担心。二弟说:“没你的事儿,我让爹跟管事儿的说。”二弟说完出去了一会儿,很快回来了,跟我说,爹同意了。
快吃中午饭的时候,送殡的都来了。有两支队伍最耀武扬威,一支是舅率领的娘家人,八八六十四,不含主家陪客的,就得安排八桌。看来这亲戚真是走到头儿了,吃一顿赚一顿。另一支队伍就是大弟的狐朋狗友,有百十来人,拉了一拖拉机的花圈,还有黑布帐子(老家一带丧葬礼品)。这些东西,在街上摆了半里地长。吹鼓手们提前酒足饭饱,各就各位,老调开始重弹,吸引了一大帮看热闹的人。娘的棺材用画有各种美丽图案的蓬布罩着,纸糊的童男童女们面无表情地戳在棺材前头,这些硬件设施早超过了“中办”的规格。
老家一带办丧事有孝子“看饭”的礼节。孝子贤孙们在吹鼓手的引导下,手持丧棒到前来送殡的客桌上看客人吃饭。进门二话不说先叩头,人家让走才能走。一路上,二弟一再提醒我:大哥,慢,再慢,踩着点儿走。我知道这是二弟的阴谋之一。等我们完成“看饭”任务才磨蹭着吃饭。这工夫,都快一点了。不一会儿,管事儿的招呼,准备出殡。
娘的棺材在大街上就位,看热闹的人紧贴墙根儿站满大街。我们孝男孝女跪在棺材前面低头大哭。管事儿的开始大喊:“行大礼了!”
按序列首先行大礼的是舅率领的娘家人。棺材前,摆上了他们献给娘的供品。他们叩完头,在管事儿的指挥下,我们一一还礼。娘家人多,大礼的行进速度很慢。接下来是我的姑家、姨家、姨姥姥家、姑奶奶家以及其他亲戚们行大礼。亲戚们行完,该是朋友们了,具体地说,就是大弟的狐朋狗友们了。我见大弟抬起头来开始朝行大礼的方向张望。也就在这个时候,管事儿的大喝一声:“起棺!”大弟的狐朋狗友们有些骚乱,有的甚至提抗议。但这时娘的棺材已经被壮劳力们吆喝着抬了起来,并在吹鼓手的引导下,向着墓地运行。 行大礼是客人最露脸的一个环节,因为向死者敬献什么供品,要当众展示,这可以说是出殡过程中的一个高潮。供品中有摆食品的,有摆水果的,也有直接摆钱的。大弟的狐朋狗友们都是摆的钱,本来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哥们儿义气与经济实力,结果因为二弟“取消朋友行大礼,提前起棺”的坏点子,把他们展示的权利给剥夺了。这使大弟的那些狐朋狗友们很伤面子。真正够哥们儿的,心里骂几句,把钱放下走人了。不够哥们儿的,干脆把钱卷走了。
出完殡回来,按规矩,我们这些孝子贤孙们应该进门给爹磕头。娘去世之后,虽然没见爹当着我们的面掉过泪,但他明显憔悴了很多。我们给他磕头的时候,他坐在炕沿上,面朝着墙,看也不看我们。我知道,爹的心情是相当难过的。按规矩,他不去坟上送娘,但他知道,娘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一定痛快淋漓地放纵了自己的感情。虽然爹娘这辈子没少红脸拌嘴,日子过得磕磕绊绊,庸庸碌碌,但他们毕竟做了几十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我们依次给爹磕完头,我竟没见大弟。
有人说,大弟去找管事儿的算账去了。
娘的殡出得有些说道,其中还有个说道,发生在燕儿身上。
按风俗,女的送殡都是坐马车。出嫁五服的闺女、侄女、孙女们是婆家派车,没出嫁的搭别人的车;儿媳妇儿、侄媳妇儿、孙子媳妇儿是娘家派车。大弟媳、二弟媳的娘家都在当地,而唯独燕儿娘家在外地,无法享受专车待遇,经人协商,打算让燕儿跟大弟媳坐一辆车。本来说得好好的,可关键时候,大弟媳变卦了。理由是自己娘家的车不好,怕难为了燕儿。实际上,明眼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怕燕儿抢了她的戏。燕儿是长媳,按序列她的车理应排在最前面。还有,回来的时候要赛车,风俗上讲,谁的车跑得最快,就证明谁最孝顺,谁将来就发大财,走红运。
小弟看出了大弟媳的用心,就从村里找了一辆马车给燕儿做专车。出完殡,大弟媳第一个跳上马车,让赶车的快马加鞭,冲在最前头。燕儿上车的时候,大弟媳的车早跑远了。燕儿刚当兵的时候在内蒙古边防部队待过,有一套使唤马的技术。她从赶车人手里夺过鞭子,自己坐在了赶车人的位置上,鞭子一挥,嘴里喊着:“嘚儿!驾!”三匹高头大马狂奔起来,马车后面扬起一股尘烟,燕儿的车很快超过了大弟媳的车。大弟媳也在“驾!驾!”地叫着,但前面只见尘烟,却见不到燕儿的车了。
十
生小弟那年,爹就快50了。那正是家里穷的叮当响的日子,上中学的我,放学回到家,见娘又给我添了一个小弟,赌气连饭也不吃了。这么多哥们儿弟兄,像小羊羔子似的,一个挨着一个,将来娶媳妇儿肯定成问题。这就是我不喜欢小弟并在燕儿面前隐瞒他的一个原因。
小弟在初三上蹲了两年,还是没有考上高中。家里添了一个半大劳动力,大弟自然高兴,秋上正忙的时候,他就出去跑买卖了。收完秋,小弟也跟村里的人去了趟东北,在一家个体公司里干了两个多月。因为把人家的机器给捣鼓坏了,工钱一分没挣着,还被老板炒了鱿鱼。小弟回到家无所事事,不知哪一天起,跟村里吹鼓班子的成员们混在了一起。小弟上学各科成绩都很稀松,学吹喇叭却格外有灵气。没多长时间,不管是下葬的曲儿,还是上轿的调儿,就摸着些板眼了。于是,身上镚子儿皆无的小弟,张开嘴跟爹要钱买喇叭。爹一来手上的钱不富余,二来压根儿就不想让他加入那个班子。因为那个班子的成员,不是瘸子,就是瞎子,领头儿的是个只有半人高的老光棍。可想而知,一个四肢健全的小伙子加入这样的队伍,村里的人会怎么看,光景又是如何?
小弟给我写了信,说毕了业没事儿干,想学吹唢呐,将来为自己找条出路。说这些的目的,是跟我要60块钱。我一看,当时还挺高兴,我们家能出一个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吹鼓手,不也是很露脸的事吗?我马上跑到邮局给他寄了100块钱,并在汇款单的折口处写了一句话:余款买些音乐理论书籍。
我这次回到家,爹有些不好意思,一再跟我说:“小四儿要是往人上走,就不让他当兵了。”我认为爹说得严重了。学吹唢呐,怎么就是不往人上走了呢?爹说:“这不,外边正有一家办丧事儿,你去看看那帮子人。”爹叹了口气,说:“咳,这样下去,就成了废物点心啦。” 爹的表情,与当年打发二弟当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娘却与爹持不同观点:“就这么一个老疙瘩了,你还往外撵?”爹说:“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留在家里就是个匪类。”娘还是有话说:“这么多哥们儿兄弟,都推给老大,你也不怕把他累个好歹。”听了这话,爹叹了口气,没接话茬儿,把脸扭向一边,让我看到的是他爬满眼角的皱纹和无助的神情。
我劝爹娘不要吵了,我想办法吧。
我顺着唢呐声去看小弟他们的班子。那时,经过许多红白喜事的小弟,在那个班子里开始挑大梁了。小弟他们围着的是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茶壶、茶碗、香烟之类的东西。吹鼓手们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演奏都很投入。小弟是首席吹鼓手,他站在正中间,两只手各持一个唢呐,左右开弓,还能用鼻子吹。观众时不时地为他叫好,为他拍巴掌。见我来了,他不但没什么不好意思,张扬意识反倒更强烈起来,好像是给我作汇报表演似的。他们吹的那些调还不算难听,但绝对听不出是下葬的还是上轿的,感觉没什么质的差别。再看看班子里的那些成员,一个个摇头晃脑,挤眉弄眼,腮帮子鼓得高高的,不能说没有快感。我见那个只有半人高的老光棍,鼻涕与哈喇子顺着唢呐往下流……
看了小弟的表演,我想到的竟是,小弟到了部队可以当文艺兵。
因为我事先跟带兵的朋友通了气,小弟当兵的事办得很顺利。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次回家给自己找了很大的麻烦。村里人以为我是专门回来带兵的,跟我们家有些说道的人都找上门来了,都要求把他们家的孩子带走。现在农村青年不再把当兵看成唯一的出路,出去打工挣钱也活得不赖。但到了部队能有人管,能转志愿兵,能学技术,还是愿走当兵这条路。我一再跟人家解释我不是回来带兵的,连小弟的事儿,我也是托人办,就是到了部队也不一定能有出路。听我这么一说,有的人就退却了,但最后还剩两个家长不放过我。一个是叔,我的一个叔伯弟弟跟小弟一般大;另一个是村支书,他家的二小,高考落榜,正在家闲着。这俩人我糊弄不了。 这俩人让我十分为难,叔是亲叔,一见面就很不客气地对我说:“老大,你为不为难我不管。让你亲兄弟走,就得让你叔伯兄弟走。”
村支书虽然不是我们白家人,可对我们白家有恩。爹摔伤住院的时候,他专门安排人轮流去医院看护。时间长的,还给记工分。爹经常教导我们,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现在不应该是报恩的时候吗?再说,支书是村里的父母官,村里人大事小情都离不了,不可小看,也不敢得罪呀。
我眼下真为难死了,这么多兵,我能带走吗?即便是能带走,到了部队,我能管得过来吗?去了,管不了,当三年兵再回来,我照样还是受埋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叔跟支书在一起搭班子的时候矛盾很深,这个关系均衡不好,也够我喝一壶的。
我愁得直嘬牙花子,爹也跟着不住地叹气,叹完气,就骂小弟:“都是你小王八蛋闹的,要不是为你办当兵,你大哥也嘬不了这么多瘪子!”接着,爹又自言自语地责备自己:“咳,我这辈子人,光有能力生,没能力养;有能力养,没能力管。给老大弄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娘也叹气连声:“咳,没法子,俺老大就是操心的命。”
我想来想去,已没什么退路了。带走就带走吧,到了部队再说。但矛盾还是在自然中化解了——我的叔伯弟弟体检不合格。我找了武装部的战友。人家说,身体不合格,谁也没办法。到了部队复检的时候,照样退回来。我把情况跟叔说了,叔满脸不高兴:“一个大小伙子,能吃能喝的,哪来的病?”婶儿也说:“咳,什么也别说咧。一尺是一尺,一寸是一寸呀。”娘听见不高兴了:“他婶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咱这一寸比支书家的一尺还远吗?他身体不合格,老大有什么办法?”一见老妯娌俩要吵架,爹冲着娘吼上了:“老娘儿们家,知道个仨瓜俩枣儿,瞎掺和什么?把嘴闭煞!”叔也对婶说:“家去!跑这儿来嘚瑟什么?”
十一
小弟和二小当兵的事儿刚定下来,我准备归队,又遇到了一件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
大弟请我和小弟到他家吃饭。自大弟挑家单过,还没专门请我吃过饭。我每次回来,他们全家都凑到爹娘这边来了,赶上吃就吃,赶上喝就喝,直到我走了才回家起伙。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儿,非要专门请顿饭。
吃完饭,小弟先回去了。我正要走,有了些酒意的大弟拉住我说:“大哥,咱哥儿俩说会儿话吧。”大弟媳也说:“大哥每回探家都匆匆忙忙的,我们也没专门请你过来坐坐。”说完,给我沏了一杯茶。大弟给我点着一支烟,叹了口气说:“小四儿这一走,家里就剩下我啦。”大弟媳说:“就你没能耐呗。”我说:“家里有老人,身边总得留人,何况咱爹咱娘身体都不大好。”大弟说:“看来,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啦。”我说:“咱们各尽所能吧,也不能都靠给你。”大弟看了一会儿窗户外头,说:“我这些年也没什么出息,干什么都赔。这次去河南,又赔了个底儿掉。这年头,光在家种地只能糊口不能养家,做买卖又没资金,难哪!”我预感到大弟下一步该说什么了。果然,大弟言归正传了:“你看,我这房子也该翻盖了,哪儿来的钱?大哥,我不得不向你张嘴了。”大弟媳在一边帮腔说:“大哥这辈子就是操心的命,谁让你摊上这么些没出息的哥们儿弟兄呢。”我对大弟说:“你说得多少钱吧。”大弟说:“房子这一扒一盖,怎么也得万儿八千的吧。这样吧,大哥,我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大款。我筹借几千,你给我想办法弄两千。咱把话说在前头,不是要,是借。”大弟媳接过话说:“就是,一旦我们手头上有了,马上就还。大哥,你还不知道你兄弟的脾气,虽然兄弟之间不是外人,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张这个嘴。”两口子像唱双簧一样,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如果不借,明显是我这当大哥的不近人情了。可他们两口子知道不知道,我一个月才挣200多块钱,而且还是刚涨的工资。这些年,家里的零花钱,娘看病的钱,基本上都是我供着,再加上自己的消费,我上哪儿弄两千块钱去?我想了想说:“你们的困难我知道,但你让我一下拿出两千块钱,也太难为我了。这几年的工资,我一个子儿不花,也攒不了那么多钱。”大弟抢过来说:“你不是还有稿费吗?”我笑了一下,说:“稿费,也就值壶醋钱吧。”大弟也笑了一下,说:“那你们部队的醋可够贵的。”我说:“这样吧,我回去借借。但两千块钱,我是绝对弄不来的。”大弟媳说:“大哥,你别为难。”
我站起来要走,大弟不阴不阳地说:“你看着办吧。”那话很简练,连“大哥”俩字也免了,那声调也让我听了心里打战。
十二
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家门口,大弟迎上去的时候,车上走下来两个乡镇干部打扮的人。大弟上前握着一个人的手,说:“都出完殡了,你们还来干什么?”
那人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松开大弟的手,说:“说实话吧,我们不是来吊丧的。村里有人举报你们不但没火葬,而且还大办丧事,我们受命过来看看。”
大弟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大声骂上了:“哪个王八羔子活得这么不耐烦了?”骂完了,凑到那个人耳朵跟前说:“县民政局那边,我都打点好了,他们没跟乡里说呀?”
那人说:“没有呀。要打招呼了,我们还过来干吗?”
大弟拉着那人的胳膊往屋里让:“走,有话进屋说去。”
我也跟着说:“对,对。进屋说去。”
那人问大弟:“这是大哥吧?”
大弟说:“对。不过县官不如现管。这事儿呀,还得指望咱俩摆平。”
大弟把那人让进了屋,一进门就把门帘放下来了,显然是不想让我们进去。他们在屋里叽咕了一会儿,就出来了。看样子,事儿是让大弟给摆平了。我们哥儿几个都出来送那人。上车之后,那人探出脑袋来对大弟说:“就这么着吧。再有人找事儿,我顶着。”大弟说:“谢谢。谢谢。”
车一溜烟儿开走了,大弟对着车的背影吐了一口痰:“呸!这帮王八蛋,就他妈认钱!”
回屋,大弟眯了一会儿眼睛,说:“妈的,十有八九是那王八羔子举报的。”
爹问:“谁?”
大弟说:“东邻呗。” 我说:“咱跟他无冤无仇的,干吗要举报咱?”
大弟说:“你真是老外,有提成呗。”
我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他举报的?”
大弟说:“他是咱村的告状专业户儿。那年,他家垒墙头,无缘无故地往咱们这错过来10厘米,垒的时候我没搭理他。等他垒完了,我晚上叫了几个人,三下五除二给他推倒了。那哥儿俩骂骂咧咧上来跟我拼命,我拿着大铡刀片子往高处一站,来!不要命你就上!我死了,外头还有哥儿仨呢!那回要不是咱爹拦着,说不定得出人命。”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大弟说:“他就是欺负你们都没在家,要是咱哥儿四个齐刷刷地往那儿一站,吓死他。”
爹接过来说:“哥们儿弟兄多,不是用来吓人的。兄弟不在多少,只要和睦,外人就不敢欺负。”
大弟没听进爹的话,继续对我说:“趁着咱哥儿几个都在家,教训教训他。”
我说:“怎么个教训法儿?”
大弟说:“把咱娘坟上的花圈都弄回来,趁着天黑,都扔进他家院里去。”
我笑了一下:“你可真幼稚。”
爹指着大弟骂道:“你小子要让我多活两天,就别犯浑!”
大弟蔫了。
这些天,着实累,不仅泪水哭干了,身体也几乎散了架,我正想在炕上躺一躺的时候,大弟招呼我、二弟、小弟,到叔家去一趟。我知道,按规矩,丧事过后,做长辈的要给我们在形式上作作总结,而内容上是要跟我们哥几个算算账。至于为什么到叔家,显而易见,是为了回避那些外姓人的媳妇儿们。她们一掺和,事情就会复杂化。
按惯例,主持总结会的是村干部和家族的长辈。村干部是支书,我们家族的长辈代表是叔。
叔率先发言:“这不,你们哥儿几个都在,你娘的事儿办完了,你们哥儿几个呢,要来个亲兄弟明算账,有些事儿也就趁着这机会说道说道。”停了一下,扭过头来对支书说:“你在这儿也不是外人,他们都是你的晚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别给他们留面子。”
支书吭了吭鼻子,慢条斯理地说:“这话就客气了,眼下你们老白家人气正旺,兄弟团结,妯娌和睦。今儿作这个总结,我心里特踏实,绝对不像有的人家把老人发送完了,最后哥们儿弟兄闹得腻腻歪歪的,让我们这中间管事儿的坐蜡。”
我抢先表态:“这个您放心吧,我是老大,有事儿我兜着,绝对不让你们这些做长辈的为难。”
我感觉我说这话的时候,大弟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支书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纸,上面用毛笔写满了字,那是丧事儿的全部账单。支书清了一下嗓子,开始念:“办丧事儿烟酒吃喝共花了5680元;雇吹鼓班子花了600元;雇棺材罩、买纸人纸马等花了550元;铺棺材底花了350元;扯孝衣孝布花了820元,还有杂七杂八的开支1523元。一共是9523元。这是支出情况。收入情况是这样的:共收亲朋好友礼钱3600元。你们哥儿几个垫支的情况是这样的,老大拿了5000元;老三拿了2000元;老四拿了500元。这样结算下来,还剩1577元。这些钱,你们哥儿几个商量商量,该怎么摊吧。”
支书说完,大家都不吭声。大弟又在看我,二弟低着头,小弟用手托着下巴。
叔见我们都不说话,又开始作导向性的发言:“哥们儿弟兄,一奶同胞,为爹娘养老送终是你们的义务。你们都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这就用不着我给你们讲道理了。你们都表个态,看看这钱怎么出。”
我正想说话,二弟先表态了:“我拿个主意吧。老四还没结婚,志愿兵也是刚转的,手里没多少钱,就让他拿那500吧。剩下的,我们哥儿仨平摊。”
我问大弟:“你的意见呢?”
大弟说:“你是老大,听你的。”
我想了想,说:“我是老大,又长年不在家,对父母尽的孝道少。这钱呢,也不算多,我一个人兜了。但你们谁也不要跟你嫂子说,这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她商量。”
二弟站起来说:“娘是大伙儿的娘,为什么让大哥一个人兜?平常家里的零花钱是大哥供着,娘这些年看病的钱也主要靠大哥。二哥,咱们一分钱不掏,对得起咱娘吗?对得住大哥吗?”
大弟朝二弟摆摆手,说:“你这话,可不公道啊。我可不是一分钱没掏,咱娘做寿衣的棉花是在我那儿拿的。还有,这两天过事儿,烧的柴火也都是从我那院里弄来的。对了,这几天,我家那鸡下的鸡蛋,都搭上招待客人了。这不,支书在这儿呢。你问问,是不是?”
二弟指着大弟的鼻子说:“你一个大老板,这些话亏你说得出口。自个儿的亲娘没了,用几斤棉花,烧几根柴火,吃几个鸡蛋,也挂在嘴边上,我都替你害臊!”
大弟也站了起来:“你出去这么多年,为家里做过什么?好歹我还是你二哥呢,谁借给你的胆儿,敢指着我的鼻子说话?”
我站起来,分别推了他们一把:“都给我坐下!咱娘尸骨未寒,咱哥儿几个就打起来了。你们丢不丢人,现不现眼!”
叔也严肃地说:“你们哥儿几个,哪个穷?真要掏不起这俩钱儿,我跟你爹磕头作揖到四邻八家去借,别让你们为难!”叔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说:“你们哥儿几个和和气气地把事儿办了,这对你爹也是个安慰。你们要是吵吵闹闹的,他听见了会怎么想?”
叔的话,把支书眼睛说红了,待了一会儿,说:“哥们儿弟兄,别伤了和气,商量着来。都是为了老人,各尽各的孝心。”
我认为问题的症结都在大弟身上,自办娘的丧事儿以来,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就不大对头。比如,他极力主张大办,可过了事儿又不想掏钱。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哥儿几个他是最有经济实力的。盖了大瓦房,买了摩托车,手里拿着大哥大,腰里别着BP机。可他和他媳妇儿,见了人就哭穷,老说外面欠的都是债。他一年东跑西颠,又办企业又经商,不知道挣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我真想找个机会跟他算算账,把家长里短都倒翻一遍,但这不是个机会。一是娘刚走,再就是还当着外人,家丑不可外扬。人家一开始就给我们哥儿几个戴了“高帽”,结果我们再争斤掰两,吵吵嚷嚷,这不仅有失白家的家风,也有失我当政委的风度,有损我这当老大哥的形象。现在要把事儿压下来,尽快统一思想,争取问题的和平解决。 我问大弟:“你说应该怎么解决最合理?”
大弟想了想,说:“有个问题要说清楚。收的礼钱,大部分是我的朋友送的,那部分钱应该归我,因为是我欠的人情。人家有事儿的时候,我要还人家。”
二弟说:“别提你那些狐朋狗友了。一听说不让行大礼,卷起钱来就走了,那是真来送礼的吗?”
小弟也跟着说了一句:“那是吊孝的吗?没一个人掀开咱娘脸上的烧纸看一眼。哼!”
我对他们说:“我没问你们,少说话。”接着问大弟,“你还有别的意见吗?”
大弟低着头,说:“没、没了。”
我说:“好吧,那就按你说的办,剩下的钱我都掏了。至于用你家的棉花,烧你家的柴火,吃你家鸡蛋,活该。”
我对支书和叔说:“您们说,这样行吗?”
叔说:“只要你们哥儿几个心情舒畅就行,别心里疙疙瘩瘩的。”
支书说:“有这么个老大哥,什么事儿解决不了?到底是大军官,觉悟就是高。我解决了这么多家的事儿,没碰上这么痛快的。我看我在这儿也没用了。这些天光熬夜,也困了,我回去睡觉了。”说着,有些夸张地打了个哈欠。
叔说:“这些天,也把你熬磨坏了。明儿歇过来,再过来喝酒。”
支书走了,我们都出来送到院里。我看见,大弟媳和二弟媳都在窗台跟前……
十三
我把小弟和二小从新兵连叫到了我的宿舍,接着又把二弟叫了过来。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算后门兵,但到了部队,你们就没后门可走了。自己的前程自己奔,别指望我帮你们多大忙。我是一个小小的指导员,成不了你们的靠山。你们的靠山就是你们自己。听见了没?”
他们说:“听见了。”
二弟说:“我们哥儿几个要把关系搞好,别让大哥分心。”
我纠正二弟说:“什么哥儿几个?你们不是刘关张,不是三结义。你们是革命战友,要搞五湖四海。”
他们都不说话了,我又敲打了他们一顿,放他们回去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的工作出现了变动。医院整编,各所不再配指导员。然而我却因祸得福调回了宣传科,任命是副科长。从正连直接跨到了正营,等于连升两职,真算是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使我万万没想到。有人说是我的文章帮了忙,有人说是我未来的岳父使了劲,到最后我也没弄明白究竟沾了谁的光。我这一步走得太显山露水,在师机关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尤其跟同年兵们拉开了较大距离。我提干的时候,牛参谋就是副连了,可我都正营了,他才正连,这使他心里格外不舒服;但在表面上还是能对我作出一些恭维。比如,老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关于谁坐中间位置的问题,他不管真假,要对我作出一番谦让,有的时候还会说“请白副科长作指示”一类言不由衷的话。我呢,尽量保持低调,起码不在老乡们面前装酸。
当上副科长,我感觉大小是个官了。听着别人叫自己的职务,比“司务长”和“指导员”要顺耳得多,发号施令的机会和范围也大多了。比如,科长不在位的情况下,可以主持科里的日常工作,下部队也能跟团长政委们搅和在一起了。
这一年,我完成了婚姻大业,燕儿考验了我一年多,终于同意嫁给我了。关于在哪儿举行婚礼的问题,我们有些分歧。她主张到她的老家安徽铜陵,我主张回我老家柳条庄。最后折中了一下,哪儿也不去,就在部队举行。那时候,我已经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营职房,两口人享用还是有富余的。只可惜,我手里没什么钱,屋里的家具家电,都是燕儿的父母给添置的。那时候彩电还是稀罕东西,家属院只有少数人家有,但燕儿的爹还是托人在北京花2000多块钱,给我们买了一台日本索尼18英寸的彩电。面对洞房里琳琅满目的新摆设,我心里怪自卑的。
婚礼那天,我没通知老家的任何人。爹腿脚不好,娘一年有半年的工夫在炕上躺着,通知了他们也来不了。再说,他们手里也没钱。结婚是花钱的事儿,既然没钱,干脆就别来。但我还是有一定的虚荣心,这是我和燕儿的终身大事儿,如果家里一点儿表示也没有,会落燕儿一辈子埋怨的。我常听家属院的妻子们这样埋怨丈夫:“你说咱们结婚的时候,你爹你妈给我买什么了?”我知道燕儿是通情达理的人,但她毕竟是女人,女人是没法逃避是是非非和小心眼儿的,谁能保证她天长日久会不揭我的短儿?我煞费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太高明的主意:让老家武装部的老乡以爹的名义寄500元钱来,算是对我们结婚的表示。那年月,农村的父母能拿出500元钱,也算说得过去了。当时,我曾想让大弟完成这个任务,但一想跟我借钱的事儿,还没兑现,他肯定不会配合我,说不定还会给我几句噎人的话听。我料定他是干得出来的。
婚事儿办得还算热闹。前来参加婚礼的,有我们单位的领导、同事、老乡,燕儿的一些亲朋好友。多数人是岳父的老战友和一些老部下,掏大份子的,也主要是这些人。那天,二弟、小弟也请了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跑腿儿。另外,他俩还凑钱买了一个大花篮儿。花篮儿的缎带上写的是爹和娘的名字。据说,这是二弟的创意。那个大花篮儿很张扬地弥补了老家没来人的缺陷。
婚礼上,燕儿提出让小弟来一段唢呐独奏,我说不行,就他那水平。燕儿说,给大家助助兴,什么水平不水平?小弟取了唢呐回来,我找了个背人的地方跟他说:“一定要吹上轿的调儿,别弄成……”小弟点点头,鼓起腮帮子就吹起来。当时我担心他一不留神吹出下葬的调儿来,结果小弟却吹了一段中国唢呐名曲《百鸟朝凤》。尽管有的时候气跟不上,走调儿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吹奏完,大家还是不住地鼓掌。燕儿夸奖小弟说:“到底是科班出身。”小弟的脸一下子红透了。
那天,我无比激动,激动的主要原因是我娶了漂亮的燕儿,从此,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走到一起了。另一个原因是,那一天来的人特别多,气氛非常热烈。尽管燕儿一再阻拦,我还是喝了不少白酒。但奇怪的是,酒下到肚里像白开水一样,越喝越没感觉,要是以往早就醉了。
客人散尽之后,就快11点了。洞房里剩下了我和燕儿,燕儿把灯光调成橘红色。整个房间充满了很有性感的温馨,我知道燕儿的用意。接下来,我们准备承受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