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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话铃第一声响起，我便在战栗中惊醒。打开台灯一看，石英钟指着零时十分。我不敢接电话。我知道这个时间的电话内容基本上没什么好消息。作为团政委，我怕团里出事儿；作为老大，我怕老家出事儿。等第三下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犹豫着接了电话。是大弟从老家打来的，声音跟以往有很大差距：“大哥吗？咱娘不行了……”
自大弟家安上电话，轻易不打一次，打过来基本上都有事儿，有好事儿的时候极少。娘长年生病，我每天都过得惊惊乍乍，对家里的电话既想又怕，尤其是深夜。电话一响，我发毛就乍起来。
放下电话，我把眼睛微微闭了一下，我感到，有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了。流泪的理由，是我预感到，我那苦命的亲娘已经离开了人世。大弟说的“不行了”，潜台词实际上是“过去了”。母子连心，血脉有灵。我坚信，这种感应定是准确无误的。另外，爹是个强人，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只要你娘不咽气儿，我是不会催你们回来的。
在我流泪的时候，妻子燕儿已经穿好了衣服。她是医生，生老病死的事儿，比我经历得多，所以，关键时刻，显得比我镇静和有章法。穿完衣服，她过来推了我一把：“干什么哪？还不赶紧给老三老四打电话！”
燕儿这一提醒，我才知道，我眼下不应该只是流泪。虽然是后半夜了，我还是拨通了二弟、小弟的电话，向他们通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并作了三项指示：一、迅速向单位领导请假；二、备足现金；三、明早8 点前到车站集结。
我相信我的命令会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因为他们不仅是我的亲兄弟，还是我这个步兵第28团政委的兵。二弟在团后勤处当助理员；小弟刚当兵时也在28团，后来调到了师演出队，去年刚转的志愿兵。更重要的，是我造成了他们命运的重大转折。
二
那年秋天，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了趟老家柳条庄。当时我的职务是步兵第28团一营二连司务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算是最小最小的官儿，不仅级别低，那个称谓也不怎么体面。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有这样的顺口溜儿：当官儿不当司务长，站岗不站二班岗。然而这么小的不值一提的官儿，这次回老家却遇到了一个重大问题：爹让我把二弟带走。原因是，二弟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不安心务农，整天在家里穷耗。按爹十分形象的说法是，官不官，民不民，商不商，农不农，整个儿一个“四不像”。再就是，二弟到年底就满20岁了，到目前为止，一个上门提亲的也没有，照这样下去，闹不好就给老白家断香火了。爹的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在柳条庄，像二弟这个岁数的人，大部分都订了亲，有的已经成了家，甚至有了孩子。如果二弟真成不了一家子人，这对爹将是一辈子最大的心病。
那一年，我家的景况还是很穷。爹帮别人家砸夯摔折了腿，留下明显的残疾。娘打年轻就不结实，一年到头让药养着。23岁的大弟结婚后分家另过，日子也就是将就个温饱。家里除了20岁的二弟，还有11岁的小弟，可我那有点儿残疾的爹虚岁都快60了。人家说我们家是：老的老，小的小，正当年的干不了。
我很替爹为难：“家里正是用人的时候，老三一走，不还是累你吗？”
爹朝我摆摆手，满脸无奈：“快让他走，走得远远的。”
娘在一边接过来说：“爷儿俩犯相，死对头，一句话也说不到一块儿。原先想，让老三成一家子人，家一分，眼不见，心不乱。可是，唉。”
背着爹娘，我跟二弟谈了谈，他张口就说：“大哥，只要让我离开柳条庄，离开这个家，到哪儿去都行，下地狱也不后悔。”我理解爹和二弟，也理解这个家。但问题是，我一个小小的司务长，能不能让二弟顺顺当当地当上这个兵？到了部队，二弟能不能弄个饭碗端？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很要命的事儿。
刚吃过晚饭，叔也过来了，一进门就跟我说：“老大，回来接老三来啦？”这说明，二弟的问题已经成了家里的热门话题，同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爹和叔年轻的时候，据说关系并不太好。叔早些年在村里当干部，日子比我家过得活泛些，我们家孩子多，日子紧巴，叔怕沾上包儿，就想法儿躲得远一些。两家就住前后院，但没什么大事小情儿，叔轻易不过来一趟。直到叔的村干部职务被撤销，我们两家的关系才逐渐走近。这些年，叔每天都要到爹院里来一趟，白天没空，黑下也要补上。叔骂我们哥儿几个，就像骂他们家儿子差不多，这一点，我懂事之后，才知道感激。
叔坐下，没等任何人让，就在柜上顺了一支烟，点着了，把火柴盒往炕上一扔，对我说：“老大，你快把老三接走吧。不然，非把你爹愁死不行。”爹倚着铺盖卷儿挪了挪上半身说：“我这当爹的没本事，你底下这几个兄弟能不能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就看你这当老大的了。”说这话的时候，二弟也在场。他眯着眼，脸朝着墙，一声不吭。好像爹和叔的话，根本与他无关。我还没作任何表态，爹又说话了：“招兵的已到县里了，我早就给他报了名，就怕走不了哇。”叔又接过来说：“就老三这脾气，没人在身边手把壶儿地管着也不行。老大呀，你得想法弄到你的部队去。不然，当三年兵，还是回家耪大地。”叔那话说得相当轻松，好像我在部队当多大家主多大事儿，就像他在村里开的小卖部一样，想开张就开张，想上板儿就上板儿。我知道，叔这话既是替二弟说的，也是替爹说的。我正要表态，大弟进来了，一进门就说：“大哥，老三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咱爹腿脚儿不灵便，重活儿干不了。这十来口人的地，不能都扔给我一个人儿吧？”紧跟着前后脚，大弟媳也进来了，上前拽了大弟一把：“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自个儿没能耐就算了，咱不能再耽误老三的前程呀！”大弟狠剜了自己的媳妇儿一眼：“老娘儿们家，知道个屁！”听到这儿，爹坐起来了，说话变得声色俱厉：“我还没死呢，这个家，轮不到你们说话！”这话很快把大弟两口子都噎回去了。
晚上爹娘早早躺下了，谁也没话，但我知道他们谁也没睡着。我望着窗户外头朦胧的月亮，还有在窗户上来回摇晃的树影，心里乱七八糟地折腾。我当兵那年，也是爹给报的名，当时我正在海河工地上如火如荼地写大批判文章，我的工作性质是以农代干，一个月挣18元工资，还挣满年的工分。在村里，在我们那帮同学中，是很遭羡慕嫉妒恨的。可到了年底，我还没从海河工地回来，爹就给我报了名，让我去当兵。我心里很别扭，要当兵也是我的事儿，干吗没经我同意，就给我报名，这不是明摆着往外撵我吗？ 记得爹那天劝我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去吧，老大。”
我说：“我现在干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去当兵？”
爹说：“古人云，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看长远些，你这个饭碗儿，端不了一辈子。”
我没回爹的话，但我实在不满意爹背着我给我报名的做法，但我心里有主意，只要我不想当这个兵，谁也拉不去，何况，村里想当兵的人打破脑袋。但谁也没承想，自打我体检合格后，带兵的就看上了我，他看了我写的大批判文章，还有我在街上刷的那一人多高的美术体字，豁了命也要把我带走，还极其诱惑地描绘了我当兵后的锦绣前程。18岁的我，开始犹豫动摇了。带兵的家访时，爹又帮我说了不少推波助澜的话，就这样，我这兵就非当不可了。
我临走的时候，爹很破费地请带兵的到家里吃了一顿。两杯酒下肚之后，我很不礼貌地对爹说：“爹，我这兵可是你逼着当的，我走了，就不回来了，一辈子不回来了！”爹却竖起大拇指说：“好，好。有种！像我！”说着，一直脖，又下去一大杯。
那天，爹喝得酩酊大醉，我却五味杂陈。
三
一大早，我带着二弟去了县武装部，那里有我的一个战友，刚从28团调过来。从那里得到的消息是，这拨兵都去南方，可能是成都军区。跟我所在的28团，不仅跨着军区，从地图上一丈量，正好吊着角，一个东北，一个西南，至少隔着五六千里路。这个跨度，足以使我这个小小的司务长捉襟见肘。我的战友领我见了带兵的“首长”，那位“首长”上衣只有两个兜儿，见了我很正规地打了个敬礼。那一下，我立马感到自己是个官儿了。他反复端详了一下二弟，例行公事般问了一些不疼不痒的情况，然后笑着对我说：“放心吧，首长。只要身体合格，我肯定带走。”中午，我请带兵的几位“首长”在县城最豪华的饭馆吃了一桌饭。席间，我以没有酒量的酒量跟他们豪饮疯喝，直到他们一个个都朝我拍胸脯。
以后的事儿发展也很顺利，直到定兵，我才归队。
那天晚上，全家兴奋，我跟爹小酌几杯。我们喝的是散酒，用碗喝的。桌上有俩菜，一个是油炸花生米，一个是水煮花生米。爹喝得很冲，两大口下去，脸就红得像猪肝了：“都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我俩儿子都当兵了，该怎么光荣呢？”娘接过来对爹说：“这下好了，老三这一走，你那见天像刮黑风似的老脸，也该舒坦些了。”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大，当初你当兵，也是让我给逼走的。没承想，我这一逼，就逼出来了个大军官。”
爹还真会抬举他儿子，把我一个小司务长夸成大军官，我听着，心里不那么自在，但没接话茬儿。
二弟一杯酒也没喝，跟我当年一样，马上就穿军装了，一点儿也没有激动的表示。但我发现他老拿另外一种眼神看我，那眼神怯怯的、隐隐的，让我费解。我回屋收拾东西的时候，他终于逮住了机会：“大哥，你得想办法，把我调到你的部队去。要不，到了四川，谁管我？”
我一听，立马急了：“你看你那点儿出息，我从一个小兵干到司务长，靠谁了？不都是靠自己吗？”
二弟低下了头，但嘴里还在嘟囔：“现在可不是那个年头儿了……”
我拿眼睛瞪着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还没当兵的二弟，比我这当司务长的大哥世故多了。
四
我率领燕儿、二弟、二弟媳、小弟们回到家，娘早已躺在了灵床上。
尽管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尽管娘病病殃殃地在炕上躺了好多年，但我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揭开盖在娘脸上的烧纸，我的手开始颤抖。娘太瘦了，病魔折磨得她已经脱了人形，让人惨不忍睹而又毛骨悚然。我们依次跪倒在娘的灵前，开始号啕大哭。刚张嘴的时候，我愣是哭不出眼泪，我想大概是昨天晚上哭干了，实际上不光是昨天晚上，一路上，我一直在哭。尤其看到窗外有坟地的时候，泪水就会无声地涌动，婆婆娑娑，滔滔不止。我是老大，又率领着弟弟、弟妹们，我应该比他们表现得更理智一些，可我做不到，我控制不住。一路上，燕儿不停地给我递纸巾。
管事儿的过来劝我的时候，我的泪水却冲出来了，又是婆婆娑娑，滔滔不止，一发不可收。管事儿的拉了几个来回，我还是沉浸在无限悲痛中不能自拔。最后，大弟过来拉我说：“大哥，别哭了，咱们商量商量咱娘的后事儿吧。”我才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问大弟：“咱娘临走的时候叫我没有？”
大弟说：“没有。”
我不解，为什么娘在弥留之际，不叫我的小名儿？我是她的长子，我跟病病殃殃的她最亲。上次探亲临走时，我还给她剪过指甲，梳过头。屋里没人的时候，我久久地攥着她的手。娘的手很瘦，没有肉，除了皮，就是筋，而且冰凉冰凉的，没什么温度。
归队的时候，我记得娘对我说：“老大呀，说不定，你再回来，就见不着娘了。”病病殃殃的娘，我每回回来几乎都说这话，我没往心里去。我认为，娘虽然身体不结实，但她才70挂零儿，会一直病病殃殃地活下去。再有，我这个岁数的人，不能没娘。出门在外，进家有娘，这是福分。
没承想，一言成谶。我真的没娘了。
大弟媳抹干眼泪，接过来说：“咱娘算是有福，说不行就不行了，一点儿罪也没受。”
大弟媳这么一说，我心里反倒更加难受起来。我的亲娘这辈子把别人受过的没受的罪，都受了一遭。走的时候，病魔没再折磨她，就像油灯那样，点着点着，没油了，忽闪两下，就自然地灭了。可让我们心里备受折磨的是，她养了四个儿子，临走的时候，却有三个没在身边。这太不公道，太不公道了！尤其我这个做长子的，没亲眼看着自己的亲娘离开这个世界，这将是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想到这儿，我又抽噎起来，接着又放声大哭。
叔过来说：“老大，你心里别那么难受。你对得起你娘，没有你，你娘能活这么多年吗？”
又很痛快淋漓地宣泄了一阵，我终于能控制自己了。管事儿的把我叫到西屋，紧接着，爹、叔、舅、大弟、二弟、小弟也跟进来了。 叔首先说：“这不，你们哥儿几个都回来了，你娘这辈子把你们拉扯大，也不容易。你们商量商量，看看你娘这事儿该怎么办。”
大弟说：“本来上边都让烧，抓得很紧。偷着埋的，只要有人举报，就扒出来拉走火化。”
还没等大弟说完，舅就把话接过来了：“你们哥儿几个家里外头都混得人五人六的，怎么也得让你娘入土为安吧？”
大弟说：“舅，你放心吧。民政局那边儿，我都打点好了，咱想办多大就办多大。”大弟这话我信，这些年，他买卖做得还算景气，常跟县里各科局的头头脑脑们吃吃喝喝。听说，有的还拜了把兄弟。办这点儿事儿，应该不在话下。问题是，我们哥儿四个，有仨在部队上，应该说，混得还算不错。尤其我是个上校团政委，如果为老娘的丧事儿大操大办，大出风头，影响好吗？这个顾虑，我还是有的。
我问叔：“叔，你的意见呢？”
叔说：“你们哥儿几个商量吧。这不，你舅也在这儿呢，也让他拿拿意见。”
我问舅：“你说呢？舅。”
舅说：“作为亲娘舅，我要求不高。反正你们得说得过去，得对得起你们的亲娘。”
我问大弟：“你的意见呢？”
大弟毫不犹豫地说：“我主张大办，反正在柳条庄，不能让谁家比下去。我们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我最后问爹：“爹，你认为呢？”
爹说：“人死如灯灭，一死万事休。你娘活着的时候，你们孝顺了。打发了，这比什么都好。人都死了，还花那些钱，摆那个阔场有什么用？”
舅说：“姐夫，你这话也对也不对，我姐这辈子没少为你们老白家操心受累。她那身病就是没坐满月子，下地推磨落下的。我大姐没活到寿终正寝的岁数就走了。孩子们有这个孝心，有什么不可以的？”
大弟说：“咱舅说得有道理，就按村里的最高规格办。坟里垒双层的砖套，把老白家的亲戚朋友都请来。戏子喇叭，吹的唱的，全套人马都搬来，不就花个万把块钱嘛。”
我感到像在团里开常委会，等大家发表完意见，该我这个当书记的表态了：“钱不钱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这样在村里影响好不好。人家偷着埋，咱这么大张旗鼓地折腾，这是不是太张扬了？这可不是咱老白家的传统。”
大弟马上冲我来了：“大哥，你是不是怕影响你当官啊？反正又不是你出面，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咱白家人该在村里露脸的时候，决不能含糊！”
爹对着大弟说：“露脸，露什么脸？露给谁看？你娘都死了，她看得见吗？露给我看，我才不要呢！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少让我生点儿气。我死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舅把话接过来了：“姐夫，我又该挑你的理儿了。你们白家不想露脸，俺们娘家人还想露脸呢。这你也知道，俺们老张家在村里，也是有头儿有脸儿的大户人家。红白喜事，从来没让人比下去过。”
爹有些激动地说：“有张面也委屈你们老张家一回吧，谁让你姐嫁错了人呢。就这么定了。这不，儿女们都全了，明儿就出殡！”
舅在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把手里的杯子“啪”一声摔到了地上：“没那么简单，这殡我让你出不成！”说着就往外走。
叔上去拦住了舅：“哎，老弟，你别生气。我哥说话就这样。这么多年的亲戚了，姐夫小舅子，你们还不了解？你消消气儿。我嫂子不在了，可咱这亲戚还得走呀。你放心，有我在，就一定能把我嫂子发送好。”
舅回过头来对爹说：“我姐那寿衣，布料儿太差，有一件布里儿还是旧的，本来我想挑了。既然这样了，我就把话说在前头，换不了布料儿，别想入殓！”
叔忙说：“这都是小事儿，我这就打发人去换。”
大弟过来跟我说：“大哥，你就听我的吧，咱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儿。”
我觉得此时我自己的声音很微弱，这跟在团里开常委会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我在团里是党委书记，关键的时候一锤定音。在这里，有爹，有叔，有舅，还有这个财大气粗的大弟，我自己狗屁不是。我忽然觉得心里很委屈，好在眼下我有发泄的地方，我对着娘的灵床又大哭起来。
五
我接到了二弟到部队以后的第一封信，地点是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小镇。我查了一下地图，那地方跟云南交界。我连夜给二弟回了信，写了8页，约4000多字，相当一篇短篇小说了。我在信中以老兵和大哥的双重身份，给他提了10条要求：1.要加强政治学习；2.要刻苦训练；3.要做好小勤工作；4.要尊重领导；5.要和战友搞好团结；6.要认真学习文化；7.要培养过硬的军人作风；8.遇事要学会忍让；9.要迅速改变农民的不良习气；10.要主动向组织靠拢。
我认为这10条要求对二弟来说会十分受用，会促使他迅速完成一个农民到军人的转变。因为，我当初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过，我没有一个当老兵的大哥，没有人这样有板有眼苦口婆心地谆谆教导我。如果当初有一个当老兵的大哥能时不时地敲打我、修正我，也许，我比现在混得更像个人样儿。
之后，二弟每周一封信，我是每封必回，而且基本上不少于5页，不少于5条要求。我在灯下十分投入地写信，跟我同宿舍的上士，以为我在写情书，总是以各种理由和借口瞄两眼。我索性让他看。上士看过之后，咂了咂嘴，说：“我真羡慕你弟弟。”
我在司务长的位置上固若金汤地干了三年。说实话，对这连生豆芽、磨豆腐，甚至劁猪技术都要亲自掌握的苦差事，我真是干得够够的了。同时，我也时时地想，将来要能拉二弟一把，这个小小的职务，是远远力不从心爱莫能助的。也就是说，为了我的哥们儿弟兄，我也要不遗余力地往上拱。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偏爱语文，作文常被作为范文贴出来展览。当兵前，又在公社海河指挥部写了近一年的大批判文章，笔头子练得像那么回事儿了。当了兵也往报社投了一些稿，尽管屡投不中，但仍痴心不改矢志不渝。另外写个总结报告什么的，感觉也不比机关那些秀才们差。所以总觉得当司务长有些大材小用，心里憋屈。 我有个五服之内的姑在北京一家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我到她那儿去玩，看了一些叶挺将军的资料，觉得很感兴趣，就把有关材料复印了下来。回到连队，连夜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革命回忆录《叶挺心中的党》。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竟一字未改地发表在了《人民日报》第5版的头条位置。这就是说，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天爷呀！后来《新华文摘》还作了转载。这突然取得的重大胜利，足以使我连续昏倒好几个来回。同时，我有强烈的预感，这篇重量级的文章，一定会给我带来命运的重大转折。
果然，团政治处主任下来考察我，准备把我调到宣传股，当新闻干事。可还没等上任，师宣传科长也找上门来了。一见面就对我说：“写这么大块的文章，真没想到是个小小的司务长。”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到他对小小司务长的职务，有多么的不屑。结果，我调到了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副连职干事。报到一个月，命令就下了。我知道，调机关要先工作，考察3个月，才正式下命令。大概因为我那篇重量级的文章，这个惯例给打破了。
报到的当天，我就急着给二弟写信。那时候，二弟已经满两年兵了，可组织问题还没解决，我不知道他这几年是怎么向组织“靠拢”的？至于上院校、提干，更没什么说法，我很为他着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写信，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要求、作指示。后来，他兵当老了，我手也懒了，书信往来不再那么频繁，但对他无形的牵挂，始终没有间歇过。
到了师机关，见的大官多了，眼界也开阔多了。想想，那小小司务长婆婆妈妈的，真他妈不是人干的差事，能逃出来真是万幸。在机关混熟了，也认识了一些老乡，其中军务科的牛参谋，跟我是一个车皮从老家李县拉来的。他比我早两年提干，刚调了正连。在我们这批兵中，他是进步最快的。再加上他在军务科管内勤，像兵员调动、学司机、转志愿兵等等，都属于他管。因为手里有实权，老乡们都像“朵朵葵花向太阳”似的围着他。一个县的老乡，又都在师机关工作，本来我们应该成为很好的朋友，但事实上却没做到。我总觉得他姓牛算是姓着了，整天牛皮烘烘的，跟我不对路子。比如，一起上街，他总喜欢当着我的面训那些军容不整的兵。还有，在部队集会的时候，他太张扬。再有，老乡一起喝酒的时候，他指手画脚，喝三吆六儿，特霸道。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
但有一件要命的事儿，迫使我不得不放下架子来求牛参谋了。二弟来信说，年底连队决定让他退伍。也就是在同一天，爹也来信了，让我赶紧想办法把二弟留住。言外之意是，如果二弟这么空着手回了家，他就跟我有算不清的账。我犹豫了一下，拿着两封信去找牛参谋，让他帮忙把二弟调过来。他倒是没有为难我，只是很随便地说：“为什么不早跟我说？”这会儿，我所有的清高和傲气都没有了，态度软得不能再软地说：“我没承想这么快就让他复员。”他拿出了一张纸，不知用什么公式算了算，得出了二弟所在部队的番号，然后把笔往桌上一摔：“你那边有人吗？”我摇摇头，说：“没有。”他说：“跨大区调动，必须是军以上单位才有权力办手续。这边的手续我可以开出来，可对方不放人，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想了一下，说：“哦，得需要里应外合。”他拍了我一下，说：“对。秀才。”
牛参谋虽然答应给我帮忙，但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调到师机关才一年半载，往上顶多能认识军机关对口的人，成都方面哪来的关系？左右为难了一阵儿，忽然想起我们科长是四川人，跟我个人关系也不错。对！碰到难题找领导。吃过晚饭，我在大院里心烦意乱地溜达。等到七点半，"新闻联播"过后，我开始往家属院走。走到半路，我又想起来：求科长办事儿，这么空着手进家，合适吗？我调到宣传科，没给科长上过一根烟，也在科里站住了脚，那是因为我有那篇重量级的稿子。现在，我是去求人，而且是私事儿，拿点儿东西，也是应当应分的。想到这儿，我又退了回来。师里的服务社早就关了门，我跑到街上，见一家小卖部还开着门，像见了救星似的扑了上去。也没问价，吃的喝的，拾掇了一兜子，自认为很拿得出手了，才罢休。
一进门，科长就笑着说：“哟，你这大秀才，也搞这么俗的东西。”我说：“我调来一年多了，也没正经到家里坐过。今天有空，过来看看。”科长又笑了一下说：“我的大秀才，你别跟我弯弯绕了。有什么事儿，说！”我知道，我的伪装很小儿科，很快被火眼金睛的科长识破了，于是，赶紧从实招来。科长听后，说：“这回你算找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哥们儿在成都军区机关当处长。”说着，就去翻电话号码，接着就挂长途。在师里要外区很不容易，要通过好几道工序才能转到。好在科长跟总机的丫头们都熟，电话很顺利地接通了。对方答应得很痛快，说，一是先保证别退伍，再就是商调函一到，就放人。
电话里的内容很令我欢欣鼓舞，我想说些感激的话，可找不准哪一句更准确。我正犹豫着，科长站起来说：“不留你了，我还要上师长家去一趟。”
我跟着科长出了家属院， 一路低着头傻走。直到跟科长分手，也没想起来该说句什么感激的话。
六
经过反复商量和多方征求意见，最后作出决定：娘的后事，既不大办，也不小办，中办。按柳条庄的规矩，大办是放七天再出殡，请所有的亲戚朋友；中办是放五天，只请亲戚，不请朋友；小办是放三天，当家伙族料理，外人一律不请。娘是半夜里走的，到天亮算一天。也就是说，我们到家的时候，就算第二天了。再过三天，才能出殡。在这几天里，我们做儿女的要天天守孝，夜夜守灵。同时还要按照柳条庄不成文的丧葬礼仪细则，一丝不苟地完成各种身体力行的表演科目。
我是柳条庄长大的，基本上熟悉这套规矩。可燕儿是在军营里长大的，她的父母还健在，没有经历过这一类的事体。生活中，燕儿是一个没有形式概念的人，什么事儿都大大咧咧，有一搭无一搭的。因为娘走得匆忙，我们往回赶得也匆忙，我没来得及给她传授某些礼仪要求及动作要领，我担心她在关键的时候会掉链子。燕儿是长媳，某些动作不到位，人家不会说你是水平问题，会很自然地上升到态度问题，即对老太太的感情问题。娘活着的时候，燕儿对老人不错，每次回来都要给娘梳头洗脚擦身子。可这些，外人看不见，光靠娘一个人往外传播，听众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而现在所有的礼仪科目，都是现场直播，没有预演，而且周围都是善于挑剔的观众。 燕儿毕竟是燕儿，她有很好的悟性。就像她当年在卫教队学静脉冲刺一样，别人都反复在自己身上试，考试的时候还是不过关，她上来就是一针见血。现在也是一样，不管有多大难度的动作，她在旁边看一下，就会做了。比如，女子叩头，是很讲究要领的，先迈哪条腿，腰弯到什么程度，手在什么地方合拢，动作是很细腻而规范的。做好了，会很好看；做不好，会很别扭，外人会发笑。燕儿当新兵的时候搞过表演，她叩头的动作，稍稍带有表演意味儿。这一点儿，只有我看出来了，我很为她骄傲。尽管这样，我还是把女管事儿的叫到了一边儿，让她调教并关照一下燕儿，以免关键时候出现纰漏。她是长媳，是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不经意间，燕儿还是让人挑了毛病，我是从大弟媳的小声嘀咕中听到的。燕儿去厕所解手，因为厕所在街上，她顺手把头上的孝布拽下来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让大弟媳给逮住了，回来就跟屋里的人说了。尽管声音不大，我还是听见了。我找个机会凑到燕儿跟前，提醒她，注意类似的细节问题。礼仪上规定，在死者出殡之前，孝男孝女是不能随便往下摘孝布的，包括晚上睡觉也要戴着。燕儿听了我的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我太难为我亲爱的燕儿了。
晚上守灵，按管事儿的安排，我和燕儿排后半夜。一整天的时间，泪水差不多哭干了，悲伤转化为平静。我和燕儿坐得很近，趁别人都睡着了，我赶紧跟燕儿说些知心话。尽管燕儿是娘的儿媳，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在她们几个妯娌中，只有燕儿出身高贵，身体不经熬。我紧紧攥住燕儿的手，内心充满了感激。同时也在暗示她，我们是任重而道远，要坚持住。我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二弟、小弟过来了，他们要求燕儿回去睡觉。燕儿不去。最后还是被小弟拉走了。在这种场合，我是没有权利让燕儿回去睡觉的。她走了，我心里就踏实了。接下来，我从心里感谢二弟和小弟。他们不仅是我的兄弟，还是我的兵，关键的时候，知道为他们的首长分忧。
第二天，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这些孝男孝女正吃饭，就听管事儿的大喊一声：“来戚啦！”
我们赶紧放下饭碗，各就各位，猫腰撅腚进入哭的状态，待还完礼之后，我睁眼一看，傻了，屋里院里站满了人，往少里说，也有三四十人，一个个都是乡镇干部的派头。吊完孝，没有一个走近遗体，更没人掀开娘脸上的烧纸看一看。管事儿的把他们往屋里让，屋里显然盛不下。人们说：“不咧，不咧。”
我率领弟弟们给他们叩头，送孝布。大弟站起来说：“谢谢各位哥们儿，谢谢啦。”
一个大概是领头儿的问：“多咱出殡？”
大弟说：“后天。”
领头儿的说：“到那天人比今儿还多，今儿有的没通知到。哎？有什么需要哥们儿帮忙的吗？有的话，言语一声儿。”
大弟说：“没有。谢谢哥们儿捧场。”
送走大弟这帮哥们儿，燕儿偷偷对我说：“看出来没有，老二有叫板的味道。”
我未置可否。
七
我很反感牛参谋那股牛劲，但自从他帮我办了二弟的调动，在公共场合我还是违心地恭维他、抬举他，极力维护他在老乡中的核心地位。他没费劲就把二弟安排到汽教连去学开车。我知道，学开车一般都是第一年或第二年的兵，第三年兵就不好安排了。看来真是现官不如现管，权力的确是个可怕的好东西。不过，为这事儿，我付出的代价是我的尊严。每当老乡在一起喝酒，不管当着多少人，牛参谋就会借着酒劲挤对我：“操，你笔杆子再牛，关键的时候还得求我吧。没我，你弟弟早回家种地了。”我只好说：“那是，那是。”我知道他是半开玩笑，但我心里是格外不舒服的。
还有一件事儿，进一步加重了我欠牛参谋的债。有一天，我正写稿子，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过来一趟。”平时他都像首长一样命令我，我不敢怠慢，放下稿子赶紧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让我把门关严并插死，看样子像有重大机密。他把一个档案袋递给我：“看看吧，你弟弟档案里的内容够齐全的。”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下意识地看了看档案袋的背面，上面有张表。顺着往下看，发现“处分”一栏里填着“1”。打开一看，里面真有张《行政警告处分决定》，原因是打架。哦，我想起来了，二弟被批准提前退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处分。
牛参谋很刺激我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挨过处分的人，还‘空中飞人’！你想想，这档案要落在别人手里，会是怎么样？”他说着，从我手里夺过那张处分决定，就要撕。我顺势把它夺过来，撒腿往外跑。
我回到宿舍，把二弟找来。他一进门，我就把那张处分决定拍在他面前，他脸变得通红，接着是刷白，嘴唇发紫，手也哆嗦起来。呆了半天，慢吞吞地说：“大哥，那事儿不怨我，我是替别人抱打不平……我走的时候，指导员说……说给我拿出来，没拿出来呀。”
我火气十足，浑身发抖，不知不觉，手就伸出去了，对准二弟的脸，“啪！”就是一巴掌。
二弟用手捂着脸，眯着眼，低着头，像个罪犯一样，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我气得肚子鼓鼓的，说话声音都在打战：“我当兵七八年了，档案里不是立功登记表，就是奖励卡片。你当兵不到三年，就挣了一张处分决定，你多露脸呀你。这么多年，我算白教育你了！”
二弟哭着哭着，“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大哥，你别生气。我以后肯定好好干，不再给你丢脸了。”
我怒气还未消：“别以为把你调过来，就入了保险箱。给你解决了调动，解决了学开车，往后我就再也不管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二弟继续哭着说：“大哥，你别生气……”
我把门一拉，指着门外说：“你给我滚出去！”
二弟刚开始没动，犹豫了一下，走了。
我把门关上，顺便狠踹了一脚。
我在副连职干事的位置上干了不到两年，因为上稿量比较大，大块文章比较多，被军区评为优秀新闻干事，荣立二等功一次，紧接着被提升到师医院二所任指导员。我下医院是科长的主谋。在机关三年才能调一职，医院离机关近，哪会儿回来都方便。还有，我都27岁了，还没对象。医院有女兵，说不定能撞上一个。 我到医院工作没多长时间，有一天，科长家属给我打电话，说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让我晚上到她家见一见。我问是谁。她说，你认识，一见面就知道了。晚上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急匆匆地赶到科长家，进门一看，我愣住了：科长家属给我介绍的对象，竟是我们所的女军医燕儿。
燕儿是前任师长家的千金，小我四岁，四医大毕业的。燕儿在医院女干部当中是最漂亮的一个，据说找对象挑得很厉害。我到医院工作后，除了工作以外，跟她没有什么私人接触。给我的感觉，她很矜持，不大张扬，没事儿的时候喜欢捧着一本书看，有时是业务方面的，有时是小说。来了生人，她一般都不抬头，最常见的礼节就是莞尔一笑，等不到露齿的程度，就收住了。她的办公桌在我的斜对面，我不经意间就会看到她一张精美的侧脸，那张侧脸被浓密的头发、弯曲的刘海所掩映着，我看到的是长长的睫毛、好看的鼻子，还有布满细腻线条的嘴唇。有的时候，她会理一下头发，还会露出白皙、圆润，仿佛很有柔韧度的耳朵。这些要素会勾勒出一幅很写实的油画或者工笔画，宁静而幽雅，矜持而灵动。说实话，每每看过之后，我都会怦然心动，浮想联翩，心旷神怡。我纳闷，这么自信和高傲的女军官，怎么能跟我扯在一起呢？
科长家属说了几句例行公事的话，就出去了，显然是给我和燕儿腾空儿。屋里剩下我们俩的时候，我开始方寸大乱，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的感觉一点儿没有了。我正琢磨着如何转变这种状态时，燕儿说话了：“是我托的科长家属，这种方式，你不介意吧？”娘呀！这等好事儿，还存在什么介意不介意，只要别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行。
那天我们敞开心扉谈得很热烈，除了家庭背景有些差别以外，共同的东西还真不少。这使我在恍恍惚惚中，进入了一种妙不可言而又难以自拔的精神境界，那感觉不是一般的好。燕儿笑着很真诚地对我说：“我无论做什么都喜欢不俗，包括今天的选择。但这种方式又太俗了，我简直是不可理喻。”我矜持着说：“大俗若雅，大雅若俗。除了这种方式，我还真没勇气面对。”那天等找到感觉之后，我已经妙语连珠了。我认为，那对燕儿无疑是一种征服。
那天的时间过得贼快，我不敢低头看表，也不敢冷场，怕造成燕儿要走的机会。话多了，就什么都扯。燕儿很意外地问了我一句：“你有个弟弟在汽教连？”我说：“是。”燕儿笑了一下说：“你们哥儿俩长得真像。”接着又问我：“你一共弟兄几个？”我简单地犹豫了一下，说：“三个。我是老大，下边俩弟弟。”我偷工减料般地少说了一个。我怕燕儿嫌我弟兄太多，家庭负担太重，或者笑话我的父母不计划生育。我知道燕儿是独生女，在家里最值钱。说过之后，我又后悔了。一旦燕儿跟我结了婚，家里多出个弟弟来，那叫怎么回事儿？咳，甭管它，对付过去再说。说不定燕儿大度，对多一个少一个并不计较。
八
牛参谋的家属来了，正赶上孩子过生日，通知我们去喝酒。我们几个老乡商量了一下，鉴于牛参谋的核心地位，决定每人掏50块钱作为孩子的生日贺礼。以往是没这个先例的。二弟跟我们这帮战友年龄有差别，我们之间的活动，一般都没他的份儿。但这次我特意把他叫上，为的是给牛参谋多凑一个份子。当然他的份子钱也是我拿的，他一个兵，上哪儿弄50块钱去？别人的份子是当着众人的面给的，我的份子是背着人给的，因为我偷偷在数量上加了倍。那时候，最大面值的纸币是10元，100元钱捏在手里还是有一定厚度的。但我感觉，牛参谋没作任何惊讶或谦让的表示，收起来相当淡定。
那天，牛参谋又喝多了，牛劲又犯了，十分夸张地在饭桌上乱比画，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喷得满屋子都是酒气。这帮老乡差不多都求他办过事儿，不管心里舒服不舒服，表面上都像孙子一样地听着。我正暗自担心，牛参谋还是把矛头指向我了：“你不就会写篇臭文章吗？那东西能当吃还是当喝？我又不想当典型，用不着你吹。可你离了我行吗？你弟弟下一步转志愿兵离了我行吗？操！”
我连忙说：“那是，离不了。以后求你的地方多着呢。来！喝酒，喝酒。我们哥儿俩共同敬你一杯。”
牛参谋很霸气地把手一挥：“一个一个地来！”
我说：“那好，我先敬。”
牛参谋又把手挥了一下：“不，你喝俩，我喝一个。”
喝到这份儿上，我已经晕乎了，很爽快地干下了两大杯。喝第二杯的时候，二弟想替我，被牛参谋很武断地拦住了。
二弟是用三杯换的牛参谋一杯。
我认为牛参谋这回总该放过我们哥儿俩了，但他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酒劲儿，把二弟档案里有个处分决定的事儿，当着老乡的面说了。这件事儿大家都不知道。当时，牛参谋亲口对我说，千万别往外说，私拆档案和涂改档案内容，是要受处分的。我当时想，二傻子才往外说呢。
尽管我喝晕乎了，但听到牛参谋公布那个消息，我头发还是有些发乍，想阻止或者掩盖都来不及，况且，他也不会让我干预。我脸上十分难堪，二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天我成了醉鬼，回到宿舍吐得一塌糊涂。二弟拿来拖把为我收拾屋子。我吐过之后，清醒些了，指着二弟说：“你给我滚，我看见你就烦，你给我滚得远远儿的！”二弟站在那儿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的时候，燕儿进来了。这是燕儿第一次在我的面前见到二弟，没等我介绍，燕儿就上去握住了二弟的手：“你好，二弟。”二弟很快把手抽了回来，说了句：“我走了。”燕儿去送二弟，被我叫住了。燕儿说：“真没看出来，你好大的脾气。”说完，打了一盆水，把毛巾泡湿，在我脸上来回擦，我立马感到不是一般的舒服。燕儿坐在我床边，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把手递给我，我心领神会地攥住了。那小手很白很细，很柔软。我们进入恋爱阶段以后，这是第一次有实质性的皮肤性接触。我感到很美好，很神往。我眯着眼，半天无话。
第二天，刚上班，汽教连的指导员来医院找我，说他明天要探家，准备带些自费药。他母亲常年患哮喘，光药费欠了两千多块钱。以前，我跟他并不熟，二弟到了汽教连才有些来往。二弟入党是他帮的忙，学完司机留在汽教连当教练班长，也是他费的心，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报答他。何况，下一步转志愿兵，也是由连队启动。燕儿有处方权，但只能开三天的药，她找司药要了一些。我觉得还是不太多，就去找院长。院长很痛快，我调到医院以来，还从来没求过他。 就在这天晚上，我接到爹打来的长途，让我务必赶回家一趟。我问，什么事儿？爹说，还能有什么事儿，小四儿当兵的事儿呗。并说，你快回来吧，如果不当兵，这孩子就成匪类啦。
爹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最高指示。另外，我还听说，今年我们师还真有在老家一带招兵的任务。带兵的当中也有我的朋友，估计这次要比办二弟的事容易些。
我跟燕儿说了要回家的事儿。跟燕儿有了这层关系之后，还是第一次分开。尽管时间不会很长，还是觉得有些难舍难分。燕儿说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我有些犹豫。燕儿赶紧说：“我逗你玩儿呢，你倒当真了。”我说：“我会带你回老家看看的，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燕儿问我：“能不能告诉我，这次回老家的真实目的。”我顺嘴说道：“办我弟弟当兵的事儿。”燕儿警惕地反问我：“你家里的弟弟不都有两个孩子了吗？还当兵？”我忘了，当初我向燕儿隐瞒了一个弟弟。我不知道，现在该作何解释，我的脸火烧云般地烫起来。聪明的燕儿完全明白了，问我：“告诉我，为什么要向我隐瞒一个弟弟，这与我接纳你有什么关系？”我的脸继续发烧，说不成话。
九
在娘的尸体停放的第三、第四天里，又有大弟的几帮哥们儿来吊孝。每一拨都有十来个人，多的有几十个人。走的时候都跟大弟约定，出殡的时候过来助威。大弟都欣然接受。
二弟和小弟都有些坐不住，找我来商量。既然说是“中办”，只动亲戚，不动朋友，为什么二哥要大张旗鼓兴师动众？要动，谁没朋友？秦桧那么操蛋，还有几个相好的呢。既然动，就都动。不然，到出殡的那一天，呼啦啦都是他的朋友，好像娘的殡是他一个人给出的似的。二弟跟我说：“大哥，我和老四还好说，你这老大哥往哪儿摆？好像你白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一点儿张面儿也没有。”
要说张面儿，在老家虽然我比不上大弟，但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我现在是县太爷一级的干部，跟县里的头头脑脑，有过一些接触.我还有一些战友转业到县城工作，还有我的一些同学，也有当科局长的，要打个电话，会有一些人过来捧场。但我不想惊扰他们。现在提倡丧事从简，推行火葬，我作为一个上校军官，却在老家顶风作案，这像什么样子？何况，白家的人一向为人低调，我不能破这个例，更不能欠太多的人情债。
经过和燕儿商量，她也同意我的观点，决定不通知任何朋友。同时，我也告诉二弟和小弟，按我的指示办。我又跟大弟商量，出殡那天尽量少动用些人，别让乡亲们看着咱太张扬。爹也这样跟大弟说了。大弟当时不表态，考虑了一会儿，说：“尽量让他们少来些人吧。不过，他们愣来，我也没办法。我们这帮哥们儿，谁家有事儿都这样。”
就在出殡的头天晚上，我的几位战友来了，领头儿的是当年的牛参谋，他现在在人事局当副局长，当年他是在军务科副科长的职务上转业的。按他的话说是把部队给炒了。吊完孝，牛局长埋怨我：“秀才，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一声儿？走了老人，战友们来送殡是理所当然的事儿。”那口气，跟当年当军务参谋和副科长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他一再表示，出殡的时候通知大伙儿都来。我一再说：“求求你们了，一个也不要来，谁来谁就是成心害我，我今天把话说到家了。你们来了，咱们的战友关系，也就了断了。”
牛局长说：“你要不让我们来，那我们的战友关系，可就真断了。”
我没再说什么，送战友们出了院，临分手的时候，一再叮嘱牛局长，出殡那天，谁也不要来了。还有，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牛局长未置可否。二弟也出来送，牛局长瞅了二弟一眼，道：“好好劝劝你哥，别太假马列了。”说完，带着人上车走了。
我回来的时候，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团长的号，他问我老人怎么样了？我说，已经去世了。他说，团里派人去一趟吧。我撒谎说，已经出完殡了，不要来人了。团长安慰我节哀顺变，然后，把电话挂了。
我放下手机，见大弟也跑到没人的地方打手机，据我猜测，还是在勾人。
二弟过来偷偷对我说：“大哥，明天，我看咱得来个斗智斗勇了。不然，都让我二哥给晾了。”
我说：“哥们儿弟兄，有那么严重吗？”
二弟说：“绝对有。”接着他对着我的耳朵出了一个斗智斗勇的点子。听了之后，我有些担心。二弟说：“没你的事儿，我让爹跟管事儿的说。”二弟说完出去了一会儿，很快回来了，跟我说，爹同意了。
快吃中午饭的时候，送殡的都来了。有两支队伍最耀武扬威，一支是舅率领的娘家人，八八六十四，不含主家陪客的，就得安排八桌。看来这亲戚真是走到头儿了，吃一顿赚一顿。另一支队伍就是大弟的狐朋狗友，有百十来人，拉了一拖拉机的花圈，还有黑布帐子（老家一带丧葬礼品）。这些东西，在街上摆了半里地长。吹鼓手们提前酒足饭饱，各就各位，老调开始重弹，吸引了一大帮看热闹的人。娘的棺材用画有各种美丽图案的蓬布罩着，纸糊的童男童女们面无表情地戳在棺材前头，这些硬件设施早超过了“中办”的规格。
老家一带办丧事有孝子“看饭”的礼节。孝子贤孙们在吹鼓手的引导下，手持丧棒到前来送殡的客桌上看客人吃饭。进门二话不说先叩头，人家让走才能走。一路上，二弟一再提醒我：大哥，慢，再慢，踩着点儿走。我知道这是二弟的阴谋之一。等我们完成“看饭”任务才磨蹭着吃饭。这工夫，都快一点了。不一会儿，管事儿的招呼，准备出殡。
娘的棺材在大街上就位，看热闹的人紧贴墙根儿站满大街。我们孝男孝女跪在棺材前面低头大哭。管事儿的开始大喊：“行大礼了！”
按序列首先行大礼的是舅率领的娘家人。棺材前，摆上了他们献给娘的供品。他们叩完头，在管事儿的指挥下，我们一一还礼。娘家人多，大礼的行进速度很慢。接下来是我的姑家、姨家、姨姥姥家、姑奶奶家以及其他亲戚们行大礼。亲戚们行完，该是朋友们了，具体地说，就是大弟的狐朋狗友们了。我见大弟抬起头来开始朝行大礼的方向张望。也就在这个时候，管事儿的大喝一声：“起棺！”大弟的狐朋狗友们有些骚乱，有的甚至提抗议。但这时娘的棺材已经被壮劳力们吆喝着抬了起来，并在吹鼓手的引导下，向着墓地运行。 行大礼是客人最露脸的一个环节，因为向死者敬献什么供品，要当众展示，这可以说是出殡过程中的一个高潮。供品中有摆食品的，有摆水果的，也有直接摆钱的。大弟的狐朋狗友们都是摆的钱，本来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哥们儿义气与经济实力，结果因为二弟“取消朋友行大礼，提前起棺”的坏点子，把他们展示的权利给剥夺了。这使大弟的那些狐朋狗友们很伤面子。真正够哥们儿的，心里骂几句，把钱放下走人了。不够哥们儿的，干脆把钱卷走了。
出完殡回来，按规矩，我们这些孝子贤孙们应该进门给爹磕头。娘去世之后，虽然没见爹当着我们的面掉过泪，但他明显憔悴了很多。我们给他磕头的时候，他坐在炕沿上，面朝着墙，看也不看我们。我知道，爹的心情是相当难过的。按规矩，他不去坟上送娘，但他知道，娘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一定痛快淋漓地放纵了自己的感情。虽然爹娘这辈子没少红脸拌嘴，日子过得磕磕绊绊，庸庸碌碌，但他们毕竟做了几十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我们依次给爹磕完头，我竟没见大弟。
有人说，大弟去找管事儿的算账去了。
娘的殡出得有些说道，其中还有个说道，发生在燕儿身上。
按风俗，女的送殡都是坐马车。出嫁五服的闺女、侄女、孙女们是婆家派车，没出嫁的搭别人的车；儿媳妇儿、侄媳妇儿、孙子媳妇儿是娘家派车。大弟媳、二弟媳的娘家都在当地，而唯独燕儿娘家在外地，无法享受专车待遇，经人协商，打算让燕儿跟大弟媳坐一辆车。本来说得好好的，可关键时候，大弟媳变卦了。理由是自己娘家的车不好，怕难为了燕儿。实际上，明眼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怕燕儿抢了她的戏。燕儿是长媳，按序列她的车理应排在最前面。还有，回来的时候要赛车，风俗上讲，谁的车跑得最快，就证明谁最孝顺，谁将来就发大财，走红运。
小弟看出了大弟媳的用心，就从村里找了一辆马车给燕儿做专车。出完殡，大弟媳第一个跳上马车，让赶车的快马加鞭，冲在最前头。燕儿上车的时候，大弟媳的车早跑远了。燕儿刚当兵的时候在内蒙古边防部队待过，有一套使唤马的技术。她从赶车人手里夺过鞭子，自己坐在了赶车人的位置上，鞭子一挥，嘴里喊着：“嘚儿！驾！”三匹高头大马狂奔起来，马车后面扬起一股尘烟，燕儿的车很快超过了大弟媳的车。大弟媳也在“驾！驾！”地叫着，但前面只见尘烟，却见不到燕儿的车了。
十
生小弟那年，爹就快50了。那正是家里穷的叮当响的日子，上中学的我，放学回到家，见娘又给我添了一个小弟，赌气连饭也不吃了。这么多哥们儿弟兄，像小羊羔子似的，一个挨着一个，将来娶媳妇儿肯定成问题。这就是我不喜欢小弟并在燕儿面前隐瞒他的一个原因。
小弟在初三上蹲了两年，还是没有考上高中。家里添了一个半大劳动力，大弟自然高兴，秋上正忙的时候，他就出去跑买卖了。收完秋，小弟也跟村里的人去了趟东北，在一家个体公司里干了两个多月。因为把人家的机器给捣鼓坏了，工钱一分没挣着，还被老板炒了鱿鱼。小弟回到家无所事事，不知哪一天起，跟村里吹鼓班子的成员们混在了一起。小弟上学各科成绩都很稀松，学吹喇叭却格外有灵气。没多长时间，不管是下葬的曲儿，还是上轿的调儿，就摸着些板眼了。于是，身上镚子儿皆无的小弟，张开嘴跟爹要钱买喇叭。爹一来手上的钱不富余，二来压根儿就不想让他加入那个班子。因为那个班子的成员，不是瘸子，就是瞎子，领头儿的是个只有半人高的老光棍。可想而知，一个四肢健全的小伙子加入这样的队伍，村里的人会怎么看，光景又是如何？
小弟给我写了信，说毕了业没事儿干，想学吹唢呐，将来为自己找条出路。说这些的目的，是跟我要60块钱。我一看，当时还挺高兴，我们家能出一个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吹鼓手，不也是很露脸的事吗？我马上跑到邮局给他寄了100块钱，并在汇款单的折口处写了一句话：余款买些音乐理论书籍。
我这次回到家，爹有些不好意思，一再跟我说：“小四儿要是往人上走，就不让他当兵了。”我认为爹说得严重了。学吹唢呐，怎么就是不往人上走了呢？爹说：“这不，外边正有一家办丧事儿，你去看看那帮子人。”爹叹了口气，说：“咳，这样下去，就成了废物点心啦。” 爹的表情，与当年打发二弟当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娘却与爹持不同观点：“就这么一个老疙瘩了，你还往外撵？”爹说：“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留在家里就是个匪类。”娘还是有话说：“这么多哥们儿兄弟，都推给老大，你也不怕把他累个好歹。”听了这话，爹叹了口气，没接话茬儿，把脸扭向一边，让我看到的是他爬满眼角的皱纹和无助的神情。
我劝爹娘不要吵了，我想办法吧。
我顺着唢呐声去看小弟他们的班子。那时，经过许多红白喜事的小弟，在那个班子里开始挑大梁了。小弟他们围着的是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茶壶、茶碗、香烟之类的东西。吹鼓手们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演奏都很投入。小弟是首席吹鼓手，他站在正中间，两只手各持一个唢呐，左右开弓，还能用鼻子吹。观众时不时地为他叫好，为他拍巴掌。见我来了，他不但没什么不好意思，张扬意识反倒更强烈起来，好像是给我作汇报表演似的。他们吹的那些调还不算难听，但绝对听不出是下葬的还是上轿的，感觉没什么质的差别。再看看班子里的那些成员，一个个摇头晃脑，挤眉弄眼，腮帮子鼓得高高的，不能说没有快感。我见那个只有半人高的老光棍，鼻涕与哈喇子顺着唢呐往下流……
看了小弟的表演，我想到的竟是，小弟到了部队可以当文艺兵。
因为我事先跟带兵的朋友通了气，小弟当兵的事办得很顺利。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次回家给自己找了很大的麻烦。村里人以为我是专门回来带兵的，跟我们家有些说道的人都找上门来了，都要求把他们家的孩子带走。现在农村青年不再把当兵看成唯一的出路，出去打工挣钱也活得不赖。但到了部队能有人管，能转志愿兵，能学技术，还是愿走当兵这条路。我一再跟人家解释我不是回来带兵的，连小弟的事儿，我也是托人办，就是到了部队也不一定能有出路。听我这么一说，有的人就退却了，但最后还剩两个家长不放过我。一个是叔，我的一个叔伯弟弟跟小弟一般大；另一个是村支书，他家的二小，高考落榜，正在家闲着。这俩人我糊弄不了。 这俩人让我十分为难，叔是亲叔，一见面就很不客气地对我说：“老大，你为不为难我不管。让你亲兄弟走，就得让你叔伯兄弟走。”
村支书虽然不是我们白家人，可对我们白家有恩。爹摔伤住院的时候，他专门安排人轮流去医院看护。时间长的，还给记工分。爹经常教导我们，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现在不应该是报恩的时候吗？再说，支书是村里的父母官，村里人大事小情都离不了，不可小看，也不敢得罪呀。
我眼下真为难死了，这么多兵，我能带走吗？即便是能带走，到了部队，我能管得过来吗？去了，管不了，当三年兵再回来，我照样还是受埋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叔跟支书在一起搭班子的时候矛盾很深，这个关系均衡不好，也够我喝一壶的。
我愁得直嘬牙花子，爹也跟着不住地叹气，叹完气，就骂小弟：“都是你小王八蛋闹的，要不是为你办当兵，你大哥也嘬不了这么多瘪子！”接着，爹又自言自语地责备自己：“咳，我这辈子人，光有能力生，没能力养；有能力养，没能力管。给老大弄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娘也叹气连声：“咳，没法子，俺老大就是操心的命。”
我想来想去，已没什么退路了。带走就带走吧，到了部队再说。但矛盾还是在自然中化解了——我的叔伯弟弟体检不合格。我找了武装部的战友。人家说，身体不合格，谁也没办法。到了部队复检的时候，照样退回来。我把情况跟叔说了，叔满脸不高兴：“一个大小伙子，能吃能喝的，哪来的病？”婶儿也说：“咳，什么也别说咧。一尺是一尺，一寸是一寸呀。”娘听见不高兴了：“他婶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咱这一寸比支书家的一尺还远吗？他身体不合格，老大有什么办法？”一见老妯娌俩要吵架，爹冲着娘吼上了：“老娘儿们家，知道个仨瓜俩枣儿，瞎掺和什么？把嘴闭煞！”叔也对婶说：“家去！跑这儿来嘚瑟什么？”
十一
小弟和二小当兵的事儿刚定下来，我准备归队，又遇到了一件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
大弟请我和小弟到他家吃饭。自大弟挑家单过，还没专门请我吃过饭。我每次回来，他们全家都凑到爹娘这边来了，赶上吃就吃，赶上喝就喝，直到我走了才回家起伙。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儿，非要专门请顿饭。
吃完饭，小弟先回去了。我正要走，有了些酒意的大弟拉住我说：“大哥，咱哥儿俩说会儿话吧。”大弟媳也说：“大哥每回探家都匆匆忙忙的，我们也没专门请你过来坐坐。”说完，给我沏了一杯茶。大弟给我点着一支烟，叹了口气说：“小四儿这一走，家里就剩下我啦。”大弟媳说：“就你没能耐呗。”我说：“家里有老人，身边总得留人，何况咱爹咱娘身体都不大好。”大弟说：“看来，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啦。”我说：“咱们各尽所能吧，也不能都靠给你。”大弟看了一会儿窗户外头，说：“我这些年也没什么出息，干什么都赔。这次去河南，又赔了个底儿掉。这年头，光在家种地只能糊口不能养家，做买卖又没资金，难哪！”我预感到大弟下一步该说什么了。果然，大弟言归正传了：“你看，我这房子也该翻盖了，哪儿来的钱？大哥，我不得不向你张嘴了。”大弟媳在一边帮腔说：“大哥这辈子就是操心的命，谁让你摊上这么些没出息的哥们儿弟兄呢。”我对大弟说：“你说得多少钱吧。”大弟说：“房子这一扒一盖，怎么也得万儿八千的吧。这样吧，大哥，我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大款。我筹借几千，你给我想办法弄两千。咱把话说在前头，不是要，是借。”大弟媳接过话说：“就是，一旦我们手头上有了，马上就还。大哥，你还不知道你兄弟的脾气，虽然兄弟之间不是外人，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张这个嘴。”两口子像唱双簧一样，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如果不借，明显是我这当大哥的不近人情了。可他们两口子知道不知道，我一个月才挣200多块钱，而且还是刚涨的工资。这些年，家里的零花钱，娘看病的钱，基本上都是我供着，再加上自己的消费，我上哪儿弄两千块钱去？我想了想说：“你们的困难我知道，但你让我一下拿出两千块钱，也太难为我了。这几年的工资，我一个子儿不花，也攒不了那么多钱。”大弟抢过来说：“你不是还有稿费吗？”我笑了一下，说：“稿费，也就值壶醋钱吧。”大弟也笑了一下，说：“那你们部队的醋可够贵的。”我说：“这样吧，我回去借借。但两千块钱，我是绝对弄不来的。”大弟媳说：“大哥，你别为难。”
我站起来要走，大弟不阴不阳地说：“你看着办吧。”那话很简练，连“大哥”俩字也免了，那声调也让我听了心里打战。
十二
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家门口，大弟迎上去的时候，车上走下来两个乡镇干部打扮的人。大弟上前握着一个人的手，说：“都出完殡了，你们还来干什么？”
那人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松开大弟的手，说：“说实话吧，我们不是来吊丧的。村里有人举报你们不但没火葬，而且还大办丧事，我们受命过来看看。”
大弟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大声骂上了：“哪个王八羔子活得这么不耐烦了？”骂完了，凑到那个人耳朵跟前说：“县民政局那边，我都打点好了，他们没跟乡里说呀？”
那人说：“没有呀。要打招呼了，我们还过来干吗？”
大弟拉着那人的胳膊往屋里让：“走，有话进屋说去。”
我也跟着说：“对，对。进屋说去。”
那人问大弟：“这是大哥吧？”
大弟说：“对。不过县官不如现管。这事儿呀，还得指望咱俩摆平。”
大弟把那人让进了屋，一进门就把门帘放下来了，显然是不想让我们进去。他们在屋里叽咕了一会儿，就出来了。看样子，事儿是让大弟给摆平了。我们哥儿几个都出来送那人。上车之后，那人探出脑袋来对大弟说：“就这么着吧。再有人找事儿，我顶着。”大弟说：“谢谢。谢谢。”
车一溜烟儿开走了，大弟对着车的背影吐了一口痰：“呸！这帮王八蛋，就他妈认钱！”
回屋，大弟眯了一会儿眼睛，说：“妈的，十有八九是那王八羔子举报的。”
爹问：“谁？”
大弟说：“东邻呗。” 我说：“咱跟他无冤无仇的，干吗要举报咱？”
大弟说：“你真是老外，有提成呗。”
我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他举报的？”
大弟说：“他是咱村的告状专业户儿。那年，他家垒墙头，无缘无故地往咱们这错过来10厘米，垒的时候我没搭理他。等他垒完了，我晚上叫了几个人，三下五除二给他推倒了。那哥儿俩骂骂咧咧上来跟我拼命，我拿着大铡刀片子往高处一站，来！不要命你就上！我死了，外头还有哥儿仨呢！那回要不是咱爹拦着，说不定得出人命。”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大弟说：“他就是欺负你们都没在家，要是咱哥儿四个齐刷刷地往那儿一站，吓死他。”
爹接过来说：“哥们儿弟兄多，不是用来吓人的。兄弟不在多少，只要和睦，外人就不敢欺负。”
大弟没听进爹的话，继续对我说：“趁着咱哥儿几个都在家，教训教训他。”
我说：“怎么个教训法儿？”
大弟说：“把咱娘坟上的花圈都弄回来，趁着天黑，都扔进他家院里去。”
我笑了一下：“你可真幼稚。”
爹指着大弟骂道：“你小子要让我多活两天，就别犯浑！”
大弟蔫了。
这些天，着实累，不仅泪水哭干了，身体也几乎散了架，我正想在炕上躺一躺的时候，大弟招呼我、二弟、小弟，到叔家去一趟。我知道，按规矩，丧事过后，做长辈的要给我们在形式上作作总结，而内容上是要跟我们哥几个算算账。至于为什么到叔家，显而易见，是为了回避那些外姓人的媳妇儿们。她们一掺和，事情就会复杂化。
按惯例，主持总结会的是村干部和家族的长辈。村干部是支书，我们家族的长辈代表是叔。
叔率先发言：“这不，你们哥儿几个都在，你娘的事儿办完了，你们哥儿几个呢，要来个亲兄弟明算账，有些事儿也就趁着这机会说道说道。”停了一下，扭过头来对支书说：“你在这儿也不是外人，他们都是你的晚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别给他们留面子。”
支书吭了吭鼻子，慢条斯理地说：“这话就客气了，眼下你们老白家人气正旺，兄弟团结，妯娌和睦。今儿作这个总结，我心里特踏实，绝对不像有的人家把老人发送完了，最后哥们儿弟兄闹得腻腻歪歪的，让我们这中间管事儿的坐蜡。”
我抢先表态：“这个您放心吧，我是老大，有事儿我兜着，绝对不让你们这些做长辈的为难。”
我感觉我说这话的时候，大弟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支书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纸，上面用毛笔写满了字，那是丧事儿的全部账单。支书清了一下嗓子，开始念：“办丧事儿烟酒吃喝共花了5680元；雇吹鼓班子花了600元；雇棺材罩、买纸人纸马等花了550元；铺棺材底花了350元；扯孝衣孝布花了820元，还有杂七杂八的开支1523元。一共是9523元。这是支出情况。收入情况是这样的：共收亲朋好友礼钱3600元。你们哥儿几个垫支的情况是这样的，老大拿了5000元；老三拿了2000元；老四拿了500元。这样结算下来，还剩1577元。这些钱，你们哥儿几个商量商量，该怎么摊吧。”
支书说完，大家都不吭声。大弟又在看我，二弟低着头，小弟用手托着下巴。
叔见我们都不说话，又开始作导向性的发言：“哥们儿弟兄，一奶同胞，为爹娘养老送终是你们的义务。你们都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这就用不着我给你们讲道理了。你们都表个态，看看这钱怎么出。”
我正想说话，二弟先表态了：“我拿个主意吧。老四还没结婚，志愿兵也是刚转的，手里没多少钱，就让他拿那500吧。剩下的，我们哥儿仨平摊。”
我问大弟：“你的意见呢？”
大弟说：“你是老大，听你的。”
我想了想，说：“我是老大，又长年不在家，对父母尽的孝道少。这钱呢，也不算多，我一个人兜了。但你们谁也不要跟你嫂子说，这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她商量。”
二弟站起来说：“娘是大伙儿的娘，为什么让大哥一个人兜？平常家里的零花钱是大哥供着，娘这些年看病的钱也主要靠大哥。二哥，咱们一分钱不掏，对得起咱娘吗？对得住大哥吗？”
大弟朝二弟摆摆手，说：“你这话，可不公道啊。我可不是一分钱没掏，咱娘做寿衣的棉花是在我那儿拿的。还有，这两天过事儿，烧的柴火也都是从我那院里弄来的。对了，这几天，我家那鸡下的鸡蛋，都搭上招待客人了。这不，支书在这儿呢。你问问，是不是？”
二弟指着大弟的鼻子说：“你一个大老板，这些话亏你说得出口。自个儿的亲娘没了，用几斤棉花，烧几根柴火，吃几个鸡蛋，也挂在嘴边上，我都替你害臊！”
大弟也站了起来：“你出去这么多年，为家里做过什么？好歹我还是你二哥呢，谁借给你的胆儿，敢指着我的鼻子说话？”
我站起来，分别推了他们一把：“都给我坐下！咱娘尸骨未寒，咱哥儿几个就打起来了。你们丢不丢人，现不现眼！”
叔也严肃地说：“你们哥儿几个，哪个穷？真要掏不起这俩钱儿，我跟你爹磕头作揖到四邻八家去借，别让你们为难！”叔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说：“你们哥儿几个和和气气地把事儿办了，这对你爹也是个安慰。你们要是吵吵闹闹的，他听见了会怎么想？”
叔的话，把支书眼睛说红了，待了一会儿，说：“哥们儿弟兄，别伤了和气，商量着来。都是为了老人，各尽各的孝心。”
我认为问题的症结都在大弟身上，自办娘的丧事儿以来，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就不大对头。比如，他极力主张大办，可过了事儿又不想掏钱。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哥儿几个他是最有经济实力的。盖了大瓦房，买了摩托车，手里拿着大哥大，腰里别着BP机。可他和他媳妇儿，见了人就哭穷，老说外面欠的都是债。他一年东跑西颠，又办企业又经商，不知道挣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我真想找个机会跟他算算账，把家长里短都倒翻一遍，但这不是个机会。一是娘刚走，再就是还当着外人，家丑不可外扬。人家一开始就给我们哥儿几个戴了“高帽”，结果我们再争斤掰两，吵吵嚷嚷，这不仅有失白家的家风，也有失我当政委的风度，有损我这当老大哥的形象。现在要把事儿压下来，尽快统一思想，争取问题的和平解决。 我问大弟：“你说应该怎么解决最合理？”
大弟想了想，说：“有个问题要说清楚。收的礼钱，大部分是我的朋友送的，那部分钱应该归我，因为是我欠的人情。人家有事儿的时候，我要还人家。”
二弟说：“别提你那些狐朋狗友了。一听说不让行大礼，卷起钱来就走了，那是真来送礼的吗？”
小弟也跟着说了一句：“那是吊孝的吗？没一个人掀开咱娘脸上的烧纸看一眼。哼！”
我对他们说：“我没问你们，少说话。”接着问大弟，“你还有别的意见吗？”
大弟低着头，说：“没、没了。”
我说：“好吧，那就按你说的办，剩下的钱我都掏了。至于用你家的棉花，烧你家的柴火，吃你家鸡蛋，活该。”
我对支书和叔说：“您们说，这样行吗？”
叔说：“只要你们哥儿几个心情舒畅就行，别心里疙疙瘩瘩的。”
支书说：“有这么个老大哥，什么事儿解决不了？到底是大军官，觉悟就是高。我解决了这么多家的事儿，没碰上这么痛快的。我看我在这儿也没用了。这些天光熬夜，也困了，我回去睡觉了。”说着，有些夸张地打了个哈欠。
叔说：“这些天，也把你熬磨坏了。明儿歇过来，再过来喝酒。”
支书走了，我们都出来送到院里。我看见，大弟媳和二弟媳都在窗台跟前……
十三
我把小弟和二小从新兵连叫到了我的宿舍，接着又把二弟叫了过来。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算后门兵，但到了部队，你们就没后门可走了。自己的前程自己奔，别指望我帮你们多大忙。我是一个小小的指导员，成不了你们的靠山。你们的靠山就是你们自己。听见了没？”
他们说：“听见了。”
二弟说：“我们哥儿几个要把关系搞好，别让大哥分心。”
我纠正二弟说：“什么哥儿几个？你们不是刘关张，不是三结义。你们是革命战友，要搞五湖四海。”
他们都不说话了，我又敲打了他们一顿，放他们回去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的工作出现了变动。医院整编，各所不再配指导员。然而我却因祸得福调回了宣传科，任命是副科长。从正连直接跨到了正营，等于连升两职，真算是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使我万万没想到。有人说是我的文章帮了忙，有人说是我未来的岳父使了劲，到最后我也没弄明白究竟沾了谁的光。我这一步走得太显山露水，在师机关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尤其跟同年兵们拉开了较大距离。我提干的时候，牛参谋就是副连了，可我都正营了，他才正连，这使他心里格外不舒服；但在表面上还是能对我作出一些恭维。比如，老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关于谁坐中间位置的问题，他不管真假，要对我作出一番谦让，有的时候还会说“请白副科长作指示”一类言不由衷的话。我呢，尽量保持低调，起码不在老乡们面前装酸。
当上副科长，我感觉大小是个官了。听着别人叫自己的职务，比“司务长”和“指导员”要顺耳得多，发号施令的机会和范围也大多了。比如，科长不在位的情况下，可以主持科里的日常工作，下部队也能跟团长政委们搅和在一起了。
这一年，我完成了婚姻大业，燕儿考验了我一年多，终于同意嫁给我了。关于在哪儿举行婚礼的问题，我们有些分歧。她主张到她的老家安徽铜陵，我主张回我老家柳条庄。最后折中了一下，哪儿也不去，就在部队举行。那时候，我已经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营职房，两口人享用还是有富余的。只可惜，我手里没什么钱，屋里的家具家电，都是燕儿的父母给添置的。那时候彩电还是稀罕东西，家属院只有少数人家有，但燕儿的爹还是托人在北京花2000多块钱，给我们买了一台日本索尼18英寸的彩电。面对洞房里琳琅满目的新摆设，我心里怪自卑的。
婚礼那天，我没通知老家的任何人。爹腿脚不好，娘一年有半年的工夫在炕上躺着，通知了他们也来不了。再说，他们手里也没钱。结婚是花钱的事儿，既然没钱，干脆就别来。但我还是有一定的虚荣心，这是我和燕儿的终身大事儿，如果家里一点儿表示也没有，会落燕儿一辈子埋怨的。我常听家属院的妻子们这样埋怨丈夫：“你说咱们结婚的时候，你爹你妈给我买什么了？”我知道燕儿是通情达理的人，但她毕竟是女人，女人是没法逃避是是非非和小心眼儿的，谁能保证她天长日久会不揭我的短儿？我煞费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太高明的主意：让老家武装部的老乡以爹的名义寄500元钱来，算是对我们结婚的表示。那年月，农村的父母能拿出500元钱，也算说得过去了。当时，我曾想让大弟完成这个任务，但一想跟我借钱的事儿，还没兑现，他肯定不会配合我，说不定还会给我几句噎人的话听。我料定他是干得出来的。
婚事儿办得还算热闹。前来参加婚礼的，有我们单位的领导、同事、老乡，燕儿的一些亲朋好友。多数人是岳父的老战友和一些老部下，掏大份子的，也主要是这些人。那天，二弟、小弟也请了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跑腿儿。另外，他俩还凑钱买了一个大花篮儿。花篮儿的缎带上写的是爹和娘的名字。据说，这是二弟的创意。那个大花篮儿很张扬地弥补了老家没来人的缺陷。
婚礼上，燕儿提出让小弟来一段唢呐独奏，我说不行，就他那水平。燕儿说，给大家助助兴，什么水平不水平？小弟取了唢呐回来，我找了个背人的地方跟他说：“一定要吹上轿的调儿，别弄成……”小弟点点头，鼓起腮帮子就吹起来。当时我担心他一不留神吹出下葬的调儿来，结果小弟却吹了一段中国唢呐名曲《百鸟朝凤》。尽管有的时候气跟不上，走调儿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吹奏完，大家还是不住地鼓掌。燕儿夸奖小弟说：“到底是科班出身。”小弟的脸一下子红透了。
那天，我无比激动，激动的主要原因是我娶了漂亮的燕儿，从此，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走到一起了。另一个原因是，那一天来的人特别多，气氛非常热烈。尽管燕儿一再阻拦，我还是喝了不少白酒。但奇怪的是，酒下到肚里像白开水一样，越喝越没感觉，要是以往早就醉了。
客人散尽之后，就快11点了。洞房里剩下了我和燕儿，燕儿把灯光调成橘红色。整个房间充满了很有性感的温馨，我知道燕儿的用意。接下来，我们准备承受幸福了。
电话铃第一声响起，我便在战栗中惊醒。打开台灯一看，石英钟指着零时十分。我不敢接电话。我知道这个时间的电话内容基本上没什么好消息。作为团政委，我怕团里出事儿；作为老大，我怕老家出事儿。等第三下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犹豫着接了电话。是大弟从老家打来的，声音跟以往有很大差距：“大哥吗？咱娘不行了……”
自大弟家安上电话，轻易不打一次，打过来基本上都有事儿，有好事儿的时候极少。娘长年生病，我每天都过得惊惊乍乍，对家里的电话既想又怕，尤其是深夜。电话一响，我发毛就乍起来。
放下电话，我把眼睛微微闭了一下，我感到，有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了。流泪的理由，是我预感到，我那苦命的亲娘已经离开了人世。大弟说的“不行了”，潜台词实际上是“过去了”。母子连心，血脉有灵。我坚信，这种感应定是准确无误的。另外，爹是个强人，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只要你娘不咽气儿，我是不会催你们回来的。
在我流泪的时候，妻子燕儿已经穿好了衣服。她是医生，生老病死的事儿，比我经历得多，所以，关键时刻，显得比我镇静和有章法。穿完衣服，她过来推了我一把：“干什么哪？还不赶紧给老三老四打电话！”
燕儿这一提醒，我才知道，我眼下不应该只是流泪。虽然是后半夜了，我还是拨通了二弟、小弟的电话，向他们通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并作了三项指示：一、迅速向单位领导请假；二、备足现金；三、明早8 点前到车站集结。
我相信我的命令会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因为他们不仅是我的亲兄弟，还是我这个步兵第28团政委的兵。二弟在团后勤处当助理员；小弟刚当兵时也在28团，后来调到了师演出队，去年刚转的志愿兵。更重要的，是我造成了他们命运的重大转折。
二
那年秋天，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了趟老家柳条庄。当时我的职务是步兵第28团一营二连司务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算是最小最小的官儿，不仅级别低，那个称谓也不怎么体面。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有这样的顺口溜儿：当官儿不当司务长，站岗不站二班岗。然而这么小的不值一提的官儿，这次回老家却遇到了一个重大问题：爹让我把二弟带走。原因是，二弟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不安心务农，整天在家里穷耗。按爹十分形象的说法是，官不官，民不民，商不商，农不农，整个儿一个“四不像”。再就是，二弟到年底就满20岁了，到目前为止，一个上门提亲的也没有，照这样下去，闹不好就给老白家断香火了。爹的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在柳条庄，像二弟这个岁数的人，大部分都订了亲，有的已经成了家，甚至有了孩子。如果二弟真成不了一家子人，这对爹将是一辈子最大的心病。
那一年，我家的景况还是很穷。爹帮别人家砸夯摔折了腿，留下明显的残疾。娘打年轻就不结实，一年到头让药养着。23岁的大弟结婚后分家另过，日子也就是将就个温饱。家里除了20岁的二弟，还有11岁的小弟，可我那有点儿残疾的爹虚岁都快60了。人家说我们家是：老的老，小的小，正当年的干不了。
我很替爹为难：“家里正是用人的时候，老三一走，不还是累你吗？”
爹朝我摆摆手，满脸无奈：“快让他走，走得远远的。”
娘在一边接过来说：“爷儿俩犯相，死对头，一句话也说不到一块儿。原先想，让老三成一家子人，家一分，眼不见，心不乱。可是，唉。”
背着爹娘，我跟二弟谈了谈，他张口就说：“大哥，只要让我离开柳条庄，离开这个家，到哪儿去都行，下地狱也不后悔。”我理解爹和二弟，也理解这个家。但问题是，我一个小小的司务长，能不能让二弟顺顺当当地当上这个兵？到了部队，二弟能不能弄个饭碗端？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很要命的事儿。
刚吃过晚饭，叔也过来了，一进门就跟我说：“老大，回来接老三来啦？”这说明，二弟的问题已经成了家里的热门话题，同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爹和叔年轻的时候，据说关系并不太好。叔早些年在村里当干部，日子比我家过得活泛些，我们家孩子多，日子紧巴，叔怕沾上包儿，就想法儿躲得远一些。两家就住前后院，但没什么大事小情儿，叔轻易不过来一趟。直到叔的村干部职务被撤销，我们两家的关系才逐渐走近。这些年，叔每天都要到爹院里来一趟，白天没空，黑下也要补上。叔骂我们哥儿几个，就像骂他们家儿子差不多，这一点，我懂事之后，才知道感激。
叔坐下，没等任何人让，就在柜上顺了一支烟，点着了，把火柴盒往炕上一扔，对我说：“老大，你快把老三接走吧。不然，非把你爹愁死不行。”爹倚着铺盖卷儿挪了挪上半身说：“我这当爹的没本事，你底下这几个兄弟能不能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就看你这当老大的了。”说这话的时候，二弟也在场。他眯着眼，脸朝着墙，一声不吭。好像爹和叔的话，根本与他无关。我还没作任何表态，爹又说话了：“招兵的已到县里了，我早就给他报了名，就怕走不了哇。”叔又接过来说：“就老三这脾气，没人在身边手把壶儿地管着也不行。老大呀，你得想法弄到你的部队去。不然，当三年兵，还是回家耪大地。”叔那话说得相当轻松，好像我在部队当多大家主多大事儿，就像他在村里开的小卖部一样，想开张就开张，想上板儿就上板儿。我知道，叔这话既是替二弟说的，也是替爹说的。我正要表态，大弟进来了，一进门就说：“大哥，老三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咱爹腿脚儿不灵便，重活儿干不了。这十来口人的地，不能都扔给我一个人儿吧？”紧跟着前后脚，大弟媳也进来了，上前拽了大弟一把：“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自个儿没能耐就算了，咱不能再耽误老三的前程呀！”大弟狠剜了自己的媳妇儿一眼：“老娘儿们家，知道个屁！”听到这儿，爹坐起来了，说话变得声色俱厉：“我还没死呢，这个家，轮不到你们说话！”这话很快把大弟两口子都噎回去了。
晚上爹娘早早躺下了，谁也没话，但我知道他们谁也没睡着。我望着窗户外头朦胧的月亮，还有在窗户上来回摇晃的树影，心里乱七八糟地折腾。我当兵那年，也是爹给报的名，当时我正在海河工地上如火如荼地写大批判文章，我的工作性质是以农代干，一个月挣18元工资，还挣满年的工分。在村里，在我们那帮同学中，是很遭羡慕嫉妒恨的。可到了年底，我还没从海河工地回来，爹就给我报了名，让我去当兵。我心里很别扭，要当兵也是我的事儿，干吗没经我同意，就给我报名，这不是明摆着往外撵我吗？ 记得爹那天劝我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去吧，老大。”
我说：“我现在干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去当兵？”
爹说：“古人云，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看长远些，你这个饭碗儿，端不了一辈子。”
我没回爹的话，但我实在不满意爹背着我给我报名的做法，但我心里有主意，只要我不想当这个兵，谁也拉不去，何况，村里想当兵的人打破脑袋。但谁也没承想，自打我体检合格后，带兵的就看上了我，他看了我写的大批判文章，还有我在街上刷的那一人多高的美术体字，豁了命也要把我带走，还极其诱惑地描绘了我当兵后的锦绣前程。18岁的我，开始犹豫动摇了。带兵的家访时，爹又帮我说了不少推波助澜的话，就这样，我这兵就非当不可了。
我临走的时候，爹很破费地请带兵的到家里吃了一顿。两杯酒下肚之后，我很不礼貌地对爹说：“爹，我这兵可是你逼着当的，我走了，就不回来了，一辈子不回来了！”爹却竖起大拇指说：“好，好。有种！像我！”说着，一直脖，又下去一大杯。
那天，爹喝得酩酊大醉，我却五味杂陈。
三
一大早，我带着二弟去了县武装部，那里有我的一个战友，刚从28团调过来。从那里得到的消息是，这拨兵都去南方，可能是成都军区。跟我所在的28团，不仅跨着军区，从地图上一丈量，正好吊着角，一个东北，一个西南，至少隔着五六千里路。这个跨度，足以使我这个小小的司务长捉襟见肘。我的战友领我见了带兵的“首长”，那位“首长”上衣只有两个兜儿，见了我很正规地打了个敬礼。那一下，我立马感到自己是个官儿了。他反复端详了一下二弟，例行公事般问了一些不疼不痒的情况，然后笑着对我说：“放心吧，首长。只要身体合格，我肯定带走。”中午，我请带兵的几位“首长”在县城最豪华的饭馆吃了一桌饭。席间，我以没有酒量的酒量跟他们豪饮疯喝，直到他们一个个都朝我拍胸脯。
以后的事儿发展也很顺利，直到定兵，我才归队。
那天晚上，全家兴奋，我跟爹小酌几杯。我们喝的是散酒，用碗喝的。桌上有俩菜，一个是油炸花生米，一个是水煮花生米。爹喝得很冲，两大口下去，脸就红得像猪肝了：“都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我俩儿子都当兵了，该怎么光荣呢？”娘接过来对爹说：“这下好了，老三这一走，你那见天像刮黑风似的老脸，也该舒坦些了。”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大，当初你当兵，也是让我给逼走的。没承想，我这一逼，就逼出来了个大军官。”
爹还真会抬举他儿子，把我一个小司务长夸成大军官，我听着，心里不那么自在，但没接话茬儿。
二弟一杯酒也没喝，跟我当年一样，马上就穿军装了，一点儿也没有激动的表示。但我发现他老拿另外一种眼神看我，那眼神怯怯的、隐隐的，让我费解。我回屋收拾东西的时候，他终于逮住了机会：“大哥，你得想办法，把我调到你的部队去。要不，到了四川，谁管我？”
我一听，立马急了：“你看你那点儿出息，我从一个小兵干到司务长，靠谁了？不都是靠自己吗？”
二弟低下了头，但嘴里还在嘟囔：“现在可不是那个年头儿了……”
我拿眼睛瞪着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还没当兵的二弟，比我这当司务长的大哥世故多了。
四
我率领燕儿、二弟、二弟媳、小弟们回到家，娘早已躺在了灵床上。
尽管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尽管娘病病殃殃地在炕上躺了好多年，但我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揭开盖在娘脸上的烧纸，我的手开始颤抖。娘太瘦了，病魔折磨得她已经脱了人形，让人惨不忍睹而又毛骨悚然。我们依次跪倒在娘的灵前，开始号啕大哭。刚张嘴的时候，我愣是哭不出眼泪，我想大概是昨天晚上哭干了，实际上不光是昨天晚上，一路上，我一直在哭。尤其看到窗外有坟地的时候，泪水就会无声地涌动，婆婆娑娑，滔滔不止。我是老大，又率领着弟弟、弟妹们，我应该比他们表现得更理智一些，可我做不到，我控制不住。一路上，燕儿不停地给我递纸巾。
管事儿的过来劝我的时候，我的泪水却冲出来了，又是婆婆娑娑，滔滔不止，一发不可收。管事儿的拉了几个来回，我还是沉浸在无限悲痛中不能自拔。最后，大弟过来拉我说：“大哥，别哭了，咱们商量商量咱娘的后事儿吧。”我才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问大弟：“咱娘临走的时候叫我没有？”
大弟说：“没有。”
我不解，为什么娘在弥留之际，不叫我的小名儿？我是她的长子，我跟病病殃殃的她最亲。上次探亲临走时，我还给她剪过指甲，梳过头。屋里没人的时候，我久久地攥着她的手。娘的手很瘦，没有肉，除了皮，就是筋，而且冰凉冰凉的，没什么温度。
归队的时候，我记得娘对我说：“老大呀，说不定，你再回来，就见不着娘了。”病病殃殃的娘，我每回回来几乎都说这话，我没往心里去。我认为，娘虽然身体不结实，但她才70挂零儿，会一直病病殃殃地活下去。再有，我这个岁数的人，不能没娘。出门在外，进家有娘，这是福分。
没承想，一言成谶。我真的没娘了。
大弟媳抹干眼泪，接过来说：“咱娘算是有福，说不行就不行了，一点儿罪也没受。”
大弟媳这么一说，我心里反倒更加难受起来。我的亲娘这辈子把别人受过的没受的罪，都受了一遭。走的时候，病魔没再折磨她，就像油灯那样，点着点着，没油了，忽闪两下，就自然地灭了。可让我们心里备受折磨的是，她养了四个儿子，临走的时候，却有三个没在身边。这太不公道，太不公道了！尤其我这个做长子的，没亲眼看着自己的亲娘离开这个世界，这将是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想到这儿，我又抽噎起来，接着又放声大哭。
叔过来说：“老大，你心里别那么难受。你对得起你娘，没有你，你娘能活这么多年吗？”
又很痛快淋漓地宣泄了一阵，我终于能控制自己了。管事儿的把我叫到西屋，紧接着，爹、叔、舅、大弟、二弟、小弟也跟进来了。 叔首先说：“这不，你们哥儿几个都回来了，你娘这辈子把你们拉扯大，也不容易。你们商量商量，看看你娘这事儿该怎么办。”
大弟说：“本来上边都让烧，抓得很紧。偷着埋的，只要有人举报，就扒出来拉走火化。”
还没等大弟说完，舅就把话接过来了：“你们哥儿几个家里外头都混得人五人六的，怎么也得让你娘入土为安吧？”
大弟说：“舅，你放心吧。民政局那边儿，我都打点好了，咱想办多大就办多大。”大弟这话我信，这些年，他买卖做得还算景气，常跟县里各科局的头头脑脑们吃吃喝喝。听说，有的还拜了把兄弟。办这点儿事儿，应该不在话下。问题是，我们哥儿四个，有仨在部队上，应该说，混得还算不错。尤其我是个上校团政委，如果为老娘的丧事儿大操大办，大出风头，影响好吗？这个顾虑，我还是有的。
我问叔：“叔，你的意见呢？”
叔说：“你们哥儿几个商量吧。这不，你舅也在这儿呢，也让他拿拿意见。”
我问舅：“你说呢？舅。”
舅说：“作为亲娘舅，我要求不高。反正你们得说得过去，得对得起你们的亲娘。”
我问大弟：“你的意见呢？”
大弟毫不犹豫地说：“我主张大办，反正在柳条庄，不能让谁家比下去。我们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我最后问爹：“爹，你认为呢？”
爹说：“人死如灯灭，一死万事休。你娘活着的时候，你们孝顺了。打发了，这比什么都好。人都死了，还花那些钱，摆那个阔场有什么用？”
舅说：“姐夫，你这话也对也不对，我姐这辈子没少为你们老白家操心受累。她那身病就是没坐满月子，下地推磨落下的。我大姐没活到寿终正寝的岁数就走了。孩子们有这个孝心，有什么不可以的？”
大弟说：“咱舅说得有道理，就按村里的最高规格办。坟里垒双层的砖套，把老白家的亲戚朋友都请来。戏子喇叭，吹的唱的，全套人马都搬来，不就花个万把块钱嘛。”
我感到像在团里开常委会，等大家发表完意见，该我这个当书记的表态了：“钱不钱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这样在村里影响好不好。人家偷着埋，咱这么大张旗鼓地折腾，这是不是太张扬了？这可不是咱老白家的传统。”
大弟马上冲我来了：“大哥，你是不是怕影响你当官啊？反正又不是你出面，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咱白家人该在村里露脸的时候，决不能含糊！”
爹对着大弟说：“露脸，露什么脸？露给谁看？你娘都死了，她看得见吗？露给我看，我才不要呢！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少让我生点儿气。我死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舅把话接过来了：“姐夫，我又该挑你的理儿了。你们白家不想露脸，俺们娘家人还想露脸呢。这你也知道，俺们老张家在村里，也是有头儿有脸儿的大户人家。红白喜事，从来没让人比下去过。”
爹有些激动地说：“有张面也委屈你们老张家一回吧，谁让你姐嫁错了人呢。就这么定了。这不，儿女们都全了，明儿就出殡！”
舅在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把手里的杯子“啪”一声摔到了地上：“没那么简单，这殡我让你出不成！”说着就往外走。
叔上去拦住了舅：“哎，老弟，你别生气。我哥说话就这样。这么多年的亲戚了，姐夫小舅子，你们还不了解？你消消气儿。我嫂子不在了，可咱这亲戚还得走呀。你放心，有我在，就一定能把我嫂子发送好。”
舅回过头来对爹说：“我姐那寿衣，布料儿太差，有一件布里儿还是旧的，本来我想挑了。既然这样了，我就把话说在前头，换不了布料儿，别想入殓！”
叔忙说：“这都是小事儿，我这就打发人去换。”
大弟过来跟我说：“大哥，你就听我的吧，咱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儿。”
我觉得此时我自己的声音很微弱，这跟在团里开常委会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我在团里是党委书记，关键的时候一锤定音。在这里，有爹，有叔，有舅，还有这个财大气粗的大弟，我自己狗屁不是。我忽然觉得心里很委屈，好在眼下我有发泄的地方，我对着娘的灵床又大哭起来。
五
我接到了二弟到部队以后的第一封信，地点是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小镇。我查了一下地图，那地方跟云南交界。我连夜给二弟回了信，写了8页，约4000多字，相当一篇短篇小说了。我在信中以老兵和大哥的双重身份，给他提了10条要求：1.要加强政治学习；2.要刻苦训练；3.要做好小勤工作；4.要尊重领导；5.要和战友搞好团结；6.要认真学习文化；7.要培养过硬的军人作风；8.遇事要学会忍让；9.要迅速改变农民的不良习气；10.要主动向组织靠拢。
我认为这10条要求对二弟来说会十分受用，会促使他迅速完成一个农民到军人的转变。因为，我当初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过，我没有一个当老兵的大哥，没有人这样有板有眼苦口婆心地谆谆教导我。如果当初有一个当老兵的大哥能时不时地敲打我、修正我，也许，我比现在混得更像个人样儿。
之后，二弟每周一封信，我是每封必回，而且基本上不少于5页，不少于5条要求。我在灯下十分投入地写信，跟我同宿舍的上士，以为我在写情书，总是以各种理由和借口瞄两眼。我索性让他看。上士看过之后，咂了咂嘴，说：“我真羡慕你弟弟。”
我在司务长的位置上固若金汤地干了三年。说实话，对这连生豆芽、磨豆腐，甚至劁猪技术都要亲自掌握的苦差事，我真是干得够够的了。同时，我也时时地想，将来要能拉二弟一把，这个小小的职务，是远远力不从心爱莫能助的。也就是说，为了我的哥们儿弟兄，我也要不遗余力地往上拱。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偏爱语文，作文常被作为范文贴出来展览。当兵前，又在公社海河指挥部写了近一年的大批判文章，笔头子练得像那么回事儿了。当了兵也往报社投了一些稿，尽管屡投不中，但仍痴心不改矢志不渝。另外写个总结报告什么的，感觉也不比机关那些秀才们差。所以总觉得当司务长有些大材小用，心里憋屈。 我有个五服之内的姑在北京一家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我到她那儿去玩，看了一些叶挺将军的资料，觉得很感兴趣，就把有关材料复印了下来。回到连队，连夜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革命回忆录《叶挺心中的党》。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竟一字未改地发表在了《人民日报》第5版的头条位置。这就是说，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天爷呀！后来《新华文摘》还作了转载。这突然取得的重大胜利，足以使我连续昏倒好几个来回。同时，我有强烈的预感，这篇重量级的文章，一定会给我带来命运的重大转折。
果然，团政治处主任下来考察我，准备把我调到宣传股，当新闻干事。可还没等上任，师宣传科长也找上门来了。一见面就对我说：“写这么大块的文章，真没想到是个小小的司务长。”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到他对小小司务长的职务，有多么的不屑。结果，我调到了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副连职干事。报到一个月，命令就下了。我知道，调机关要先工作，考察3个月，才正式下命令。大概因为我那篇重量级的文章，这个惯例给打破了。
报到的当天，我就急着给二弟写信。那时候，二弟已经满两年兵了，可组织问题还没解决，我不知道他这几年是怎么向组织“靠拢”的？至于上院校、提干，更没什么说法，我很为他着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写信，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要求、作指示。后来，他兵当老了，我手也懒了，书信往来不再那么频繁，但对他无形的牵挂，始终没有间歇过。
到了师机关，见的大官多了，眼界也开阔多了。想想，那小小司务长婆婆妈妈的，真他妈不是人干的差事，能逃出来真是万幸。在机关混熟了，也认识了一些老乡，其中军务科的牛参谋，跟我是一个车皮从老家李县拉来的。他比我早两年提干，刚调了正连。在我们这批兵中，他是进步最快的。再加上他在军务科管内勤，像兵员调动、学司机、转志愿兵等等，都属于他管。因为手里有实权，老乡们都像“朵朵葵花向太阳”似的围着他。一个县的老乡，又都在师机关工作，本来我们应该成为很好的朋友，但事实上却没做到。我总觉得他姓牛算是姓着了，整天牛皮烘烘的，跟我不对路子。比如，一起上街，他总喜欢当着我的面训那些军容不整的兵。还有，在部队集会的时候，他太张扬。再有，老乡一起喝酒的时候，他指手画脚，喝三吆六儿，特霸道。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
但有一件要命的事儿，迫使我不得不放下架子来求牛参谋了。二弟来信说，年底连队决定让他退伍。也就是在同一天，爹也来信了，让我赶紧想办法把二弟留住。言外之意是，如果二弟这么空着手回了家，他就跟我有算不清的账。我犹豫了一下，拿着两封信去找牛参谋，让他帮忙把二弟调过来。他倒是没有为难我，只是很随便地说：“为什么不早跟我说？”这会儿，我所有的清高和傲气都没有了，态度软得不能再软地说：“我没承想这么快就让他复员。”他拿出了一张纸，不知用什么公式算了算，得出了二弟所在部队的番号，然后把笔往桌上一摔：“你那边有人吗？”我摇摇头，说：“没有。”他说：“跨大区调动，必须是军以上单位才有权力办手续。这边的手续我可以开出来，可对方不放人，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想了一下，说：“哦，得需要里应外合。”他拍了我一下，说：“对。秀才。”
牛参谋虽然答应给我帮忙，但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调到师机关才一年半载，往上顶多能认识军机关对口的人，成都方面哪来的关系？左右为难了一阵儿，忽然想起我们科长是四川人，跟我个人关系也不错。对！碰到难题找领导。吃过晚饭，我在大院里心烦意乱地溜达。等到七点半，"新闻联播"过后，我开始往家属院走。走到半路，我又想起来：求科长办事儿，这么空着手进家，合适吗？我调到宣传科，没给科长上过一根烟，也在科里站住了脚，那是因为我有那篇重量级的稿子。现在，我是去求人，而且是私事儿，拿点儿东西，也是应当应分的。想到这儿，我又退了回来。师里的服务社早就关了门，我跑到街上，见一家小卖部还开着门，像见了救星似的扑了上去。也没问价，吃的喝的，拾掇了一兜子，自认为很拿得出手了，才罢休。
一进门，科长就笑着说：“哟，你这大秀才，也搞这么俗的东西。”我说：“我调来一年多了，也没正经到家里坐过。今天有空，过来看看。”科长又笑了一下说：“我的大秀才，你别跟我弯弯绕了。有什么事儿，说！”我知道，我的伪装很小儿科，很快被火眼金睛的科长识破了，于是，赶紧从实招来。科长听后，说：“这回你算找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哥们儿在成都军区机关当处长。”说着，就去翻电话号码，接着就挂长途。在师里要外区很不容易，要通过好几道工序才能转到。好在科长跟总机的丫头们都熟，电话很顺利地接通了。对方答应得很痛快，说，一是先保证别退伍，再就是商调函一到，就放人。
电话里的内容很令我欢欣鼓舞，我想说些感激的话，可找不准哪一句更准确。我正犹豫着，科长站起来说：“不留你了，我还要上师长家去一趟。”
我跟着科长出了家属院， 一路低着头傻走。直到跟科长分手，也没想起来该说句什么感激的话。
六
经过反复商量和多方征求意见，最后作出决定：娘的后事，既不大办，也不小办，中办。按柳条庄的规矩，大办是放七天再出殡，请所有的亲戚朋友；中办是放五天，只请亲戚，不请朋友；小办是放三天，当家伙族料理，外人一律不请。娘是半夜里走的，到天亮算一天。也就是说，我们到家的时候，就算第二天了。再过三天，才能出殡。在这几天里，我们做儿女的要天天守孝，夜夜守灵。同时还要按照柳条庄不成文的丧葬礼仪细则，一丝不苟地完成各种身体力行的表演科目。
我是柳条庄长大的，基本上熟悉这套规矩。可燕儿是在军营里长大的，她的父母还健在，没有经历过这一类的事体。生活中，燕儿是一个没有形式概念的人，什么事儿都大大咧咧，有一搭无一搭的。因为娘走得匆忙，我们往回赶得也匆忙，我没来得及给她传授某些礼仪要求及动作要领，我担心她在关键的时候会掉链子。燕儿是长媳，某些动作不到位，人家不会说你是水平问题，会很自然地上升到态度问题，即对老太太的感情问题。娘活着的时候，燕儿对老人不错，每次回来都要给娘梳头洗脚擦身子。可这些，外人看不见，光靠娘一个人往外传播，听众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而现在所有的礼仪科目，都是现场直播，没有预演，而且周围都是善于挑剔的观众。 燕儿毕竟是燕儿，她有很好的悟性。就像她当年在卫教队学静脉冲刺一样，别人都反复在自己身上试，考试的时候还是不过关，她上来就是一针见血。现在也是一样，不管有多大难度的动作，她在旁边看一下，就会做了。比如，女子叩头，是很讲究要领的，先迈哪条腿，腰弯到什么程度，手在什么地方合拢，动作是很细腻而规范的。做好了，会很好看；做不好，会很别扭，外人会发笑。燕儿当新兵的时候搞过表演，她叩头的动作，稍稍带有表演意味儿。这一点儿，只有我看出来了，我很为她骄傲。尽管这样，我还是把女管事儿的叫到了一边儿，让她调教并关照一下燕儿，以免关键时候出现纰漏。她是长媳，是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不经意间，燕儿还是让人挑了毛病，我是从大弟媳的小声嘀咕中听到的。燕儿去厕所解手，因为厕所在街上，她顺手把头上的孝布拽下来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让大弟媳给逮住了，回来就跟屋里的人说了。尽管声音不大，我还是听见了。我找个机会凑到燕儿跟前，提醒她，注意类似的细节问题。礼仪上规定，在死者出殡之前，孝男孝女是不能随便往下摘孝布的，包括晚上睡觉也要戴着。燕儿听了我的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我太难为我亲爱的燕儿了。
晚上守灵，按管事儿的安排，我和燕儿排后半夜。一整天的时间，泪水差不多哭干了，悲伤转化为平静。我和燕儿坐得很近，趁别人都睡着了，我赶紧跟燕儿说些知心话。尽管燕儿是娘的儿媳，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在她们几个妯娌中，只有燕儿出身高贵，身体不经熬。我紧紧攥住燕儿的手，内心充满了感激。同时也在暗示她，我们是任重而道远，要坚持住。我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二弟、小弟过来了，他们要求燕儿回去睡觉。燕儿不去。最后还是被小弟拉走了。在这种场合，我是没有权利让燕儿回去睡觉的。她走了，我心里就踏实了。接下来，我从心里感谢二弟和小弟。他们不仅是我的兄弟，还是我的兵，关键的时候，知道为他们的首长分忧。
第二天，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这些孝男孝女正吃饭，就听管事儿的大喊一声：“来戚啦！”
我们赶紧放下饭碗，各就各位，猫腰撅腚进入哭的状态，待还完礼之后，我睁眼一看，傻了，屋里院里站满了人，往少里说，也有三四十人，一个个都是乡镇干部的派头。吊完孝，没有一个走近遗体，更没人掀开娘脸上的烧纸看一看。管事儿的把他们往屋里让，屋里显然盛不下。人们说：“不咧，不咧。”
我率领弟弟们给他们叩头，送孝布。大弟站起来说：“谢谢各位哥们儿，谢谢啦。”
一个大概是领头儿的问：“多咱出殡？”
大弟说：“后天。”
领头儿的说：“到那天人比今儿还多，今儿有的没通知到。哎？有什么需要哥们儿帮忙的吗？有的话，言语一声儿。”
大弟说：“没有。谢谢哥们儿捧场。”
送走大弟这帮哥们儿，燕儿偷偷对我说：“看出来没有，老二有叫板的味道。”
我未置可否。
七
我很反感牛参谋那股牛劲，但自从他帮我办了二弟的调动，在公共场合我还是违心地恭维他、抬举他，极力维护他在老乡中的核心地位。他没费劲就把二弟安排到汽教连去学开车。我知道，学开车一般都是第一年或第二年的兵，第三年兵就不好安排了。看来真是现官不如现管，权力的确是个可怕的好东西。不过，为这事儿，我付出的代价是我的尊严。每当老乡在一起喝酒，不管当着多少人，牛参谋就会借着酒劲挤对我：“操，你笔杆子再牛，关键的时候还得求我吧。没我，你弟弟早回家种地了。”我只好说：“那是，那是。”我知道他是半开玩笑，但我心里是格外不舒服的。
还有一件事儿，进一步加重了我欠牛参谋的债。有一天，我正写稿子，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过来一趟。”平时他都像首长一样命令我，我不敢怠慢，放下稿子赶紧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让我把门关严并插死，看样子像有重大机密。他把一个档案袋递给我：“看看吧，你弟弟档案里的内容够齐全的。”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下意识地看了看档案袋的背面，上面有张表。顺着往下看，发现“处分”一栏里填着“1”。打开一看，里面真有张《行政警告处分决定》，原因是打架。哦，我想起来了，二弟被批准提前退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处分。
牛参谋很刺激我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挨过处分的人，还‘空中飞人’！你想想，这档案要落在别人手里，会是怎么样？”他说着，从我手里夺过那张处分决定，就要撕。我顺势把它夺过来，撒腿往外跑。
我回到宿舍，把二弟找来。他一进门，我就把那张处分决定拍在他面前，他脸变得通红，接着是刷白，嘴唇发紫，手也哆嗦起来。呆了半天，慢吞吞地说：“大哥，那事儿不怨我，我是替别人抱打不平……我走的时候，指导员说……说给我拿出来，没拿出来呀。”
我火气十足，浑身发抖，不知不觉，手就伸出去了，对准二弟的脸，“啪！”就是一巴掌。
二弟用手捂着脸，眯着眼，低着头，像个罪犯一样，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我气得肚子鼓鼓的，说话声音都在打战：“我当兵七八年了，档案里不是立功登记表，就是奖励卡片。你当兵不到三年，就挣了一张处分决定，你多露脸呀你。这么多年，我算白教育你了！”
二弟哭着哭着，“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大哥，你别生气。我以后肯定好好干，不再给你丢脸了。”
我怒气还未消：“别以为把你调过来，就入了保险箱。给你解决了调动，解决了学开车，往后我就再也不管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二弟继续哭着说：“大哥，你别生气……”
我把门一拉，指着门外说：“你给我滚出去！”
二弟刚开始没动，犹豫了一下，走了。
我把门关上，顺便狠踹了一脚。
我在副连职干事的位置上干了不到两年，因为上稿量比较大，大块文章比较多，被军区评为优秀新闻干事，荣立二等功一次，紧接着被提升到师医院二所任指导员。我下医院是科长的主谋。在机关三年才能调一职，医院离机关近，哪会儿回来都方便。还有，我都27岁了，还没对象。医院有女兵，说不定能撞上一个。 我到医院工作没多长时间，有一天，科长家属给我打电话，说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让我晚上到她家见一见。我问是谁。她说，你认识，一见面就知道了。晚上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急匆匆地赶到科长家，进门一看，我愣住了：科长家属给我介绍的对象，竟是我们所的女军医燕儿。
燕儿是前任师长家的千金，小我四岁，四医大毕业的。燕儿在医院女干部当中是最漂亮的一个，据说找对象挑得很厉害。我到医院工作后，除了工作以外，跟她没有什么私人接触。给我的感觉，她很矜持，不大张扬，没事儿的时候喜欢捧着一本书看，有时是业务方面的，有时是小说。来了生人，她一般都不抬头，最常见的礼节就是莞尔一笑，等不到露齿的程度，就收住了。她的办公桌在我的斜对面，我不经意间就会看到她一张精美的侧脸，那张侧脸被浓密的头发、弯曲的刘海所掩映着，我看到的是长长的睫毛、好看的鼻子，还有布满细腻线条的嘴唇。有的时候，她会理一下头发，还会露出白皙、圆润，仿佛很有柔韧度的耳朵。这些要素会勾勒出一幅很写实的油画或者工笔画，宁静而幽雅，矜持而灵动。说实话，每每看过之后，我都会怦然心动，浮想联翩，心旷神怡。我纳闷，这么自信和高傲的女军官，怎么能跟我扯在一起呢？
科长家属说了几句例行公事的话，就出去了，显然是给我和燕儿腾空儿。屋里剩下我们俩的时候，我开始方寸大乱，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的感觉一点儿没有了。我正琢磨着如何转变这种状态时，燕儿说话了：“是我托的科长家属，这种方式，你不介意吧？”娘呀！这等好事儿，还存在什么介意不介意，只要别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行。
那天我们敞开心扉谈得很热烈，除了家庭背景有些差别以外，共同的东西还真不少。这使我在恍恍惚惚中，进入了一种妙不可言而又难以自拔的精神境界，那感觉不是一般的好。燕儿笑着很真诚地对我说：“我无论做什么都喜欢不俗，包括今天的选择。但这种方式又太俗了，我简直是不可理喻。”我矜持着说：“大俗若雅，大雅若俗。除了这种方式，我还真没勇气面对。”那天等找到感觉之后，我已经妙语连珠了。我认为，那对燕儿无疑是一种征服。
那天的时间过得贼快，我不敢低头看表，也不敢冷场，怕造成燕儿要走的机会。话多了，就什么都扯。燕儿很意外地问了我一句：“你有个弟弟在汽教连？”我说：“是。”燕儿笑了一下说：“你们哥儿俩长得真像。”接着又问我：“你一共弟兄几个？”我简单地犹豫了一下，说：“三个。我是老大，下边俩弟弟。”我偷工减料般地少说了一个。我怕燕儿嫌我弟兄太多，家庭负担太重，或者笑话我的父母不计划生育。我知道燕儿是独生女，在家里最值钱。说过之后，我又后悔了。一旦燕儿跟我结了婚，家里多出个弟弟来，那叫怎么回事儿？咳，甭管它，对付过去再说。说不定燕儿大度，对多一个少一个并不计较。
八
牛参谋的家属来了，正赶上孩子过生日，通知我们去喝酒。我们几个老乡商量了一下，鉴于牛参谋的核心地位，决定每人掏50块钱作为孩子的生日贺礼。以往是没这个先例的。二弟跟我们这帮战友年龄有差别，我们之间的活动，一般都没他的份儿。但这次我特意把他叫上，为的是给牛参谋多凑一个份子。当然他的份子钱也是我拿的，他一个兵，上哪儿弄50块钱去？别人的份子是当着众人的面给的，我的份子是背着人给的，因为我偷偷在数量上加了倍。那时候，最大面值的纸币是10元，100元钱捏在手里还是有一定厚度的。但我感觉，牛参谋没作任何惊讶或谦让的表示，收起来相当淡定。
那天，牛参谋又喝多了，牛劲又犯了，十分夸张地在饭桌上乱比画，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喷得满屋子都是酒气。这帮老乡差不多都求他办过事儿，不管心里舒服不舒服，表面上都像孙子一样地听着。我正暗自担心，牛参谋还是把矛头指向我了：“你不就会写篇臭文章吗？那东西能当吃还是当喝？我又不想当典型，用不着你吹。可你离了我行吗？你弟弟下一步转志愿兵离了我行吗？操！”
我连忙说：“那是，离不了。以后求你的地方多着呢。来！喝酒，喝酒。我们哥儿俩共同敬你一杯。”
牛参谋很霸气地把手一挥：“一个一个地来！”
我说：“那好，我先敬。”
牛参谋又把手挥了一下：“不，你喝俩，我喝一个。”
喝到这份儿上，我已经晕乎了，很爽快地干下了两大杯。喝第二杯的时候，二弟想替我，被牛参谋很武断地拦住了。
二弟是用三杯换的牛参谋一杯。
我认为牛参谋这回总该放过我们哥儿俩了，但他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酒劲儿，把二弟档案里有个处分决定的事儿，当着老乡的面说了。这件事儿大家都不知道。当时，牛参谋亲口对我说，千万别往外说，私拆档案和涂改档案内容，是要受处分的。我当时想，二傻子才往外说呢。
尽管我喝晕乎了，但听到牛参谋公布那个消息，我头发还是有些发乍，想阻止或者掩盖都来不及，况且，他也不会让我干预。我脸上十分难堪，二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天我成了醉鬼，回到宿舍吐得一塌糊涂。二弟拿来拖把为我收拾屋子。我吐过之后，清醒些了，指着二弟说：“你给我滚，我看见你就烦，你给我滚得远远儿的！”二弟站在那儿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的时候，燕儿进来了。这是燕儿第一次在我的面前见到二弟，没等我介绍，燕儿就上去握住了二弟的手：“你好，二弟。”二弟很快把手抽了回来，说了句：“我走了。”燕儿去送二弟，被我叫住了。燕儿说：“真没看出来，你好大的脾气。”说完，打了一盆水，把毛巾泡湿，在我脸上来回擦，我立马感到不是一般的舒服。燕儿坐在我床边，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把手递给我，我心领神会地攥住了。那小手很白很细，很柔软。我们进入恋爱阶段以后，这是第一次有实质性的皮肤性接触。我感到很美好，很神往。我眯着眼，半天无话。
第二天，刚上班，汽教连的指导员来医院找我，说他明天要探家，准备带些自费药。他母亲常年患哮喘，光药费欠了两千多块钱。以前，我跟他并不熟，二弟到了汽教连才有些来往。二弟入党是他帮的忙，学完司机留在汽教连当教练班长，也是他费的心，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报答他。何况，下一步转志愿兵，也是由连队启动。燕儿有处方权，但只能开三天的药，她找司药要了一些。我觉得还是不太多，就去找院长。院长很痛快，我调到医院以来，还从来没求过他。 就在这天晚上，我接到爹打来的长途，让我务必赶回家一趟。我问，什么事儿？爹说，还能有什么事儿，小四儿当兵的事儿呗。并说，你快回来吧，如果不当兵，这孩子就成匪类啦。
爹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最高指示。另外，我还听说，今年我们师还真有在老家一带招兵的任务。带兵的当中也有我的朋友，估计这次要比办二弟的事容易些。
我跟燕儿说了要回家的事儿。跟燕儿有了这层关系之后，还是第一次分开。尽管时间不会很长，还是觉得有些难舍难分。燕儿说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我有些犹豫。燕儿赶紧说：“我逗你玩儿呢，你倒当真了。”我说：“我会带你回老家看看的，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燕儿问我：“能不能告诉我，这次回老家的真实目的。”我顺嘴说道：“办我弟弟当兵的事儿。”燕儿警惕地反问我：“你家里的弟弟不都有两个孩子了吗？还当兵？”我忘了，当初我向燕儿隐瞒了一个弟弟。我不知道，现在该作何解释，我的脸火烧云般地烫起来。聪明的燕儿完全明白了，问我：“告诉我，为什么要向我隐瞒一个弟弟，这与我接纳你有什么关系？”我的脸继续发烧，说不成话。
九
在娘的尸体停放的第三、第四天里，又有大弟的几帮哥们儿来吊孝。每一拨都有十来个人，多的有几十个人。走的时候都跟大弟约定，出殡的时候过来助威。大弟都欣然接受。
二弟和小弟都有些坐不住，找我来商量。既然说是“中办”，只动亲戚，不动朋友，为什么二哥要大张旗鼓兴师动众？要动，谁没朋友？秦桧那么操蛋，还有几个相好的呢。既然动，就都动。不然，到出殡的那一天，呼啦啦都是他的朋友，好像娘的殡是他一个人给出的似的。二弟跟我说：“大哥，我和老四还好说，你这老大哥往哪儿摆？好像你白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一点儿张面儿也没有。”
要说张面儿，在老家虽然我比不上大弟，但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我现在是县太爷一级的干部，跟县里的头头脑脑，有过一些接触.我还有一些战友转业到县城工作，还有我的一些同学，也有当科局长的，要打个电话，会有一些人过来捧场。但我不想惊扰他们。现在提倡丧事从简，推行火葬，我作为一个上校军官，却在老家顶风作案，这像什么样子？何况，白家的人一向为人低调，我不能破这个例，更不能欠太多的人情债。
经过和燕儿商量，她也同意我的观点，决定不通知任何朋友。同时，我也告诉二弟和小弟，按我的指示办。我又跟大弟商量，出殡那天尽量少动用些人，别让乡亲们看着咱太张扬。爹也这样跟大弟说了。大弟当时不表态，考虑了一会儿，说：“尽量让他们少来些人吧。不过，他们愣来，我也没办法。我们这帮哥们儿，谁家有事儿都这样。”
就在出殡的头天晚上，我的几位战友来了，领头儿的是当年的牛参谋，他现在在人事局当副局长，当年他是在军务科副科长的职务上转业的。按他的话说是把部队给炒了。吊完孝，牛局长埋怨我：“秀才，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一声儿？走了老人，战友们来送殡是理所当然的事儿。”那口气，跟当年当军务参谋和副科长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他一再表示，出殡的时候通知大伙儿都来。我一再说：“求求你们了，一个也不要来，谁来谁就是成心害我，我今天把话说到家了。你们来了，咱们的战友关系，也就了断了。”
牛局长说：“你要不让我们来，那我们的战友关系，可就真断了。”
我没再说什么，送战友们出了院，临分手的时候，一再叮嘱牛局长，出殡那天，谁也不要来了。还有，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牛局长未置可否。二弟也出来送，牛局长瞅了二弟一眼，道：“好好劝劝你哥，别太假马列了。”说完，带着人上车走了。
我回来的时候，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团长的号，他问我老人怎么样了？我说，已经去世了。他说，团里派人去一趟吧。我撒谎说，已经出完殡了，不要来人了。团长安慰我节哀顺变，然后，把电话挂了。
我放下手机，见大弟也跑到没人的地方打手机，据我猜测，还是在勾人。
二弟过来偷偷对我说：“大哥，明天，我看咱得来个斗智斗勇了。不然，都让我二哥给晾了。”
我说：“哥们儿弟兄，有那么严重吗？”
二弟说：“绝对有。”接着他对着我的耳朵出了一个斗智斗勇的点子。听了之后，我有些担心。二弟说：“没你的事儿，我让爹跟管事儿的说。”二弟说完出去了一会儿，很快回来了，跟我说，爹同意了。
快吃中午饭的时候，送殡的都来了。有两支队伍最耀武扬威，一支是舅率领的娘家人，八八六十四，不含主家陪客的，就得安排八桌。看来这亲戚真是走到头儿了，吃一顿赚一顿。另一支队伍就是大弟的狐朋狗友，有百十来人，拉了一拖拉机的花圈，还有黑布帐子（老家一带丧葬礼品）。这些东西，在街上摆了半里地长。吹鼓手们提前酒足饭饱，各就各位，老调开始重弹，吸引了一大帮看热闹的人。娘的棺材用画有各种美丽图案的蓬布罩着，纸糊的童男童女们面无表情地戳在棺材前头，这些硬件设施早超过了“中办”的规格。
老家一带办丧事有孝子“看饭”的礼节。孝子贤孙们在吹鼓手的引导下，手持丧棒到前来送殡的客桌上看客人吃饭。进门二话不说先叩头，人家让走才能走。一路上，二弟一再提醒我：大哥，慢，再慢，踩着点儿走。我知道这是二弟的阴谋之一。等我们完成“看饭”任务才磨蹭着吃饭。这工夫，都快一点了。不一会儿，管事儿的招呼，准备出殡。
娘的棺材在大街上就位，看热闹的人紧贴墙根儿站满大街。我们孝男孝女跪在棺材前面低头大哭。管事儿的开始大喊：“行大礼了！”
按序列首先行大礼的是舅率领的娘家人。棺材前，摆上了他们献给娘的供品。他们叩完头，在管事儿的指挥下，我们一一还礼。娘家人多，大礼的行进速度很慢。接下来是我的姑家、姨家、姨姥姥家、姑奶奶家以及其他亲戚们行大礼。亲戚们行完，该是朋友们了，具体地说，就是大弟的狐朋狗友们了。我见大弟抬起头来开始朝行大礼的方向张望。也就在这个时候，管事儿的大喝一声：“起棺！”大弟的狐朋狗友们有些骚乱，有的甚至提抗议。但这时娘的棺材已经被壮劳力们吆喝着抬了起来，并在吹鼓手的引导下，向着墓地运行。 行大礼是客人最露脸的一个环节，因为向死者敬献什么供品，要当众展示，这可以说是出殡过程中的一个高潮。供品中有摆食品的，有摆水果的，也有直接摆钱的。大弟的狐朋狗友们都是摆的钱，本来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哥们儿义气与经济实力，结果因为二弟“取消朋友行大礼，提前起棺”的坏点子，把他们展示的权利给剥夺了。这使大弟的那些狐朋狗友们很伤面子。真正够哥们儿的，心里骂几句，把钱放下走人了。不够哥们儿的，干脆把钱卷走了。
出完殡回来，按规矩，我们这些孝子贤孙们应该进门给爹磕头。娘去世之后，虽然没见爹当着我们的面掉过泪，但他明显憔悴了很多。我们给他磕头的时候，他坐在炕沿上，面朝着墙，看也不看我们。我知道，爹的心情是相当难过的。按规矩，他不去坟上送娘，但他知道，娘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一定痛快淋漓地放纵了自己的感情。虽然爹娘这辈子没少红脸拌嘴，日子过得磕磕绊绊，庸庸碌碌，但他们毕竟做了几十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我们依次给爹磕完头，我竟没见大弟。
有人说，大弟去找管事儿的算账去了。
娘的殡出得有些说道，其中还有个说道，发生在燕儿身上。
按风俗，女的送殡都是坐马车。出嫁五服的闺女、侄女、孙女们是婆家派车，没出嫁的搭别人的车；儿媳妇儿、侄媳妇儿、孙子媳妇儿是娘家派车。大弟媳、二弟媳的娘家都在当地，而唯独燕儿娘家在外地，无法享受专车待遇，经人协商，打算让燕儿跟大弟媳坐一辆车。本来说得好好的，可关键时候，大弟媳变卦了。理由是自己娘家的车不好，怕难为了燕儿。实际上，明眼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怕燕儿抢了她的戏。燕儿是长媳，按序列她的车理应排在最前面。还有，回来的时候要赛车，风俗上讲，谁的车跑得最快，就证明谁最孝顺，谁将来就发大财，走红运。
小弟看出了大弟媳的用心，就从村里找了一辆马车给燕儿做专车。出完殡，大弟媳第一个跳上马车，让赶车的快马加鞭，冲在最前头。燕儿上车的时候，大弟媳的车早跑远了。燕儿刚当兵的时候在内蒙古边防部队待过，有一套使唤马的技术。她从赶车人手里夺过鞭子，自己坐在了赶车人的位置上，鞭子一挥，嘴里喊着：“嘚儿！驾！”三匹高头大马狂奔起来，马车后面扬起一股尘烟，燕儿的车很快超过了大弟媳的车。大弟媳也在“驾！驾！”地叫着，但前面只见尘烟，却见不到燕儿的车了。
十
生小弟那年，爹就快50了。那正是家里穷的叮当响的日子，上中学的我，放学回到家，见娘又给我添了一个小弟，赌气连饭也不吃了。这么多哥们儿弟兄，像小羊羔子似的，一个挨着一个，将来娶媳妇儿肯定成问题。这就是我不喜欢小弟并在燕儿面前隐瞒他的一个原因。
小弟在初三上蹲了两年，还是没有考上高中。家里添了一个半大劳动力，大弟自然高兴，秋上正忙的时候，他就出去跑买卖了。收完秋，小弟也跟村里的人去了趟东北，在一家个体公司里干了两个多月。因为把人家的机器给捣鼓坏了，工钱一分没挣着，还被老板炒了鱿鱼。小弟回到家无所事事，不知哪一天起，跟村里吹鼓班子的成员们混在了一起。小弟上学各科成绩都很稀松，学吹喇叭却格外有灵气。没多长时间，不管是下葬的曲儿，还是上轿的调儿，就摸着些板眼了。于是，身上镚子儿皆无的小弟，张开嘴跟爹要钱买喇叭。爹一来手上的钱不富余，二来压根儿就不想让他加入那个班子。因为那个班子的成员，不是瘸子，就是瞎子，领头儿的是个只有半人高的老光棍。可想而知，一个四肢健全的小伙子加入这样的队伍，村里的人会怎么看，光景又是如何？
小弟给我写了信，说毕了业没事儿干，想学吹唢呐，将来为自己找条出路。说这些的目的，是跟我要60块钱。我一看，当时还挺高兴，我们家能出一个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吹鼓手，不也是很露脸的事吗？我马上跑到邮局给他寄了100块钱，并在汇款单的折口处写了一句话：余款买些音乐理论书籍。
我这次回到家，爹有些不好意思，一再跟我说：“小四儿要是往人上走，就不让他当兵了。”我认为爹说得严重了。学吹唢呐，怎么就是不往人上走了呢？爹说：“这不，外边正有一家办丧事儿，你去看看那帮子人。”爹叹了口气，说：“咳，这样下去，就成了废物点心啦。” 爹的表情，与当年打发二弟当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娘却与爹持不同观点：“就这么一个老疙瘩了，你还往外撵？”爹说：“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留在家里就是个匪类。”娘还是有话说：“这么多哥们儿兄弟，都推给老大，你也不怕把他累个好歹。”听了这话，爹叹了口气，没接话茬儿，把脸扭向一边，让我看到的是他爬满眼角的皱纹和无助的神情。
我劝爹娘不要吵了，我想办法吧。
我顺着唢呐声去看小弟他们的班子。那时，经过许多红白喜事的小弟，在那个班子里开始挑大梁了。小弟他们围着的是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茶壶、茶碗、香烟之类的东西。吹鼓手们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演奏都很投入。小弟是首席吹鼓手，他站在正中间，两只手各持一个唢呐，左右开弓，还能用鼻子吹。观众时不时地为他叫好，为他拍巴掌。见我来了，他不但没什么不好意思，张扬意识反倒更强烈起来，好像是给我作汇报表演似的。他们吹的那些调还不算难听，但绝对听不出是下葬的还是上轿的，感觉没什么质的差别。再看看班子里的那些成员，一个个摇头晃脑，挤眉弄眼，腮帮子鼓得高高的，不能说没有快感。我见那个只有半人高的老光棍，鼻涕与哈喇子顺着唢呐往下流……
看了小弟的表演，我想到的竟是，小弟到了部队可以当文艺兵。
因为我事先跟带兵的朋友通了气，小弟当兵的事办得很顺利。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次回家给自己找了很大的麻烦。村里人以为我是专门回来带兵的，跟我们家有些说道的人都找上门来了，都要求把他们家的孩子带走。现在农村青年不再把当兵看成唯一的出路，出去打工挣钱也活得不赖。但到了部队能有人管，能转志愿兵，能学技术，还是愿走当兵这条路。我一再跟人家解释我不是回来带兵的，连小弟的事儿，我也是托人办，就是到了部队也不一定能有出路。听我这么一说，有的人就退却了，但最后还剩两个家长不放过我。一个是叔，我的一个叔伯弟弟跟小弟一般大；另一个是村支书，他家的二小，高考落榜，正在家闲着。这俩人我糊弄不了。 这俩人让我十分为难，叔是亲叔，一见面就很不客气地对我说：“老大，你为不为难我不管。让你亲兄弟走，就得让你叔伯兄弟走。”
村支书虽然不是我们白家人，可对我们白家有恩。爹摔伤住院的时候，他专门安排人轮流去医院看护。时间长的，还给记工分。爹经常教导我们，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现在不应该是报恩的时候吗？再说，支书是村里的父母官，村里人大事小情都离不了，不可小看，也不敢得罪呀。
我眼下真为难死了，这么多兵，我能带走吗？即便是能带走，到了部队，我能管得过来吗？去了，管不了，当三年兵再回来，我照样还是受埋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叔跟支书在一起搭班子的时候矛盾很深，这个关系均衡不好，也够我喝一壶的。
我愁得直嘬牙花子，爹也跟着不住地叹气，叹完气，就骂小弟：“都是你小王八蛋闹的，要不是为你办当兵，你大哥也嘬不了这么多瘪子！”接着，爹又自言自语地责备自己：“咳，我这辈子人，光有能力生，没能力养；有能力养，没能力管。给老大弄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娘也叹气连声：“咳，没法子，俺老大就是操心的命。”
我想来想去，已没什么退路了。带走就带走吧，到了部队再说。但矛盾还是在自然中化解了——我的叔伯弟弟体检不合格。我找了武装部的战友。人家说，身体不合格，谁也没办法。到了部队复检的时候，照样退回来。我把情况跟叔说了，叔满脸不高兴：“一个大小伙子，能吃能喝的，哪来的病？”婶儿也说：“咳，什么也别说咧。一尺是一尺，一寸是一寸呀。”娘听见不高兴了：“他婶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咱这一寸比支书家的一尺还远吗？他身体不合格，老大有什么办法？”一见老妯娌俩要吵架，爹冲着娘吼上了：“老娘儿们家，知道个仨瓜俩枣儿，瞎掺和什么？把嘴闭煞！”叔也对婶说：“家去！跑这儿来嘚瑟什么？”
十一
小弟和二小当兵的事儿刚定下来，我准备归队，又遇到了一件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
大弟请我和小弟到他家吃饭。自大弟挑家单过，还没专门请我吃过饭。我每次回来，他们全家都凑到爹娘这边来了，赶上吃就吃，赶上喝就喝，直到我走了才回家起伙。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儿，非要专门请顿饭。
吃完饭，小弟先回去了。我正要走，有了些酒意的大弟拉住我说：“大哥，咱哥儿俩说会儿话吧。”大弟媳也说：“大哥每回探家都匆匆忙忙的，我们也没专门请你过来坐坐。”说完，给我沏了一杯茶。大弟给我点着一支烟，叹了口气说：“小四儿这一走，家里就剩下我啦。”大弟媳说：“就你没能耐呗。”我说：“家里有老人，身边总得留人，何况咱爹咱娘身体都不大好。”大弟说：“看来，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啦。”我说：“咱们各尽所能吧，也不能都靠给你。”大弟看了一会儿窗户外头，说：“我这些年也没什么出息，干什么都赔。这次去河南，又赔了个底儿掉。这年头，光在家种地只能糊口不能养家，做买卖又没资金，难哪！”我预感到大弟下一步该说什么了。果然，大弟言归正传了：“你看，我这房子也该翻盖了，哪儿来的钱？大哥，我不得不向你张嘴了。”大弟媳在一边帮腔说：“大哥这辈子就是操心的命，谁让你摊上这么些没出息的哥们儿弟兄呢。”我对大弟说：“你说得多少钱吧。”大弟说：“房子这一扒一盖，怎么也得万儿八千的吧。这样吧，大哥，我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大款。我筹借几千，你给我想办法弄两千。咱把话说在前头，不是要，是借。”大弟媳接过话说：“就是，一旦我们手头上有了，马上就还。大哥，你还不知道你兄弟的脾气，虽然兄弟之间不是外人，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张这个嘴。”两口子像唱双簧一样，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如果不借，明显是我这当大哥的不近人情了。可他们两口子知道不知道，我一个月才挣200多块钱，而且还是刚涨的工资。这些年，家里的零花钱，娘看病的钱，基本上都是我供着，再加上自己的消费，我上哪儿弄两千块钱去？我想了想说：“你们的困难我知道，但你让我一下拿出两千块钱，也太难为我了。这几年的工资，我一个子儿不花，也攒不了那么多钱。”大弟抢过来说：“你不是还有稿费吗？”我笑了一下，说：“稿费，也就值壶醋钱吧。”大弟也笑了一下，说：“那你们部队的醋可够贵的。”我说：“这样吧，我回去借借。但两千块钱，我是绝对弄不来的。”大弟媳说：“大哥，你别为难。”
我站起来要走，大弟不阴不阳地说：“你看着办吧。”那话很简练，连“大哥”俩字也免了，那声调也让我听了心里打战。
十二
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家门口，大弟迎上去的时候，车上走下来两个乡镇干部打扮的人。大弟上前握着一个人的手，说：“都出完殡了，你们还来干什么？”
那人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松开大弟的手，说：“说实话吧，我们不是来吊丧的。村里有人举报你们不但没火葬，而且还大办丧事，我们受命过来看看。”
大弟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大声骂上了：“哪个王八羔子活得这么不耐烦了？”骂完了，凑到那个人耳朵跟前说：“县民政局那边，我都打点好了，他们没跟乡里说呀？”
那人说：“没有呀。要打招呼了，我们还过来干吗？”
大弟拉着那人的胳膊往屋里让：“走，有话进屋说去。”
我也跟着说：“对，对。进屋说去。”
那人问大弟：“这是大哥吧？”
大弟说：“对。不过县官不如现管。这事儿呀，还得指望咱俩摆平。”
大弟把那人让进了屋，一进门就把门帘放下来了，显然是不想让我们进去。他们在屋里叽咕了一会儿，就出来了。看样子，事儿是让大弟给摆平了。我们哥儿几个都出来送那人。上车之后，那人探出脑袋来对大弟说：“就这么着吧。再有人找事儿，我顶着。”大弟说：“谢谢。谢谢。”
车一溜烟儿开走了，大弟对着车的背影吐了一口痰：“呸！这帮王八蛋，就他妈认钱！”
回屋，大弟眯了一会儿眼睛，说：“妈的，十有八九是那王八羔子举报的。”
爹问：“谁？”
大弟说：“东邻呗。” 我说：“咱跟他无冤无仇的，干吗要举报咱？”
大弟说：“你真是老外，有提成呗。”
我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他举报的？”
大弟说：“他是咱村的告状专业户儿。那年，他家垒墙头，无缘无故地往咱们这错过来10厘米，垒的时候我没搭理他。等他垒完了，我晚上叫了几个人，三下五除二给他推倒了。那哥儿俩骂骂咧咧上来跟我拼命，我拿着大铡刀片子往高处一站，来！不要命你就上！我死了，外头还有哥儿仨呢！那回要不是咱爹拦着，说不定得出人命。”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大弟说：“他就是欺负你们都没在家，要是咱哥儿四个齐刷刷地往那儿一站，吓死他。”
爹接过来说：“哥们儿弟兄多，不是用来吓人的。兄弟不在多少，只要和睦，外人就不敢欺负。”
大弟没听进爹的话，继续对我说：“趁着咱哥儿几个都在家，教训教训他。”
我说：“怎么个教训法儿？”
大弟说：“把咱娘坟上的花圈都弄回来，趁着天黑，都扔进他家院里去。”
我笑了一下：“你可真幼稚。”
爹指着大弟骂道：“你小子要让我多活两天，就别犯浑！”
大弟蔫了。
这些天，着实累，不仅泪水哭干了，身体也几乎散了架，我正想在炕上躺一躺的时候，大弟招呼我、二弟、小弟，到叔家去一趟。我知道，按规矩，丧事过后，做长辈的要给我们在形式上作作总结，而内容上是要跟我们哥几个算算账。至于为什么到叔家，显而易见，是为了回避那些外姓人的媳妇儿们。她们一掺和，事情就会复杂化。
按惯例，主持总结会的是村干部和家族的长辈。村干部是支书，我们家族的长辈代表是叔。
叔率先发言：“这不，你们哥儿几个都在，你娘的事儿办完了，你们哥儿几个呢，要来个亲兄弟明算账，有些事儿也就趁着这机会说道说道。”停了一下，扭过头来对支书说：“你在这儿也不是外人，他们都是你的晚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别给他们留面子。”
支书吭了吭鼻子，慢条斯理地说：“这话就客气了，眼下你们老白家人气正旺，兄弟团结，妯娌和睦。今儿作这个总结，我心里特踏实，绝对不像有的人家把老人发送完了，最后哥们儿弟兄闹得腻腻歪歪的，让我们这中间管事儿的坐蜡。”
我抢先表态：“这个您放心吧，我是老大，有事儿我兜着，绝对不让你们这些做长辈的为难。”
我感觉我说这话的时候，大弟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支书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纸，上面用毛笔写满了字，那是丧事儿的全部账单。支书清了一下嗓子，开始念：“办丧事儿烟酒吃喝共花了5680元；雇吹鼓班子花了600元；雇棺材罩、买纸人纸马等花了550元；铺棺材底花了350元；扯孝衣孝布花了820元，还有杂七杂八的开支1523元。一共是9523元。这是支出情况。收入情况是这样的：共收亲朋好友礼钱3600元。你们哥儿几个垫支的情况是这样的，老大拿了5000元；老三拿了2000元；老四拿了500元。这样结算下来，还剩1577元。这些钱，你们哥儿几个商量商量，该怎么摊吧。”
支书说完，大家都不吭声。大弟又在看我，二弟低着头，小弟用手托着下巴。
叔见我们都不说话，又开始作导向性的发言：“哥们儿弟兄，一奶同胞，为爹娘养老送终是你们的义务。你们都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这就用不着我给你们讲道理了。你们都表个态，看看这钱怎么出。”
我正想说话，二弟先表态了：“我拿个主意吧。老四还没结婚，志愿兵也是刚转的，手里没多少钱，就让他拿那500吧。剩下的，我们哥儿仨平摊。”
我问大弟：“你的意见呢？”
大弟说：“你是老大，听你的。”
我想了想，说：“我是老大，又长年不在家，对父母尽的孝道少。这钱呢，也不算多，我一个人兜了。但你们谁也不要跟你嫂子说，这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她商量。”
二弟站起来说：“娘是大伙儿的娘，为什么让大哥一个人兜？平常家里的零花钱是大哥供着，娘这些年看病的钱也主要靠大哥。二哥，咱们一分钱不掏，对得起咱娘吗？对得住大哥吗？”
大弟朝二弟摆摆手，说：“你这话，可不公道啊。我可不是一分钱没掏，咱娘做寿衣的棉花是在我那儿拿的。还有，这两天过事儿，烧的柴火也都是从我那院里弄来的。对了，这几天，我家那鸡下的鸡蛋，都搭上招待客人了。这不，支书在这儿呢。你问问，是不是？”
二弟指着大弟的鼻子说：“你一个大老板，这些话亏你说得出口。自个儿的亲娘没了，用几斤棉花，烧几根柴火，吃几个鸡蛋，也挂在嘴边上，我都替你害臊！”
大弟也站了起来：“你出去这么多年，为家里做过什么？好歹我还是你二哥呢，谁借给你的胆儿，敢指着我的鼻子说话？”
我站起来，分别推了他们一把：“都给我坐下！咱娘尸骨未寒，咱哥儿几个就打起来了。你们丢不丢人，现不现眼！”
叔也严肃地说：“你们哥儿几个，哪个穷？真要掏不起这俩钱儿，我跟你爹磕头作揖到四邻八家去借，别让你们为难！”叔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说：“你们哥儿几个和和气气地把事儿办了，这对你爹也是个安慰。你们要是吵吵闹闹的，他听见了会怎么想？”
叔的话，把支书眼睛说红了，待了一会儿，说：“哥们儿弟兄，别伤了和气，商量着来。都是为了老人，各尽各的孝心。”
我认为问题的症结都在大弟身上，自办娘的丧事儿以来，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就不大对头。比如，他极力主张大办，可过了事儿又不想掏钱。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哥儿几个他是最有经济实力的。盖了大瓦房，买了摩托车，手里拿着大哥大，腰里别着BP机。可他和他媳妇儿，见了人就哭穷，老说外面欠的都是债。他一年东跑西颠，又办企业又经商，不知道挣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我真想找个机会跟他算算账，把家长里短都倒翻一遍，但这不是个机会。一是娘刚走，再就是还当着外人，家丑不可外扬。人家一开始就给我们哥儿几个戴了“高帽”，结果我们再争斤掰两，吵吵嚷嚷，这不仅有失白家的家风，也有失我当政委的风度，有损我这当老大哥的形象。现在要把事儿压下来，尽快统一思想，争取问题的和平解决。 我问大弟：“你说应该怎么解决最合理？”
大弟想了想，说：“有个问题要说清楚。收的礼钱，大部分是我的朋友送的，那部分钱应该归我，因为是我欠的人情。人家有事儿的时候，我要还人家。”
二弟说：“别提你那些狐朋狗友了。一听说不让行大礼，卷起钱来就走了，那是真来送礼的吗？”
小弟也跟着说了一句：“那是吊孝的吗？没一个人掀开咱娘脸上的烧纸看一眼。哼！”
我对他们说：“我没问你们，少说话。”接着问大弟，“你还有别的意见吗？”
大弟低着头，说：“没、没了。”
我说：“好吧，那就按你说的办，剩下的钱我都掏了。至于用你家的棉花，烧你家的柴火，吃你家鸡蛋，活该。”
我对支书和叔说：“您们说，这样行吗？”
叔说：“只要你们哥儿几个心情舒畅就行，别心里疙疙瘩瘩的。”
支书说：“有这么个老大哥，什么事儿解决不了？到底是大军官，觉悟就是高。我解决了这么多家的事儿，没碰上这么痛快的。我看我在这儿也没用了。这些天光熬夜，也困了，我回去睡觉了。”说着，有些夸张地打了个哈欠。
叔说：“这些天，也把你熬磨坏了。明儿歇过来，再过来喝酒。”
支书走了，我们都出来送到院里。我看见，大弟媳和二弟媳都在窗台跟前……
十三
我把小弟和二小从新兵连叫到了我的宿舍，接着又把二弟叫了过来。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算后门兵，但到了部队，你们就没后门可走了。自己的前程自己奔，别指望我帮你们多大忙。我是一个小小的指导员，成不了你们的靠山。你们的靠山就是你们自己。听见了没？”
他们说：“听见了。”
二弟说：“我们哥儿几个要把关系搞好，别让大哥分心。”
我纠正二弟说：“什么哥儿几个？你们不是刘关张，不是三结义。你们是革命战友，要搞五湖四海。”
他们都不说话了，我又敲打了他们一顿，放他们回去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的工作出现了变动。医院整编，各所不再配指导员。然而我却因祸得福调回了宣传科，任命是副科长。从正连直接跨到了正营，等于连升两职，真算是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使我万万没想到。有人说是我的文章帮了忙，有人说是我未来的岳父使了劲，到最后我也没弄明白究竟沾了谁的光。我这一步走得太显山露水，在师机关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尤其跟同年兵们拉开了较大距离。我提干的时候，牛参谋就是副连了，可我都正营了，他才正连，这使他心里格外不舒服；但在表面上还是能对我作出一些恭维。比如，老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关于谁坐中间位置的问题，他不管真假，要对我作出一番谦让，有的时候还会说“请白副科长作指示”一类言不由衷的话。我呢，尽量保持低调，起码不在老乡们面前装酸。
当上副科长，我感觉大小是个官了。听着别人叫自己的职务，比“司务长”和“指导员”要顺耳得多，发号施令的机会和范围也大多了。比如，科长不在位的情况下，可以主持科里的日常工作，下部队也能跟团长政委们搅和在一起了。
这一年，我完成了婚姻大业，燕儿考验了我一年多，终于同意嫁给我了。关于在哪儿举行婚礼的问题，我们有些分歧。她主张到她的老家安徽铜陵，我主张回我老家柳条庄。最后折中了一下，哪儿也不去，就在部队举行。那时候，我已经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营职房，两口人享用还是有富余的。只可惜，我手里没什么钱，屋里的家具家电，都是燕儿的父母给添置的。那时候彩电还是稀罕东西，家属院只有少数人家有，但燕儿的爹还是托人在北京花2000多块钱，给我们买了一台日本索尼18英寸的彩电。面对洞房里琳琅满目的新摆设，我心里怪自卑的。
婚礼那天，我没通知老家的任何人。爹腿脚不好，娘一年有半年的工夫在炕上躺着，通知了他们也来不了。再说，他们手里也没钱。结婚是花钱的事儿，既然没钱，干脆就别来。但我还是有一定的虚荣心，这是我和燕儿的终身大事儿，如果家里一点儿表示也没有，会落燕儿一辈子埋怨的。我常听家属院的妻子们这样埋怨丈夫：“你说咱们结婚的时候，你爹你妈给我买什么了？”我知道燕儿是通情达理的人，但她毕竟是女人，女人是没法逃避是是非非和小心眼儿的，谁能保证她天长日久会不揭我的短儿？我煞费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太高明的主意：让老家武装部的老乡以爹的名义寄500元钱来，算是对我们结婚的表示。那年月，农村的父母能拿出500元钱，也算说得过去了。当时，我曾想让大弟完成这个任务，但一想跟我借钱的事儿，还没兑现，他肯定不会配合我，说不定还会给我几句噎人的话听。我料定他是干得出来的。
婚事儿办得还算热闹。前来参加婚礼的，有我们单位的领导、同事、老乡，燕儿的一些亲朋好友。多数人是岳父的老战友和一些老部下，掏大份子的，也主要是这些人。那天，二弟、小弟也请了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跑腿儿。另外，他俩还凑钱买了一个大花篮儿。花篮儿的缎带上写的是爹和娘的名字。据说，这是二弟的创意。那个大花篮儿很张扬地弥补了老家没来人的缺陷。
婚礼上，燕儿提出让小弟来一段唢呐独奏，我说不行，就他那水平。燕儿说，给大家助助兴，什么水平不水平？小弟取了唢呐回来，我找了个背人的地方跟他说：“一定要吹上轿的调儿，别弄成……”小弟点点头，鼓起腮帮子就吹起来。当时我担心他一不留神吹出下葬的调儿来，结果小弟却吹了一段中国唢呐名曲《百鸟朝凤》。尽管有的时候气跟不上，走调儿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吹奏完，大家还是不住地鼓掌。燕儿夸奖小弟说：“到底是科班出身。”小弟的脸一下子红透了。
那天，我无比激动，激动的主要原因是我娶了漂亮的燕儿，从此，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走到一起了。另一个原因是，那一天来的人特别多，气氛非常热烈。尽管燕儿一再阻拦，我还是喝了不少白酒。但奇怪的是，酒下到肚里像白开水一样，越喝越没感觉，要是以往早就醉了。
客人散尽之后，就快11点了。洞房里剩下了我和燕儿，燕儿把灯光调成橘红色。整个房间充满了很有性感的温馨，我知道燕儿的用意。接下来，我们准备承受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