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劍

　　香港的冬夜，一男一女在狭长的斗室里对峙，喘着气，流着汗，暗淡的红光紧紧罩住他们。少女瞪着少年，僵持片刻，终于让步，撩起了衣服。
　　在不远处，一个女人隐在黑幕下仔细观察这一刻。她离监视器非常近，可以看到两人之间说不出口的话，没有结果的心动与吸引。这并不是什么浪漫场景。接下来他们要轮流撕扯胶带，在对方身上一层一层绑紧几十部新款手机，以备天亮后偷偷从香港运到深圳去。但这又浪漫得无可救药——在越陷越深的青春里，这两个“水客”互相缠绕、互相利用，却无法携手走到未来去。
　　那个女人就潜在黑暗里，看着自己的电影处女作从灼热的呼吸中一点点儿凝结出形状。她想起陈冲说过，在拍《末代皇帝》的一场亲密戏时，导演贝托鲁奇告诉演员们：我觉得自己是在跟你们一起做爱。她终于体会到了那种心情。“我有一瞬间就看进去了，他们俩有一瞬间的眼神，非常真实。”
　　这是2018年的夏天，白雪33岁。她有一双温和的杏仁形眼睛，总是带着笑的圆脸，以及一种愉快的——几乎是过于愉快的——轻松心情。在片场她不会发脾气，也不揪着头发苦恼纠结。有时候提前完工，她还会给自己放假，去看场电影，或者带眷演员们在旺角找个大排档大吃一通。人们惊讶地问她，你真的在拍戏吗？感觉挺轻松的呀。
　　任谁都难看出，她刚刚攥住了自己渴望了10年而不可得的机会，第一次坐到了导演椅上。到最后，原先的拍摄计划是45天，结果提前了7天顺利杀青。
　　让人好奇的不止这些。这个时代笃信年轻的魔力，崇拜十几二十岁成名的“天才”和幸运儿。而年过30则被视为该向现实妥协，不再执着于梦想或冒险，也不再妄想机遇或惊喜。何况白雪在执导筒前已早早结婚生子，甚至做了七八年的家庭主妇。在《过春天》之前，近10年里她除了偶尔参与影视制作以及考取母校的MFA（在职艺术硕士）以外，在创作生命中实在谈不上建树。
　　她不是没想过放弃，毕竟“不拍电影我也能活下去”。但“我想用这事再逼我自己一把。其实一直有一个心，从来都没有灭过——怎么着这辈子得拍一个，拍一个试试，看我是不是这块料”。

蛰伏中的爆发

　　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白雪就失业了。那是2007年，中国电影还远未进^狂飙猛进的好时代。年轻的心气在灰色的日子里渐渐磨损。她写不出剧本、接不到项目，焦躁得想去上班，面试又从来通不过。没人相信一个导演系的女生会踏踏实实地好好工作。
　　毕业两年后，白雪结了婚。不久又有了孩子。她做家庭主妇，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丈夫贺斌身上。几年里她都为贺斌委屈：他真是娶错了人，娶了一个光给家里添负担、就是不赚钱的人。
　　贺斌倒不这么看。大学时他读录音系，和白雪是同期同学。婚后，大部分时候贺斌独自支撑家用，困窘不可避免。夫妻也吵架，也冷战，但最后总会互相打气和安慰。贺斌深知经济压力绝不是最难耐的。白雪一直没放弃找素材、构思故事，电脑里存了十几二十个文档，但没有一个进行得下去。
　　“那时的技术能力和对人的认识，都没有达到真的不得不说的状态。……现在看也会觉得幼稚和想当然。比如写一个刚退休的50多岁的女人，但实际上那时根本不了解这样的女人，没有那样的人生阅历。”白雪对于岁月流逝却一无所成的苦闷是如此漫长沉重，以至于贺斌也违心地劝过她：拍不出电影也没事，你在家不也挺好吗？可这话连他自己也不信。
　　“白雪是贼心不死的那号人。她在创作上走不通的时候，就像一个炸弹、地雷一样，一碰就爆，她在家待着我们俩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她的创作欲望是旺盛的。把这样的人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太不人道了。”贺斌说。
　　白雪在蛰伏中等来了足够吸引自己的故事。2015年，她正准备MFA学位毕业作品，读到电影学院—位香港同学的剧本，里面描写的是家在深圳、学在香港的跨境学童。她立刻被击中了。之前一直缺失的内驱力，突然猛烈地生发出来。18年前，16岁的白雪也在深圳上中学，她对这样的跨境学童并不陌生。这个题材与自己的契合度以及它本身的稀缺性，都令她非常惊喜。
　　接下来的两年，白雪密集前往深圳和香港取材。她开始了漫长而琐碎的观察——在罗湖口岸的天桥、在旺角街头的后巷、在上水的货仓、在海岸边上幽蓝色的岩洞里。她自认比较笨，编不出惊世骇俗的剧情，只能靠沉浸在佩佩的世界里去想象她。少年时的故地依然潮湿，依然海风呼啸，空气灼热。她的感官能在这里变得敏锐，好多次在写人物小传时，她自己也哭了，为这些不易的人生而哭了。
　　最后的剧本在—周内就完成了。2017年，《过春天》（当时名为《佩佩》）入选青葱计划，正式开始筹备。团队迅速地被组织起来。白雪找了大学时代就开始合作的老班底：她导演的第—部短片《脱贫》的录音师贺斌，现在也是她的丈夫，担任了本片的制片人;《脱贫》的作曲高小阳，成为了本片的作曲;摄影朴松日，也曾一直担任她短片的摄影。
　　白雪是2007级导演系第一位拍摄出长片的，同学们都在看着她，期待着她，也帮衬着她。
　　万事俱备，只差找到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佩佩了。

似与不似之间

　　佩佩个头瘦瘦小小的，貌不惊人，眼神却很倔，胆子也不小。她家住深圳，学校却在香港。每天她坐港铁线急匆匆地来回两地之间，也来往于她的两个世界之间。
　　在深圳，有她那美丽却不省心的母亲，一天到晚打牌喝酒抽烟，被男人抛弃被男人骗，浑浑噩噩空度时日。在香港，则有她活力十足洒脱热隋的好闺密、帅气不羁的暗恋对象、温柔又软弱的父亲，以及她的“兄弟”、她的大姐头，以及她那一份蒸蒸日上的隐秘事业。一天天地，她将手机一部陪悄悄运到内地，又揣着大把现金走出海关。 　　佩佩渐渐地学会了用那句黑话“过春天”来代表成功过了海关，也渐渐地自以为学会了成年人灰色的行事规则，得到了独立和自在，甚至认可和倾慕。她并不知道心底的迷茫渴望因何而起。但至少，在那个荷尔蒙乱撞的夏天，她自觉掌握了命运，冲出了软弱无力的青春的迷雾，以至于碰到了一点点儿爱情。无论那一点点儿，是不可触及的遥远里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个指尖。
　　在大家看来，银幕上的佩佩应该是“有劲儿的”，不懵懂无知的、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的。而白雪，最终则认定了1994年出生、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没多久的黄尧。黄尧乖巧、平静而柔和，长相平顺而朴素。白雪不是没听到周遭的异议声——“因为她平时太不像演员了，你看不出来她身上跟佩佩有什么地方像。”但她依然坚持。这不仅是因为黄尧优越的粤语能力、有大银幕特质的眼神和气质，以及对剧本认真的分析和理解。白雪相信，黄尧有她所需要的与众不同。
　　黄尧没有辜负白雪的期待。从开始接触项目到电影开拍，黄尧等了6个月，其间一直在看剧本。拍摄的时候，她在现场从来没拿出过剧本，全在心里了。她最终凭借此片获得第2届平遥电影节最佳女演员。
　　想赚钱、想独立、与众不同，这是属于16岁的佩佩的秘密。她身上似乎有着白雪的影子。高中时，大家都模仿日本高中生穿白色泡泡袜的时候，“去他的，我不穿这个”——白雪就穿红袜子。大家都流行妹妹头的时候，她剪了个板寸。校园里隋歌缭绕的青春期，她在听张楚、崔健、郑钧。当然，还有来自香港的潮流，《古惑仔》和Beyond都是她当年的最爱。高二暑假，她还去了中央戏剧学院上暑期兴趣班，一头扎进孟京辉的先锋话剧，买了一堆牛皮纸袋装着的“内部交流”电影。“突然之间感觉到在艺术海洋里遨游。深圳真的是文化沙漠，你接触不到这些东西。在一个重点高中里，也很少有人会谈起这些东西。”
　　但同时，白雪断然否认佩佩是她自己的投射。“我和佩佩没什么共同点。因为我的生活很完满，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正常地考大学。……我比较理智。看这个世界也还是用比较温柔的目光。”她啪的一声点燃了一支薄荷凉烟，但不抽到底。她微笑着看了一眼青烟。“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其实不够极致，不够狠。”
　　电影里，佩佩在春风得意之后迅速滑向崩塌。秘密败露，闺密反目;母亲再次入套，早就另成家的父亲无力辅助。每天在两个世界里苦阎嗟磨，她急需金钱和情绪上的出路。于是她选择了最险的做法：瞒着自己的走水“大姐头”，和暗恋对象一起做一票大的走私。她失败了。但奇怪的是，在失去一切后，生活本身延续了下去。
　　这样的结局不够狠吗？要够狠应该是什么样？
　　“我觉得最后佩佩就是毫无出路的感觉吧。”白雪说。
　　这矛盾之处连她自己也清楚：“我叛逆是叛逆在这儿。但我又是一个很正常、很温和的人。”
　　《过春天》2018年9月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白雪开始收获赞美。许多人问过她怎么度过艰难，怎么熬过失意和自我怀疑。而她则仿佛总在拒绝煽情，一笔带过。——想过放弃吗？想过啊，这不是心不死嘛。后来处女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没有什么。我真的想不出来，最难的就是拍摄海关要做沟通，那也不是我解决的。”
　　电影后来走到了多伦多、柏林、平遥、中国香港、大阪和都柏林各个电影节。像每个初次被世界发现的创作者一样，白雪为人们截然不同的洞察给电影增加的丰富意涵而惊讶。德国的少年们会随着片尾曲跳舞，走出影院就和导演热烈拥抱。广东的中年人，会同情起片中那个看似不负责任、没能照顾起青春期女儿的父亲。香港观众呢，则看出了白雪对每个角色的温柔，以及“对深圳和香港两地很深沉的爱”。
　　她也知道一片赞美声中电影也有缺陷，无论是不够狠，还是不够本土、挖得不够深。但至少，“我忠于了我的当下，我的现阶段，就只能到此。”
　　对她和贺斌来说，比起奖项和展映，他们的儿子对于电影的喜爱倒像是更珍贵的肯定。不到10岁的孩子看了5遍电影，自豪地告诉同学们：我妈妈是导演，我爸爸是制片人，你们知道吗？那部电影叫《过春天》。

　　我觉得我过去10年确实是在沉淀，确实也没干啥。我自己过去的10年真的是在过生活，在生活当中慢慢去感受自己真的想要说什么。第一部戏，作为导演来说，你想说什么，你看到了什么，其实是很重要的，有感而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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