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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物质基础，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能源、原材料，同时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和能量也只能回到环境中才能消解和转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强调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在《论语·述尔》中也主张“钓而不网，戈不射宿”。然而，伴随着发展这一永恒主题，人口不断增加，对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多，从而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道道难以抚平的伤疤。如我国西海固地区，在唐朝时还郁郁葱葱，但因过度砍伐，在上世纪70年代被联合国粮食开发计划署确认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地区”。
伴随着盐碱化、干旱、高寒、石漠化、地质灾害等等，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有极高的重合度。我国的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平原低洼的盐碱地区，中部山地高原和丘陵山区以及西部沙漠高寒山区等生态脆弱地区。在贫困地区的相关性中，划入生态脆弱地区国土面积中有76%的县是贫困县，在生态敏感地带的耕地面积中约有68%的耕地面积在贫困县内，占贫困县耕地面积的74%；在划入生态脆弱地带的人口中，有7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县。在我国划定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的680个县里，有296个县属于主体功能区规划在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生态脆弱地区，占片区总县数的39.5%。
在贫困地区，人们面临着对富裕的强烈追求及脱贫致富的巨大压力，往往不计后果地引进发达地区面临淘汰的企业，不知节制地开发当地资源，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破坏。同时由于欠发达地区生产力水平不高，严重缺乏治理环境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治理难度比发达地区更大，环境恶化态势也变的越发不可收拾。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的破坏会直接影响到生产和生活行为，其结果不仅使贫困地区难以脱贫致富，更加抑制了资源潜力的充分发挥，最终陷入“环境脆弱-贫困-掠夺资源-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的困境而难以自拔。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中，如何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和优化生态资源的关系，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次认真的审视
多年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贫困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从2002年到2010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施退耕还林还草14923.5万亩，新增经济林22643.4万亩；饮用水水源受污染的农户比例从2002年的15.5%下降到了2010年的5.1%，获取燃料困难的农户比例从45%下降到31.4%。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截至目前，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仍不容乐观。如今，扶贫开发已经进入攻坚克难期，困难缠身、生态资源脆弱、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如何披荆斩棘早日战胜贫困，就成为当前扶贫工作的重点之一。
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出了要重视能源和生态建设，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大力支持退牧还草工程，采取禁牧、休牧轮牧等措施，恢复天然草原植被和生态功能。加大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防治力度，重点抓好灾害易发区内的监测预警、搬迁避让、工程治理等综合防治措施。
《纲要》强调，应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结合，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积极完善相关的生态补偿政策。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将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的不同要求，采取针对性、差别化的扶贫方式，需要搬迁又能搬迁的，在坚持自愿的前提下进行搬迁；就地发展的，要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努力改善其发展环境。要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教育扶贫和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人口素质和发展能力，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就业。
此外，《纲要》还提出到2015年，贫困地区森林覆盖率要比2010年底增加1.5个百分点；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比2010年底增加3.5个百分点的要求。
今年年初，中办、国办统一下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意见》，提出对限制开发区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取消GDP考核的指标，重点改为考核扶贫开发工作的成效。
一部条例的出台
今年五月，贵州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也成为全国首部省级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性法规。
《条例》规定，省政府应当根据相关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确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自然资源使用上限和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并向社会公布。红线区域面积明确要求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0%以上，对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禁止开发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重要地質遗迹、自然遗迹、人文遗迹和1000亩以上集中连片优质耕地实行永久性保护。
对违反规定、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从事损害生态环境保护的活动，以及有其他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恢复原状，对个人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在节能减排方面，《条例》规定省、市（州）人民政府应将节能减排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下一级人民政府，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建立节能评估审查、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质量提升与环境风险控制相结合的环境管理模式，并将节能减排目标任务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年度考核评价的内容。
《条例》还明确要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禁止开发区域，实行单位第一责任人生态环境保护考核一票否决制，对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单位及第一责任人的绩效考核，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一票否决制度和第一责任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生态环境损害将追究单位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因盲目决策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追究决策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个实验区的坚持
1988年，毕节试验区成立，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破解“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三大难题，敲开了这个贫困山区转型发展的大门。
彼时的毕节，8个县中有6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82元，水土流失面积达62.7%，森林覆盖率不足15%，每平方公里承载200多人……可说是“人穷、地乏、环境恶”。二十六载光阴转眼过，如今的毕节，到底怎么样？
初夏，毕节市七星关区梨树镇保河村的聂祥仲正在自家的地里给梨树追肥，“以前为了多打粮食，村民开荒垦殖，水土流失严重，地里庄稼不长，石头疯长。”
毕节之变，势在必行。从生存与生态的“对抗”走向“共赢”是毕节的思路，念好“山字经”、打好“特色牌”，积极探索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群众增收相互促进的新路子，则是毕节的具体实践。
“这3亩黄花梨是我的‘绿色存折’。18年前，县里提供树苗，让我们退耕还林，还在山腰修了配套水利工程，原来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聂祥仲说。
农业稳了，工业也在迎头赶上。说到底，把人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财富”，工业化和城镇化都不可缺。
远处山峦青，脚下绿草茵。大方县小屯煤矿是國家标准化建设示范矿井，采出来的煤炭不在矿区停留，而是沿着传输装置运送到一旁的大方电厂，变成电送到万千百姓家——这只是毕节煤炭精细化开采的一个场景。
煤是毕节最突出的资源优势，远景储量超1000亿吨。但长期以来“一煤独大”、“遍地开花”式的开采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损毁。“黑色煤炭，绿色开发，就地转化，吃干榨尽，工业转型升级就得拿煤炭产业开刀！”市委书记张吉勇说。
2013年11月26日，毕节国家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获得科技部批准，而此前，这里已聚集相关企业70多家。而今，毕节早已跳出“两烟（卷烟和烤烟）独秀”、“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正向轻工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等“满树繁花”迈进。
产业兴则城镇旺。立足小城镇的资源、地缘和产业基础，毕节以交通枢纽、旅游景观、工矿园区等为重点，努力打造“一镇一业、一镇一品”新格局。目前，全市已培育精品果蔬、中药材等产业基地156个，建设返乡农民工创业园28个；全市产业园区建成面积68.7平方公里，累计从业人数达7.6万多人；城镇化率从1988年的6%提高到如今的31.7%。
“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劳务输出，引导剩余劳动力出山，毕节正在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财富’。”市长陈昌旭表示，到2020年，城市规划区外的乡镇将基本完成特色小城镇建设，建成特色示范小镇和幸福小镇320个，新增人口60万人，带动全市城镇化水平提升8%左右。
从黔西县城驱车向北不到10公里，一河穿村而过，两岸垂柳依依，农家翠竹迎风，这里是洪水乡解放村。为了把这里打造成城里人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县里给项目、筹资金，修通了柏油路，动员群众建设黔西北民居。如今，这里农家乐生意红火，人均纯收入超8000元。谁能想得到，仅仅在六七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交通闭塞、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2400元的三类贫困村。
“挑来两担水，累断两条腿”，行路难不仅仅是解放村曾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毕节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缩影。为此，毕节实施了“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仅一年时间，1800万平方米院坝、3万公里连户路得到硬化，124万户320万人受益。
交通条件的改善不仅方便了百姓出行，也拓宽了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的渠道。纳雍县沙包乡天星村很早就开始培育经果林，但是苦于道路不通，只能“小打小闹”。“两个硬化”联通了该村的经果林种植基地和核桃育苗基地，樱桃、板栗、核桃得以及时外运。
如果把通村路、连户路比作毛细血管，那么铁路、高速公路则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大动脉。截至2013年底，毕节全市铁路通车里程达231公里，在建297.7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281公里，在建338公里；飞雄机场建成通航，开通了7条航线。
上世纪80年代，贵州毕节试验区成立，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等统一战线人士参与建设，形成了以“助推发展、智力支持、改善民生、生态建设、示范带动”为主要内容的“同心工程”品牌。
截至2013年，统一战线在毕节试验区实施“同心·助推发展”项目160个，投入资金138.1亿元，实施“同心·智力支持”工程279个，投入资金1.27亿元，培训教师、医务人员等20多万人次；实施“同心·改善民生”项目258个，投入资金250.47亿元。；实施“同心·示范带动”项目84个，投入资金3.7亿元。
“我嫁给马正安时，一家4口挤在一间茅草房里，连包谷饭都吃不饱。”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的张富英回忆，20多年前，村子山高地贫，垦荒垦到山巅，水土流失严重。如今海雀村在台盟中央帮扶下，搞起了种养殖等特色农业，四面青山环绕，全村人均纯收入5460元，森林覆盖率达70.4%。
据统计，“同心·生态建设”项目投入36.94亿元，“中国3356”项目、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得以实施，当地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伴随着盐碱化、干旱、高寒、石漠化、地质灾害等等，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有极高的重合度。我国的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平原低洼的盐碱地区，中部山地高原和丘陵山区以及西部沙漠高寒山区等生态脆弱地区。在贫困地区的相关性中，划入生态脆弱地区国土面积中有76%的县是贫困县，在生态敏感地带的耕地面积中约有68%的耕地面积在贫困县内，占贫困县耕地面积的74%；在划入生态脆弱地带的人口中，有7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县。在我国划定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的680个县里，有296个县属于主体功能区规划在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生态脆弱地区，占片区总县数的39.5%。
在贫困地区，人们面临着对富裕的强烈追求及脱贫致富的巨大压力，往往不计后果地引进发达地区面临淘汰的企业，不知节制地开发当地资源，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破坏。同时由于欠发达地区生产力水平不高，严重缺乏治理环境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治理难度比发达地区更大，环境恶化态势也变的越发不可收拾。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的破坏会直接影响到生产和生活行为，其结果不仅使贫困地区难以脱贫致富，更加抑制了资源潜力的充分发挥，最终陷入“环境脆弱-贫困-掠夺资源-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的困境而难以自拔。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中，如何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和优化生态资源的关系，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次认真的审视
多年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贫困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从2002年到2010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施退耕还林还草14923.5万亩，新增经济林22643.4万亩；饮用水水源受污染的农户比例从2002年的15.5%下降到了2010年的5.1%，获取燃料困难的农户比例从45%下降到31.4%。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截至目前，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仍不容乐观。如今，扶贫开发已经进入攻坚克难期，困难缠身、生态资源脆弱、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如何披荆斩棘早日战胜贫困，就成为当前扶贫工作的重点之一。
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出了要重视能源和生态建设，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大力支持退牧还草工程，采取禁牧、休牧轮牧等措施，恢复天然草原植被和生态功能。加大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防治力度，重点抓好灾害易发区内的监测预警、搬迁避让、工程治理等综合防治措施。
《纲要》强调，应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结合，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积极完善相关的生态补偿政策。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将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的不同要求，采取针对性、差别化的扶贫方式，需要搬迁又能搬迁的，在坚持自愿的前提下进行搬迁；就地发展的，要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努力改善其发展环境。要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教育扶贫和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人口素质和发展能力，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就业。
此外，《纲要》还提出到2015年，贫困地区森林覆盖率要比2010年底增加1.5个百分点；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比2010年底增加3.5个百分点的要求。
今年年初，中办、国办统一下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意见》，提出对限制开发区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取消GDP考核的指标，重点改为考核扶贫开发工作的成效。
一部条例的出台
今年五月，贵州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也成为全国首部省级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性法规。
《条例》规定，省政府应当根据相关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确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自然资源使用上限和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并向社会公布。红线区域面积明确要求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0%以上，对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禁止开发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重要地質遗迹、自然遗迹、人文遗迹和1000亩以上集中连片优质耕地实行永久性保护。
对违反规定、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从事损害生态环境保护的活动，以及有其他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恢复原状，对个人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在节能减排方面，《条例》规定省、市（州）人民政府应将节能减排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下一级人民政府，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建立节能评估审查、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质量提升与环境风险控制相结合的环境管理模式，并将节能减排目标任务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年度考核评价的内容。
《条例》还明确要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禁止开发区域，实行单位第一责任人生态环境保护考核一票否决制，对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单位及第一责任人的绩效考核，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一票否决制度和第一责任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生态环境损害将追究单位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因盲目决策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追究决策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个实验区的坚持
1988年，毕节试验区成立，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破解“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三大难题，敲开了这个贫困山区转型发展的大门。
彼时的毕节，8个县中有6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82元，水土流失面积达62.7%，森林覆盖率不足15%，每平方公里承载200多人……可说是“人穷、地乏、环境恶”。二十六载光阴转眼过，如今的毕节，到底怎么样？
初夏，毕节市七星关区梨树镇保河村的聂祥仲正在自家的地里给梨树追肥，“以前为了多打粮食，村民开荒垦殖，水土流失严重，地里庄稼不长，石头疯长。”
毕节之变，势在必行。从生存与生态的“对抗”走向“共赢”是毕节的思路，念好“山字经”、打好“特色牌”，积极探索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群众增收相互促进的新路子，则是毕节的具体实践。
“这3亩黄花梨是我的‘绿色存折’。18年前，县里提供树苗，让我们退耕还林，还在山腰修了配套水利工程，原来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聂祥仲说。
农业稳了，工业也在迎头赶上。说到底，把人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财富”，工业化和城镇化都不可缺。
远处山峦青，脚下绿草茵。大方县小屯煤矿是國家标准化建设示范矿井，采出来的煤炭不在矿区停留，而是沿着传输装置运送到一旁的大方电厂，变成电送到万千百姓家——这只是毕节煤炭精细化开采的一个场景。
煤是毕节最突出的资源优势，远景储量超1000亿吨。但长期以来“一煤独大”、“遍地开花”式的开采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损毁。“黑色煤炭，绿色开发，就地转化，吃干榨尽，工业转型升级就得拿煤炭产业开刀！”市委书记张吉勇说。
2013年11月26日，毕节国家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获得科技部批准，而此前，这里已聚集相关企业70多家。而今，毕节早已跳出“两烟（卷烟和烤烟）独秀”、“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正向轻工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等“满树繁花”迈进。
产业兴则城镇旺。立足小城镇的资源、地缘和产业基础，毕节以交通枢纽、旅游景观、工矿园区等为重点，努力打造“一镇一业、一镇一品”新格局。目前，全市已培育精品果蔬、中药材等产业基地156个，建设返乡农民工创业园28个；全市产业园区建成面积68.7平方公里，累计从业人数达7.6万多人；城镇化率从1988年的6%提高到如今的31.7%。
“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劳务输出，引导剩余劳动力出山，毕节正在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财富’。”市长陈昌旭表示，到2020年，城市规划区外的乡镇将基本完成特色小城镇建设，建成特色示范小镇和幸福小镇320个，新增人口60万人，带动全市城镇化水平提升8%左右。
从黔西县城驱车向北不到10公里，一河穿村而过，两岸垂柳依依，农家翠竹迎风，这里是洪水乡解放村。为了把这里打造成城里人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县里给项目、筹资金，修通了柏油路，动员群众建设黔西北民居。如今，这里农家乐生意红火，人均纯收入超8000元。谁能想得到，仅仅在六七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交通闭塞、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2400元的三类贫困村。
“挑来两担水，累断两条腿”，行路难不仅仅是解放村曾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毕节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缩影。为此，毕节实施了“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仅一年时间，1800万平方米院坝、3万公里连户路得到硬化，124万户320万人受益。
交通条件的改善不仅方便了百姓出行，也拓宽了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的渠道。纳雍县沙包乡天星村很早就开始培育经果林，但是苦于道路不通，只能“小打小闹”。“两个硬化”联通了该村的经果林种植基地和核桃育苗基地，樱桃、板栗、核桃得以及时外运。
如果把通村路、连户路比作毛细血管，那么铁路、高速公路则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大动脉。截至2013年底，毕节全市铁路通车里程达231公里，在建297.7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281公里，在建338公里；飞雄机场建成通航，开通了7条航线。
上世纪80年代，贵州毕节试验区成立，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等统一战线人士参与建设，形成了以“助推发展、智力支持、改善民生、生态建设、示范带动”为主要内容的“同心工程”品牌。
截至2013年，统一战线在毕节试验区实施“同心·助推发展”项目160个，投入资金138.1亿元，实施“同心·智力支持”工程279个，投入资金1.27亿元，培训教师、医务人员等20多万人次；实施“同心·改善民生”项目258个，投入资金250.47亿元。；实施“同心·示范带动”项目84个，投入资金3.7亿元。
“我嫁给马正安时，一家4口挤在一间茅草房里，连包谷饭都吃不饱。”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的张富英回忆，20多年前，村子山高地贫，垦荒垦到山巅，水土流失严重。如今海雀村在台盟中央帮扶下，搞起了种养殖等特色农业，四面青山环绕，全村人均纯收入5460元，森林覆盖率达70.4%。
据统计，“同心·生态建设”项目投入36.94亿元，“中国3356”项目、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得以实施，当地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