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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事变后仅十二天,陕西新军便在西安起义,与湖南同日并列成为第一个响应湖北宣告独立的省份。但是陕西甘肃一带,效忠清室的势力最为深厚,前陕甘总督升允,在清帝退位、南北议和之后,仍梦想着打通北京—山西—陕西的通道,把小皇上接到甘肃来。然而,滔滔洪流之前,此路已行之不通。
辛亥逸事之六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敬请垂注。
潼关以西
1900年庚子事变,西太后、光绪帝“两宫西狩”,跑到西安猫了一年多,后来成功地通过谈判回到北京,搞起了新政。
自满清入关以来,一定有个巨大的恐惧时时盘踞在满人心头:汉人那么多,有一天造起反来,我们怎么办?为此清廷在各个大的省会都筑了满城,八旗兵丁分驻。又不准关内的汉人随意向关外迁徙,要保留那一片“龙兴之地”。
那时当然不会有人想到连郑成功都打不过的西洋人,会闹出这么大的阵仗。
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北狩”到了承德木兰围场。这应该就是满洲人往关外退却的设计线路,先到承德,如果情况不妙,就由此回关外根据地去。
但八国联军围困北京时,东、北、南三面都几乎被封死,只有往西走比较活动。况且此时的东北,正在日俄的觊觎之中,谁敢往那方去?
于是一路向西,从太原到西安。曾有消息说八国联军还打算进攻山西,流亡的清廷也动过再往西走去兰州的念头。
现在是辛亥年,南方的革命党人举事,而且成燎原之势。这倒跟老祖宗当年的设想差不多。但东北依然回不去,京师的达官贵人,多是奔天津租界,或者再转船去上海租界。可是,朝廷在江山未全失之前,就流亡租界,未免说不过去。
向西是一个选择。
按照良弼为首的宗社党意见(宗社党是指辛亥革命爆发后,由部分清朝皇族结成的反对清帝退位、反对与革命政府议和、企图保存清室统治的组织),一旦京师告危,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大可以效法庚子故智,西去长安甚至兰州,保住潼关以西,至少可以成一种苟安局面。
宗社党这样想是有道理的。潼关以西,主要是陕甘两省,而前陕甘总督,正是铁杆保守派升允。此人于举国滔滔高唱立宪新政之际,竟然上书朝廷,阻挠立宪,被视为国内封疆大吏中保守第一人。摄政王载沣为了表示皇室的立宪决心,于1911年6月23日将升允“开缺”,这也是清廷立宪以来处分大员职位最高者。
不对吧?武昌事变后仅十二天,10月22日,陕西新军便在西安起义,陕西与湖南同日,并列成为第一个响应湖北宣告独立的省份,清廷咋还敢打潼关以西的主意呢?
你这个娃娃不懂事,那陕西虽然光复咧,但不能算真的独立咧。
为啥?
西安事变
陕西新军起义,跟武昌一样,都是匆忙成事。本来计划在九月初八(10月29日)举事,驻西安旗兵将军文瑞听说武昌变乱,立即向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这人后来当过民国总理)提出要发枪、修满城、外县巡防队回防、在陆军中抓革命党四项要求。10月21日,第二标新军接到了开拔命令。走呢,肯定被分割成几部分,大肆抓捕之下,起义肯定流产。起义?有枪没子弹,要跟弹药充足的旗兵和巡防队对抗。
10月22日的起义过程非常忙乱,21日午夜了,一帮新军弟兄还在讨论:要不要今天举事?谁来当我们的领导人?
不举义就会死,还是举吧。至于领袖,很多人推举钱鼎。因为他很有革命热情,兼有哥老会、同盟会双重身份,平时努力联合帮会,在军中颇有威信。
但是钱鼎本人推举张凤翙,除了说这个人“气度恢廓”外,理由也是三点:协司令部参军官,军中地位比起义诸人都高;兼二标一营管带,这个营哥老会头目最多;留日士官出身,学历好—这又是一个“拱手让出领导权”的例子,但张凤翙张参军官,这个时候,还根本不知道起义这档子事,答不答允参加还在未定之天。
完全是个小黎元洪嘛。
不过张参军官比黎协统干脆。他刚从临潼实习归来,正在床上睡觉,突然哗啦一下拥进一伙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独立。“什么时候?”“就是今天!”“好吧。”
这时已经是10月22日凌晨一点多了。
跟武昌一样,没有子弹的新军士兵,第一目标就是军装局。炮兵营全营集合,以“星期日到灞桥洗马”为名,全体挺进军装局。
要说10月22日这天,真是上好的造反日子。护理巡抚钱能训与各司道、新军高层,都在谘议局开会。而住在军装局内的巡防队一个哨(连),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人都上街游逛去了。突然发一声喊,几百名士兵冲了进来,虽说都是徒手,毕竟声势惊人,驻守的少数士兵一吓,就从后门溜走了。
“那些冲进去的士兵,争先恐后地爬上楼梯,用石块砸库门上的铁锁,七手八脚把成捆成箱的枪械子弹从楼上往院子里乱扔,没上楼去的人,就争着捡枪配子弹。这些枪械子弹不是一种,口径大小不一,配不合膛的打不出去,配合膛的又平射试放,竟有打伤自己人的,闹得人声鼎沸,混乱不堪。”(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
闹了半天,才有人出来整队,张凤翙也来了,就是在军装局建立总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队因为有哥老会的关系,很快就瓦解了。钱能训在甜水井民宅被捕获,自杀未遂。起义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西安全城,除了满城。
西安的满城,是各地旗人抵抗最厉害的一处。将军文瑞,从谘议局逃回满城,当即紧闭六个城门。
西安满人抵抗得厉害,上层如文瑞平日督训较严是一个原因,西安起义本身状态也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四川的光复是“袍哥革命”,西安独立,大概只能算“袍哥造反”,指挥既混乱,舆论宣传工作也跟不上。
结果,从22日一直打到23日下午三点,起义军才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杀入满城,并且引爆了旗兵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24日,起义军分为若干小队,逐巷逐院进行搜索战,也有泄愤之意,被杀旗兵及家属甚多。将军文瑞跳井自杀。
西安起义太过仓促,仗都打起来了,义军的名称还没想好,安民告示也未准备,只好一边打仗一边搞,终于在光复第二天,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的名义,贴出了一张布告,那文末的图章还是木头刻的:
各省起义,驱逐满人,上应天命,下顺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第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谕,其各放心。
这张布告,不仅简陋,连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劝谕满人投降都没提到,能怪满城打得那么火爆。而且起义军全力攻打满城,西安市内的治安简直顾不上。那些巡防队,他不敢抵抗起义军,他还不敢抢商户吗?所以保民保商,都是空话。
打下满城,稳定秩序,还是要靠哥老会。哥老会也不是白干活的,除了要饷要粮,官位也要。先是哥老会大头目万炳南要当大统领,想逼张凤翙让位,又有人要当都督,有人要当兵马元帅,吵得不可开交。
直到出来一个愣的:陈殿卿。此人是湖北人,本身是哥老会的头目,同时又当过张凤翙的护兵。他跳脚拍桌子:“谁敢再闹?再闹,我姓陈的就把军装局烧了,大家散伙!”好,不闹就不闹,但是各据山头难道不会吗?一时间,几名哥老会大佬各练各的。局势更加混乱。
10月29日,就是本来计划的起义日,各方势力开大会,终于定了盘子:张凤翙为大统领,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兵马都督,吴世昌为副都督,马玉贵为粮饷都督,马福祥为副都督,刘世杰为军令都督,郭胜清为副都督。这就是著名的“一省六都督”。
这还没完,力挺张凤翙的陈殿卿站起来要官。他的名目更新鲜,他要当“钦差大臣”,见官大一级。哄笑声中,张凤翙居然点头应允,会后还颁给了他一颗“秦陇复汉军钦差大臣亲卫队统带之关防”的大印。
其实张凤翙与陈殿卿心里都明白,要这个官,就为了不受兵马都督节制,保留独立势力,也防止被人暗算。转年到了1912年3月,局势平定,陈殿卿自动要求取消钦差大臣头衔。
一片忙乱之中,却不料放掉了一个大患。前陕甘总督升允,正在距西安城北上三十多里的草滩别墅里,一听到事变消息,升允连夜渡过渭河,逃往甘肃平凉。
陕西遭受两面夹击的日子开始了。
陕甘大交兵
东面来的兵,是袁世凯派来的河南赵倜的五营毅军。孤军深入,运输线过长,一开始打不过陕军。后来增派第二镇王占元部分军队合攻,这才互有胜负,搞成相持状态。战火随着南北和谈的起伏打打停停,虽然艰苦,并不危险。和谈一旦成功,双方立即言和。
西面不同。陕甘总督长庚奏请起复升允为陕西巡抚,再奏请起用停职的回族骁将马安良,召募回兵十四营。又将甘肃省陆军混成协改编成巡防营,凡军官可疑者,一律清除。攻陕之战,以升允统北路,由泾川东进;以陕甘提督张行志统南路,由陇南东进。
甘肃的风气闭塞,在辛亥各省中相当突出。清末立宪运动中三次国会大请愿中,根本没有甘肃的代表。甘肃谘议局议长张林焱、副议长刘尔炘,都是翰林出身,却对立宪不感兴趣。武昌事变之后,他们倒很热衷于“迎銮”,一面不断通电反对共和,一面竭力东进,希望为皇上、皇太后打出一条偏安之路。
甘肃省内,农民牧民造反倒是绵延不绝,但都不成规模。以辛亥年阴历六月初的李旺起义为例。李旺到过汉中,与当地革命党人有联系,还带回了所谓孙文的《讨满檄文》。但他认为西北民智未开,要发动民众,只能走神佛迷信的路子。因此他发起的“黄龙会”与义和团更相似,会员穿号衣,红边黄堂,中间绣上“虎吃羊”三个黑字。黄龙会在民间散发的传单,有《讨满檄文》中“四万万同胞,共同起来,推倒满清,争取平等自由”这样的话,但更多的是天运气数、神兵鬼将,传统农民造反的腔调。因之甘肃农民造反虽多,却不成气候。甘军东征陕西,无须担心后院起火。
陕甘两军,在长武、邠州、三水、乾州等地大打攻防战。说实话,两边的军纪都不好,这些地区被陕甘两军反复劫掠,苦不堪言。
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三天后,东路陕军与清军协议停火。
一转眼就是除夕。守在醴泉的陕军听闻东路停战的消息,大为放松,全体官兵喜迎新年,吃酒,赌钱,通宵无备。不料正月初一拂晓,升允的甘军从西南城角攀援而上,陕军官兵还不曾相互拜年发个红包,醴泉便已易手。
南路甘军张行志,主攻凤翔,费时三月仍无法得手。相对平静的岐山,倒是不太见到战火。而且岐山守军,也与醴泉一样,以为清帝退位,和约已成,和平可期。
年刚刚过完,这日正好是县令李谦吉结婚,守城官兵全都聚集在县衙吃喜酒,城头上只留了十几二十名守军。喝了一天的酒,唱了一天的戏,正捉摸着过门三天无大小,是不是闹闹县太爷的洞房,枪声大作,岐山城中已遍布甘军。新郎县令立被诛杀,甘军盘踞八天,小小的岐山县城,死伤过千,被搜掠一空。
把时钟拨回到新年之前,清帝退位的那天,旧历十二月廿五日。驻在乾州的西路陕军统领张云山接到了黎元洪黎副总统来电,南北议和已成,即日停战。但是探报甘军升允那方面,调兵频繁,全无停战的迹象。
旁边有参谋说:“会不会他们还不知道停战的消息?”
“啊?那得派个使者去告知他们。”
“就我去吧。”
这位叫雷恒炎,就是醴泉本地人,任行营执事官。张云山看他胆气甚豪,就委他为奉命全权代表,出使清营。为他在乾州南门外置酒送行,各标营发炮三响,以壮行色。
雷恒炎次日到了升允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来电,就听升允下了令:“斩!”
雷恒炎全明白了:这老小子知道议和停战的消息,却秘不向甘军宣布。他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声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话没说完,嘴已被堵上。
升允下令将雷恒炎割耳、削鼻、挖心,尸首弃于枯井。
纸终归包不住火。恶战持续到了元宵节,大家都知道了南北议和的消息。张行志是打下岐山之后才得知:攻城之日,已是停火之时。早知道,谁还卖这个命啊?马安良对升允隐瞒情报的做法也极为不满,而且身为回民,他还收到不少在京回族名人的来电,劝说陕甘两地息兵解纷。
袁世凯方面也有了通电,袁大头当上民国总统,脸色一变,本来是攻陕的赵倜毅军,一声口令,就地变成了援陕的民国部队,摆出一付要来攻打甘肃的架势。马安良决定自行与陕军停战,就在乾州签了和约,回师甘肃。
只剩了升允这个“陕西巡抚”了。壬子年的正月里,陕西方面不断地跟升允联络,希望陕甘全面停火。宣统都退位了,你还在打什么打?这个满洲人真是不可理喻。
升允则一直不愿和谈,似乎退位议和这些事与他无关,只要打通北京—山西—陕西的通道,把小皇上接到甘肃来,大清就没有亡。
1912年3月7日,陕西军政府派了两位“理学名儒”来劝升允休战。升允当着两位名儒的面,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误国,并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
3月10日,升允撤回甘肃,但他仍然念念于迎驾西北,重建朝廷,3月20日到平凉后,升允致电袁世凯,要求由他取代张凤翙任陕西都督,以便两宫将来安置。这等要求迹近笑话,北京自然不予理睬。
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往西宁,以后辗转经西伯利亚、中国东北等地流亡日本,成为宗社党的干将。自此一直参与各种复辟的活动,至死方休。他死后,宣统赐谥“文忠”,与经营西北的左宗棠同。
而甘肃,一直到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位已经五天,才与新疆一道,宣布承认共和政体。满清朝廷的西去之路,算是彻底断绝。
他们都是“预言家”
赵烈文
赵烈文是曾国藩的幕僚。同治六年六月(1867年7月),赵跟曾对谈时,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他预言,不出五十年,大清天下就会出现根本颠仆、割据分裂的局面。四十四年后,武昌革命爆发,大清土崩瓦解,神州果然陷入“人自为政”的纷乱之局。
李鸿章
有一年,某巡抚入京陛见,路过天津,北洋大臣李鸿章设宴招待。席间谈及边事,某巡抚问:“北洋战兵可得几何?”李鸿章笑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某巡抚作色说:“中堂大人何出此言?” 李鸿章举酒笑曰:“失言,失言!罚酒一盅。”甲午中日一役,大清北洋水师果然大败。
恭亲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十六岁的恭亲王病逝,临终前叹息道:“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方家园”暗指慈禧,因慈禧娘家住于方家园。这一年,恰值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将厉行新政的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开始她人生中的第三次垂帘听政。
张之洞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廿一日夜,晚清重臣张之洞病寝,摄政王载沣前来探望,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载沣离开后,张之洞对陈宝琛说:“国运尽矣!”两年后,国运果终。
辛亥逸事之六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敬请垂注。
潼关以西
1900年庚子事变,西太后、光绪帝“两宫西狩”,跑到西安猫了一年多,后来成功地通过谈判回到北京,搞起了新政。
自满清入关以来,一定有个巨大的恐惧时时盘踞在满人心头:汉人那么多,有一天造起反来,我们怎么办?为此清廷在各个大的省会都筑了满城,八旗兵丁分驻。又不准关内的汉人随意向关外迁徙,要保留那一片“龙兴之地”。
那时当然不会有人想到连郑成功都打不过的西洋人,会闹出这么大的阵仗。
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北狩”到了承德木兰围场。这应该就是满洲人往关外退却的设计线路,先到承德,如果情况不妙,就由此回关外根据地去。
但八国联军围困北京时,东、北、南三面都几乎被封死,只有往西走比较活动。况且此时的东北,正在日俄的觊觎之中,谁敢往那方去?
于是一路向西,从太原到西安。曾有消息说八国联军还打算进攻山西,流亡的清廷也动过再往西走去兰州的念头。
现在是辛亥年,南方的革命党人举事,而且成燎原之势。这倒跟老祖宗当年的设想差不多。但东北依然回不去,京师的达官贵人,多是奔天津租界,或者再转船去上海租界。可是,朝廷在江山未全失之前,就流亡租界,未免说不过去。
向西是一个选择。
按照良弼为首的宗社党意见(宗社党是指辛亥革命爆发后,由部分清朝皇族结成的反对清帝退位、反对与革命政府议和、企图保存清室统治的组织),一旦京师告危,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大可以效法庚子故智,西去长安甚至兰州,保住潼关以西,至少可以成一种苟安局面。
宗社党这样想是有道理的。潼关以西,主要是陕甘两省,而前陕甘总督,正是铁杆保守派升允。此人于举国滔滔高唱立宪新政之际,竟然上书朝廷,阻挠立宪,被视为国内封疆大吏中保守第一人。摄政王载沣为了表示皇室的立宪决心,于1911年6月23日将升允“开缺”,这也是清廷立宪以来处分大员职位最高者。
不对吧?武昌事变后仅十二天,10月22日,陕西新军便在西安起义,陕西与湖南同日,并列成为第一个响应湖北宣告独立的省份,清廷咋还敢打潼关以西的主意呢?
你这个娃娃不懂事,那陕西虽然光复咧,但不能算真的独立咧。
为啥?
西安事变
陕西新军起义,跟武昌一样,都是匆忙成事。本来计划在九月初八(10月29日)举事,驻西安旗兵将军文瑞听说武昌变乱,立即向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这人后来当过民国总理)提出要发枪、修满城、外县巡防队回防、在陆军中抓革命党四项要求。10月21日,第二标新军接到了开拔命令。走呢,肯定被分割成几部分,大肆抓捕之下,起义肯定流产。起义?有枪没子弹,要跟弹药充足的旗兵和巡防队对抗。
10月22日的起义过程非常忙乱,21日午夜了,一帮新军弟兄还在讨论:要不要今天举事?谁来当我们的领导人?
不举义就会死,还是举吧。至于领袖,很多人推举钱鼎。因为他很有革命热情,兼有哥老会、同盟会双重身份,平时努力联合帮会,在军中颇有威信。
但是钱鼎本人推举张凤翙,除了说这个人“气度恢廓”外,理由也是三点:协司令部参军官,军中地位比起义诸人都高;兼二标一营管带,这个营哥老会头目最多;留日士官出身,学历好—这又是一个“拱手让出领导权”的例子,但张凤翙张参军官,这个时候,还根本不知道起义这档子事,答不答允参加还在未定之天。
完全是个小黎元洪嘛。
不过张参军官比黎协统干脆。他刚从临潼实习归来,正在床上睡觉,突然哗啦一下拥进一伙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独立。“什么时候?”“就是今天!”“好吧。”
这时已经是10月22日凌晨一点多了。
跟武昌一样,没有子弹的新军士兵,第一目标就是军装局。炮兵营全营集合,以“星期日到灞桥洗马”为名,全体挺进军装局。
要说10月22日这天,真是上好的造反日子。护理巡抚钱能训与各司道、新军高层,都在谘议局开会。而住在军装局内的巡防队一个哨(连),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人都上街游逛去了。突然发一声喊,几百名士兵冲了进来,虽说都是徒手,毕竟声势惊人,驻守的少数士兵一吓,就从后门溜走了。
“那些冲进去的士兵,争先恐后地爬上楼梯,用石块砸库门上的铁锁,七手八脚把成捆成箱的枪械子弹从楼上往院子里乱扔,没上楼去的人,就争着捡枪配子弹。这些枪械子弹不是一种,口径大小不一,配不合膛的打不出去,配合膛的又平射试放,竟有打伤自己人的,闹得人声鼎沸,混乱不堪。”(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
闹了半天,才有人出来整队,张凤翙也来了,就是在军装局建立总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队因为有哥老会的关系,很快就瓦解了。钱能训在甜水井民宅被捕获,自杀未遂。起义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西安全城,除了满城。
西安的满城,是各地旗人抵抗最厉害的一处。将军文瑞,从谘议局逃回满城,当即紧闭六个城门。
西安满人抵抗得厉害,上层如文瑞平日督训较严是一个原因,西安起义本身状态也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四川的光复是“袍哥革命”,西安独立,大概只能算“袍哥造反”,指挥既混乱,舆论宣传工作也跟不上。
结果,从22日一直打到23日下午三点,起义军才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杀入满城,并且引爆了旗兵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24日,起义军分为若干小队,逐巷逐院进行搜索战,也有泄愤之意,被杀旗兵及家属甚多。将军文瑞跳井自杀。
西安起义太过仓促,仗都打起来了,义军的名称还没想好,安民告示也未准备,只好一边打仗一边搞,终于在光复第二天,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的名义,贴出了一张布告,那文末的图章还是木头刻的:
各省起义,驱逐满人,上应天命,下顺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第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谕,其各放心。
这张布告,不仅简陋,连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劝谕满人投降都没提到,能怪满城打得那么火爆。而且起义军全力攻打满城,西安市内的治安简直顾不上。那些巡防队,他不敢抵抗起义军,他还不敢抢商户吗?所以保民保商,都是空话。
打下满城,稳定秩序,还是要靠哥老会。哥老会也不是白干活的,除了要饷要粮,官位也要。先是哥老会大头目万炳南要当大统领,想逼张凤翙让位,又有人要当都督,有人要当兵马元帅,吵得不可开交。
直到出来一个愣的:陈殿卿。此人是湖北人,本身是哥老会的头目,同时又当过张凤翙的护兵。他跳脚拍桌子:“谁敢再闹?再闹,我姓陈的就把军装局烧了,大家散伙!”好,不闹就不闹,但是各据山头难道不会吗?一时间,几名哥老会大佬各练各的。局势更加混乱。
10月29日,就是本来计划的起义日,各方势力开大会,终于定了盘子:张凤翙为大统领,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兵马都督,吴世昌为副都督,马玉贵为粮饷都督,马福祥为副都督,刘世杰为军令都督,郭胜清为副都督。这就是著名的“一省六都督”。
这还没完,力挺张凤翙的陈殿卿站起来要官。他的名目更新鲜,他要当“钦差大臣”,见官大一级。哄笑声中,张凤翙居然点头应允,会后还颁给了他一颗“秦陇复汉军钦差大臣亲卫队统带之关防”的大印。
其实张凤翙与陈殿卿心里都明白,要这个官,就为了不受兵马都督节制,保留独立势力,也防止被人暗算。转年到了1912年3月,局势平定,陈殿卿自动要求取消钦差大臣头衔。
一片忙乱之中,却不料放掉了一个大患。前陕甘总督升允,正在距西安城北上三十多里的草滩别墅里,一听到事变消息,升允连夜渡过渭河,逃往甘肃平凉。
陕西遭受两面夹击的日子开始了。
陕甘大交兵
东面来的兵,是袁世凯派来的河南赵倜的五营毅军。孤军深入,运输线过长,一开始打不过陕军。后来增派第二镇王占元部分军队合攻,这才互有胜负,搞成相持状态。战火随着南北和谈的起伏打打停停,虽然艰苦,并不危险。和谈一旦成功,双方立即言和。
西面不同。陕甘总督长庚奏请起复升允为陕西巡抚,再奏请起用停职的回族骁将马安良,召募回兵十四营。又将甘肃省陆军混成协改编成巡防营,凡军官可疑者,一律清除。攻陕之战,以升允统北路,由泾川东进;以陕甘提督张行志统南路,由陇南东进。
甘肃的风气闭塞,在辛亥各省中相当突出。清末立宪运动中三次国会大请愿中,根本没有甘肃的代表。甘肃谘议局议长张林焱、副议长刘尔炘,都是翰林出身,却对立宪不感兴趣。武昌事变之后,他们倒很热衷于“迎銮”,一面不断通电反对共和,一面竭力东进,希望为皇上、皇太后打出一条偏安之路。
甘肃省内,农民牧民造反倒是绵延不绝,但都不成规模。以辛亥年阴历六月初的李旺起义为例。李旺到过汉中,与当地革命党人有联系,还带回了所谓孙文的《讨满檄文》。但他认为西北民智未开,要发动民众,只能走神佛迷信的路子。因此他发起的“黄龙会”与义和团更相似,会员穿号衣,红边黄堂,中间绣上“虎吃羊”三个黑字。黄龙会在民间散发的传单,有《讨满檄文》中“四万万同胞,共同起来,推倒满清,争取平等自由”这样的话,但更多的是天运气数、神兵鬼将,传统农民造反的腔调。因之甘肃农民造反虽多,却不成气候。甘军东征陕西,无须担心后院起火。
陕甘两军,在长武、邠州、三水、乾州等地大打攻防战。说实话,两边的军纪都不好,这些地区被陕甘两军反复劫掠,苦不堪言。
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三天后,东路陕军与清军协议停火。
一转眼就是除夕。守在醴泉的陕军听闻东路停战的消息,大为放松,全体官兵喜迎新年,吃酒,赌钱,通宵无备。不料正月初一拂晓,升允的甘军从西南城角攀援而上,陕军官兵还不曾相互拜年发个红包,醴泉便已易手。
南路甘军张行志,主攻凤翔,费时三月仍无法得手。相对平静的岐山,倒是不太见到战火。而且岐山守军,也与醴泉一样,以为清帝退位,和约已成,和平可期。
年刚刚过完,这日正好是县令李谦吉结婚,守城官兵全都聚集在县衙吃喜酒,城头上只留了十几二十名守军。喝了一天的酒,唱了一天的戏,正捉摸着过门三天无大小,是不是闹闹县太爷的洞房,枪声大作,岐山城中已遍布甘军。新郎县令立被诛杀,甘军盘踞八天,小小的岐山县城,死伤过千,被搜掠一空。
把时钟拨回到新年之前,清帝退位的那天,旧历十二月廿五日。驻在乾州的西路陕军统领张云山接到了黎元洪黎副总统来电,南北议和已成,即日停战。但是探报甘军升允那方面,调兵频繁,全无停战的迹象。
旁边有参谋说:“会不会他们还不知道停战的消息?”
“啊?那得派个使者去告知他们。”
“就我去吧。”
这位叫雷恒炎,就是醴泉本地人,任行营执事官。张云山看他胆气甚豪,就委他为奉命全权代表,出使清营。为他在乾州南门外置酒送行,各标营发炮三响,以壮行色。
雷恒炎次日到了升允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来电,就听升允下了令:“斩!”
雷恒炎全明白了:这老小子知道议和停战的消息,却秘不向甘军宣布。他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声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话没说完,嘴已被堵上。
升允下令将雷恒炎割耳、削鼻、挖心,尸首弃于枯井。
纸终归包不住火。恶战持续到了元宵节,大家都知道了南北议和的消息。张行志是打下岐山之后才得知:攻城之日,已是停火之时。早知道,谁还卖这个命啊?马安良对升允隐瞒情报的做法也极为不满,而且身为回民,他还收到不少在京回族名人的来电,劝说陕甘两地息兵解纷。
袁世凯方面也有了通电,袁大头当上民国总统,脸色一变,本来是攻陕的赵倜毅军,一声口令,就地变成了援陕的民国部队,摆出一付要来攻打甘肃的架势。马安良决定自行与陕军停战,就在乾州签了和约,回师甘肃。
只剩了升允这个“陕西巡抚”了。壬子年的正月里,陕西方面不断地跟升允联络,希望陕甘全面停火。宣统都退位了,你还在打什么打?这个满洲人真是不可理喻。
升允则一直不愿和谈,似乎退位议和这些事与他无关,只要打通北京—山西—陕西的通道,把小皇上接到甘肃来,大清就没有亡。
1912年3月7日,陕西军政府派了两位“理学名儒”来劝升允休战。升允当着两位名儒的面,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误国,并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
3月10日,升允撤回甘肃,但他仍然念念于迎驾西北,重建朝廷,3月20日到平凉后,升允致电袁世凯,要求由他取代张凤翙任陕西都督,以便两宫将来安置。这等要求迹近笑话,北京自然不予理睬。
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往西宁,以后辗转经西伯利亚、中国东北等地流亡日本,成为宗社党的干将。自此一直参与各种复辟的活动,至死方休。他死后,宣统赐谥“文忠”,与经营西北的左宗棠同。
而甘肃,一直到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位已经五天,才与新疆一道,宣布承认共和政体。满清朝廷的西去之路,算是彻底断绝。
他们都是“预言家”
赵烈文
赵烈文是曾国藩的幕僚。同治六年六月(1867年7月),赵跟曾对谈时,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他预言,不出五十年,大清天下就会出现根本颠仆、割据分裂的局面。四十四年后,武昌革命爆发,大清土崩瓦解,神州果然陷入“人自为政”的纷乱之局。
李鸿章
有一年,某巡抚入京陛见,路过天津,北洋大臣李鸿章设宴招待。席间谈及边事,某巡抚问:“北洋战兵可得几何?”李鸿章笑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某巡抚作色说:“中堂大人何出此言?” 李鸿章举酒笑曰:“失言,失言!罚酒一盅。”甲午中日一役,大清北洋水师果然大败。
恭亲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十六岁的恭亲王病逝,临终前叹息道:“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方家园”暗指慈禧,因慈禧娘家住于方家园。这一年,恰值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将厉行新政的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开始她人生中的第三次垂帘听政。
张之洞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廿一日夜,晚清重臣张之洞病寝,摄政王载沣前来探望,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载沣离开后,张之洞对陈宝琛说:“国运尽矣!”两年后,国运果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