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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是中国传统书写和绘画用品,“文房四宝”之一,是印刷术发明的物质基础之一。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墨作为书画的载体,改善了文字的传播和储存条件,推动了中国书画艺术风格的形成。我国制墨技艺历史悠久,其中尤以徽墨最为著名。“老松烧尽结轻花,妙法从来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墙东鬓发堕寒鸦。”苏东坡用洗练的笔触写尽了徽墨的风华。徽墨因产于古徽州府而得名,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末期,在之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徽州墨业名家辈出,技艺不断精进,形成了徽州地区墨店林立、徽州人家多从事制墨行业的繁荣景象。
墨模的制作是徽墨发展的重要环节,正是因为墨模的丰富与发展,才使徽墨具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墨模又称墨范或墨印,是制墨的模具。它集中了书法、绘画、金石、雕刻等艺术成就,是徽文化的综合体现。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的发展与制墨业的繁荣,直接促进了徽州墨模的开发与创作。历代制墨名家对墨模的开发、制作都十分重视,不惜重金请人绘图、精工雕刻,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存。
安徽博物院藏有一套“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模,共十六锭,至精至美。本文从墨模制作历史、技艺流程和这套墨模的流传历史等方面予以解读。
一、墨模使用、雕刻流程及技术的发展历史
制墨工艺一般包括烧烟取煤、和胶入药、捣捶成剂、模制成形、晾晒包装等几道工序,墨品的质量好坏主要取决于烟料、和胶、捣捶等,其形制图案则取决于模制成形工序。墨模是压制墨形的重要工具,由上模、下模、四面边框和总模框四部分构成(见图1~图5)。边框决定了墨锭的形状和侧面铭文,上下模则成就了墨锭两面的图案纹理。在明代沈继孙《墨法集要》中,把墨模称为“墨脱”,其形制为“七木辏成,四木为墙,夹两片印板在内,板刻墨之上下印文,上墙露笋用,下墙暗笋嵌住墙,末用木箍之,出墨则去箍”,这种基本形制和使用原理一直流传到现在。
墨模的具体使用方法是:先称取一定重量的墨剂,揉制成与墨模边框形状差不多大的墨胚,然后将墨胚装入墨模中,这一过程称为“下模”。传统的压模是用长木杠杆装置(见图6),待墨成形之后便拆模取出晾干。
墨模一般采用石楠木、棠梨木制成,材质十分坚实。雕刻技法包括有浅浮雕、浮雕、阴线刻等,雕刻极细。不同于其他类的木质雕刻,墨模的平地需要打磨整齐,以保证印制出的墨面平整光滑。墨模的雕刻是一门难度系数很高的技艺,需要创作者有深厚的雕刻功力和创造力。
墨模雕刻技术的发展与造墨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秦代之前使用的是天然石墨,汉代才大约出现人工制墨,如《汉宫仪》记载“尚书郎起草,月赐隃麋小墨一枚”。结合从考古出土墨品来看,西汉之前的墨大多是简单的丸形或瓜子形,且体积较小,说明当时的墨是将软剂墨胚随意捏制而成。东汉墓出土了松塔形墨,墨身的松塔形花纹清晰细腻,可能是已经应用了墨印技术。
唐宋时的制墨业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奚超、奚廷珪、张遇、潘谷等著名墨工。宋李孝美《墨谱法式》记载奚廷珪、张遇、柴珣等十五家墨式,多为长条形、圆形,一面刻字款,一面刻蟠龙纹。再结合安徽出土的唐宋墨品“文府”墨、“张谷男处厚”墨和“九华朱觑”墨,特别是形制较规整的“文府”墨上还残留一道印模痕,可见此时期的墨锭是先用墨模压制成形,再用刻有文字或花纹的墨印趁软剂未干时印就的。徽州名墨工戴彦衡在宫中制作复古供御墨,墨面上有“双角龙”“珪壁”“戏虎”等图样,据说为宋代名画家米友仁所画。这是中国书画艺术与墨模艺术融合的开端。
明清时期的制墨业呈现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新局面,墨品形制千变万化。墨模也由之前的多模一锭变成一模一锭,就是把几块墨印合成六面嵌套在总模框内,这样既节省工序,又提高了艺术效果。明代晚期以方于鲁和程君房两家最为著名,均力求墨样的丰富和创新,只《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记载的墨模图案就有将近一千种,蔚为大观。清代是集锦墨的繁盛期,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等都有精品集锦墨传世,如“御园图”“新安山水”“西湖十景”“名花十友”“四库文阁图”等。因为只有实力雄厚的制墨家才会不惜财力地组织名工雕制,所以这些成套墨品的出现,代表着制墨业和墨模制作水平的一个高峰。
二、“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模与胡开文墨店
“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模是制作“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的模具。“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是依据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绘制进呈的《棉花图》所制。方观承,子遐谷,号问亭,安徽桐城县人,由监生保举加中书衔,后迁吏部郎中,官至直隶总督。中国历代皆是以农业立国,清代更是倡导发展农业和推广农业技术。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第四次南巡,方观承迎驾,并主持绘制了一套十六幅直隶地区棉花种植和纺织过程的图谱。每幅图都附有简要的说明,即棉花图。乾隆看后非常赞赏,并在每幅图上题诗一首,还给了方观承。方观承又在每幅图后附上了自己的题诗,待摹本付刻于石后,将原本进程朝廷。棉花图形象地描述了古代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的辛勤劳动场景,既是绘画史上的艺术珍品,也是反映清代农业发展水平和农村生活状况的重要历史资料。
“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为一套十六锭,一面是劳动场景的图案,一面是御诗题字和文字说明。最初是由如意馆画家改绘图案、御书房墨作刻工雕刻墨模,再发往徽州墨坊制成贡墨进献宫廷,胡开文、曹素功、汪近圣等多有制作。原墨模早已遗失,安徽博物院现藏的这套是光绪年间胡开文制墨坊的泾县名模艺人王绥之翻刻的。原墨模有“乾隆年制”款,现墨模无年款顶部加“两淮贡墨”款。
胡天注,字柱臣,号在丰,十三岁就开始在休宁汪启茂墨店做学徒。由于做事踏实认真,敦厚诚实,深受同事及店主汪启茂的赏识,后汪启茂便把女儿许配于他。乾隆三十年(1765年),胡天柱正式承顶休宁汪启茂墨店。此时的胡天柱已经有了丰富的墨业独立制造和经营销售的经验,便决定自创“胡开文”品牌,开拓销路。靠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诚实守信的经营文化,胡开文墨业在徽州墨林中的名气越来越大。胡天注在去世时立下了“分家不分店”的规矩,分店不可起桌造墨,只能卖休宁老店做造之墨,如要起桌的话,不得用“胡开文”字样。这条规定保证了墨品质量,形成了“胡开文”这块金子招牌。此后“胡开文”墨业在胡余德、胡锡熊、胡贞观、胡祥禾、胡洪椿五代传人的努力下,一直屹立不倒,声名日旺,在战事连绵的清末民初时期还在艰难前行。1915年,胡开文老店生产的一块“地球墨”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但好景不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交通阻断,胡开文墨店的货源得不到保证,质量大大下降,休城胡开文墨业从此一蹶不振,坚持经营到1957年终于停业。1963年,安徽省博物馆石谷风从休宁胡开文墨店征集到一批文物,包括地球墨及获奖证书和五套珍贵的集锦墨模,“御制棉花图诗”墨模正是其中一套。
完整的“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模应该包括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经、布浆、上机、织布和练染十六件,但较为可惜的是安徽博物院收藏的这套并不完整,缺少了“布种”“采棉”墨模的上下模和“收贩”的上模。为方便使用,在模身上按錾刻了序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序号并不是按照棉花图顺序来标识的,排序比较随意。例如,按棉花种植到纺织的顺序来讲,图7中的十二号应是“挽经”,但此件实际是“纺线”。另外,总模顶部、模框、上模均刻有“十二”,在多个地方刻序号也是为防止颠倒模框、上下模的位置,每件皆如此标识。
整套墨模刀刻手法细腻圆润、技法灵活、纤毫毕现,图案简繁适中,方寸之间,展现万千景象,极富美感。
墨模的制作是徽墨发展的重要环节,正是因为墨模的丰富与发展,才使徽墨具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墨模又称墨范或墨印,是制墨的模具。它集中了书法、绘画、金石、雕刻等艺术成就,是徽文化的综合体现。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的发展与制墨业的繁荣,直接促进了徽州墨模的开发与创作。历代制墨名家对墨模的开发、制作都十分重视,不惜重金请人绘图、精工雕刻,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存。
安徽博物院藏有一套“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模,共十六锭,至精至美。本文从墨模制作历史、技艺流程和这套墨模的流传历史等方面予以解读。
一、墨模使用、雕刻流程及技术的发展历史
制墨工艺一般包括烧烟取煤、和胶入药、捣捶成剂、模制成形、晾晒包装等几道工序,墨品的质量好坏主要取决于烟料、和胶、捣捶等,其形制图案则取决于模制成形工序。墨模是压制墨形的重要工具,由上模、下模、四面边框和总模框四部分构成(见图1~图5)。边框决定了墨锭的形状和侧面铭文,上下模则成就了墨锭两面的图案纹理。在明代沈继孙《墨法集要》中,把墨模称为“墨脱”,其形制为“七木辏成,四木为墙,夹两片印板在内,板刻墨之上下印文,上墙露笋用,下墙暗笋嵌住墙,末用木箍之,出墨则去箍”,这种基本形制和使用原理一直流传到现在。
墨模的具体使用方法是:先称取一定重量的墨剂,揉制成与墨模边框形状差不多大的墨胚,然后将墨胚装入墨模中,这一过程称为“下模”。传统的压模是用长木杠杆装置(见图6),待墨成形之后便拆模取出晾干。
墨模一般采用石楠木、棠梨木制成,材质十分坚实。雕刻技法包括有浅浮雕、浮雕、阴线刻等,雕刻极细。不同于其他类的木质雕刻,墨模的平地需要打磨整齐,以保证印制出的墨面平整光滑。墨模的雕刻是一门难度系数很高的技艺,需要创作者有深厚的雕刻功力和创造力。
墨模雕刻技术的发展与造墨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秦代之前使用的是天然石墨,汉代才大约出现人工制墨,如《汉宫仪》记载“尚书郎起草,月赐隃麋小墨一枚”。结合从考古出土墨品来看,西汉之前的墨大多是简单的丸形或瓜子形,且体积较小,说明当时的墨是将软剂墨胚随意捏制而成。东汉墓出土了松塔形墨,墨身的松塔形花纹清晰细腻,可能是已经应用了墨印技术。
唐宋时的制墨业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奚超、奚廷珪、张遇、潘谷等著名墨工。宋李孝美《墨谱法式》记载奚廷珪、张遇、柴珣等十五家墨式,多为长条形、圆形,一面刻字款,一面刻蟠龙纹。再结合安徽出土的唐宋墨品“文府”墨、“张谷男处厚”墨和“九华朱觑”墨,特别是形制较规整的“文府”墨上还残留一道印模痕,可见此时期的墨锭是先用墨模压制成形,再用刻有文字或花纹的墨印趁软剂未干时印就的。徽州名墨工戴彦衡在宫中制作复古供御墨,墨面上有“双角龙”“珪壁”“戏虎”等图样,据说为宋代名画家米友仁所画。这是中国书画艺术与墨模艺术融合的开端。
明清时期的制墨业呈现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新局面,墨品形制千变万化。墨模也由之前的多模一锭变成一模一锭,就是把几块墨印合成六面嵌套在总模框内,这样既节省工序,又提高了艺术效果。明代晚期以方于鲁和程君房两家最为著名,均力求墨样的丰富和创新,只《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记载的墨模图案就有将近一千种,蔚为大观。清代是集锦墨的繁盛期,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等都有精品集锦墨传世,如“御园图”“新安山水”“西湖十景”“名花十友”“四库文阁图”等。因为只有实力雄厚的制墨家才会不惜财力地组织名工雕制,所以这些成套墨品的出现,代表着制墨业和墨模制作水平的一个高峰。
二、“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模与胡开文墨店
“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模是制作“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的模具。“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是依据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绘制进呈的《棉花图》所制。方观承,子遐谷,号问亭,安徽桐城县人,由监生保举加中书衔,后迁吏部郎中,官至直隶总督。中国历代皆是以农业立国,清代更是倡导发展农业和推广农业技术。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第四次南巡,方观承迎驾,并主持绘制了一套十六幅直隶地区棉花种植和纺织过程的图谱。每幅图都附有简要的说明,即棉花图。乾隆看后非常赞赏,并在每幅图上题诗一首,还给了方观承。方观承又在每幅图后附上了自己的题诗,待摹本付刻于石后,将原本进程朝廷。棉花图形象地描述了古代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的辛勤劳动场景,既是绘画史上的艺术珍品,也是反映清代农业发展水平和农村生活状况的重要历史资料。
“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为一套十六锭,一面是劳动场景的图案,一面是御诗题字和文字说明。最初是由如意馆画家改绘图案、御书房墨作刻工雕刻墨模,再发往徽州墨坊制成贡墨进献宫廷,胡开文、曹素功、汪近圣等多有制作。原墨模早已遗失,安徽博物院现藏的这套是光绪年间胡开文制墨坊的泾县名模艺人王绥之翻刻的。原墨模有“乾隆年制”款,现墨模无年款顶部加“两淮贡墨”款。
胡天注,字柱臣,号在丰,十三岁就开始在休宁汪启茂墨店做学徒。由于做事踏实认真,敦厚诚实,深受同事及店主汪启茂的赏识,后汪启茂便把女儿许配于他。乾隆三十年(1765年),胡天柱正式承顶休宁汪启茂墨店。此时的胡天柱已经有了丰富的墨业独立制造和经营销售的经验,便决定自创“胡开文”品牌,开拓销路。靠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诚实守信的经营文化,胡开文墨业在徽州墨林中的名气越来越大。胡天注在去世时立下了“分家不分店”的规矩,分店不可起桌造墨,只能卖休宁老店做造之墨,如要起桌的话,不得用“胡开文”字样。这条规定保证了墨品质量,形成了“胡开文”这块金子招牌。此后“胡开文”墨业在胡余德、胡锡熊、胡贞观、胡祥禾、胡洪椿五代传人的努力下,一直屹立不倒,声名日旺,在战事连绵的清末民初时期还在艰难前行。1915年,胡开文老店生产的一块“地球墨”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但好景不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交通阻断,胡开文墨店的货源得不到保证,质量大大下降,休城胡开文墨业从此一蹶不振,坚持经营到1957年终于停业。1963年,安徽省博物馆石谷风从休宁胡开文墨店征集到一批文物,包括地球墨及获奖证书和五套珍贵的集锦墨模,“御制棉花图诗”墨模正是其中一套。
完整的“御制棉花图诗”集锦墨模应该包括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经、布浆、上机、织布和练染十六件,但较为可惜的是安徽博物院收藏的这套并不完整,缺少了“布种”“采棉”墨模的上下模和“收贩”的上模。为方便使用,在模身上按錾刻了序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序号并不是按照棉花图顺序来标识的,排序比较随意。例如,按棉花种植到纺织的顺序来讲,图7中的十二号应是“挽经”,但此件实际是“纺线”。另外,总模顶部、模框、上模均刻有“十二”,在多个地方刻序号也是为防止颠倒模框、上下模的位置,每件皆如此标识。
整套墨模刀刻手法细腻圆润、技法灵活、纤毫毕现,图案简繁适中,方寸之间,展现万千景象,极富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