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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们翻阅1994年由郴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的《郴州市志》，看到书中第215页“解放郴州城”一节有如下的记述：
“1949年10月初，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4日解放永兴。盘踞在郴的白崇禧军残部纷纷向嘉禾、蓝山方向逃窜。6日，郴县县长周庚星率主任秘书曾昭采、警察局长朱济民、升平镇镇长何保贤等200余人逃往塘昌铺。次日凌晨，部署在城郊的湘南游击队，由南区指挥所指挥员××、政委×××等率第一、第二、第五大队及直属中队600余人向郴城进发。部队到白水后，组成三支突击队，兵分三路，发起攻击。×××率第一突击队，沿城边从后路包抄苏仙桥，占领火车站；××率第二突击队经曹家坪，过牙石桥，进城区中心，占领县政府、专员公署；×××率第三突击队经骆仙岭、五里堆，占领汽车站，随即转向中山西路，占领军需物资仓库1座、弹药仓库3座。”
在这些记述里，很明显地断定郴州完全是湘南游击司令部的部队向敌人发起进攻、经过战斗解放的。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据我们所知，当时郴州是一座空城，解放时并没有打仗。原先盘踞在郴州城的国民党桂系白崇禧第九十三军残部和交警第二总队、保安纵队谢声溢部，因怕受到南下解放大军的包围，已于10月4日就仓皇逃跑了。原郴州县县长周庚星也在10月6日带领县自卫队、警察局约200余人逃到了塘昌铺。这天，湘南支队在进军桂阳途中得知这一消息，司令员刘亚球即命副参谋长李明成率郴县光华乡军管会武装连夜进驻郴州城，并于7日凌晨，在郴州城与湘南游击司令部南区指挥所的第一、三、五大队会师，宣布郴县解放。刘亚球率领湘南支队的大队人马进城时，市民燃放鞭炮，悬挂五星红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除国民党政府机关等候交接外，商店照常营业，邮电部门、医院照常工作，学校照常上课，呈现一片欢庆景象，丝毫不见因战争造成破坏伤亡的痕迹。中共郴州地委党史办经过全面调查核实后于1994年编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革命史料》第32页中，明白无误地写道：“10月7日，湘支李明成部与湘游南区指挥所部队乘驻郴之敌弃城逃跑之机，一举进占郴州城（时称郴县地区），郴县宣布解放。”2001年由中共郴州市委党史办编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郴州历史》也作了类似的记述。
后来，我们又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在由湖南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组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地区敌后游击武装》一书中，载有原湘南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亚球和原湘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谷子元各自所写的回忆录。刘亚球在其《湘南烽火》一文中明确写道：“……我军追至桂阳城脚。白崇禧部队两个团埋伏在桂阳城。由于我军对敌情不明，敌集中优势兵力向我军反击，我军主动撤退，转而攻打郴县，将敌人击垮，缴获火车头32辆，解放了郴县。”（见该书142页）所述与《中国共产党郴州历史》一书的有关记载基本相符。谷子元在其《坚持政治建军，深入敌后游击》一文中也只字未提解放郴州城的事。《新湖南报》1949年11月10日第一版发表原湘南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郴州地委宣传部部长唐麟署名唐旭之的《湘南支队的奋斗》一文，说到“湘南支队与南下大军有过两次会师……第二次会师则是在10月，解放了郴县、桂阳两城之后……”。这也可以看出，唐麟是把解放郴州城归属于湘南支队的。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郴州市志》关于解放郴州城的叙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该志中，我们还发现多处失实的记述。
例如：该志第644页写道：“1949年9月，国民党白崇禧部于衡宝战役溃败后，逃到郴州，在火车站屯积了大批军火。地下党员×××在上级党组织指示下，乔装搬运工人，骗过敌军岗哨，潜入火车站军火处，将随身携带的引爆器材将军火引爆，自己迅速跃上正往北行驶的列车离开，顿时爆炸声轰轰，火光冲天，烧了三天三夜，敌军火全部炸毁，从而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据了解，曾经有过湘游部属炸毁郴州火车站敌人军火的事，但不是发生在1949年9月，而是在4月，即在解放郴州城将近半年之前。对于这一事件，《中国共产党郴州历史》写了这样一句：“1949年4月，郴县城区支部的谷安昌等烧毁了国民党堆积在火车站的大批军火。”我们认为这样比较接近实际。
又例如：《郴州市志》第215页写道：“白崇禧部五、六百人在火车站正准备实施爆炸破坏计划，×××部迅速向火车站挺进，占领了火车站，截获火车头20辆、客货车厢200个，……”我们设想了一下：一辆火车头或一个车厢的长度，平均以25-30米计算，220个火车头和车厢，至少要占用5000-6000米长的铁路轨道，然而，当时的郴州火车站，南北不到一公里，只两三条调车的铁轨，怎么可能停下20辆火车头和200个客货车厢呢？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人们怎么也不敢相信。倒是湘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亚球在前述《湘南烽火》一文中所说的“缴获火车头32辆”是真实的。
又例如：《郴州市志》对杨梅山煤矿的解放和接收问题，虽然记述不多，却也自相矛盾，容易使人误认为杨梅山煤矿“是湘游第四大队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其实，早在1994年中共郴州地委党史办编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革命斗争史料》第33页就已有了明确的记载：“1949年10月15日晚，耿俊猛（笔者按：湘南支队参谋长兼第一大队长）率第一大队进驻杨梅山煤矿，解除矿警武装，获机枪8挺、步枪70支、子弹万余发。派陈腐去留矿工作。”还录下了湘南支队司令员刘亚球、副司令员李林的《致杨梅山煤矿公函》，内称：“现我解放大军一部已抵耒阳，进驻郴县，一部已由桂东到达汝城，湘南解放胜利形势已成定局。湘南各县反动政权、文教机关、工厂、矿山等，均在本队接收之列，贵矿自亦不能例外。为避免交接麻烦或引起不必要的混乱起见，故特函前来，希即派人与本队接洽，以利接收，勿延为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杨梅山煤矿和接收矿产完全是湘南支队进行和办理的。
我们都是解放郴州城的亲历亲见人，至今时间虽已过去将近60年，然记忆犹新。为了求实存真，尊重历史，我们有责任将所知道的真实情况提供出来，以正视听。
“1949年10月初，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4日解放永兴。盘踞在郴的白崇禧军残部纷纷向嘉禾、蓝山方向逃窜。6日，郴县县长周庚星率主任秘书曾昭采、警察局长朱济民、升平镇镇长何保贤等200余人逃往塘昌铺。次日凌晨，部署在城郊的湘南游击队，由南区指挥所指挥员××、政委×××等率第一、第二、第五大队及直属中队600余人向郴城进发。部队到白水后，组成三支突击队，兵分三路，发起攻击。×××率第一突击队，沿城边从后路包抄苏仙桥，占领火车站；××率第二突击队经曹家坪，过牙石桥，进城区中心，占领县政府、专员公署；×××率第三突击队经骆仙岭、五里堆，占领汽车站，随即转向中山西路，占领军需物资仓库1座、弹药仓库3座。”
在这些记述里，很明显地断定郴州完全是湘南游击司令部的部队向敌人发起进攻、经过战斗解放的。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据我们所知，当时郴州是一座空城，解放时并没有打仗。原先盘踞在郴州城的国民党桂系白崇禧第九十三军残部和交警第二总队、保安纵队谢声溢部，因怕受到南下解放大军的包围，已于10月4日就仓皇逃跑了。原郴州县县长周庚星也在10月6日带领县自卫队、警察局约200余人逃到了塘昌铺。这天，湘南支队在进军桂阳途中得知这一消息，司令员刘亚球即命副参谋长李明成率郴县光华乡军管会武装连夜进驻郴州城，并于7日凌晨，在郴州城与湘南游击司令部南区指挥所的第一、三、五大队会师，宣布郴县解放。刘亚球率领湘南支队的大队人马进城时，市民燃放鞭炮，悬挂五星红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除国民党政府机关等候交接外，商店照常营业，邮电部门、医院照常工作，学校照常上课，呈现一片欢庆景象，丝毫不见因战争造成破坏伤亡的痕迹。中共郴州地委党史办经过全面调查核实后于1994年编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革命史料》第32页中，明白无误地写道：“10月7日，湘支李明成部与湘游南区指挥所部队乘驻郴之敌弃城逃跑之机，一举进占郴州城（时称郴县地区），郴县宣布解放。”2001年由中共郴州市委党史办编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郴州历史》也作了类似的记述。
后来，我们又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在由湖南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组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地区敌后游击武装》一书中，载有原湘南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亚球和原湘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谷子元各自所写的回忆录。刘亚球在其《湘南烽火》一文中明确写道：“……我军追至桂阳城脚。白崇禧部队两个团埋伏在桂阳城。由于我军对敌情不明，敌集中优势兵力向我军反击，我军主动撤退，转而攻打郴县，将敌人击垮，缴获火车头32辆，解放了郴县。”（见该书142页）所述与《中国共产党郴州历史》一书的有关记载基本相符。谷子元在其《坚持政治建军，深入敌后游击》一文中也只字未提解放郴州城的事。《新湖南报》1949年11月10日第一版发表原湘南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郴州地委宣传部部长唐麟署名唐旭之的《湘南支队的奋斗》一文，说到“湘南支队与南下大军有过两次会师……第二次会师则是在10月，解放了郴县、桂阳两城之后……”。这也可以看出，唐麟是把解放郴州城归属于湘南支队的。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郴州市志》关于解放郴州城的叙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该志中，我们还发现多处失实的记述。
例如：该志第644页写道：“1949年9月，国民党白崇禧部于衡宝战役溃败后，逃到郴州，在火车站屯积了大批军火。地下党员×××在上级党组织指示下，乔装搬运工人，骗过敌军岗哨，潜入火车站军火处，将随身携带的引爆器材将军火引爆，自己迅速跃上正往北行驶的列车离开，顿时爆炸声轰轰，火光冲天，烧了三天三夜，敌军火全部炸毁，从而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据了解，曾经有过湘游部属炸毁郴州火车站敌人军火的事，但不是发生在1949年9月，而是在4月，即在解放郴州城将近半年之前。对于这一事件，《中国共产党郴州历史》写了这样一句：“1949年4月，郴县城区支部的谷安昌等烧毁了国民党堆积在火车站的大批军火。”我们认为这样比较接近实际。
又例如：《郴州市志》第215页写道：“白崇禧部五、六百人在火车站正准备实施爆炸破坏计划，×××部迅速向火车站挺进，占领了火车站，截获火车头20辆、客货车厢200个，……”我们设想了一下：一辆火车头或一个车厢的长度，平均以25-30米计算，220个火车头和车厢，至少要占用5000-6000米长的铁路轨道，然而，当时的郴州火车站，南北不到一公里，只两三条调车的铁轨，怎么可能停下20辆火车头和200个客货车厢呢？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人们怎么也不敢相信。倒是湘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亚球在前述《湘南烽火》一文中所说的“缴获火车头32辆”是真实的。
又例如：《郴州市志》对杨梅山煤矿的解放和接收问题，虽然记述不多，却也自相矛盾，容易使人误认为杨梅山煤矿“是湘游第四大队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其实，早在1994年中共郴州地委党史办编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革命斗争史料》第33页就已有了明确的记载：“1949年10月15日晚，耿俊猛（笔者按：湘南支队参谋长兼第一大队长）率第一大队进驻杨梅山煤矿，解除矿警武装，获机枪8挺、步枪70支、子弹万余发。派陈腐去留矿工作。”还录下了湘南支队司令员刘亚球、副司令员李林的《致杨梅山煤矿公函》，内称：“现我解放大军一部已抵耒阳，进驻郴县，一部已由桂东到达汝城，湘南解放胜利形势已成定局。湘南各县反动政权、文教机关、工厂、矿山等，均在本队接收之列，贵矿自亦不能例外。为避免交接麻烦或引起不必要的混乱起见，故特函前来，希即派人与本队接洽，以利接收，勿延为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杨梅山煤矿和接收矿产完全是湘南支队进行和办理的。
我们都是解放郴州城的亲历亲见人，至今时间虽已过去将近60年，然记忆犹新。为了求实存真，尊重历史，我们有责任将所知道的真实情况提供出来，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