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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弄清楚“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是两个不同概念,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难免得出“南辕北辙”之结论,最终贻误改革大计
几年,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再次引起了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此相关的各种评论和国资管理部门部分官员的言论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一些国有企业的掌门人颇感不平,广大民众则是怨声载道。尤其是部分“央企”管理人员的“高薪”、频频出现的“地王”、一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兼并重组中无视财产权保护的“出尔反尔”现象等,再次把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两个概念的辨析
当前,要使国有企业改革走上正确道路,就要首先弄清楚,“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否则,必然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把“局部”当全部,从而无法准确“定位”,也就难免得出“南辕北辙”之结论,最终贻误改革大计。
何谓“国有企业改革”?顾名思义,应该说“国有企业改革”属于“企业改革”的范畴,只不过改革的主体由“一般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但仍然是属于微观层面的改革,即“如何把国有企业搞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如何正确做事”。
何谓“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很显然,1998年朱基总理主导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战略,虽然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交了很多学费,毕竟取得了很大成功,全国人民有目共睹。这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范例。其原因就是“办国有企业”不盈利,效率低,因而需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我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即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如何做正确的事”。而“如何做正确的事”,责任在于“政府”,不在于执行层面的官员,更不在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
由于到目前为止,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仍然缺乏明晰的发展目标和指导方向,因而出现了很多“南橘北枳”之现象,致使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导致了理论上的混沌不清。而问题的实质是把“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混为一谈。从而,国有企业改革难免非议重重,决策者也难以自圆其说。
三句官话的逻辑
在面对记者提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哪个效率更高的问题”时,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回答:“企业搞得好与不好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此话没错,非常正确。因为看看中国目前的现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搞得好的,不仅在中国是现实,在世界上也有先例。问题是这样的研究结果何用之有呢?我们能因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好企业”,就得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平等竞争吗?这样还需要国有企业管理部门、政府研究机构干什么用?还要搞什么经济体制改革?照此逻辑,恐怕连小平讲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不能成功”都成了无用之语。
又如国资委分配局局长熊志军曾对记者说:“国有企业现在受夹板气!”“央企不挣钱,被批效益不好;挣钱了,又说不顾社会效益。”他认为如果将国有企业定位于经济组织,国有企业进入利润较高的房地产行业,无可厚非;如果将国有企业定位于社会公共服务组织,那么应该给予相应的支持。由此可见,国资委的官员对国有企业的“定位”都不甚清楚,或者说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定位”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执行层面的官员“做正确的事”呢?
再如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回应记者“央企都退出房地产市场”时表示,如果不能解决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房价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不要奢望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使房价大幅下降。这话也讲得很对,但与邵副主任无关,房价降与不降是住房与建设部的事。老百姓不会因为房价高而去抱怨国资委。老百姓关心的是: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搞房地产?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我认为78户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说明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有了一个良好的认识开端。如果要从国有企业的“定位”来讲,不仅仅只是要78户央企退出房地产,而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16家央企应该统统退出才对。退出的资本金怎么办?目前,转持全民社保基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办国有企业离开垄断是难以提高效率的,而全民社保基金又存在大量缺口。大量的改革实践也充分证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这已被建国以来的国有企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式所证明。退一步讲,即使部分央企对搞房地产有感情,那么,作为国有企业进入保障性住房领域不是最好的选择吗?这样的“定位”不是更符合民意吗?当然,国资委没有这样的权力,国资委的官员更没有这样的权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更高的决策层用更大的智慧和魄力去解决!目前,不是时机不成熟,不是是非不清楚,而是想做不想做,愿做不愿做的问题。
一组数据的误区
从以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区别说起,让人不能不联想到舆论一度热议的“国进民退”之现象。对于国家政策到底是支持“国进民退”,还是支持“国退民进”?作为一种民间议论,站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结论在所难免,但我们一些官员的解释则难以做到以理服人。在今年政协会议期间,一位发言人面对记者提问的“国进民退”现象时说:“2009年工业增加值:私企增长18.7%,国企只增长6.9%;总资产:私企增长20.1%,国企只增长0.8%;从业人数:私企增加5.3%,国企只增0.8%;主业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下降了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国企下降4.5%”,由此该发言人认为这些“可靠的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之说。
以上旁征博引言之确凿,颇显官员自负。但其回答显然牛头不对马嘴,甚至连什么叫“国进民退”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如此搞下去,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如何能准确定位呢?其回答反倒雄辩地证明:不仅民营企业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而且民营企业解决就业的人数比国有企业还多,对国家的贡献比国有企业大。因此,现在是国家尽快厘清“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时候了。现在不做,更待何时?!
几年,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再次引起了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此相关的各种评论和国资管理部门部分官员的言论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一些国有企业的掌门人颇感不平,广大民众则是怨声载道。尤其是部分“央企”管理人员的“高薪”、频频出现的“地王”、一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兼并重组中无视财产权保护的“出尔反尔”现象等,再次把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两个概念的辨析
当前,要使国有企业改革走上正确道路,就要首先弄清楚,“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否则,必然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把“局部”当全部,从而无法准确“定位”,也就难免得出“南辕北辙”之结论,最终贻误改革大计。
何谓“国有企业改革”?顾名思义,应该说“国有企业改革”属于“企业改革”的范畴,只不过改革的主体由“一般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但仍然是属于微观层面的改革,即“如何把国有企业搞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如何正确做事”。
何谓“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很显然,1998年朱基总理主导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战略,虽然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交了很多学费,毕竟取得了很大成功,全国人民有目共睹。这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范例。其原因就是“办国有企业”不盈利,效率低,因而需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我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即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如何做正确的事”。而“如何做正确的事”,责任在于“政府”,不在于执行层面的官员,更不在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
由于到目前为止,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仍然缺乏明晰的发展目标和指导方向,因而出现了很多“南橘北枳”之现象,致使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导致了理论上的混沌不清。而问题的实质是把“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混为一谈。从而,国有企业改革难免非议重重,决策者也难以自圆其说。
三句官话的逻辑
在面对记者提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哪个效率更高的问题”时,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回答:“企业搞得好与不好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此话没错,非常正确。因为看看中国目前的现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搞得好的,不仅在中国是现实,在世界上也有先例。问题是这样的研究结果何用之有呢?我们能因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好企业”,就得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平等竞争吗?这样还需要国有企业管理部门、政府研究机构干什么用?还要搞什么经济体制改革?照此逻辑,恐怕连小平讲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不能成功”都成了无用之语。
又如国资委分配局局长熊志军曾对记者说:“国有企业现在受夹板气!”“央企不挣钱,被批效益不好;挣钱了,又说不顾社会效益。”他认为如果将国有企业定位于经济组织,国有企业进入利润较高的房地产行业,无可厚非;如果将国有企业定位于社会公共服务组织,那么应该给予相应的支持。由此可见,国资委的官员对国有企业的“定位”都不甚清楚,或者说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定位”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执行层面的官员“做正确的事”呢?
再如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回应记者“央企都退出房地产市场”时表示,如果不能解决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房价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不要奢望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使房价大幅下降。这话也讲得很对,但与邵副主任无关,房价降与不降是住房与建设部的事。老百姓不会因为房价高而去抱怨国资委。老百姓关心的是: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搞房地产?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我认为78户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说明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有了一个良好的认识开端。如果要从国有企业的“定位”来讲,不仅仅只是要78户央企退出房地产,而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16家央企应该统统退出才对。退出的资本金怎么办?目前,转持全民社保基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办国有企业离开垄断是难以提高效率的,而全民社保基金又存在大量缺口。大量的改革实践也充分证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这已被建国以来的国有企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式所证明。退一步讲,即使部分央企对搞房地产有感情,那么,作为国有企业进入保障性住房领域不是最好的选择吗?这样的“定位”不是更符合民意吗?当然,国资委没有这样的权力,国资委的官员更没有这样的权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更高的决策层用更大的智慧和魄力去解决!目前,不是时机不成熟,不是是非不清楚,而是想做不想做,愿做不愿做的问题。
一组数据的误区
从以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区别说起,让人不能不联想到舆论一度热议的“国进民退”之现象。对于国家政策到底是支持“国进民退”,还是支持“国退民进”?作为一种民间议论,站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结论在所难免,但我们一些官员的解释则难以做到以理服人。在今年政协会议期间,一位发言人面对记者提问的“国进民退”现象时说:“2009年工业增加值:私企增长18.7%,国企只增长6.9%;总资产:私企增长20.1%,国企只增长0.8%;从业人数:私企增加5.3%,国企只增0.8%;主业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下降了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国企下降4.5%”,由此该发言人认为这些“可靠的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之说。
以上旁征博引言之确凿,颇显官员自负。但其回答显然牛头不对马嘴,甚至连什么叫“国进民退”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如此搞下去,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如何能准确定位呢?其回答反倒雄辩地证明:不仅民营企业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而且民营企业解决就业的人数比国有企业还多,对国家的贡献比国有企业大。因此,现在是国家尽快厘清“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时候了。现在不做,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