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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青河畔草》是《古诗十九首》中较为发露率真的作品，可借其管窥思妇诗的三种解读模式。其一，比兴寄托。即从儒家伦理道德角度，认为该诗是“男子作闺音”，委婉抒发怀才不遇的无奈不甘。其二，探究本事。即试图确定作者名姓，坐实诗中人物的原型，挖掘诗歌背后的本事。其三，自然感发。即正视诗中的感情，认为思妇虽然明艳招摇，但其质朴俚野的相思值得肯定。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思妇诗 《青青河畔草》男子作闺音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这首短小的《青青河畔草》，大概算得上是《古诗十九首》中最直率激切的思妇诗。不同于《行行重行行》《客从远方来》《冉冉孤生竹》等描写良家妇女深重而克制的相思，《青青河畔草》塑造了一个出身倡家的少妇形象，表露了她独守空闺的寂寞难耐，以及守贞与否的矛盾心态。这似乎是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不甚正当的情感，古往今来的解读存在较大分歧，笔者总结为三种模式。由于作者和创作时代都存疑，阐释空间开放多元，轻易抹灭任一种解读的可能性都有陷入独断的危险。那么它们的阐释逻辑如何，来自何种批评传统，又折射了怎样的文化心理，将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比兴寄托：无奈的“男扮女装”
从儒家诗学的角度阐释《青青河畔草》是民国前的主流。《六臣注文选》中张诜、方廷珪认为该诗以思妇之美貌喻士人之有才，然而所遇非人。@近人隋树森编写的《古诗十九首集释》搜罗了自元至清共九位学者的解读，至少有刘履、张庚、朱筠、饶学斌、刘光菁六家持这种观点。可分为三种倾向：或将光彩照人的思妇视作士人才华的正面自喻，或认为倡家女的不幸是士人身处乱世的隐喻，或批评“倡家女”成为“荡子妇”属于咎由自取，认为诗作是讽刺“轻于仕进而不能守节者”。那么，这些批评家为何都抱着“美刺”的前见，品咂出了男性文人的言外之意？学者张晓梅将“男子作闺音”的原因总结为“寄托说”“文体说”“同情说”“双重性别说”和“女权说”五种。@具体到《青青河畔草》，笔者认为第一种“寄托说”和第四种“双重性别说”可资参考。
“兴寄”笔法滥觞于《诗经》，屈原进一步发挥为香草美人隐喻，后世逐渐固化为比兴思维。其基本逻辑建立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妻为夫纲”之上，思妇弃妇与放臣逐子形成了文化心理上的同构。再加上“诗言志”观念，文论领域形成了热衷阐发微言大义的传统。“比兴寄托”更被清代常州词派发扬光大，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和进取心。
“双重性别说”由叶嘉莹提出。她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阴柔、阳刚两种气质，字面上是怨妇的处境，潜在也积聚着诗人自身的情感。即使《青青河畔草》本身未必有讽喻之意，深受政教诗学浸染的学人却可以此释诗。说得夸张些，正应了鲁迅先生那句名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意在言外”的思维定式之所以发挥作用，应与该诗的语言风格有关。“空床难独守”是如此俚野直露，再加上汉魏从事音乐演艺的“倡家”常被曲解为唐以后的青楼娼妓，愈发令人无法直视。然而此诗早已被《文选》等选本、钟嵘等批评家经典化，又无法断然贬驳。折中的做法便是“深文罗织”（王国维评张惠言）以开脱“罪名”。
但这样的解读有时难免落入穿凿附会。试想，当我们沉浸于诗歌所营造的明媚春光，对思妇的惨然心境感同身受，就会生发出无尽意绪。限定为“男子作闺音”，无疑将读者的万千思绪戛然切断，剩下千篇一律的复述。换个角度看，男性文人是否会出于怜惜替现实中的女性发不平之鸣，这方面的例证，前有潘岳《寡妇赋》，后有王昌龄《春闺》更進一步，虽然署名卓文君、班婕妤的诗作大可怀疑，但相传《诗经》已有女性作品。《青青河畔草》前三联是第三人称，后两联可视作第一或第三人称，我们甚至无法彻底排除女性创作的可能性。
二、探究本事：扑朔迷离的恋情
近年来，汉魏五言诗的研究重又掀起热潮。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的出版值得注意。二书都讨论了《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代，质疑了文学史中的汉诗，从不同角度反驳了“五四”以来“新文学来自民间”的观念。宇文所安认为，当今所见汉魏诗歌的面貌，是齐梁文人为了推动五言诗的经典化而建构出来的，在刘勰、钟嵘等人的努力下，“无名‘古诗’再也不可能是建安之作，只因为别的地方——一个更早的时期——需要它们。”宇文指出，“古诗”与乐府以及大约作于2世纪后半叶的费凤碑诗有极相似的句式，因为早期诗歌有一个“流动的共享诗歌材料库”。
木斋则认为真正的五言诗直到建安时代才诞生，两汉只是萌芽期。他通过考察曹植作品语汇，从《三国志·魏书》《魏略》等史书中钩稽拼绘出曹植与甄后不伦恋情的蛛丝马迹，考证出曹植是《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一举推翻了东汉末年出自下层文人之手这一通行观点。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代表性说法有：第一，西汉枚乘、傅毅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徐陵《玉台新咏》将《古诗十九首》中的八首置于枚乘名下。第二，两汉说。钟嵘《诗品序》称：“《古诗》眇邈……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第三，曹氏父子、王粲说。钟嵘在《上品》专论《古诗》时又说：“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可见木斋的观点并非凿空，但结论堪称石破天惊。他认为曹植因触怒皇帝而被删削，并嫁名枚乘以混淆视听。
木斋认为《青青河畔草》是甄后被赐死前夕所作：“甄后自延康元年六月即留邺而与丈夫分居，直到黄初二年六月赐死，此又何异于‘荡子妇’？”但笔者以为该观点有值得推敲之处。
首先，文字训诂问题。且不谈木斋将“河畔草”指为曹植在鄄城所见是否真实，试看他对“倡家女”的解释：“‘倡家女’在今日如同骂人，曹植怎敢以此语比喻甄氏？这其实是今人的观念，当时人并不以为意，曹丕兄弟的生母卞皇后，原本就是倡家女……诗人不过是使用形象的比喻，结合两位女性的身世，来寄托对诗中女主人公一生遭际的无限同情。” 长久以来，“倡家”与“娼妓”常被混淆，实为两码事。前者是汉魏以家族为单位的职业演艺群体，由于出入达官贵人之家，有嫁为其妻妾的可能性，但并非低贱淫荡的工作，艺人主观上也不会觉得不幸。“娼妓”则始于唐代，据《北里志》载，从贫苦人家买来或被诱骗进妓院的女子一入风尘就难以自拔。又李善注：“《史记》曰：‘赵王迁，母倡也。’《说文》曰：‘倡乐也。’谓作妓者。”可见《青青河畔草》里的“倡家女”是作为艺人的乐妓，而非后世从事性工作的娼妓。
那么曾是“倡家女”，到底是幸还是不幸？“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到底是拿往日繁华与眼下凄凉对比，还是说曾是倡家女业已堕落，其不幸一直在延续？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检索《文选》中“今……昔……”型句式，发现“并列相同境遇者少，对照不同境遇者多。”可见“倡家”不是贬义，而是充满向往的追忆。而甄后在改嫁前是袁熙之妻，就算命途多舛，与倡家也谈不上有共鸣。
其次，“感甄说”是否确凿。木斋认为甄后之死与曹植有關，“甄后之死，是由郭后诋毁所致，而郭后对于曹操之决定立嗣的问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黄初二年春夏之际，正是曹操刚刚经历丧父之痛”，故对甄氏难免惺惺相惜。对此袁济喜有过精辟论述：“私密版的《古诗十九首》是木斋先生打造出来的模型……木斋可以将发生在魏文帝曹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两件并没有内在联系的事情，即曹植受到监国使者灌均弹劾而被处罚，与甄后赐死联系在一起，以证明他们因恋情败露受到曹丕报复。……这种对于原始文献的误读是值得我们质疑的。”近年来学界基本对“感甄说”持否定态度，这个出自唐传奇的感甄故事实属后人的无稽附会。
以史证诗，追究《青青河畔草》背后的本事，令人想到历代读者对阮籍《咏怀诗》、李商隐《无题诗》的诸般猜测。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以意逆志做出大胆假设时，一定要仔细求证作为支撑。
三、自然感发：“淫鄙之尤”与人生实相
抛开讽喻或本事，是否可以透过《青青河畔草》解读人情与人性本身？清代张玉毂、方东树的批评大约属于此类，但他们对诗歌内容持批评态度。如方东树云：“令此女昔不为倡女，则独守已惯;或今不做荡妇，则行有归期。”清以前难道没有更多此类例证吗？陆机拟诗有一定参考价值：
靡靡江离草，熠耀生河侧。皎皎彼姝女，阿那当轩织。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颜色。良人游不归，偏栖独只翼。空房来悲风，中夜起叹息。
陆机他将主人公身份替换为“姝女”和“良人”，收敛了原诗的怨气，免于俚野粗陋之讥。此拟诗是否读得出讽喻之意？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20世纪以来，最早正面肯定《青青河畔草》的要数王国维。他推崇真实自然，虽仍不脱士大夫习气地指责“空床难独守”实乃“淫鄙之尤”，但“无视为淫词、鄙词，以其真也”。
朱自清的看法更通达。他认为，《青青河畔草》中的思妇虽不是怨而不怒的贞妇，但不代表她一定放滥无耻：“世间是有‘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的女人，她有她的身份，有她的想头，有她的行径……只要真能表达出来这种女人的别恨离愁，恰到好处，歌咏是值得的。”这番议论令人拍案叫绝。刻意回避不代表不存在，不如正视这样一种现实。
叶嘉莹则从人类情感“共相/基型”的高度出发，指出《青青河畔草》中的思妇与《西北有高楼》中矜持高洁的女子，区别在于追求层次不同。这实在发人深省：
这首诗中的女子是炫耀的、世俗的，她所追求的，仅仅是一种感情。……而有的人宁可忍受感情上的孤单寂寞，所要追求的乃是理想上的满足。……对于一个有才能的男子或者美丽的女子来说，当得不到别人赏识时，总会产生一种寂寞的感情，而这时候往往也是对品格操守的一个重要考验的时刻。……“难独守”三个字，实在是写尽了千古以来人性的软弱！
总结全文，从古至今《青青河畔草》的题旨解读摇晃在“正邪”之间，涵盖了思妇诗的三种诠释模式。因为生怕招致“淫野”的批判，曾经历了蔚为大观的经学阐释，在现当代逐渐过渡到自然感发，还有学者在诗歌本事方面做了大胆探索，但仍需谨慎斟酌。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思妇诗这一源远流长的题材范式，既要避免穿凿附会，也要考虑到特定的批评传统与文化心理。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思妇诗 《青青河畔草》男子作闺音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这首短小的《青青河畔草》，大概算得上是《古诗十九首》中最直率激切的思妇诗。不同于《行行重行行》《客从远方来》《冉冉孤生竹》等描写良家妇女深重而克制的相思，《青青河畔草》塑造了一个出身倡家的少妇形象，表露了她独守空闺的寂寞难耐，以及守贞与否的矛盾心态。这似乎是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不甚正当的情感，古往今来的解读存在较大分歧，笔者总结为三种模式。由于作者和创作时代都存疑，阐释空间开放多元，轻易抹灭任一种解读的可能性都有陷入独断的危险。那么它们的阐释逻辑如何，来自何种批评传统，又折射了怎样的文化心理，将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比兴寄托：无奈的“男扮女装”
从儒家诗学的角度阐释《青青河畔草》是民国前的主流。《六臣注文选》中张诜、方廷珪认为该诗以思妇之美貌喻士人之有才，然而所遇非人。@近人隋树森编写的《古诗十九首集释》搜罗了自元至清共九位学者的解读，至少有刘履、张庚、朱筠、饶学斌、刘光菁六家持这种观点。可分为三种倾向：或将光彩照人的思妇视作士人才华的正面自喻，或认为倡家女的不幸是士人身处乱世的隐喻，或批评“倡家女”成为“荡子妇”属于咎由自取，认为诗作是讽刺“轻于仕进而不能守节者”。那么，这些批评家为何都抱着“美刺”的前见，品咂出了男性文人的言外之意？学者张晓梅将“男子作闺音”的原因总结为“寄托说”“文体说”“同情说”“双重性别说”和“女权说”五种。@具体到《青青河畔草》，笔者认为第一种“寄托说”和第四种“双重性别说”可资参考。
“兴寄”笔法滥觞于《诗经》，屈原进一步发挥为香草美人隐喻，后世逐渐固化为比兴思维。其基本逻辑建立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妻为夫纲”之上，思妇弃妇与放臣逐子形成了文化心理上的同构。再加上“诗言志”观念，文论领域形成了热衷阐发微言大义的传统。“比兴寄托”更被清代常州词派发扬光大，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和进取心。
“双重性别说”由叶嘉莹提出。她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阴柔、阳刚两种气质，字面上是怨妇的处境，潜在也积聚着诗人自身的情感。即使《青青河畔草》本身未必有讽喻之意，深受政教诗学浸染的学人却可以此释诗。说得夸张些，正应了鲁迅先生那句名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意在言外”的思维定式之所以发挥作用，应与该诗的语言风格有关。“空床难独守”是如此俚野直露，再加上汉魏从事音乐演艺的“倡家”常被曲解为唐以后的青楼娼妓，愈发令人无法直视。然而此诗早已被《文选》等选本、钟嵘等批评家经典化，又无法断然贬驳。折中的做法便是“深文罗织”（王国维评张惠言）以开脱“罪名”。
但这样的解读有时难免落入穿凿附会。试想，当我们沉浸于诗歌所营造的明媚春光，对思妇的惨然心境感同身受，就会生发出无尽意绪。限定为“男子作闺音”，无疑将读者的万千思绪戛然切断，剩下千篇一律的复述。换个角度看，男性文人是否会出于怜惜替现实中的女性发不平之鸣，这方面的例证，前有潘岳《寡妇赋》，后有王昌龄《春闺》更進一步，虽然署名卓文君、班婕妤的诗作大可怀疑，但相传《诗经》已有女性作品。《青青河畔草》前三联是第三人称，后两联可视作第一或第三人称，我们甚至无法彻底排除女性创作的可能性。
二、探究本事：扑朔迷离的恋情
近年来，汉魏五言诗的研究重又掀起热潮。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的出版值得注意。二书都讨论了《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代，质疑了文学史中的汉诗，从不同角度反驳了“五四”以来“新文学来自民间”的观念。宇文所安认为，当今所见汉魏诗歌的面貌，是齐梁文人为了推动五言诗的经典化而建构出来的，在刘勰、钟嵘等人的努力下，“无名‘古诗’再也不可能是建安之作，只因为别的地方——一个更早的时期——需要它们。”宇文指出，“古诗”与乐府以及大约作于2世纪后半叶的费凤碑诗有极相似的句式，因为早期诗歌有一个“流动的共享诗歌材料库”。
木斋则认为真正的五言诗直到建安时代才诞生，两汉只是萌芽期。他通过考察曹植作品语汇，从《三国志·魏书》《魏略》等史书中钩稽拼绘出曹植与甄后不伦恋情的蛛丝马迹，考证出曹植是《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一举推翻了东汉末年出自下层文人之手这一通行观点。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代表性说法有：第一，西汉枚乘、傅毅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徐陵《玉台新咏》将《古诗十九首》中的八首置于枚乘名下。第二，两汉说。钟嵘《诗品序》称：“《古诗》眇邈……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第三，曹氏父子、王粲说。钟嵘在《上品》专论《古诗》时又说：“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可见木斋的观点并非凿空，但结论堪称石破天惊。他认为曹植因触怒皇帝而被删削，并嫁名枚乘以混淆视听。
木斋认为《青青河畔草》是甄后被赐死前夕所作：“甄后自延康元年六月即留邺而与丈夫分居，直到黄初二年六月赐死，此又何异于‘荡子妇’？”但笔者以为该观点有值得推敲之处。
首先，文字训诂问题。且不谈木斋将“河畔草”指为曹植在鄄城所见是否真实，试看他对“倡家女”的解释：“‘倡家女’在今日如同骂人，曹植怎敢以此语比喻甄氏？这其实是今人的观念，当时人并不以为意，曹丕兄弟的生母卞皇后，原本就是倡家女……诗人不过是使用形象的比喻，结合两位女性的身世，来寄托对诗中女主人公一生遭际的无限同情。” 长久以来，“倡家”与“娼妓”常被混淆，实为两码事。前者是汉魏以家族为单位的职业演艺群体，由于出入达官贵人之家，有嫁为其妻妾的可能性，但并非低贱淫荡的工作，艺人主观上也不会觉得不幸。“娼妓”则始于唐代，据《北里志》载，从贫苦人家买来或被诱骗进妓院的女子一入风尘就难以自拔。又李善注：“《史记》曰：‘赵王迁，母倡也。’《说文》曰：‘倡乐也。’谓作妓者。”可见《青青河畔草》里的“倡家女”是作为艺人的乐妓，而非后世从事性工作的娼妓。
那么曾是“倡家女”，到底是幸还是不幸？“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到底是拿往日繁华与眼下凄凉对比，还是说曾是倡家女业已堕落，其不幸一直在延续？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检索《文选》中“今……昔……”型句式，发现“并列相同境遇者少，对照不同境遇者多。”可见“倡家”不是贬义，而是充满向往的追忆。而甄后在改嫁前是袁熙之妻，就算命途多舛，与倡家也谈不上有共鸣。
其次，“感甄说”是否确凿。木斋认为甄后之死与曹植有關，“甄后之死，是由郭后诋毁所致，而郭后对于曹操之决定立嗣的问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黄初二年春夏之际，正是曹操刚刚经历丧父之痛”，故对甄氏难免惺惺相惜。对此袁济喜有过精辟论述：“私密版的《古诗十九首》是木斋先生打造出来的模型……木斋可以将发生在魏文帝曹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两件并没有内在联系的事情，即曹植受到监国使者灌均弹劾而被处罚，与甄后赐死联系在一起，以证明他们因恋情败露受到曹丕报复。……这种对于原始文献的误读是值得我们质疑的。”近年来学界基本对“感甄说”持否定态度，这个出自唐传奇的感甄故事实属后人的无稽附会。
以史证诗，追究《青青河畔草》背后的本事，令人想到历代读者对阮籍《咏怀诗》、李商隐《无题诗》的诸般猜测。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以意逆志做出大胆假设时，一定要仔细求证作为支撑。
三、自然感发：“淫鄙之尤”与人生实相
抛开讽喻或本事，是否可以透过《青青河畔草》解读人情与人性本身？清代张玉毂、方东树的批评大约属于此类，但他们对诗歌内容持批评态度。如方东树云：“令此女昔不为倡女，则独守已惯;或今不做荡妇，则行有归期。”清以前难道没有更多此类例证吗？陆机拟诗有一定参考价值：
靡靡江离草，熠耀生河侧。皎皎彼姝女，阿那当轩织。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颜色。良人游不归，偏栖独只翼。空房来悲风，中夜起叹息。
陆机他将主人公身份替换为“姝女”和“良人”，收敛了原诗的怨气，免于俚野粗陋之讥。此拟诗是否读得出讽喻之意？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20世纪以来，最早正面肯定《青青河畔草》的要数王国维。他推崇真实自然，虽仍不脱士大夫习气地指责“空床难独守”实乃“淫鄙之尤”，但“无视为淫词、鄙词，以其真也”。
朱自清的看法更通达。他认为，《青青河畔草》中的思妇虽不是怨而不怒的贞妇，但不代表她一定放滥无耻：“世间是有‘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的女人，她有她的身份，有她的想头，有她的行径……只要真能表达出来这种女人的别恨离愁，恰到好处，歌咏是值得的。”这番议论令人拍案叫绝。刻意回避不代表不存在，不如正视这样一种现实。
叶嘉莹则从人类情感“共相/基型”的高度出发，指出《青青河畔草》中的思妇与《西北有高楼》中矜持高洁的女子，区别在于追求层次不同。这实在发人深省：
这首诗中的女子是炫耀的、世俗的，她所追求的，仅仅是一种感情。……而有的人宁可忍受感情上的孤单寂寞，所要追求的乃是理想上的满足。……对于一个有才能的男子或者美丽的女子来说，当得不到别人赏识时，总会产生一种寂寞的感情，而这时候往往也是对品格操守的一个重要考验的时刻。……“难独守”三个字，实在是写尽了千古以来人性的软弱！
总结全文，从古至今《青青河畔草》的题旨解读摇晃在“正邪”之间，涵盖了思妇诗的三种诠释模式。因为生怕招致“淫野”的批判，曾经历了蔚为大观的经学阐释，在现当代逐渐过渡到自然感发，还有学者在诗歌本事方面做了大胆探索，但仍需谨慎斟酌。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思妇诗这一源远流长的题材范式，既要避免穿凿附会，也要考虑到特定的批评传统与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