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丁（自由撰稿人）
　　在我看来，“像抓酒驾一样打假”是脱离中国社会现实基础的“乌托邦”理论。
　　制假售假产业链远比酒驾复杂和庞大。在中国，数量颇大的假冒伪劣产品拥有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进而存在根深蒂固的生产、线下分销或者线上销售的“供应侧”。在某些东南沿海省份，这样的产业链甚至支撑着地方经济。
　　以酒驾入刑重塑人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对白酒产业影响微乎其微；但要动真格打掉制假售假产业链，指望严刑峻法未必能實现。
　　酒后驾车，一旦被查处，就面临扣分、取消驾驶资格甚至拘留、入刑的高风险。很多人本来就不爱喝酒，再计算风险成本，就很容易达成抵制酒驾的社会共识。
　　可制假售假不同。只要有100%的利润，就有人敢于冒杀头的风险。酒驾易戒、制假难改，两个完全不在同一量级的事情不能混淆。
　　制假售假和知假买假都是人性之病，靠加重刑罚治不好。
　　法律不是万能的。人性弱点中，最可怕的就是趋利与避害的天平失重，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对其潜在害处选择性失明。这无关素质、人种、社会地位与学识，而是出于个体对于利害关系的权重考量。
　　在假货泛滥的一些地区或者国家，极易形成互害型社会，人人都感觉到来自上游他人制假售假的伤害，但却无法对其进行制约，只好反过来做同样的事情，去侵害更下游的人，以期形成对自己利益的间接补偿。
　　制假与售假是深藏于人性深处的恶，随时可能爆发出来，极难根治。马云想用法律来完成对制假售假的“终极杀”，那就像当年他试图用一本中国黄页就开启互联网大业一样，注定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