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者本位”“善种学”及其困境——论“五四”前后鲁迅对父子伦理关系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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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主张以"幼者本位"改造传统的父子伦理,他从"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两方面要求父母落实这种理想。鲁迅的改革思路体现出其优生学背景。在日本与西方儿童观念的影响下,鲁迅呼吁"救救孩子",他一方面相信儿童的善良天性,另一方面积极主张教育改革。不过,优生学内在的遗传学法则给这一理想蒙上了阴影,鲁迅引用的易卜生《群鬼》即包含了对后天教育可能性的否认。鲁迅希望找到突破遗传决定论的可能,但《孤独者》中魏连殳与申飞有关儿童的讨论,显示出他不断质疑乃至绝望的心理。"幼者本位"表现出鲁迅对新的历史主体的探索,他赋予儿童摆脱历史循环的希望,并力图在儿童身上寻找改革与进步的依据,但其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思想历程说明,这种理想最终未能在中国大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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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式艺术定义是艺术定义最根本的范式之一,比尔斯利的审美式艺术定义可谓该范式最精致、最现代的一个版本。通过准确分析比尔斯利的艺术定义,可以发现审美式艺术定义的优点与不足。比尔斯利的审美经验观经历了从杜威式到混合式的前后期转化,两个时期各具有五个特征,各有短长。他的艺术定义历经修改,最终确定为一句精心构造的、包含"意图""审美兴趣""能力"三个关键词的话,属于工具性的审美式艺术定义。他的审美经验定义和艺术定义遭到以迪基为代表的分析美学其他派别的猛烈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式艺术定义本身是可以被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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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可见者是马里翁现象学重点关注的一种现象。马里翁以可见者的现象性(显现方式)问题为核心,既揭示了审美可见者的现象性的具体内涵,又指明了这种现象性在整个现象性系统中的地位。他指出,普通可见者显现为自我构造的对象,并以预见的方式被自我经验,它的现象性是对象性;与之不同,审美可见者则超越对象性而自身显现为充溢且新颖的现象,这种现象不能被自我预见,只能在事后被反复观看,并运作起一种无限解释学。审美可见者的现象性并不是现象性的稀有案例,而是平凡的,它能够通达现象本身的现象性。根据马里翁的讨论,平凡的自身显现的审美
高允为北魏平城时期的名臣,历事五帝,颇有政绩;在文坛亦享有盛誉,是北魏文坛的先驱人物。《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高允集》21卷(或20卷)约在唐代中、后期前后散佚。明代起,陆续有高允文集辑佚本出现。专辑佚诗者,最早为冯惟讷《古诗纪》,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皆以《古诗纪》为基础编成。诗文兼辑者,最早为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在其基础上,删改而成《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灏《畿辅丛书》又以张溥所辑为基础增删。吴汝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乃删选张溥之书。专辑佚文者严可均《全上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关于抗日问题发表过许多言论,而并非如很多传言所说从未提过抗日。鲁迅对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妥协、退让,常常尖锐地嘲讽,对中国社会在国难声中表现出的种种丑恶、荒谬现象,也进行了持续的批评。在鲁迅思想中,启蒙与救亡其实并不冲突。他认为,只有中国人普遍在精神上实现现代化,国家才能最终免于受欺凌的命运。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丑陋现象,其实是国人代代相传的国民性病症在特定时期的显现。鲁迅对此加以批判,既是为了抗日救亡,同时也是在延续"五四"时期的启蒙事业。
保罗·利科在胡塞尔"事件"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生存论维度的叙述伦理学。他认为单一的、不可重复的事件作为我们记忆的痕迹具有自发的优先性,忠实于事件成为叙述活动的基础。进而,他将叙述视为一种伦理上的必须,认为基于记忆的叙述是抵抗遗忘的凭依;从记忆走向承认,不可交流的个人经验在叙述中成为他人可理解之物。绝对"忠实"或完美的见证是不可能的,但利科坚持认为应虚心聆听他者的讲述,用"忠实"的叙述唤起记忆的能力。利科将这一切建立在叙述的伦理性之上,并彻底抛弃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他的"忠实"是对经过文本
傅尧俞是北宋名臣,为官三十年,很有政绩。在文学上也颇有成就,与当时许多文学名士如苏轼、秦观、黄庭坚等多有交往。其所为诗,状物态、叙人情,语言质朴,风格平淡、自然。其以奏疏为主的时政文章,往往切中时弊,说理透辟,言简意明。尧俞著述有《傅尧俞集》(《傅献简集》《草堂集》)、《傅公嘉话》(《傅献简佳话》)、《傅尧俞奏议》(《傅献简奏议》)等,皆已散佚。傅氏后人、清代傅以礼辑有《傅献简公奏议》四卷,另有卷首、卷末各一卷,卷末收有《草堂集》和《嘉话》佚文。本文辑补《全宋文》漏收傅尧俞文6篇,言论28条,详考其作年、
中国文学人类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以及跨学科研究范式的代表,在发展中愈发重视结合海外汉学、考古学和思想史,致力于从甲骨文之前的早期历史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特质及其连续性和核心价值,其理论贡献体现在"神话历史",方法论贡献则是"四重证据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谭佳,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考古文博系副教授韩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川就"四重证据法"提出的背景和利弊、为何要关注与之相应的"神话历史"理论等问题展开对话,通过不同学科视角之间的讨论、辩难,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