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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里逃生的中尉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名瘸腿的匈牙利中尉死里逃生后在上海滩登陆，身无分文的他怀揣着一张假冒的俄国护照，想在这里找份临时的绘图工作，赚钱买一张回家的船票。为了拼写方便，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邬达克”。只是没想到直到一九四七年，他才离开上海，他更没有想到自己先后在上海设计建成了百余幢建筑，其中大光明电影院被称作“远东第一电影院”，上海国际饭店近半个世纪保持着上海乃至中国第一高楼的纪录。如今他设计的项目中有三十二个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建筑或者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我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知道“邬达克”这个名字，但可以肯定是在大学毕业后，这让建筑学科班出身的我很是汗颜。七、八年前读了《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百年租界建筑解读》，算是对他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我不止一次跟人聊起“邬达克”，没有想到不少建筑学专业毕业的朋友也是一脸茫然，我则眉飞色舞地给他们讲这位读大学前就拿了木匠、石匠和泥瓦匠证书的传奇建筑师的故事，其中不乏颠三倒四、以讹传讹的内容。
最近陆续研读了一些关于邬达克的文章和专著，由于作者生活背景和研究方向不同，加上他们获取资料的途径、文笔格调和个人趣味也大不一样，呈现的邬达克可以说是同而不和。一部经典著作可以让人反复阅读，一座经典建筑也是如此，不同的时代中总有一些人会心有灵犀，时空对他们不再是距离与阻隔，而是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和媒介。还是回到原点，到底谁是邬达克呢？
二、邬达克其人
拉斯洛·邬达克（Laszlo Hudec）生于一八九三年，出生地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当时属于奥匈帝国，那是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杂居的一块地方（今属斯洛伐克）。按民族而论，邬达克是匈牙利人。一九一八年，奥匈帝国解体后，斯洛伐克与捷克组成捷克斯洛伐克，以出生地而论，他应该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但在战后流亡途中，他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邬达克的父亲从事建筑设计和工程施工，他十七岁读大学之前一直在协助父亲工作。他在文章里写道：“我与社会的接触得益于我的父亲，实际上从九岁起他就开始让我实践工作。我十三岁时，在三年级考试期间，父亲派我去采石场订购石头，要求在一定价格和条件下签订合同，或者谈判以获取更优惠的条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成这一切，但父亲要我这么做，我就不得不这么做。他把我们抚养长大，让我们不惧怕生活，期望我们做到最好。”尽管邬达克最喜欢的是神学、哲学和考古，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牧师，但是迫于父亲的压力和身为长子的责任，邬达克报考了匈牙利皇家约瑟夫理工大学（今布达佩斯理工大学）的建筑学专业。
邬达克还是个语言学天才，除了母语匈牙利语，大学毕业时已熟练掌握斯洛伐克语、英语和德语，在战场和被俘后又先后学会了波兰语、乌克兰语和俄语。正是这种超群的学习本领才使得他被俘后死里逃生成为可能。邬达克的学习没有止于书本和学校，他工作后多次长途旅行，作了许多建筑速写，拍摄了大量照片。到上海后，邬达克还通过不同渠道订阅欧美的建筑期刊，及时了解和学习世界建筑发展新动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当上海建筑业不再景气时，他又潜心学习匈牙利历史、新教神学和基督教考古学。
大学刚毕业，他就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召入伍，在军队里负责设计修筑工事、绘制地图。因作战有功，获得一枚勋章，后担任指挥连长。一九一六年六月他受伤被俄国哥萨克骑兵俘虏。由于“一战”和俄国局势瞬息万变，他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俄国遣返战俘的火车因交战而受阻，他溜下火车在一个叫希洛克的小镇隐藏下来，谎称自己是一名波兰工程师。由于他主持设计了适合冻土层的桥梁和轨道路基，被委任为主任工程师。他从一个醉汉手里买了一本护照，替换上自己的照片，并且伪造了证明自己身份的若干文件。后来在面临被捷克军团处决的关键时刻，他跳下小火车，冒着呼啸的子弹逃亡到哈尔滨，然后又跑到大连，坐船到了上海。
作为一个国籍不明的外国人，身份的困惑始终缠绕着他。邬达克写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国人或者异乡客，一位‘飞翔的荷兰人’，四处为家却又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或住处。无论何时我回到匈牙利和上匈牙利的家时，我总是为自己竟然那样像一个陌生人而感到震惊。时间隔得越久，差距就越远。” 一九四一年之前，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国籍而伤透脑筋：“我到底是匈牙利人还是斯洛伐克人，我不知道，也不愿意去想。因为我无法把自己撕成两半，就像我的祖国被撕开一样。我将永远是原来的自己，在原来的匈牙利，没有人会问我是匈牙利人还是斯洛伐克人，所以两个都应该是我的祖国。”从出生至一九一八年，他的国籍是奥匈帝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他被俘和逃亡时，持假冒的俄国护照;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一年，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护照（因父亲去世，1921年他回欧洲奔丧时办理了捷克斯洛伐克护照）;一九四一年初他拿到了遣返文件和盼望已久的匈牙利护照，可惜匈牙利于同年六月加入轴心国阵营。“二战”后他还托妹妹在家乡购买土地，结果被匈牙利新政府没收。他于一九四八年定居美国，三年后正式加入美国国籍。
由于国籍的长期不确定，加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都是战败国，使得邬达克的身份终究有些微妙，亦导致其法律保护的缺失。所以，邬达克在上海行事谨慎，与各方人士和组织机构都能很好地沟通合作，亦得到了大量华人客户的信任。加上他的无比勤奋和杰出才华，最后在上海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其实，在那些风云突变的岁月里，他是一个挺身而出的救难者。一九二○年邬达克在上海刚站稳脚跟，就协助逃亡的战俘（邬达克中学老师的两个儿子）顺利抵达上海，继而回家。一九四二年，邬达克被任命为匈牙利驻沪荣誉领事，利用这个身份他冒着被日本法西斯迫害的危险，挺身而出帮助了不少匈牙利犹太人以及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难民。
一九五一年邬达克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时，美国人做过详细调查，厘清了他的政治取向：“充分的证据表明，邬达克先生在担任上海匈牙利领事期间尊重犹太人，并以此公开反对所谓的匈牙利法律，他努力保护所有匈牙利裔的猶太人，哪怕他们并不持有匈牙利护照;正因为他的努力，轴心国的代表对住居在上海的匈牙利人没有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尽管个人冒着风险，他从人们的利益而非为日本所控制的国籍角度出发为其求情;邬达克先生如此行事是受匈牙利宪法精神和人类尊严法的驱使。” 三、作为建筑师的职业生涯
邬达克最为人广知的还是他的建筑师身份。他设计的作品几乎都在上海，项目类型包括住宅、公寓、医院、学校、宾馆、教堂、办公楼、电影院、俱乐部、发电厂、啤酒厂等，而且建筑风格既有西方古典主义的，也有折中主义的，还有艺术装饰风格（Art Deco），当然也有功能主义和具有表现主义的现代风格。从风格形态来说，他设计的建筑可谓一部世界建筑简史，但是他没有设计过现代主义建筑中那种纯正的白色几何体，即使他后期设计的被誉为“前卫现代”的几个作品也是不见棱角的，尤其是大光明电影院和吴同文住宅还运用弧形元素使得建筑柔和舒展而具有未来感。
也许是小时候受父亲的影响，所以他特别重视建造环节，对建筑材料的运用也非常到位。“我讨厌灰色的建筑”—因为他认为建筑色彩和材料的平衡是重中之重，所以他的作品多姿多彩，完全不像同时代建筑大师的作品那样纯粹和具有一脉贯之的特性。与邬达克合作关系密切的普益地产公司在宣传语中写道：“如果有新的需要，在建造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再修改设计呢？”“当然可以，先生。普益地产的建筑师邬达克先生很高兴满足您的任何需要。”你如果对这些说法持怀疑态度，那看看邬达克自己是怎么说的：“有些人想要一座房子，有的想要家具和室内设计，我不过为他们绘制想法罢了。如果客户不高兴，我可以重新再画，一次、两次，甚至一百次都行，但是我不会在施工图上花费太多时间……最关键的不是形式，而是你所用的方法。只有新材料会带来新的形式，而新的任务会催生新的材料和想法，但是住宅建筑永远都是这样：它必须有魅力，而房间必须舒适而亲切。”
邬达克在设计中对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尤为突出。他在一九二五年设计建造的宏恩医院不但充分考虑了上海气候环境对住院病人的影响，还使用了中央空调，这比美国第一幢全空调办公大楼（米拉姆大厦）还早三年。一九三四年建成的上海国际饭店地基系统是从德国进口的，还应用了当时德国研发的特种高强合金钢，使得整个建筑重量减轻了33%，造价节省了20%。国际饭店还设置了高速电梯、弹簧地板，并且十四层餐厅的屋顶可以电动开启，可以让客人在月光下就餐和跳舞。除了设计师身份，邬达克还参与投资开发了诸如辣斐电影院、达华公寓等项目，他对项目的定位和投资回报有着深刻的认识，上海国际饭店的业主因为他的建议将这个项目功能从公寓改成了宾馆，事实证明邬达克的判断和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邬达克是一个精明能干的职业建筑师，但绝不是今天被大家称誉的“国际建筑大师”;我想他一定不会在意自己是不是所谓的“国际大师”，因为他生前对柯布西耶、密斯、赖特等大师的建筑作品颇为了解，旅途中也有实地参观感受，他对赖特的作品评价不高：“觉得赖特总是坚持己见，强迫那些最后实际在建筑里居住的业主们接受他的口味。”
邬达克设计建造的众多建筑中，在我看来最具创造性和魅力的当属大光明电影院，对复杂的场地以及功能流线处理得当，造型刚柔相济。电影院场内共有座位近两千，设有咖啡厅、弹子房、舞厅等，还采用了中央空调系统，并且是亚洲第一座宽银幕和立体声电影院，一九三三年建成就被称作“远东第一电影院”，一九三九年还在全国率先引进了同声翻译耳机设备。
在设计大光明电影院前，邬达克已经设计了两三座电影院，他在一九三一年还发表了一篇《谈谈电影院之建筑》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电影院建筑当下有下列多项之惨败，若外观之不雅，内部装饰之不妥，灯光之不足，声浪之模糊等，此皆因建筑师对于该项工作学识不足之故……电影院事业及其神秘技术乃古时所无，何须伪饰以古典式之威仪。现代既于技术上有惊人之进步，当能产生其时代性建筑样式，即吾人之所谓‘维新派’是也。此为近时生活、建筑及嗜好上剧变至所应得之结果。”文章虽然不长，但是从各方面对电影院建筑进行了深刻阐述，许多观点至今看来仍值得深思。
一九三五年西班牙的建筑杂志是这样评论大光明电影院的：“这家新电影院既不在欧洲，也不在美国，而是在亚洲，在中国。它证明这个国家建造的高水准电影院，可以与欧洲电影院相媲美。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布局和装饰是如此现代，跟欧美的设计并无二致。其外观具有在欧洲随处可见的现代主义痕迹。巨大的水平和垂直元素创造了令人惊讶的几何效果……在我看来，大光明电影院的外表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品位，它在许多国际展览中也时常见到，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幢通过宣传其功能来提高自身公共性的建筑的话—尤其因为它是一个休闲娱乐场所，它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案例。”
一九四九年以后，大光明电影院先后经过了五六次较大改造，二○○八年为适应当下使用需求，斥资一亿二千万元人民币对影院又一次进行了改造修复。翻修一新的電影院功能形成“一大加五小”的放映格局，其中大厅、进厅和休息厅参照当年设计，顶面全部采用24K金箔铺设，进厅和休息厅则全部采用铜质花饰扶手，颇有十里洋场的感觉，修复改造后的电影院运行至今，颇受观众好评。
四、邬达克和他的时代
邬达克的时代正是现代主义建筑迅速崛起的年代，可是邬达克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却回避了这种潮流和趋势。这一点应当如何去理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邬达克立足上海之初，自开埠以来植入上海的欧陆古典和新古典风格已经奠定了一种审美趣味，外滩的经典建筑业已建成大半。而现代建筑即使在欧洲也是方兴未艾，面对横空出世的现代主义，每个地方的反应不大相同，在欧洲这种趋势是内在自发的，而上海这样的城市显然不具有那种原始土壤。但是作为五方杂处的移民（包括大量外国人）城市，上海形成了兼容并包、趋时求新的海派文化精神，这为邬达克及其同时代建筑师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邬达克早年之所以回避采用现代建筑风格，有他的苦衷。他说：“在这里你只能设计传统风格的建筑，因为任何现代的都会被视为德国风格，而那样设计就是自杀。”因为他那个时候才逃亡到上海不久，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战”失败，他还拿着假冒的俄国护照。 从出生年代来算，邬达克和第一代国际建筑大师基本算是同一代人，而且他的出生和求学地都靠近现代建筑的发源地。假如不是因为战争，他一直身处欧洲，将会如何设计？并且如何面对建筑的现代化？他还会像在上海那样“以客户需求为上帝”，将各种传统建筑风格都做遍了，最后才运用具有表现主义的现代建筑手法来设计？现在来看大光明电影院、上海国际饭店和吴同文住宅算是邬达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是将其放在二十世纪现代建筑历史中来看，它们并不会占据什么重要地位，也没有引领什么建筑潮流。时隔百年，我们该怎么来评判邬达克以及他在上海那个时代的建筑设计？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邬达克在克力洋行竞标获取了中西女塾的设计建造资格，因为他的方案采用了符合客户要求的“学院派哥特式”风格。国外的杂志是这样评论这个项目的：“在上海建造这样一个建筑，一个十四世纪风格的建筑……由一位二十世纪的建筑师来操刀。而且这个建筑不仅要被二十世纪的眼光打量，还要由一个生活习惯与西方建筑世界迥然不同的民族来使用，看上去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解决方案之一是改良，但是这么做有损失历史建筑精神的风险。而这个项目特别棘手的是，一座世俗的哥特式建筑的高耸墙体和狭小开口是无法满足上海炎热气候的需要的。”
邬达克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设计建造了极其现代的吴同文住宅后，匈牙利的《空间与形式》杂志是如此评论的：“这栋房子显然是远东和欧美生活方式的一个奇异混合体。它包含中国生活方式所需的一切，从祠堂到几个家庭套房，当然除此之外，它还包含一个酒吧，可以在此开办鸡尾酒会。有些人可能会批评设计师，既然他在中国，为什么不采用‘中国传统样式’来建造，而是采用了欧洲特有条件下的独特样式。然而，这样的批评只不过反映了欧洲人无益的浪漫主义思想。那些这样想的人未能看到，今天的东方人有多么渴望西方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坚持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能要么全旧，要么全新，新旧都有其价值所在。因此，一种独特的中西融合得以形成，这种形式之美是有据可循的，就像中国女人，尽管思维和习惯已经非常欧化，但还是受到中国古典服饰审美的独特吸引，通过拥抱西方时尚，这种审美今天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复兴，并且创造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摩登样式。在我们同胞的作品中，同样的情绪和努力吸引着我们，我们相信他们完全抓住了今日中国人之所需，因此可以非常完美地满足客户的愿望。为客户的需求寻找一种空间和艺术形式，以最好地表达其个性，这就是对建筑师的最终召唤，或者说是其使命的更高境界。”邬达克显然很认可这些观点，他在给杂志主编的信中写道：“您对于我及我的作品洞察如此之深，简明扼要，极尽赞美之词，对当地的情况描述到位，令我对您满怀真挚的敬意。”
旁观者清。这两篇针对邬达克不同时期作品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并且对东西方建筑文化与新旧生活方式的碰撞与融合有着深刻的认识。其实邬达克不仅仅关注着建筑风格的变化和运用，他对建筑所处地域的气候环境特别敏感，另外他在上海工作伊始一直对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和新材料应用保持积极大胆的尝试和运用，他认为这种与建筑风格貌似无关的新的设备、技术和材料其实更从本质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进步与精神，也从内及外地影响着建筑的风貌和品质，最终将为建筑打上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五十多位中国建筑师在国内从事建筑设计，其中大半是留洋归国的。如果仅从对城市建设贡献层面来说，邬达克远在他们之上。是这些华人建筑师技不如人，还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实际原因都不是这些，而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创作背上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包袱，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在其中困惑和挣扎。
当年的上海显然不是现代建筑的发源地和运动中心，但是因为众多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建筑形式和使用需求也是五花八门，加之全球经济、文化和气候等因素的巨大差异，各地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边缘地区”的建筑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而使得现代建筑才不至于失去创造力，僵化为某种稳定的风格样式。上海外滩的经典建筑从专业层面来看几乎没有任何创新之处，更谈不上引领现代建筑运动潮流;但吊诡的是，这些老建筑已经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并且成了上海不可替代的形象代表，从诞生至今产生了强烈而持续的影响。
五、邬达克与他眼中的中国
尽管一开始邬达克是不得已逃亡到中国的，而且他一直不适应上海的气候，但是他在上海前后工作了三十年。他所服务的大多是中国客户，他的员工一半左右是中国人，而且项目的施工建造基本都是由中国人完成的。
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时局变化，关注甚至研究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对中国遭遇的不幸他充满了同情：“如果中国是强大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中国人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当处于高层的人是小偷，年轻人就只能是口头爱国者而无法自我牺牲—所以我们不可能谈论民族主义的发展。多少条人命白白牺牲，苦难深重，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之间。百万富翁容易度日，普通民眾备受煎熬……”
他试图说服他的外甥来中国定居，还鼓励侄子从中国学术世界中找到认同：“你一定知道我多么强调把匈牙利和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教堂来连接将最为成功，就像法国人在中国所做的。这样的文化关联还跟经济要素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们国家可并非不无裨益。因此，你们，牧师，可以成为经济使者……你们知道很多匈牙利语和中国文化所共享的事情吗？中国历史学家认为匈牙利部落是西迁后定居在我们家乡的蒙古部族。很多年前，当第一位匈牙利传教士抵达中国时，中国学者用这样的话欢迎他们：‘你回到了你的故乡。’”
邬达克还撰写了一篇《中国拱桥》的短文，阐释了中国石拱桥的技艺是由本地建造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模仿意大利的传统形式。他在文中写道：“他们勤勤恳恳地遵循‘忠于建造’的原则来发展，从不尝试用没有感觉的装饰来模糊或隐藏结构部分的原则，把装饰降格为第二要素—这些都是对建造者的高度赞誉。作为一名每天都会接触中国实际建造者的建筑师，我深信，相对于理论探索，中国拱桥根本不需要通过外国案例来发展……他们最后一个阶段的发展达到了真正理性的建造和功能化的设计。它们是真正可以称为现代的：用最少的材料、人工和努力实现其目标……今天很多建筑师可以从中学到如何尊重建造，如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现代。” 邬达克对中国人和文化的关爱并没有只停留在思考上，一九三六年慈善机构捐建圣心女子职业学校，他义务为这座学校做了设计。
六、不辞而别，带走的和留下的
一九四七年初，邬达克被软禁，因为他作为匈牙利荣誉领事期间，匈牙利政府追随德日法西斯，这种官方职务在战后自然引起关注。于是，他贿赂官员再次逃亡。为了不引起怀疑，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和朋友在俱乐部聚会，并且让妻子照常和一帮女友打牌。是年二月，他举家离开了上海，乘坐波尔克总统号邮轮前往瑞士。离开时他竟然带走了自家的房門。这是多么令人伤感与唏嘘。人们经常说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而邬达克在漂洋过海的逃亡中却带着自己的“家门”！邬达克的小儿子与母亲晚年生活在加拿大，他在当地建造了一幢与上海番禺路旧居风格相似的别墅，竟然还把父亲从上海带出来的房门安装了上去……
邬达克离开上海时还带走了他的绘图桌，也许是为了纪念，也许还想着重操旧业，只是当他一九四八年到美国后，觉得自己依旧是个外国人，他被这个国家巨大的尺度和奢侈的生活方式震惊到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宏伟，没有一样东西是为个人或为自然设计的……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高度物质化，不过在精神上却不及传统美好的欧洲。”他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和舞台已经远去，直至临终再未设计建成一幢房子。
好在夙愿未了，他如愿以偿参加了梵蒂冈圣彼得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我像只鼹鼠一样手脚并用爬行在石棺之间，最后脑袋撞到了石棺盖上。”他还制作幻灯片，做过题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地下近期发掘”的报告。晚年他回归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中，那是一种生命灿烂绽放后的冲淡与从容，他应该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在他为上海留下的那些建筑中延续。
少年贝聿铭曾经在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打台球，并且痴迷地看着上海国际饭店一层层建造起来，竟然还绘制了一张上海国际饭店的图纸，从此立下了终生从事建筑设计的志向。二○一一年十一月，时隔八十多年后，已经成为国际建筑大师的贝聿铭在给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的信中写道：“邬达克的建筑过去是，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上海城市轮廓线的一抹亮色。”
二○○八年六月，邬达克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上海城市规划管理局与匈牙利驻沪总领事馆举办题为“建筑华彩—邬达克在上海”的展览，许多邬达克的建筑资料和他与家人朋友的来往信件被展出。
二○一○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两国分别各自拍摄了纪念邬达克的纪录片，并在大光明电影院、世博会场馆等处播放。
二○一三年，邬达克在上海番禺路一百二十九号的故居被修缮一新，作为“邬达克纪念馆”再度开放。
二○一八年是邬达克抵沪一百周年、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逝世六十周年，由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市建筑学会主办，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邬达克纪念馆承办的“2018邬达克年”系列活动在沪启动……
二○一九年三月三十日，一场名为“建筑师邬达克：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上海”展览在上海开幕……
二○二○年国庆假期，我到上海参观邬达克设计的代表建筑。没有想到武康大楼让那么多行人为之驻足流连，以致交通堵塞。这幢公寓的设计并没有什么原创性，但是它具有一种超越了时空的魔力，优雅的轮廓和力量感让人怦然心动。我还带小孩在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电影名字叫作《我和我的家乡》……
二○二○年十月八日定稿
参考文献：
《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百年租界建筑解读》，王唯铭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邬达克》，[意]彭切里尼、[匈]切伊迪著，华霞虹、乔争月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向邬达克致敬》，方毓强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类型学视角下的邬达克海派建筑解读》，许桂苹文，《美术大观》杂志2020年第03期。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名瘸腿的匈牙利中尉死里逃生后在上海滩登陆，身无分文的他怀揣着一张假冒的俄国护照，想在这里找份临时的绘图工作，赚钱买一张回家的船票。为了拼写方便，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邬达克”。只是没想到直到一九四七年，他才离开上海，他更没有想到自己先后在上海设计建成了百余幢建筑，其中大光明电影院被称作“远东第一电影院”，上海国际饭店近半个世纪保持着上海乃至中国第一高楼的纪录。如今他设计的项目中有三十二个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建筑或者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我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知道“邬达克”这个名字，但可以肯定是在大学毕业后，这让建筑学科班出身的我很是汗颜。七、八年前读了《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百年租界建筑解读》，算是对他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我不止一次跟人聊起“邬达克”，没有想到不少建筑学专业毕业的朋友也是一脸茫然，我则眉飞色舞地给他们讲这位读大学前就拿了木匠、石匠和泥瓦匠证书的传奇建筑师的故事，其中不乏颠三倒四、以讹传讹的内容。
最近陆续研读了一些关于邬达克的文章和专著，由于作者生活背景和研究方向不同，加上他们获取资料的途径、文笔格调和个人趣味也大不一样，呈现的邬达克可以说是同而不和。一部经典著作可以让人反复阅读，一座经典建筑也是如此，不同的时代中总有一些人会心有灵犀，时空对他们不再是距离与阻隔，而是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和媒介。还是回到原点，到底谁是邬达克呢？
二、邬达克其人
拉斯洛·邬达克（Laszlo Hudec）生于一八九三年，出生地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当时属于奥匈帝国，那是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杂居的一块地方（今属斯洛伐克）。按民族而论，邬达克是匈牙利人。一九一八年，奥匈帝国解体后，斯洛伐克与捷克组成捷克斯洛伐克，以出生地而论，他应该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但在战后流亡途中，他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邬达克的父亲从事建筑设计和工程施工，他十七岁读大学之前一直在协助父亲工作。他在文章里写道：“我与社会的接触得益于我的父亲，实际上从九岁起他就开始让我实践工作。我十三岁时，在三年级考试期间，父亲派我去采石场订购石头，要求在一定价格和条件下签订合同，或者谈判以获取更优惠的条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成这一切，但父亲要我这么做，我就不得不这么做。他把我们抚养长大，让我们不惧怕生活，期望我们做到最好。”尽管邬达克最喜欢的是神学、哲学和考古，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牧师，但是迫于父亲的压力和身为长子的责任，邬达克报考了匈牙利皇家约瑟夫理工大学（今布达佩斯理工大学）的建筑学专业。
邬达克还是个语言学天才，除了母语匈牙利语，大学毕业时已熟练掌握斯洛伐克语、英语和德语，在战场和被俘后又先后学会了波兰语、乌克兰语和俄语。正是这种超群的学习本领才使得他被俘后死里逃生成为可能。邬达克的学习没有止于书本和学校，他工作后多次长途旅行，作了许多建筑速写，拍摄了大量照片。到上海后，邬达克还通过不同渠道订阅欧美的建筑期刊，及时了解和学习世界建筑发展新动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当上海建筑业不再景气时，他又潜心学习匈牙利历史、新教神学和基督教考古学。
大学刚毕业，他就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召入伍，在军队里负责设计修筑工事、绘制地图。因作战有功，获得一枚勋章，后担任指挥连长。一九一六年六月他受伤被俄国哥萨克骑兵俘虏。由于“一战”和俄国局势瞬息万变，他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俄国遣返战俘的火车因交战而受阻，他溜下火车在一个叫希洛克的小镇隐藏下来，谎称自己是一名波兰工程师。由于他主持设计了适合冻土层的桥梁和轨道路基，被委任为主任工程师。他从一个醉汉手里买了一本护照，替换上自己的照片，并且伪造了证明自己身份的若干文件。后来在面临被捷克军团处决的关键时刻，他跳下小火车，冒着呼啸的子弹逃亡到哈尔滨，然后又跑到大连，坐船到了上海。
作为一个国籍不明的外国人，身份的困惑始终缠绕着他。邬达克写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国人或者异乡客，一位‘飞翔的荷兰人’，四处为家却又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或住处。无论何时我回到匈牙利和上匈牙利的家时，我总是为自己竟然那样像一个陌生人而感到震惊。时间隔得越久，差距就越远。” 一九四一年之前，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国籍而伤透脑筋：“我到底是匈牙利人还是斯洛伐克人，我不知道，也不愿意去想。因为我无法把自己撕成两半，就像我的祖国被撕开一样。我将永远是原来的自己，在原来的匈牙利，没有人会问我是匈牙利人还是斯洛伐克人，所以两个都应该是我的祖国。”从出生至一九一八年，他的国籍是奥匈帝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他被俘和逃亡时，持假冒的俄国护照;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一年，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护照（因父亲去世，1921年他回欧洲奔丧时办理了捷克斯洛伐克护照）;一九四一年初他拿到了遣返文件和盼望已久的匈牙利护照，可惜匈牙利于同年六月加入轴心国阵营。“二战”后他还托妹妹在家乡购买土地，结果被匈牙利新政府没收。他于一九四八年定居美国，三年后正式加入美国国籍。
由于国籍的长期不确定，加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都是战败国，使得邬达克的身份终究有些微妙，亦导致其法律保护的缺失。所以，邬达克在上海行事谨慎，与各方人士和组织机构都能很好地沟通合作，亦得到了大量华人客户的信任。加上他的无比勤奋和杰出才华，最后在上海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其实，在那些风云突变的岁月里，他是一个挺身而出的救难者。一九二○年邬达克在上海刚站稳脚跟，就协助逃亡的战俘（邬达克中学老师的两个儿子）顺利抵达上海，继而回家。一九四二年，邬达克被任命为匈牙利驻沪荣誉领事，利用这个身份他冒着被日本法西斯迫害的危险，挺身而出帮助了不少匈牙利犹太人以及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难民。
一九五一年邬达克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时，美国人做过详细调查，厘清了他的政治取向：“充分的证据表明，邬达克先生在担任上海匈牙利领事期间尊重犹太人，并以此公开反对所谓的匈牙利法律，他努力保护所有匈牙利裔的猶太人，哪怕他们并不持有匈牙利护照;正因为他的努力，轴心国的代表对住居在上海的匈牙利人没有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尽管个人冒着风险，他从人们的利益而非为日本所控制的国籍角度出发为其求情;邬达克先生如此行事是受匈牙利宪法精神和人类尊严法的驱使。” 三、作为建筑师的职业生涯
邬达克最为人广知的还是他的建筑师身份。他设计的作品几乎都在上海，项目类型包括住宅、公寓、医院、学校、宾馆、教堂、办公楼、电影院、俱乐部、发电厂、啤酒厂等，而且建筑风格既有西方古典主义的，也有折中主义的，还有艺术装饰风格（Art Deco），当然也有功能主义和具有表现主义的现代风格。从风格形态来说，他设计的建筑可谓一部世界建筑简史，但是他没有设计过现代主义建筑中那种纯正的白色几何体，即使他后期设计的被誉为“前卫现代”的几个作品也是不见棱角的，尤其是大光明电影院和吴同文住宅还运用弧形元素使得建筑柔和舒展而具有未来感。
也许是小时候受父亲的影响，所以他特别重视建造环节，对建筑材料的运用也非常到位。“我讨厌灰色的建筑”—因为他认为建筑色彩和材料的平衡是重中之重，所以他的作品多姿多彩，完全不像同时代建筑大师的作品那样纯粹和具有一脉贯之的特性。与邬达克合作关系密切的普益地产公司在宣传语中写道：“如果有新的需要，在建造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再修改设计呢？”“当然可以，先生。普益地产的建筑师邬达克先生很高兴满足您的任何需要。”你如果对这些说法持怀疑态度，那看看邬达克自己是怎么说的：“有些人想要一座房子，有的想要家具和室内设计，我不过为他们绘制想法罢了。如果客户不高兴，我可以重新再画，一次、两次，甚至一百次都行，但是我不会在施工图上花费太多时间……最关键的不是形式，而是你所用的方法。只有新材料会带来新的形式，而新的任务会催生新的材料和想法，但是住宅建筑永远都是这样：它必须有魅力，而房间必须舒适而亲切。”
邬达克在设计中对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尤为突出。他在一九二五年设计建造的宏恩医院不但充分考虑了上海气候环境对住院病人的影响，还使用了中央空调，这比美国第一幢全空调办公大楼（米拉姆大厦）还早三年。一九三四年建成的上海国际饭店地基系统是从德国进口的，还应用了当时德国研发的特种高强合金钢，使得整个建筑重量减轻了33%，造价节省了20%。国际饭店还设置了高速电梯、弹簧地板，并且十四层餐厅的屋顶可以电动开启，可以让客人在月光下就餐和跳舞。除了设计师身份，邬达克还参与投资开发了诸如辣斐电影院、达华公寓等项目，他对项目的定位和投资回报有着深刻的认识，上海国际饭店的业主因为他的建议将这个项目功能从公寓改成了宾馆，事实证明邬达克的判断和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邬达克是一个精明能干的职业建筑师，但绝不是今天被大家称誉的“国际建筑大师”;我想他一定不会在意自己是不是所谓的“国际大师”，因为他生前对柯布西耶、密斯、赖特等大师的建筑作品颇为了解，旅途中也有实地参观感受，他对赖特的作品评价不高：“觉得赖特总是坚持己见，强迫那些最后实际在建筑里居住的业主们接受他的口味。”
邬达克设计建造的众多建筑中，在我看来最具创造性和魅力的当属大光明电影院，对复杂的场地以及功能流线处理得当，造型刚柔相济。电影院场内共有座位近两千，设有咖啡厅、弹子房、舞厅等，还采用了中央空调系统，并且是亚洲第一座宽银幕和立体声电影院，一九三三年建成就被称作“远东第一电影院”，一九三九年还在全国率先引进了同声翻译耳机设备。
在设计大光明电影院前，邬达克已经设计了两三座电影院，他在一九三一年还发表了一篇《谈谈电影院之建筑》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电影院建筑当下有下列多项之惨败，若外观之不雅，内部装饰之不妥，灯光之不足，声浪之模糊等，此皆因建筑师对于该项工作学识不足之故……电影院事业及其神秘技术乃古时所无，何须伪饰以古典式之威仪。现代既于技术上有惊人之进步，当能产生其时代性建筑样式，即吾人之所谓‘维新派’是也。此为近时生活、建筑及嗜好上剧变至所应得之结果。”文章虽然不长，但是从各方面对电影院建筑进行了深刻阐述，许多观点至今看来仍值得深思。
一九三五年西班牙的建筑杂志是这样评论大光明电影院的：“这家新电影院既不在欧洲，也不在美国，而是在亚洲，在中国。它证明这个国家建造的高水准电影院，可以与欧洲电影院相媲美。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布局和装饰是如此现代，跟欧美的设计并无二致。其外观具有在欧洲随处可见的现代主义痕迹。巨大的水平和垂直元素创造了令人惊讶的几何效果……在我看来，大光明电影院的外表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品位，它在许多国际展览中也时常见到，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幢通过宣传其功能来提高自身公共性的建筑的话—尤其因为它是一个休闲娱乐场所，它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案例。”
一九四九年以后，大光明电影院先后经过了五六次较大改造，二○○八年为适应当下使用需求，斥资一亿二千万元人民币对影院又一次进行了改造修复。翻修一新的電影院功能形成“一大加五小”的放映格局，其中大厅、进厅和休息厅参照当年设计，顶面全部采用24K金箔铺设，进厅和休息厅则全部采用铜质花饰扶手，颇有十里洋场的感觉，修复改造后的电影院运行至今，颇受观众好评。
四、邬达克和他的时代
邬达克的时代正是现代主义建筑迅速崛起的年代，可是邬达克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却回避了这种潮流和趋势。这一点应当如何去理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邬达克立足上海之初，自开埠以来植入上海的欧陆古典和新古典风格已经奠定了一种审美趣味，外滩的经典建筑业已建成大半。而现代建筑即使在欧洲也是方兴未艾，面对横空出世的现代主义，每个地方的反应不大相同，在欧洲这种趋势是内在自发的，而上海这样的城市显然不具有那种原始土壤。但是作为五方杂处的移民（包括大量外国人）城市，上海形成了兼容并包、趋时求新的海派文化精神，这为邬达克及其同时代建筑师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邬达克早年之所以回避采用现代建筑风格，有他的苦衷。他说：“在这里你只能设计传统风格的建筑，因为任何现代的都会被视为德国风格，而那样设计就是自杀。”因为他那个时候才逃亡到上海不久，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战”失败，他还拿着假冒的俄国护照。 从出生年代来算，邬达克和第一代国际建筑大师基本算是同一代人，而且他的出生和求学地都靠近现代建筑的发源地。假如不是因为战争，他一直身处欧洲，将会如何设计？并且如何面对建筑的现代化？他还会像在上海那样“以客户需求为上帝”，将各种传统建筑风格都做遍了，最后才运用具有表现主义的现代建筑手法来设计？现在来看大光明电影院、上海国际饭店和吴同文住宅算是邬达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是将其放在二十世纪现代建筑历史中来看，它们并不会占据什么重要地位，也没有引领什么建筑潮流。时隔百年，我们该怎么来评判邬达克以及他在上海那个时代的建筑设计？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邬达克在克力洋行竞标获取了中西女塾的设计建造资格，因为他的方案采用了符合客户要求的“学院派哥特式”风格。国外的杂志是这样评论这个项目的：“在上海建造这样一个建筑，一个十四世纪风格的建筑……由一位二十世纪的建筑师来操刀。而且这个建筑不仅要被二十世纪的眼光打量，还要由一个生活习惯与西方建筑世界迥然不同的民族来使用，看上去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解决方案之一是改良，但是这么做有损失历史建筑精神的风险。而这个项目特别棘手的是，一座世俗的哥特式建筑的高耸墙体和狭小开口是无法满足上海炎热气候的需要的。”
邬达克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设计建造了极其现代的吴同文住宅后，匈牙利的《空间与形式》杂志是如此评论的：“这栋房子显然是远东和欧美生活方式的一个奇异混合体。它包含中国生活方式所需的一切，从祠堂到几个家庭套房，当然除此之外，它还包含一个酒吧，可以在此开办鸡尾酒会。有些人可能会批评设计师，既然他在中国，为什么不采用‘中国传统样式’来建造，而是采用了欧洲特有条件下的独特样式。然而，这样的批评只不过反映了欧洲人无益的浪漫主义思想。那些这样想的人未能看到，今天的东方人有多么渴望西方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坚持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能要么全旧，要么全新，新旧都有其价值所在。因此，一种独特的中西融合得以形成，这种形式之美是有据可循的，就像中国女人，尽管思维和习惯已经非常欧化，但还是受到中国古典服饰审美的独特吸引，通过拥抱西方时尚，这种审美今天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复兴，并且创造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摩登样式。在我们同胞的作品中，同样的情绪和努力吸引着我们，我们相信他们完全抓住了今日中国人之所需，因此可以非常完美地满足客户的愿望。为客户的需求寻找一种空间和艺术形式，以最好地表达其个性，这就是对建筑师的最终召唤，或者说是其使命的更高境界。”邬达克显然很认可这些观点，他在给杂志主编的信中写道：“您对于我及我的作品洞察如此之深，简明扼要，极尽赞美之词，对当地的情况描述到位，令我对您满怀真挚的敬意。”
旁观者清。这两篇针对邬达克不同时期作品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并且对东西方建筑文化与新旧生活方式的碰撞与融合有着深刻的认识。其实邬达克不仅仅关注着建筑风格的变化和运用，他对建筑所处地域的气候环境特别敏感，另外他在上海工作伊始一直对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和新材料应用保持积极大胆的尝试和运用，他认为这种与建筑风格貌似无关的新的设备、技术和材料其实更从本质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进步与精神，也从内及外地影响着建筑的风貌和品质，最终将为建筑打上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五十多位中国建筑师在国内从事建筑设计，其中大半是留洋归国的。如果仅从对城市建设贡献层面来说，邬达克远在他们之上。是这些华人建筑师技不如人，还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实际原因都不是这些，而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创作背上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包袱，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在其中困惑和挣扎。
当年的上海显然不是现代建筑的发源地和运动中心，但是因为众多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建筑形式和使用需求也是五花八门，加之全球经济、文化和气候等因素的巨大差异，各地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边缘地区”的建筑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而使得现代建筑才不至于失去创造力，僵化为某种稳定的风格样式。上海外滩的经典建筑从专业层面来看几乎没有任何创新之处，更谈不上引领现代建筑运动潮流;但吊诡的是，这些老建筑已经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并且成了上海不可替代的形象代表，从诞生至今产生了强烈而持续的影响。
五、邬达克与他眼中的中国
尽管一开始邬达克是不得已逃亡到中国的，而且他一直不适应上海的气候，但是他在上海前后工作了三十年。他所服务的大多是中国客户，他的员工一半左右是中国人，而且项目的施工建造基本都是由中国人完成的。
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时局变化，关注甚至研究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对中国遭遇的不幸他充满了同情：“如果中国是强大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中国人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当处于高层的人是小偷，年轻人就只能是口头爱国者而无法自我牺牲—所以我们不可能谈论民族主义的发展。多少条人命白白牺牲，苦难深重，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之间。百万富翁容易度日，普通民眾备受煎熬……”
他试图说服他的外甥来中国定居，还鼓励侄子从中国学术世界中找到认同：“你一定知道我多么强调把匈牙利和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教堂来连接将最为成功，就像法国人在中国所做的。这样的文化关联还跟经济要素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们国家可并非不无裨益。因此，你们，牧师，可以成为经济使者……你们知道很多匈牙利语和中国文化所共享的事情吗？中国历史学家认为匈牙利部落是西迁后定居在我们家乡的蒙古部族。很多年前，当第一位匈牙利传教士抵达中国时，中国学者用这样的话欢迎他们：‘你回到了你的故乡。’”
邬达克还撰写了一篇《中国拱桥》的短文，阐释了中国石拱桥的技艺是由本地建造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模仿意大利的传统形式。他在文中写道：“他们勤勤恳恳地遵循‘忠于建造’的原则来发展，从不尝试用没有感觉的装饰来模糊或隐藏结构部分的原则，把装饰降格为第二要素—这些都是对建造者的高度赞誉。作为一名每天都会接触中国实际建造者的建筑师，我深信，相对于理论探索，中国拱桥根本不需要通过外国案例来发展……他们最后一个阶段的发展达到了真正理性的建造和功能化的设计。它们是真正可以称为现代的：用最少的材料、人工和努力实现其目标……今天很多建筑师可以从中学到如何尊重建造，如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现代。” 邬达克对中国人和文化的关爱并没有只停留在思考上，一九三六年慈善机构捐建圣心女子职业学校，他义务为这座学校做了设计。
六、不辞而别，带走的和留下的
一九四七年初，邬达克被软禁，因为他作为匈牙利荣誉领事期间，匈牙利政府追随德日法西斯，这种官方职务在战后自然引起关注。于是，他贿赂官员再次逃亡。为了不引起怀疑，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和朋友在俱乐部聚会，并且让妻子照常和一帮女友打牌。是年二月，他举家离开了上海，乘坐波尔克总统号邮轮前往瑞士。离开时他竟然带走了自家的房門。这是多么令人伤感与唏嘘。人们经常说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而邬达克在漂洋过海的逃亡中却带着自己的“家门”！邬达克的小儿子与母亲晚年生活在加拿大，他在当地建造了一幢与上海番禺路旧居风格相似的别墅，竟然还把父亲从上海带出来的房门安装了上去……
邬达克离开上海时还带走了他的绘图桌，也许是为了纪念，也许还想着重操旧业，只是当他一九四八年到美国后，觉得自己依旧是个外国人，他被这个国家巨大的尺度和奢侈的生活方式震惊到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宏伟，没有一样东西是为个人或为自然设计的……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高度物质化，不过在精神上却不及传统美好的欧洲。”他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和舞台已经远去，直至临终再未设计建成一幢房子。
好在夙愿未了，他如愿以偿参加了梵蒂冈圣彼得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我像只鼹鼠一样手脚并用爬行在石棺之间，最后脑袋撞到了石棺盖上。”他还制作幻灯片，做过题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地下近期发掘”的报告。晚年他回归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中，那是一种生命灿烂绽放后的冲淡与从容，他应该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在他为上海留下的那些建筑中延续。
少年贝聿铭曾经在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打台球，并且痴迷地看着上海国际饭店一层层建造起来，竟然还绘制了一张上海国际饭店的图纸，从此立下了终生从事建筑设计的志向。二○一一年十一月，时隔八十多年后，已经成为国际建筑大师的贝聿铭在给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的信中写道：“邬达克的建筑过去是，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上海城市轮廓线的一抹亮色。”
二○○八年六月，邬达克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上海城市规划管理局与匈牙利驻沪总领事馆举办题为“建筑华彩—邬达克在上海”的展览，许多邬达克的建筑资料和他与家人朋友的来往信件被展出。
二○一○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两国分别各自拍摄了纪念邬达克的纪录片，并在大光明电影院、世博会场馆等处播放。
二○一三年，邬达克在上海番禺路一百二十九号的故居被修缮一新，作为“邬达克纪念馆”再度开放。
二○一八年是邬达克抵沪一百周年、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逝世六十周年，由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市建筑学会主办，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邬达克纪念馆承办的“2018邬达克年”系列活动在沪启动……
二○一九年三月三十日，一场名为“建筑师邬达克：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上海”展览在上海开幕……
二○二○年国庆假期，我到上海参观邬达克设计的代表建筑。没有想到武康大楼让那么多行人为之驻足流连，以致交通堵塞。这幢公寓的设计并没有什么原创性，但是它具有一种超越了时空的魔力，优雅的轮廓和力量感让人怦然心动。我还带小孩在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电影名字叫作《我和我的家乡》……
二○二○年十月八日定稿
参考文献：
《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百年租界建筑解读》，王唯铭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邬达克》，[意]彭切里尼、[匈]切伊迪著，华霞虹、乔争月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向邬达克致敬》，方毓强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类型学视角下的邬达克海派建筑解读》，许桂苹文，《美术大观》杂志2020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