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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纳丁·戈迪默的小说《新生》聚焦于全球化背景下南非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后种族隔离时代重获新生的故事。本文以文學伦理学为视角，解读《新生》中两位女主人公的伦理困境和伦理觉醒。通过分析她们主体性的获得和对家庭、民族身份以及个体历史责任的追索，彰显戈迪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和建设南非新家园的渴盼。
关键词：《新生》 戈迪默 文学伦理学
引言
纳丁·戈迪默是南非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聚焦于南非种族政治的血光泪影和黑人白人之间的情爱纠葛，艺术地为南非书写出一系列爱恨沧桑的“人民内史”。进入20世纪后，戈迪默的创作在主题的政治性上不那么凌厉了，视野更多投向了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对政治斗争这样的宏大命题施以浓墨重彩，而是举重若轻、心平气和地讲述普通人的伦理困境和伦理觉醒。这种微言大义反倒更能提醒读者去反思，呈现了强烈的公共色彩与参与意识。
2005年，82岁高龄的戈迪默出版了她的第十四部小说《新生》（Get A Life）。小说叙写了全球化背景下南非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后种族隔离时代重获新生的故事。主人公保罗·班纳曼是一名35岁的白人生态学家，因为甲状腺癌术后放疗使身体带了辐射性，不得不暂时隔离等待放射性的衰减。疾病和随之而来的十六天的隔离生活给保罗一个重新反思和认识自我的机会，也让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碧瑞尼斯和母亲琳德赛对自我主体性、家庭和民族身份以及个体历史责任进行追索。最终，碧瑞尼斯和琳德赛对自己的困境和对他者的责任有了清晰的认知，经历了从压抑“他者”到尊重“他者”的转变，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伦理觉醒。
一、伦理困境
在文学伦理批评学中，伦理困境指的是文学文本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伦理混乱，指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困境。a
《新生》的主人公保罗是一位致力于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学家。小说中，南非政府和企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肆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进行会造成核污染的卵石床核试验，摧毁植被来建造堤坝，驱赶土著居民和野生动物来建造高速公路。面对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保罗多年致力的环保事业充满危机，困难重重。极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在35岁的时候，不幸罹患甲状腺癌，这种病被视为“上帝的愤怒”和文明社会的“现代病”。b保护生态的专家遭受了大自然的惩罚，成为人类破坏环境的替罪羊，这无疑是对世人深层的警示。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保罗不得不借助他痛恨的科学手段——核辐射来进行放疗。致力于挫败政府卵石床核反应堆计划的保罗，自己本身成为一个可怕的辐射源，给环境和他人带来了核辐射的威胁。人类与自然、科学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以极端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保罗的妻子碧瑞尼斯是南非一家知名广告公司的高管，其客户大多是靠砍伐原始丛林牟利的企业财团。为了迎合客户，她不惜以环境为代价设计出令客户满意的方案。隔离期间，保罗夫妇震惊地意识到，尽管他们依然彼此相爱，但是事业上南辕北辙的趋向和价值观已经造成了婚姻的裂痕，“睡在同一张床上，却并不处在同样的思想原则基础上”c。在某种意义上， 碧瑞尼斯成了保罗患病和环境破坏的帮凶。她意识到丈夫对自己的疏离，以及由于自身所造成的对家庭伦理关系的破坏，因此陷入了伦理困境。
保罗的父亲班纳曼酷爱考古，但为完成妻子琳德赛成为一名好律师的理想，他牺牲了自己的梦想，走上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从商之路。琳德赛崇尚“性自由”和“偶然之爱”，曾经有过一段为期四年的婚外情。对于破坏婚姻契约精神和家庭伦理关系的不忠行为，戈迪默没有对此进行污名化乃至妖魔化叙事，也没有以简单僵化的道德标准进行评判和谴责，而是以复杂的眼光审视并理解其中渗透的真情、困惑、迷惘和罪愆体验。即便沉溺于婚外恋的激情之中，琳德赛还是摆脱不了违背婚姻和家庭伦理道德所导致的罪恶感。在陪伴儿子保罗共同战胜病魔之后，琳德赛陪同班纳曼到墨西哥旅行，追寻他多年的考古梦。途中琳德赛由于工作需要提前返回了南非，留下丈夫继续他的墨西哥之旅。出人意料的是，班纳曼数月后写信回来，告知家人他选择和妻子离婚，选择和此次旅行的女导游生活在一起，并最终客死他乡。丈夫的移情别恋和自己曾经的不忠行为进一步加深了琳德赛的痛苦和内疚。
西方社会对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过度强调导致了自由的泛滥和极端化。个体过度张扬自我意识，其对家庭伦理道德和责任的疏忽、逃避和推卸，都会引发对他人权利和权益的侵害，导致社会伦理关系的失衡和破坏，乃至造成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崩塌。小说的两位女主人公碧瑞尼斯和琳德赛也因此陷入内心挣扎和自我谴责的伦理困境。
二、伦理觉醒
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认为，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真正的伦理时刻在于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且优先于所有认识论的联系、知识和概念之前。他把伦理观解释为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即他者质疑主体或自我，并要求自我对其承担道德责任。列维纳斯坚持他者的生存权比自我的生存权更加重要，因此，自我必须始终为他者思考和行动。d在戈迪默笔下，碧瑞尼斯和琳德赛经过痛苦的反思和主动弥补过错，承担起了自我对他者的责任，经历了从忽略、压制他者到尊重他者的转变，实现了伦理觉醒。她们从伦理觉醒中的道德升华与列维纳斯在自我和他者理论的哲学思想相契合。
保罗的病将碧瑞尼斯从物质、利益、贪欲驱使下的价值观中惊醒，开始反思自己的存在状态，追索存在的根基。她意识到丈夫和家庭对自我的重要性，也开始反省自己的工作对环境和生态带来的破坏。可以说，保罗的病，是对她伦理责任的唤醒，对这种责任的承担使她获得了一部分自我。保罗病愈后不久她怀孕了。尽管担心核辐射将经过保罗和她自己而影响胎儿的健康，但她决定直面现实，承担可能的后果，因为她坚信，孕育一个健康的生命无疑宣告了自己的重生和夫妻之间的和解，“开启了生存的新模式”e。新生命的孕育，使碧瑞尼斯进一步成为与世界具有更多实质性关联的历史性的主体。碧瑞尼斯通过伦理觉醒完成了心灵洗涤和情感皈依的双重转换，对自我、对他者的责任有了新的伦理理解，她和丈夫之间一度紧张的伦理关系得到了缓和，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变成了对他者和环境的担当。这也让她找到了生存的意义，成为有责任心的伦理的“我”。 琳德赛在得知丈夫离婚的决定时，经过短暂的反思和痛苦，决定选择独自承受惩罚。在她看来，丈夫的移情别恋和猝然离世是对自己当年出轨行为的报复和惩罚。因为“过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解决一切”f。她收养了一位曾在幼儿时期遭到强奸并身患艾滋病的黑人女孩，与这个在心灵和肉体上都遭受了巨大创伤的孩子建立起了家庭伦理关系。在列维纳斯的主体概念中，主體性在个人面对他者之死的责任中实现。死亡的模式揭示了丧亲之痛与身份的辩证关系，责任是构成主体身份的重要因素。主体性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固有身份，而是来自对于他者性的吸收。新的母亲角色赋予了琳德赛新的活力和生命，也释放了她多年的内疚和自责。她把所有的爱倾注到了这个黑人弃婴身上，建立了新的精神寄托，实现了对逝去亲人的生命延续。在重建家庭伦理关系的过程中，她以无私的爱的行动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完成了自我救赎。建立与受到伤害的黑人女孩的关系，既是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建和家族谱系的延伸，也是琳德赛对于自身种族责任的历史性的承担。经历了种族隔离历史的白人中产阶级，收养被边缘化、被人类恶意摧残的黑人女孩，象征着白人对黑人的赎罪，也彰显了戈迪默对种族扭曲失衡的存在状态的纠正和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
结语
小说中两位女性在面对家庭变故和时代冲击的时候，历经痛苦，逐渐走出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摆脱了历史虚无感，一步步构筑起存在的根基，实现了以尊重他者为前提的伦理共处，成为拥有个人历史意识与民族身份意识、懂得爱与相处的成熟的人。本文以列维纳斯的理论对《新生》进行解读，揭示了戈迪默所要传达的伦理信息：当自我对他者表现出无条件的尊重，并勇于对他者承担伦理责任的时候，美好的新南非与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
a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58页。
bce Gordimer， Nadine. Get A Life.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2005年版，第3页，第31页，第92页。
d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版，第128页。
f 德斯蒙德 ·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江红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版，第31页。
作 者： 沈艳燕，湖州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南非英语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新生》 戈迪默 文学伦理学
引言
纳丁·戈迪默是南非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聚焦于南非种族政治的血光泪影和黑人白人之间的情爱纠葛，艺术地为南非书写出一系列爱恨沧桑的“人民内史”。进入20世纪后，戈迪默的创作在主题的政治性上不那么凌厉了，视野更多投向了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对政治斗争这样的宏大命题施以浓墨重彩，而是举重若轻、心平气和地讲述普通人的伦理困境和伦理觉醒。这种微言大义反倒更能提醒读者去反思，呈现了强烈的公共色彩与参与意识。
2005年，82岁高龄的戈迪默出版了她的第十四部小说《新生》（Get A Life）。小说叙写了全球化背景下南非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后种族隔离时代重获新生的故事。主人公保罗·班纳曼是一名35岁的白人生态学家，因为甲状腺癌术后放疗使身体带了辐射性，不得不暂时隔离等待放射性的衰减。疾病和随之而来的十六天的隔离生活给保罗一个重新反思和认识自我的机会，也让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碧瑞尼斯和母亲琳德赛对自我主体性、家庭和民族身份以及个体历史责任进行追索。最终，碧瑞尼斯和琳德赛对自己的困境和对他者的责任有了清晰的认知，经历了从压抑“他者”到尊重“他者”的转变，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伦理觉醒。
一、伦理困境
在文学伦理批评学中，伦理困境指的是文学文本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伦理混乱，指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困境。a
《新生》的主人公保罗是一位致力于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学家。小说中，南非政府和企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肆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进行会造成核污染的卵石床核试验，摧毁植被来建造堤坝，驱赶土著居民和野生动物来建造高速公路。面对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保罗多年致力的环保事业充满危机，困难重重。极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在35岁的时候，不幸罹患甲状腺癌，这种病被视为“上帝的愤怒”和文明社会的“现代病”。b保护生态的专家遭受了大自然的惩罚，成为人类破坏环境的替罪羊，这无疑是对世人深层的警示。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保罗不得不借助他痛恨的科学手段——核辐射来进行放疗。致力于挫败政府卵石床核反应堆计划的保罗，自己本身成为一个可怕的辐射源，给环境和他人带来了核辐射的威胁。人类与自然、科学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以极端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保罗的妻子碧瑞尼斯是南非一家知名广告公司的高管，其客户大多是靠砍伐原始丛林牟利的企业财团。为了迎合客户，她不惜以环境为代价设计出令客户满意的方案。隔离期间，保罗夫妇震惊地意识到，尽管他们依然彼此相爱，但是事业上南辕北辙的趋向和价值观已经造成了婚姻的裂痕，“睡在同一张床上，却并不处在同样的思想原则基础上”c。在某种意义上， 碧瑞尼斯成了保罗患病和环境破坏的帮凶。她意识到丈夫对自己的疏离，以及由于自身所造成的对家庭伦理关系的破坏，因此陷入了伦理困境。
保罗的父亲班纳曼酷爱考古，但为完成妻子琳德赛成为一名好律师的理想，他牺牲了自己的梦想，走上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从商之路。琳德赛崇尚“性自由”和“偶然之爱”，曾经有过一段为期四年的婚外情。对于破坏婚姻契约精神和家庭伦理关系的不忠行为，戈迪默没有对此进行污名化乃至妖魔化叙事，也没有以简单僵化的道德标准进行评判和谴责，而是以复杂的眼光审视并理解其中渗透的真情、困惑、迷惘和罪愆体验。即便沉溺于婚外恋的激情之中，琳德赛还是摆脱不了违背婚姻和家庭伦理道德所导致的罪恶感。在陪伴儿子保罗共同战胜病魔之后，琳德赛陪同班纳曼到墨西哥旅行，追寻他多年的考古梦。途中琳德赛由于工作需要提前返回了南非，留下丈夫继续他的墨西哥之旅。出人意料的是，班纳曼数月后写信回来，告知家人他选择和妻子离婚，选择和此次旅行的女导游生活在一起，并最终客死他乡。丈夫的移情别恋和自己曾经的不忠行为进一步加深了琳德赛的痛苦和内疚。
西方社会对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过度强调导致了自由的泛滥和极端化。个体过度张扬自我意识，其对家庭伦理道德和责任的疏忽、逃避和推卸，都会引发对他人权利和权益的侵害，导致社会伦理关系的失衡和破坏，乃至造成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崩塌。小说的两位女主人公碧瑞尼斯和琳德赛也因此陷入内心挣扎和自我谴责的伦理困境。
二、伦理觉醒
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认为，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真正的伦理时刻在于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且优先于所有认识论的联系、知识和概念之前。他把伦理观解释为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即他者质疑主体或自我，并要求自我对其承担道德责任。列维纳斯坚持他者的生存权比自我的生存权更加重要，因此，自我必须始终为他者思考和行动。d在戈迪默笔下，碧瑞尼斯和琳德赛经过痛苦的反思和主动弥补过错，承担起了自我对他者的责任，经历了从忽略、压制他者到尊重他者的转变，实现了伦理觉醒。她们从伦理觉醒中的道德升华与列维纳斯在自我和他者理论的哲学思想相契合。
保罗的病将碧瑞尼斯从物质、利益、贪欲驱使下的价值观中惊醒，开始反思自己的存在状态，追索存在的根基。她意识到丈夫和家庭对自我的重要性，也开始反省自己的工作对环境和生态带来的破坏。可以说，保罗的病，是对她伦理责任的唤醒，对这种责任的承担使她获得了一部分自我。保罗病愈后不久她怀孕了。尽管担心核辐射将经过保罗和她自己而影响胎儿的健康，但她决定直面现实，承担可能的后果，因为她坚信，孕育一个健康的生命无疑宣告了自己的重生和夫妻之间的和解，“开启了生存的新模式”e。新生命的孕育，使碧瑞尼斯进一步成为与世界具有更多实质性关联的历史性的主体。碧瑞尼斯通过伦理觉醒完成了心灵洗涤和情感皈依的双重转换，对自我、对他者的责任有了新的伦理理解，她和丈夫之间一度紧张的伦理关系得到了缓和，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变成了对他者和环境的担当。这也让她找到了生存的意义，成为有责任心的伦理的“我”。 琳德赛在得知丈夫离婚的决定时，经过短暂的反思和痛苦，决定选择独自承受惩罚。在她看来，丈夫的移情别恋和猝然离世是对自己当年出轨行为的报复和惩罚。因为“过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解决一切”f。她收养了一位曾在幼儿时期遭到强奸并身患艾滋病的黑人女孩，与这个在心灵和肉体上都遭受了巨大创伤的孩子建立起了家庭伦理关系。在列维纳斯的主体概念中，主體性在个人面对他者之死的责任中实现。死亡的模式揭示了丧亲之痛与身份的辩证关系，责任是构成主体身份的重要因素。主体性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固有身份，而是来自对于他者性的吸收。新的母亲角色赋予了琳德赛新的活力和生命，也释放了她多年的内疚和自责。她把所有的爱倾注到了这个黑人弃婴身上，建立了新的精神寄托，实现了对逝去亲人的生命延续。在重建家庭伦理关系的过程中，她以无私的爱的行动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完成了自我救赎。建立与受到伤害的黑人女孩的关系，既是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建和家族谱系的延伸，也是琳德赛对于自身种族责任的历史性的承担。经历了种族隔离历史的白人中产阶级，收养被边缘化、被人类恶意摧残的黑人女孩，象征着白人对黑人的赎罪，也彰显了戈迪默对种族扭曲失衡的存在状态的纠正和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
结语
小说中两位女性在面对家庭变故和时代冲击的时候，历经痛苦，逐渐走出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摆脱了历史虚无感，一步步构筑起存在的根基，实现了以尊重他者为前提的伦理共处，成为拥有个人历史意识与民族身份意识、懂得爱与相处的成熟的人。本文以列维纳斯的理论对《新生》进行解读，揭示了戈迪默所要传达的伦理信息：当自我对他者表现出无条件的尊重，并勇于对他者承担伦理责任的时候，美好的新南非与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
a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58页。
bce Gordimer， Nadine. Get A Life.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2005年版，第3页，第31页，第92页。
d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版，第128页。
f 德斯蒙德 ·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江红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版，第31页。
作 者： 沈艳燕，湖州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南非英语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