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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能源安全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由于国内环境治理制约能源消费增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能源低碳发展，环境容量已成为制约我国能源安全的重大问题；二是由于国际能源技术和经济竞争加剧，能源技术水平已成为重要的能源安全保障因素和经济竞争力，我国必须要加快能源技术创新；三是由于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增速仍然过快和煤炭占比过高、消费结构不合理，油气对外依存度大，非化石能源近中期占比仍十分有限，我国的能源消费现忧不可持续，严重影响能源安全。
面对以上新形势，我们必须树立包括能源供给安全、能源环境与生态安全、能源科技安全和能源经济安全的新型能源安全观，加强能源安全保障。
一是树立以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的能源供给安全观。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必须由单纯增加供应，转向由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制约提供保障的观念，把抑制不合理需求提升到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
二是树立能源环境与生态安全观。要由片面强调保供，转向只能在生态环境治理前提下提高能源服务水平。把解决能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三是树立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能源科技安全和能源经济安全观。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优势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成本，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我国长远能源安全观应基于能源科技创新和产业的振兴，基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基于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牢固树立开放的有竞争力的能源安全观。
建设全面的能源安全保障，要经过长期努力，近期需要把能源环境安全放到更重要的地位，着重解决能源清洁化问题，保证合理的能源需求增长。同时也要加快能源技术研发创新，为中远期的能源技术革命，和实现绿色低碳化发展做好准备。中远期要通过能源的需求合理化，供应的科学化、多元化、洁净化、低碳化，实现我国可持续的能源安全保障。
要重视体制机制改革对建设全面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作用。必须树立从消费到供应的整体能源系统优化概念，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打破只顾局部利益最大化、忽视整体优化的障碍。要用有力的改革推动能源安全。具体对策建议和量化目标如下：
一是强化节能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将2015年的能源消费切实控制在40亿吨以内，2017年煤炭消费占比控制在65%或以下，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5亿吨之内。
引导能源合理消费，提高能源效率，加强节能降耗，限制能源消费过快增长是我国全面实现能源安全的基础。重点控制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总量，切实降低煤炭消费比例。通过节能和加快天然气与非煤能源发展，力争煤炭消费总量基本不增加。若将2017年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总量调控到64%，实现此目标，必须适度控制石油消费增幅，比重降低到16.5%；增加非化石能源比重，比重提高到11.5%；增加天然气比重，比重达到8.0%。
二是大力推进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清洁高效的开发和利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煤炭仍将是中国能源的主体，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基本要求。治理大气污染，更需要解决煤炭清洁利用问题。
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战略的三大核心目标是清洁、高效、可持续。到2030年，清洁的目标为，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排放量均比2010年降低50%左右；高效目标的平均供电煤耗和煤炭系统效率分别达到310克标煤/度和52%；可持续目标包括消费量控制、开发量控制、科学产能比重，分别要控制在40亿吨、38亿吨以内和85%以上。
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举措是：“科技驱动、科学开发、全面提质、输运优化、先进发电、转化升级、节能降耗”。通过实施七项举措，推进实现煤炭开发利用领域的七大转变：煤炭发展由要素驱动为主向科技驱动方式转变；是煤炭开发由以需定产向科学开发方式转变；煤炭由粗放供给向提质后对口配送方式转变；煤炭输运由单一输煤向输煤输电并举转变；燃煤发电由局部领先向整体节能环保转变；煤化工由低效高污染向高效清洁发展转变；高耗能行业节煤由单一技术向结构、技术、管理集约转变。
三是切实提高天然气消费比例。
在继续加大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的同时，要进一步提升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的战略地位，积极推动致密气、煤层气、页岩气和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力争2020年和2030年前三者分别达到800、500、200亿立方米和1200、900、1000亿立方米的产量，天然气水合物分别进行试验性开采和商业化开发。2020年使国产天然气总产量达到2500亿—3000亿立方米，加大国外天然气引进力度，消费量达到4000亿立方米，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2%以上。2030年国产气达到4000亿—4500亿立方米，消费量达到5500亿—6000亿立方米。
四是把新能源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作为我国能源安全的长期战略要点。从科技、政策、体制等几方面推进可再生能源（含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垃圾资源化利用、地热、海洋能）和核电等非化石能源的稳步发展，显著增加它们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占领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制高点，这是我国能源长远竞争力的核心，也是保证我国能源安全的长远大计。应确保非化石能源2020年占比大于15%，力争2030年大于25%。
加快水电开发，水电是优质可再生能源，我国还有2亿多万千瓦的水电可以开发利用。水电开发宜早不宜晚，早开发早见效。水电开发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低于煤炭等化石能源，在开发中可以同步解决。移民问题可以用水电的效益妥善解决。
“核电安全，人命关天”，将“战略必争、确保安全、稳步高效”确立为我国核电发展的战略方针，稳步地发展规模核电。2020年运行容量将达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2030年达到1.5亿—2亿千瓦，占总发电量的10%以上；快堆技术逐步商用推广，建立核燃料闭式循环；2050年达到3.5亿—4亿千瓦装机，占总发电量的20%。
五是引导石油合理消费，抑制石油进口过快增长。石油供给仍然是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抑制石油消费过快增长，防止石油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提高能源安全度的重要一环。本世纪以来，我国石油消费保持快速增长。石油（原油及成品油）的净进口量超过3亿吨。国内石油资源赋存条件差，石油2亿吨左右产量已经进入峰值区，主要依靠进口满足消费增加。保障石油供应须以引导合理消费为前提，我国目前汽车年制造和销售均超过2000万辆，已经远远高于美国高潮时期产销量，而汽车产能还在高速扩张，应加强对汽车产业政策的引导。同时多渠道解决供应问题，包括替代石油。若维持石油60%左右的依存度，必须要有替代，醇醚燃料、先进的煤、生物质制得的液体燃料均可替代。
六是建立开放式能源安全体系，拓宽国内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积极进口石油、天然气、金属铀、电力和其他能源资源等，保障供给和增加战略储备，是我国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要素。要继续实行能源走出去战略，增加国际能源供给能力，提高我国能源投资优化程度，改善投资效益，加强能源经济实力。
面对以上新形势，我们必须树立包括能源供给安全、能源环境与生态安全、能源科技安全和能源经济安全的新型能源安全观，加强能源安全保障。
一是树立以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的能源供给安全观。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必须由单纯增加供应，转向由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制约提供保障的观念，把抑制不合理需求提升到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
二是树立能源环境与生态安全观。要由片面强调保供，转向只能在生态环境治理前提下提高能源服务水平。把解决能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三是树立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能源科技安全和能源经济安全观。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优势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成本，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我国长远能源安全观应基于能源科技创新和产业的振兴，基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基于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牢固树立开放的有竞争力的能源安全观。
建设全面的能源安全保障，要经过长期努力，近期需要把能源环境安全放到更重要的地位，着重解决能源清洁化问题，保证合理的能源需求增长。同时也要加快能源技术研发创新，为中远期的能源技术革命，和实现绿色低碳化发展做好准备。中远期要通过能源的需求合理化，供应的科学化、多元化、洁净化、低碳化，实现我国可持续的能源安全保障。
要重视体制机制改革对建设全面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作用。必须树立从消费到供应的整体能源系统优化概念，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打破只顾局部利益最大化、忽视整体优化的障碍。要用有力的改革推动能源安全。具体对策建议和量化目标如下：
一是强化节能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将2015年的能源消费切实控制在40亿吨以内，2017年煤炭消费占比控制在65%或以下，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5亿吨之内。
引导能源合理消费，提高能源效率，加强节能降耗，限制能源消费过快增长是我国全面实现能源安全的基础。重点控制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总量，切实降低煤炭消费比例。通过节能和加快天然气与非煤能源发展，力争煤炭消费总量基本不增加。若将2017年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总量调控到64%，实现此目标，必须适度控制石油消费增幅，比重降低到16.5%；增加非化石能源比重，比重提高到11.5%；增加天然气比重，比重达到8.0%。
二是大力推进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清洁高效的开发和利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煤炭仍将是中国能源的主体，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基本要求。治理大气污染，更需要解决煤炭清洁利用问题。
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战略的三大核心目标是清洁、高效、可持续。到2030年，清洁的目标为，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排放量均比2010年降低50%左右；高效目标的平均供电煤耗和煤炭系统效率分别达到310克标煤/度和52%；可持续目标包括消费量控制、开发量控制、科学产能比重，分别要控制在40亿吨、38亿吨以内和85%以上。
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举措是：“科技驱动、科学开发、全面提质、输运优化、先进发电、转化升级、节能降耗”。通过实施七项举措，推进实现煤炭开发利用领域的七大转变：煤炭发展由要素驱动为主向科技驱动方式转变；是煤炭开发由以需定产向科学开发方式转变；煤炭由粗放供给向提质后对口配送方式转变；煤炭输运由单一输煤向输煤输电并举转变；燃煤发电由局部领先向整体节能环保转变；煤化工由低效高污染向高效清洁发展转变；高耗能行业节煤由单一技术向结构、技术、管理集约转变。
三是切实提高天然气消费比例。
在继续加大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的同时，要进一步提升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的战略地位，积极推动致密气、煤层气、页岩气和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力争2020年和2030年前三者分别达到800、500、200亿立方米和1200、900、1000亿立方米的产量，天然气水合物分别进行试验性开采和商业化开发。2020年使国产天然气总产量达到2500亿—3000亿立方米，加大国外天然气引进力度，消费量达到4000亿立方米，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2%以上。2030年国产气达到4000亿—4500亿立方米，消费量达到5500亿—6000亿立方米。
四是把新能源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作为我国能源安全的长期战略要点。从科技、政策、体制等几方面推进可再生能源（含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垃圾资源化利用、地热、海洋能）和核电等非化石能源的稳步发展，显著增加它们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占领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制高点，这是我国能源长远竞争力的核心，也是保证我国能源安全的长远大计。应确保非化石能源2020年占比大于15%，力争2030年大于25%。
加快水电开发，水电是优质可再生能源，我国还有2亿多万千瓦的水电可以开发利用。水电开发宜早不宜晚，早开发早见效。水电开发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低于煤炭等化石能源，在开发中可以同步解决。移民问题可以用水电的效益妥善解决。
“核电安全，人命关天”，将“战略必争、确保安全、稳步高效”确立为我国核电发展的战略方针，稳步地发展规模核电。2020年运行容量将达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2030年达到1.5亿—2亿千瓦，占总发电量的10%以上；快堆技术逐步商用推广，建立核燃料闭式循环；2050年达到3.5亿—4亿千瓦装机，占总发电量的20%。
五是引导石油合理消费，抑制石油进口过快增长。石油供给仍然是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抑制石油消费过快增长，防止石油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提高能源安全度的重要一环。本世纪以来，我国石油消费保持快速增长。石油（原油及成品油）的净进口量超过3亿吨。国内石油资源赋存条件差，石油2亿吨左右产量已经进入峰值区，主要依靠进口满足消费增加。保障石油供应须以引导合理消费为前提，我国目前汽车年制造和销售均超过2000万辆，已经远远高于美国高潮时期产销量，而汽车产能还在高速扩张，应加强对汽车产业政策的引导。同时多渠道解决供应问题，包括替代石油。若维持石油60%左右的依存度，必须要有替代，醇醚燃料、先进的煤、生物质制得的液体燃料均可替代。
六是建立开放式能源安全体系，拓宽国内外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积极进口石油、天然气、金属铀、电力和其他能源资源等，保障供给和增加战略储备，是我国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要素。要继续实行能源走出去战略，增加国际能源供给能力，提高我国能源投资优化程度，改善投资效益，加强能源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