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长征之后的又一次长征，这是震惊中外的又一次壮举，这是红色血脉的又一次延续，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次转机。
　　——题记
　　一
　　 1945年的秋说來就来了，黄土高原上一些树木的叶子落了，一些山野的绿草枯了，斑斑驳驳的山峁云雾缥缈，偶尔露出耀眼夺目的阳光，一定会照在密密麻麻的谷子地上，就像初春时融化冰雪一样，这会儿也会融化去一片片的葱绿，山色又恢复了黄蒙蒙的主色调。
　　 淅淅沥沥的雨，足足下了一天，延安的气温着实下降了不少。可是，秋雨丝毫没有让这里的气氛冷淡起来，因为1945年的秋天，抗战胜利了。
　　 这一年是个很特别的年，先是德国法西斯于5月8日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尾声，而远在亚洲的东方战场，也在狂风暴雨中渐渐地进入骤变之前的沉静期。
　　 世界格局发生的骤变，身居偏远山区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积极应对。
　　 早在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紧接着，8月1日，书记处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可是会议没能按时召开，一是因为很多地方选出的代表在赴延安途中，遭受了重重阻碍，有的惨遭不测;二是因为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了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再次中断，直到整风运动基本结束时，召开“七大”的议题才被重新提上政治局的议事日程，这时已经是1944年5月了。
　　 开会的时间一次一次更改，开会的地点也一次一次地更改。中共中央原来选址在陕北的安塞县。1940年5月，主管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曾亲自去安塞做实地考察。他们认为，安塞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召开“七大”的理想之地。可是，这里交通不便、远离延安、生活物资难以供应。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将会址选定在延安的杨家岭。
　　 杨家岭原来有个礼堂，砖木结构，茅草覆顶，能容纳三四百人，可惜一场大火，只留下一片废墟。会址确定后，副秘书长李富春便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在原址上设计新礼堂的建设方案。杨作材接到调他到杨家岭参加修建礼堂的任务后，既感到光荣，又感到压力。从河边回到窑洞，他一连几天没有出屋，全身心地投入到方案设计中。他根据地形和使用要求，向中央领导提出了两个设计方案。一个规模较大，足够开会和全部中央机关人员办公。另一个方案较为实用，只是开会专用的礼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两个方案后，采用了第二个方案，这样，杨作材就在住处开始了设计工作。
　　 1942年春天，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工了，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紧张的施工。中央大礼堂建成后，得到延安人民的一致称赞。这座楼的两端很像机翼，主楼加上天桥又像飞机的机舱，从山岭上俯瞰就像一架飞机，因此又得了个好听的名字“飞机楼”。
　　 1945年4月23日至6 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七大”会期50天，是党的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主席着重指出：“东北四省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伟人的眼光从大西北望向了大东北，此时的东北正在日寇的铁蹄下惨遭蹂躏，民生凋敝、黑云压顶。
　　二
　　 1945年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迅速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
　　 中国军民开展了对日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早已处在解放区的包围中，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独立担负起向日伪军反攻的重任，积极对华北、华中、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进攻。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军队在满洲里、朝鲜半岛北部、南萨哈林和库页岛迅速摧毁了日本军队。在23天的战争中，苏军全歼了日军22个师，日本共损失了67.7万官兵，其中8.4万人被击毙。关东军的全线溃败，打乱了日本将关东军调回本土增援的如意算盘，而日本皇室及政府原本打算一旦东京沦陷，便转移至满洲，这一想法也落空了。
　　 8月9日，美军又出动B-29轰炸机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日本长崎市。长崎市约60%的建筑物被毁，伤亡8.6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7%。
　　 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向日伪军进行广泛进攻。24时，朱德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器。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器。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8月11日8时，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8月11日9时，朱德发布第三号命令：“一、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二、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8月11日10时半，朱德发布第四号命令：“所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
　　 8月11日11时，朱德发布第五号命令：“所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
　　 8月11日12时，朱德发布第六号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 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8月11日18时，朱德发布第七号命令：“要求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敌伪侵占之城镇要塞后，各部队司令员负责实施十项紧急军事管制。”
　　 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延安清凉山新华通讯社突然收到发自路透社、合众社的有关日本向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发出乞降照会的电讯，时任副社长的吴文涛接过电讯稿后，激动万分，直接拨通了居住枣园的毛泽东主席的电话，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
　　 当延安人民从新华广播电台里亲耳听到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整个延安城变成了一片沸腾欢乐的海洋。奔走相告的人群中有来自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陕甘宁边区党校、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延安大学等学校的师生。
　　 1939年4月至11月，范式人任中共福建省工委组织部代理部长。同年7月，任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参与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福建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并任代表团团长。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福建代表团于1940年12月到达延安。范式人先后入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秘书处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3月任中央党校一部第七分部临时党支部书记兼学习小组长。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像许多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一样，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员兼教务科科长杨英杰曾用过很多名字，程玉琦、程奇、张克敏、何进等。杨英杰1912年4月生于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时的地名是奉天新民府大白旗堡。他初中毕业后当过土地登记员、学习书记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英杰赴北平就读于东北中学。1932年，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3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不久，他被派往北京东北军67军特务大队任党支部书记，从事该部队的策反工作。因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叛变，杨英杰被捕入狱，被判15年徒刑。他是狱中党支部成员，与陶铸等同志在南京军人监狱曾多次参加和领导绝食等斗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给敌人以打击。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杨英杰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几经辗转到了延安，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历任马列学院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中央党校延安实习团团长、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员兼教务科科长。他曾带领学员深入延安、延川两县调查研究，总结我党在抗战中如何做好党支部工作的经验，写出《延川县禹居区三乡的阶级关系及人民生活》《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等文章，连续在党中央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并在陕甘宁边区党代会上作为文件印发，对培养干部、加强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是为我党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主要学校。1935年10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5年11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恢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与“中共陕北特委党校”合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 1939年初，中央党校由桥儿沟迁至延安北关小沟坪。十年间中央党校常规班次培训学员9000人左右。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先后创办了近30所干部学校，除中央党校之外，还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陕甘宁边区党校、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延安大学等学校。这些干部学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战时的培养目标，在极其艰苦的办学环境下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红军主力于甘肃会宁会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编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从10月27日起，毛泽东开始在“红大”第一期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每次讲课的前一天晚上，都请学员、干部来谈心，了解情况。他在讲授中，有针对性地系统剖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引用了大量实际事例进行分析，使學员们加深了理解。1937年1月13日，中央由保安迁驻延安，“抗大”驻地距中央所在地凤凰山只有几百米远。第一期学员毕业后，1月21日举行了“抗大”第二期的开学典礼。那时，人们都说“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实际上就是说“红大”改为“抗大”了。
　　 延安大学在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41年7月30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三校合并，命名为延安大学，吴玉章为校长。此次合校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次尝试。抗战初期，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怀着满腔热情和崇高理想，冲破重重封锁，涌向革命圣地延安。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新成立的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大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 　　 “东北沦丧14年，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赵德尊等东北青年归心似箭。
　　 1913年3月，赵德尊出生在辽宁省辽中县一个贫苦的人家。1931年9月18日，正在沈阳上学的赵德尊和同学们在宿舍里突然被隆隆的大炮声惊醒，只见一道道闪亮的火光从日本租界发出，一发发炮弹飞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几十万东北军奉命“绝对不许抵抗”，恭恭敬敬地让出了沈阳。赵德尊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的火“腾”地一下冒出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事儿激起了我抗日的决心，在家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1933年，赵德尊带着对知识、对光明的渴望与向往考入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忧心忡忡的东北流亡青年赵德尊立刻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关注。地下党秘密给他借阅《共产党宣言》等“禁书”，奠定他的革命世界观、人生观，又派人专门给他讲述党的基本知识，使他明白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打日本、救中国。1935年12月9日，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和市学联发动数万名大中院校学生上街游行，到北平市政府门前请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爱国无罪，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一个月内，四次大游行、大示威，赵德尊表现得异常勇敢。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引发了风起云涌的全国学生运动，成为全国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救亡运动。斗争的风雨磨炼了他的意志，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12月，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批准赵德尊为中共正式党员。入党当晚，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大愿得偿，生死以之，抗日救亡此其时！”从此后，他在北平地下党领导下艰苦转战在太行山，先后任晋冀特委组织部长，晋冀豫边区二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和六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他领导根据地建设，率领地方部队和民兵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两年前，赵德尊奉命以七大代表的身份奔赴延安，离别了烽火连天的太行山。“我走了，我还要回来打鬼子！”逶迤的太行山回荡着热血青年豪情万丈的呐喊。
　　 与其他奔赴延安的代表不一样，赵德尊到达延安的第一天就见到了毛泽东。那天，赵德尊他们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他向干部科长王鹤寿递上了介绍信，王鹤寿热情接待了这位来自前线的年轻同志。谈完工作，王鹤寿带赵德尊一道去中央小食堂吃饭，此时，饭厅里已来了不少人。过了不一会儿，一位身材高大、衣着朴素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膝盖上打着大补丁，赵德尊看着这个人挺像报纸上的毛泽东，莫非真是人民领袖毛主席？他正想着，这位中年人径直朝他走来，王鹤寿连忙扯了扯他的衣角：“这是毛主席！”毛泽东上前一把抓住了赵德尊的手，一口浓浓的亲切湘音：“你是新来的同志吧？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呀？”
　　 赵德尊万分激动，颤着声说：“主席好！我叫趙德尊，刚从太行山来。”
　　 “噢，从太行山来，我看你满身征尘像是前线来客嘛，前方情况现在怎么样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
　　 “报告主席，太行山经过开展大生产运动，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军民吃穿都不发愁了。日军的几次‘大扫荡’都被粉碎了，现在部队扩大了，村村有民兵，区区有武装，妇女做军鞋，儿童去站岗，根据地人民都发动起来了，已经是全民皆兵、拼命杀敌，我们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来的时候开了个大会，让侦察员去抓两个日本鬼子来，说到就捉到，鬼子在咱们的大会上出尽了洋相。离抗战胜利的一天不远了！”
　　 “好、好、好！哈哈哈……”毛泽东连声称赞，禁不住爽朗地开怀大笑。
　　 不久，赵德尊作为七大代表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中央党校门前“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赵德尊多次驻足沉思，品味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
　　 1945年4月23日，赵德尊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为东北籍的革命青年，鲁艺的青年教师赵洵并没有喜形于色，她站在自己家的窑洞前，默默地等待丈夫黄一然的回来。赵洵出生于吉林的满族家庭，因祖上是清代世袭二品贡官，家境较为殷实，父亲年轻时曾赴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在吉林一家钱号（银行）任职。
　　 一位大家闺秀，却有着一腔深深的家国情怀。赵洵14岁就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1年，她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入学后便与参加抗日活动的高年级同学任震英相识，由此参加了学生会工作，帮助抄写抗日油印刊物《玫瑰》。1933年，赵洵参加抗日大同盟，加入了学生会剧团，演出《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南归》等话剧，结识了她未来的丈夫黄一然。才华横溢的黄一然原在北平剧联工作，去苏联学习路过哈尔滨，应约担任剧团导演。他借说戏的机会，向演员宣传抗日思想、介绍《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内容。赵洵后来回忆说：“听了他的讲解，好像一扇窗户打开了。”
　　 在从事抗日活动的过程中，赵洵深得组织上的信任，1934年被批准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从此成为一个“不怕死，不怕牺牲”的革命者。她从此不再做公开的群众工作，转做地下交通员，经常出入抗联将领冯仲云等人的住所，奔走于抗联的各个联络点，传递信息。她是富家子女，手头很宽裕，但她生活上力求节省，把省下来的钱，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积极为前线抗联将士筹集药品和生活用品，支援他们与日本鬼子血战。
　　 1935年5月，由于转移文件泄密，党的组织包括工大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赵洵开始转移。父亲让她去法国留学，她坚决拒绝，誓言不离开抗日救国的主战场。1936年，赵洵经北平去上海，在塔斯社的《中国导报》任翻译，上海沦陷后，去晋察冀边区，任晋察冀华北联大教师。1944年春天，赵洵辗转来到延安。
　　 无论是东北，还是华北，同仇敌忾的中国人，都是欣喜万分。
　　 张向凌是河南安阳市人，1938年7月参加革命，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太行出版社发行站长，山西《新华日报》华北版太南办事处副主任、印刷厂指导员、总务科长、机关指导员。当时，张向凌正在中央党校六部二十—支部学习。他和同学们听到新华社的消息后，一下子拥出窑洞，在门前的平地上跳起来，高呼着：“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有的人敲起了铜盆，有的人把帽子抛上高空。因为党校学员在学习的空隙中都从事副业生产，因而他们每个人也都有一点钱，大家倾囊把钱凑在一起，立刻上街买来酒和菜，就在窑洞前的平地上，席地而坐开始会餐。 　　 几口酒落肚，人们更加兴奋起来，草垫子和干树枝被收集到山坡上，点起篝火，唱歌、跳舞，一直狂欢到半夜。
　　三
　　 东北与西北相隔遥远。国民党远在西北、西南，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是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地区，蒋介石及其军队鞭长莫及，对我党抢先进入东北十分有利，出兵占领东北的苏军，此时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之后协商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蔣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当时都集中在西南地区，所以就不得不采取进占华北、抢占东北分两步走的战略，美国政府出于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目的，不甘心让东北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就积极帮助蒋介石先在北平、天津、唐山建立战略基地，用军舰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送精锐部队，于是两党争夺东北的战幕很快就拉开了，一时间国共两党都调兵遣将，争夺冀热辽和东北。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
　　 在中央党校，赵光、张向凌和六部的其他同学们都按捺不住了，他们纷纷给校部和中央组织部写信，以个人和小组名义请求上前线、请求去东北，信很快得到答复，他们的请求被批准。六部的同志大部分只有二十多岁，精力旺盛，而且大多数没有结婚，除被子、几件衣服和几本书外，行装极少。他们把生产中购置的一些工具拿到市场卖掉，买来挎包、麻绳、鞋子及少许药品立即打起背包，很快完成了行军准备。
　　 8月17日，晋绥分局接到了中央电令：所有东北籍及曾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立即集中待命。由延安抽调去东北的干部1200人，一星期后从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
　　 8月20日，中央军委又电告晋绥分局：中央军委决定由陕甘宁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3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5个团由林枫、吕正操率领开赴东北。8月 29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发布《中央关于迅速派兵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命令“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根据这一指示，冀鲁1个团和山东万毅支队四千余人开始向东北进军。
　　 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中央党校、中央机关、陕甘宁边区机关抽调一千多名干部，组成中央干部团，去东北开展工作，并从教导一旅和教导二旅各抽调出一个步兵团，组成东北支队，掩护中央干部团一起进入东北，东北支队司令员为黄永胜，副司令员为李寿轩，张秀山为东北支队的政委兼中央干部团政委。
　　 8月27日，正在绥德的林枫收到了中央转来的东北局电报，发报人是彭真，他请中央急转吕正操、林枫、黄永胜、张秀山和聂荣臻。具体内容是“满洲发展条件甚好，望晋西北、延安、北岳来此干部速赴灵丘。请聂派汽车送古北口或赤峰，坐火车经锦州到此”。
　　 黑龙江望奎人林枫原名郑永孝，1932年11月起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1935年12月复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6年2月起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5月起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秘书。那时林枫39岁，还是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林枫就着手准备去东北的事宜。出发前，刘少奇代表中央同黄永胜等谈话说：“主席去重庆前，已经决定你们去东北，并委托我代表中央同你们讲一讲。国民党接收了东北，我们也要争取东北，你们到了东北，要派一些干部去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开展工人运动，但是，也许要上山打游击，这是从最坏的情况作出的估计，应当有这种思想准备。” 刘少奇一再强调要黄永胜他们想办法一定要进到东北，他说：“中央将随时给你们去电报。”
　　 干部团很快就组建完毕，由张秀山任政委，赵德尊任组织委员，杨英杰任宣传委员。中央党校六部已有几个小分队先期去了华北、华中，一部分有病和带小孩的女同志留下，准备随二梯队出发，其余的人和五部同志编为干部团三大队，张向凌和崔扬都在这个大队，原定9月1日出发，因下了一场大雨改为9月2日，出发地点在东关机场。
　　 东关机场是政治的风向标。早在1936年4月，中共中央就已经和张学良秘密达成停火协议并且展开谈判，为了方便双方的人员往来，张学良命令肤施（延安）的驻军在延河北岸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西安事变后交给红军管理。机场土质跑道凸凹不平，雨雪天气更是泥泞不堪。1944年7月22日，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大卫·包瑞德上校率观察组到延安时，飞机左轮陷入一个墓穴，螺旋桨刮地折断。1944年8月，延安总部决定对旧机场进行扩建。延安及四邻几个县的军民都被动员起来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参加了修建活动。扩建机场跑道时先用大石头在地面上打了很厚的一层底，然后在上面铺上—层60厘米的方石。铺完后又在上面铺了一层20厘米厚的石灰、黏土、细沙，用碾子结结实实地碾了一遍。临行前，党中央在中央党校礼堂召开大会，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作动员报告。他说：“我们到东北能不能站住脚跟，就看我们的工作了，要准备做孙行者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开展斗争。”
　　 9月2日早饭后，东北干部团一千多人陆续来到延安城东飞机场集中。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毛主席兼任校长）和中组部等许多单位的同志都来送行，人群围在队伍周围，互相握手道别。
　　 在欢送的人群中，杨英杰的爱人韩慧芳为自己的丈夫送行。韩慧芳是河北省高邑县人，父母早逝，青年时代追求进步，在河北正定师范求学期间，参与发起组织“朝华社”“黎明读书会”，出版《朝华》《晨曦》等新思潮刊物。1936年10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投身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五省自治和国民党的投降政策，组织爱国学生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韩慧芳同志满怀义愤和进步学生一起奔赴太原。同年8月，报名参加周恩来同志创立和领导的山西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战地宣传团从事演剧宣传和组织民众抗日工作。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战地妇女工作团、动委会组织部工作。1939年“三八”妇女节当选为晋西北妇联常委，任宣传部长。“战地动委会”解散后，组织上决定将她调往延安。1939年12月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10月担任中央党校文化教员，次年6月调中央党校教务处、政治研究室任秘书，收集整理研究党的重要文件和资料。1944年8月调入校务部工作。此间，她认识了杨英杰，二人结为伉俪。 　　 鲁艺的王季愚也来了，她是专程赶来为赵洵送行的。1944年春，赵洵辗转来到延安后，先是分配到鲁艺，与王季愚一起工作，赵洵不仅俄文好，而且普通话说得好，语言生动活泼，深受学员欢迎。王季愚和赵洵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干部团中的王玉是山东人。1932年到苏联学习，1939年回国到了延安，被分配到女子大学当教员、科长，并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经常到毛泽东、朱德、楊尚昆那里听他们讲话。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玉准备到东北去，便找到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王玉对杨尚昆说：“我要去东北。”杨尚昆说：“你去东北谁来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王玉说：“我可以找人。”杨尚昆说：“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人，就让你去东北。”王玉很快找到了接替他的人选，这样他就被批准去东北。来东北之前组织上把王玉编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一部的学员几乎都是中央委员、七大代表等高级干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都给一部讲过课，因为要去东北，王玉和女子大学的彭琮一结了婚，并一起参加了东北干部团。
　　 1941年，章林入延安大学学习，毕业后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工作队副队长、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办公厅秘书。当时，叶剑英同志担任八路军总参谋部的领导工作，黄欧东同志（1947年下半年任黑龙江省副省长）任办公厅主任。8月20日，黄欧东同志和生产处的王处长找章林谈话，让他做好去东北工作的准备，章林感到有些突然。在此之前组织上已准备分配章林去华中工作，他是南方人当然很高兴，现在突然变“南下”为“北上”， 章林是没有想到的，但作为革命战士对组织上的调遣章林只有服从。他当即向领导表示：局势发生根本变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章林爱人赵晓军，当时也在延安大学学习，知道章林要到东北，当即决定中断学业同章林一起北上。就在这时，组织上批准章林同志和赵晓军同志结婚。
　　 婚礼那天，黄欧东主任为他俩题了“共同进步”的字联，同志们送去几块肥皂、床单和被单，拆洗好的被褥就是新娘的嫁妆，没有花轿，没有喇叭，只有同志们在窑洞前平地上聚餐，为他俩祝贺。
　　 出发的队伍中，还有的女同志背着一个长方形类似箱子一样东西，上面蒙着纱布，引起人们的好奇，有人一问才知道，她背的是自己的孩子。
　　 张向凌在回忆这个场面时写道：“这里看不见通常别离时的伤感、叹息，而是一片欢腾。”走的人对留下的人说：“快来，我们在前面给你们号房子。”留下的人说：“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会在前方再见。”
　　 因一大队和二大队住在别的营地，未能准时到达东关机场，干部团出发时间推迟了两小时。
　　 打前站的同志出发了，接着全团也开始行动。张向凌所在的小分队包乾同志一条腿残废，组织上给了他一匹马，其他人就靠两条腿走路。
　　 就要离开延安了，许多人都久久地注视着延河南岸嘉岭山顶的宝塔，注视着延安城巍峨伟岸的城墙，想把它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
　　四
　　 延安通往城东文安驿的路不好走，有些人是第一次步行出征，开始时行军队伍尚整齐，没有掉队的，只是快到宿营地前突然天阴，大雨欲降，不得不加速前进，走到距延安25公里的姚店子附近白家宿营时，队伍已经没有了队形。
　　 黄土高原上的天空，依旧阴沉着一脸别情，还在洒着泪水般的秋雨，庄稼静穆地站立着，仿佛对出征的人们充满了致敬和同情。那蜿蜒崎岖的窄小山路，半尺深的泥泞，在默默地向前延伸，勇士们的足迹也在默默地向前延伸，此时，很多人并不清楚这条路是一条改变中国命运的希望之路，只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很长的里程，更知道前面的坡坡坎坎、沟沟壑壑还很陡很险，需要坚定的信仰和钢铁般的意志去穿越和征服，需要久经考验的长征精神去战胜和跨越，这样才能从西北挺进东北，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分队吃饭时天已经黑了，有些队员在灯下挑水泡，炊事员屋里屋外忙着做饭。由于使用老乡家烧柴火的锅灶做饭，炊事员没有做饭的经验，米饭做得有些不熟。但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吃，同志们没有抱怨，勉强吃下了行军以来的第一餐。晚上十几人睡在一个窑洞里，拥挤不用说了，跳蚤的骚扰使人简直不能入睡。又因大家身上的衣服和铺盖的被子已经被雨打湿，晚上的冷凉简直难以忍受。
　　 第二天清晨，起了大雾。当地谚语说：“早雾一天晴。”确实如此，中午时天晴如镜，行军心情比头一天好多了。四中队出发稍迟些，路经姚店子每个队员补充了一日一顿的行军米，至甘古驿只休息了两个小时，又走了一段路程，傍晚队伍宿营于西青门。
　　 到达该村正值下午一时，行军中又是一身的泥浆和汗水，大家纷纷跳到河里洗澡。老乡们来了，看到风尘仆仆、一脸疲惫的八路军，大家纷纷打听自己熟悉的部队和战士，这是一种牵挂，也是一种惦记。村里的孩子们也走了过来，主动为八路军叔叔们送来青枣子和瓜果。
　　 这就是根据地的人民，大家和八路军打成了一片，成了相互信赖和依托的亲人。
　　 开始几天，干部团每天行军30至40公里，后来增加到五十多公里，有时还急行军达一百多公里。天气经常骤变，队伍有时还要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夜行军。山路崎岖，大雨不止，队伍就是在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季节里，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向东北进发。
　　 延安与东北相隔万重山，干部团要路过陕北、晋西北和晋察冀地区的许多县城和交通要道，有些地方仍然被日伪军占领。他们不肯向八路军投降，拒绝交出其武器，所以，干部团只能绕路走。由于行军条件十分艰苦，每天晚上大家到达宿营地倒头就睡，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整理个人日记。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是干部团三大队四中队三分队的队员崔扬。崔扬1936年考入山东省济南中华新闻学校，1937年10月参加革命，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山东抗日十支队《冲锋日报》主任、《抗战日报》编辑、《冀鲁豫日报》支部书记。1943年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以顽强的毅力，在极其艰苦的行军途中，一路坚持写行军日记，时间紧他就用笔画下行军生活速写标明日期和地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竟然留下了五十多篇日记画，这就为人们整理这段行军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陕北高原的地形非常奇怪。第一眼看时好像很平坦，但猛然间一下子又陷成几十丈的深谷。队伍沿着这样的山峁或深谷走，有时四面都是危崖，中间只有一条道路可通可走，令人心惊肉跳。
　　 9月8日，队伍终于到达了绥德城。
　　 绥德对于来自抗大的队员来说并不陌生，抗大总校有一段时期就在这里。1942年5月，日寇对太行山进行“五一大扫荡”，为了能使抗大学员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学习环境，总校奉命向后方转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同年冬从河北邢台陆续出发，由晋东南经交城、孝义一带平川进入了晋西北，在临县渡过黄河到佳县、米脂，于1943年月1月底到达绥德。
　　 总校到达绥德后与当时已在绥德城的抗大七分校合编成立了新的抗大总校。总校下属各大队分住各地，校总部设在绥德城外的西山寺。校卫生部驻地五里湾;一大队驻扎在城北十多里外的延家岔;二大队驻在清涧县城，是从抗大二分校来总校的;三大队驻地子州双湖峪;五大队及总校部分师生驻于城北落雁砭村。总校还管辖绥德印刷厂（抗大来绥前归绥德地委领导）、文艺工作团等附属机构。
　　 晚上，二分队的队员陶秉智与车雪轩两人结婚。仪式时间短促、形式简单，特殊时期、特殊场合，却见证了一对特殊情侣出征东北的乐观与浪漫，遥远的征途拥有天长地久的婚约，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昭示着不懈的奋斗与追求。
　　 黄土高原上的這场简朴的婚礼，成为远征路上的一段佳话，艰苦中盛开了甜蜜的诗意。一路北上的路上，陶秉智更加自觉地担负起照顾病弱战友生活起居的重任。他们夫妻二人在行军中相互扶持，在生活上互相关心、互敬互爱、相互帮助。
　　 在绥德，干部团队伍增加了朝鲜义勇军。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后，大批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继续进行谋求朝鲜独立的复国运动。老一辈独立运动者选择了上海，年轻一代则多留在东北，还有一部分青年开赴陕甘宁边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1940年冬至次年春，朝鲜义勇队辗转来到延安和太行山区参加了八路军。中共中央把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四十多名朝鲜军官和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朝鲜族青年组织起来，仍然沿用朝鲜义勇队的旗号，先后被扩编为3个支队，武亭任朝鲜义勇军华北总司令。
　　 1941年初，在洛阳整训之后的大部分朝鲜义勇队队员分4批先后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受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锡联等将领的欢迎。1942年5月15日，朝鲜义勇队滞留重庆部分被编入韩国临时政府旗下的韩国光复军，而留在延安和华北的朝鲜义勇队，正式更名为朝鲜义勇军。就在这一年，日军团团包围八路军总部，左权率部与朝鲜义勇军掩护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突围，他们共同突破了5道封锁线，战斗异常激烈。突然日本战斗机出现，由于当时八路军人员较为密集，爆炸造成严重伤亡，左权将军与石正、陈光华等朝鲜烈士牺牲。仅从1941年至1945年4年间，朝鲜义勇军就参战四十余次，二十多名同志为此献出了生命，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一曲国际主义的悲壮战歌。
　　 9月9日下午，所有分队得到团部的通知，下午在抗大大操场召开盛大的欢迎会，被欢迎者除干部团外还有朝鲜义勇军。欢迎会上，抗大校长何长工同志简单地报告了国内形势，然后，由干部团张秀山政委和朝鲜义勇队代表致辞，领导讲完话天完全黑了下来，由抗大文工团为大家演出了平剧《完璧归赵》助兴。
　　 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并没有立即停止作战，解放区军民的反攻仍在继续，从8月11日至9月2日，解放区军民取得巨大胜利，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给负隅顽抗的日军以最后一击。
　　 9月12日，队伍来到黄河边，便听到从队伍前面传来的消息说，前头部队已到了黄河。停下一听真的听到了黄河奔腾咆哮的涛声，走了一会儿就看到了一幅“滚滚黄河天上来”的景象，人们顿时高兴起来。三大队先到达河岸，船早已找好了，人和行李陆续渡过黄河，到达东岸的碛口。黄河是陕西省和山西省的分界线，向东过了黄河就是山西省的地界了。
　　 9月16日中午，干部团到达晋西北的兴县。兴县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军政领导机关所在地，120师和晋绥军区司令部也进驻这里。1941年，蔡家崖晋绥开明绅士牛友兰，把自己的宅院和花园全部捐献给抗日民主政府。宅院坐北朝南，分东西两个相对独立的院落，并相互串通。120师暨晋绥军区司令部主要领导人贺龙、吕正操等长期居住在这里。1948年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迁往西柏坡时也曾路居这里。
　　 秋风吹拂牛家花园院子里的老槐树，也吹着林枫散乱的头发。林枫一面等待延安干部团的到达，一面从晋绥地区抽调党政军干部300人，组成晋绥干部团。林枫考虑得很周到，除按中央决定抽调干部之外，还从分局、军区选调了一批从事机关工作的干部，目的是配备一套能够立即开展工作的、比较完备的班子。所以，一些不是东北籍的人员也被调进了干部团。
　　 到达兴县后，章林的爱人赵晓军忽然打起摆子，夜里发高烧，白天穿棉大衣也冷得牙齿直打战，三大队领导同章林商量，想让赵晓军留在兴县。赵晓军一听要留下她急得差点哭出来，忙说：“我身体还可以坚持，我一定和同志们一起到东北。”队领导见她决心这么大就同意她的要求，安排章林和小组长史梓铭、王茜萍夫妇好好照顾她。
　　 中共中央又一次来电要求干部团迅速北上，林枫等领导同志决定加紧赶路，队伍进行了调整，身体弱的编到第二梯队，以后再走。在兴县干部团人员补充了鞋子、衣服，每人发了三斤重的干粮袋。陕甘宁边区票不能用了，以170元换了银元1元。大家都清楚，过了五寨县再前进就离开了根据地，因此，必须做最坏的准备。
　　 离开兴县前的晚上，三分队接到团部命令，让他们分队第二天早上5点之前就吃早饭，6点在河东的村里集合，等待大队到时一并出发。可是，由于开饭时天已经放亮，大家没有吃饱就跟随大队人马过河，一路急行军25公里，到达宿营地白家村时，大家是又累又饿，没有了力气。 　　 最麻烦的事儿还是渡河，离开兴县不远就有一条大河，这是黄河一个支流，河水不深可以涉水过河。由于天气已近深秋，赵晓军又刚打了摆子，章林提出要背她过河，可赵晓军总觉得不好意思，争了半天，时间不允许，只好由章林背她过河。河水越走越深，从没膝盖到没腰身，而且水流越来越急、浪越来越高，到了河中心章林有些走不动、站不稳了，这时史梓铭走到他跟前叫章林用一只手揪住一匹马的尾巴，这样才有惊无险地渡过了河。
　　 离开界河口又开始爬山，可刚到山顶就是一场倾盆大雨，因无法避雨，衣服和行李全被淋湿，队员走起路来更加艰难。
　　五
　　 9月26日，干部团经岢岚抵达山西五寨县城。这一段路程全部是在抗日根据地行军，群众对大批军队和干部上前线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干部团所走过的村庄，墙上有标语，街上有过街旗，大书“祝出征同志旗开得胜！”“敌人敢顽抗就消灭它！”的字样。
　　 是啊，在那个战争纷乱的年代，国民党的正规军队选择退缩，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挺身而出。历史和人民终将会铭记那些挺身而出的抗日英雄，太行山无疑是挺直的脊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多少优秀的太行将士为消灭日本侵略者倒在血泊当中，有多少后继者拿起他们的武器继续杀敌。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面前，这些共产党人宁愿抛头颅，也不愿将脚下的土地拱手让给敌人。正是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民族脊梁，才令中华民族能够战勝危难，赢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
　　 队伍经过的每一个村头都有一口大锅，烧着开水或绿豆水，男女老少站在街道两旁，拿着鸡蛋、花生、红枣塞进过路战士们的口袋里，拿着切开的西瓜送到手里。为了不影响行军，有的西瓜一头开口，用勺子把瓜瓤捣碎，让战士们拿出瓷碗来盛上一勺，边走边吃，还有的儿童团敲锣打鼓喊口号。晚上一到宿营地，妇女会员立即迎上来要给大家洗衣服、帮助分队做饭和烧水。队员们接受了群众的慰劳很是激动，纷纷说：“吃了根据地多年小米，现在又受到欢迎，到前方打不好仗，无颜见根据地父老。”有的同志补充说：“也对不起根据地的妇女儿童。”
　　 秋渐渐地深了，太行山上尽管有金黄的树叶倔强地挣扎，但怎么也掩饰不了那些漫上山头的青黑，天气的清冷开始有些难挨，除了湛蓝的天和深黄的叶，几乎没有温暖的景色。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中共就与国民党进行了和平谈判，希望通过谈判使国民党同意结束“训政”，成立联合政府。而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在西南、西北地区，立刻发动内战有很大困难。于是，蒋介石分别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请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磋商建国大计。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
　　 干部团出发前，毛泽东主席刚刚动身前往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大家经历过日本人的扫荡，也经历过国民党的第一和第二次反共高潮，干部团部分人员在延安学习时又遇到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亲眼见过自己的同志在国民党的屠刀下流的血，更熟知国民党的阴险狡诈，大家对这次谈判大多不太赞同，对国民党早已不存在什么幻想，只相信靠枪杆子解决问题，关心的是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危。
　　 干部团在行军中把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在前25天的行军中，听了四次形势报告。除了在绥德休息时抗大校长何长工同志所作的报告外，一次是在兴县休息时，由干部团政委张秀山所作;另一次是9月19日，由林枫同志所作;再一次是在五寨休息一天，支部书记参加团的紧急会议，回来传达的。中心都是讲前方形势变化快，敌人拒绝向我方交枪。山西阎锡山的部队、绥远傅作义的部队，已到达晋中、晋北，蒋介石的部队正由美国协助，从空中和海上向东北赶运。国共谈判没有结果，争夺势头将不可避免，要求干部团加速前进。
　　 秋雨天气路上满是泥泞，衣服行李也湿透了，每个人都又冷又疲劳，干部和战士们很想住下休息。可是，为了防止敌人追击，全体指战员咬紧牙关冒雨前进，随时应对敌人的阻截和袭击。
　　 在经过神池境内的五台山海拔两千多米的摩天岭时可谓惊险，山上烈日炎炎，山下大雨倾盆，走到半山腰时，已是汗流浃背，衣服湿透，真是又渴又饿又累。上到山顶天已经黑了下来，队伍不能停下来还要摸黑下山。山路狭窄，又陡，必须小心，一不留神就要滚下山去摔得粉身碎骨。队伍只能单行，后面人听着前面人的脚步声前行，遇到坑凹处向后面的人报一声要小心，走着走着，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
　　 赵晓军牵着章林的后衣襟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半夜队伍才下到山下。大家找来树枝点起火来烤衣服，有的顾不上烤衣服一头儿倒在地上就睡了起来。赵晓军的眼皮也睁不开了，人睡了把裤子都烤着了。那天晚上是章林夫妇和史梓铭夫妇住一间屋。第二天史梓铭的爱人王茜萍问赵晓军：“你知道吗？屋外还停着一具尸体。”赵晓军有气无力说：“知道啥呀，昨天累的那样有啥也不害怕了。”两人说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六
　　 同蒲铁路北起山西大同，经太原市南至运城市蒲州镇，全长865公里，以太原为界，分为北同蒲和南同蒲铁路。在抗战时期，一般人过这条铁路叫作过封锁线，因为敌人沿整个铁路布满了据点，五里路一个碉堡，配备着人员和重武器。日本兵虽然已经投降，由于国民党不准许八路军接受日军的投降，更由于阎锡山勾结敌人，把日军用作反共的骨干，同蒲路的敌人据点里，不但依旧住着敌军，有几处还比敌人投降以前增多了。
　　 干部团9月27日就想过同蒲路，但是情况比较复杂，不敢轻举妄动，大队几次更改出发的命令，可见形势危急程度。28日，白天充分休息后，傍晚集合出发，前进三四公里路又停下来整顿队伍，编好互助组，特别是对女同志、有病和体弱者，明确两个人挟一人，以备在过路或发生情况时，架起两臂强行通过。
　　 赵德尊的夫人陶竞华怀孕不久，虽然骑了毛驴，但一路的颠簸让她有些吃不消，出现了流产的征兆，但为了不影响队伍的行军，这位坚强的女性，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急速行进，以致后来胎死腹中，到达北安后到医院手术取出。 　　 张向凌的任务是牵引本小队驮运行李的骡子，出发时，天阴风大，伸手不见五指。刚走几里路，张向凌牵的骡子突然前蹄踩在道坑里，身子一歪，驮架掉了下来，行李撒了一地。在将要过路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急人的。虽然张向凌的身上冒了虚汗，但他没有过分惊慌，他让后面的牲口先走，顺手拉住一个同志，将行李摸索着重新放在驮架上绑好，并抬在骡子身上。这时队伍过去了，漆黑的天看不远，也听不到人声，真有点急煞人，两个人只好顺着道路急追，所幸不久就赶上前面的队伍。
　　 作为团长，林枫也清楚地知道这一带是新解放区，过去的几年中，敌人统治比较严密，阎锡山的基础比较牢固，还有帮会一类组织，在这样的地方不宜久留。但队伍已经很疲劳了，必须休息一下。
　　 天明后雨仍忽大忽小地下个不停。团部刚传来继续休息的通知，忽然又传来立即行动的命令。据传来的情报，朔县的晋军骑兵已经出动，有袭击干部团的可能，因而不得不防。
　　 就这样，队伍又出发了。雨天很快让大家的衣服又全湿透，西北风吹来冻得人发抖。这一带是山区，两旁是梯田，雨后道路成了湍急的小河，不便行军，于是，大队人马走在麦田里，很快踏出一条两丈多宽的泥路。疲劳、饥饿、寒冷折磨着人们。在大雨中大家边走边吃了几口干粮，其实，干粮袋早被雨水湿透，炒面成了糨糊，馒头也成泡粉，根本无法下咽。入夜，大批人员掉队，队长找不到队员，二十多里的道路上，到处是散乱的人群。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每人都摔了几跤，湿衣服又沾上烂泥，格外沉重。张向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头晕、身上发软，很难继续前进了，他只好叫开一家老乡门，喝了点水，烤干衣服，马马虎虎又吃了几口饭就倒在柴堆上睡着了。
　　 这一夜林枫几乎没有合眼，看着疲惫不堪的人马，他心里是既心疼又焦虑。张秀山政委也清楚面临的难题，他展开随身携带的布质地图，反复地看向行军地域，不时地用手指点着，比量着，慢慢地把坚毅的目光移向地图的东北角。雨依然在下，犹如秋天不肯停下的脚步，从黑夜走到黎明，从深秋走到初冬。
　　 9月29日，干部团领导作出新的决定，集中队伍中所有能骑的马匹，把干部团分成前后两个梯队，前面的梯队骑马，后面的梯队步行。前面的梯队一天能赶多少路就赶多少路，后面的梯队则可按常规的行军速度赶路。这样编队的目的，就是为了抢时间，和国民党军队赛跑。时间就是胜利，能抢一天到达东北就抢一天，谁先抢得先机谁就争取了主动。
　　 编队后的第一天，干部团出发时天空放晴了，可是两个小时后又下起了雨，随着山路海拔的增高，天气慢慢地变成了雨夹雪。但即使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骑马的先行梯队一天还是行进了90公里。到达宿营地后，干部团先行梯队本想好好休息一下，以便继续北进。一天下来，大家全都累得够呛，特别是以前没怎么骑过马的同志，两腿发麻，站都站不住，坐在地上就不想起来了。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卸下马鞍，给马找草料吃。负责伙食的同志更辛苦了，立即埋锅做饭。可等到要开饭了，侦察员来报，山那边来了一股敌军，正向干部团休息的村行进。林枫等领导同志在一个谷场上进行了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干部团没有战斗力，因为只带一个警卫排，而且还搞不清敌人的动向，不能强行接触，要避开敌人，避免不应有的伤亡，必须尽快突过小石口。没办法，仍然实行过同蒲路的办法，对女同志和有病体弱者安排专人负责，除帮助背东西外，必要时两个人架一个人行军。
　　 山路越走艰难，一路上大家的脚底板打满了水泡和血泡，有的化脓感染，每走一步都很痛苦。这是极其紧张的行军，体力强的队员也会疲惫不堪，因此，还是出现了有同志掉队的情况。形势是紧急的，走不动也必须走。有的同志想做点鼓动工作，可是嗓子干得冒烟，既不愿说话，更唱不了歌。路旁只要有水，不管是井水、坑水，是干净的还是浑浊的，只要能喝总是弄上一碗，一饮而尽。翻越大山时大家体力已是强弩之末，两条腿沉重得迈不动，只能走走停停、咬牙坚持。幸运的是干部团通过不久，晋军就占领了小石口，警戒部队为避免战斗，尾随干部团逐步后撤。半夜抵达沙河镇，一天行军75公里，是出发以来最艰苦的一天，大家进了房子，衣服都没有脱立刻睡了过去。
　　 第二天团部通报，昨夜的行军中有十多个同志失踪了，是被敌伪组织抓去还是被帮会抓去一时无法弄清。这里的人民政府才成立二十多天，与敌伪和阎锡山斗争十分激烈，情势极为危险。团部严令整队前进，不许离队自由行动，注意别掉队。
　　 沙河是一个很大的城镇，到达这里就进入了晋察冀根据地。看到破落的城墙、古老的街道、崭新的标语，知道这里刚刚解放不久。崔扬头一天到达很晚，早晨起来抓紧时间补写了行军日记。写完后他站在残垣断壁上环顾全镇，远远望去，滹沱河上笼罩着白纱一样的晨雾，就是在这蒙蒙淡淡的晨雾里，干部团又一次出发了。
　　七
　　 10月6日，干部团经平型关前往刚刚解放不久的灵丘县城。平型关城据平型岭之口，城周长1公里余。关门坐西朝东，门洞用券栿相间的方法筑成，高4米，宽2.7米，墙厚2.7米。城门匾额上书“平型岭”三字，两侧岭上明长城遗迹尚存。平型关北有恒山如屏高峙，南有五台山巍然耸立，海拔在1500米以上。由于恒山和五台山都是断绝山，十分陡峻，成了晋北巨大交通障壁，因此这条带状低地便成为河北平原北部与山西相通的最便捷孔道。一条东西向古道穿平型关城而过，东连北京西面的紫荆关，西接雁门关，彼此相连，结成一条严固的防线，是北京西面的重要藩屏，明清時代，京畿恃以为安。
　　 这里又因发生了平型关战役而闻名。1937年9月25日，日本最精锐的板垣师团主力在平型关遭到了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全力攻击，此役歼灭日军近千人，毁敌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战马53匹，另缴获其他大量战利品。
　　 过同蒲路以来，连续下雨，晋军追击，行军里程长，人马疲惫，因而队伍不整。张秀山政委集合全团，首先讲形势：国共谈判无结果，国民党派大批部队下峨眉山，与我方争夺城市和交通线，不许日伪军向我投降。中央电令，要我方不顾疲劳，加速向东北前进。为此提出要通过行军总结，进行整风，克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保证行军任务完成。 　　 过广灵、蔚县时，城内都有伪军。干部团几千人的大队伍，他们当然不敢动，干部团的任务是通过，而且掩护部队又没有重武器也不敢去惹他们。真是“麻秆打狼”，子弹都上了膛， 虽然能清楚地看到对方，但谁也没有理谁。
　　 这一带是新解放区，给干部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干部团路过时，一些青年、妇女都躲了起来。街上摆着茶水，也只是老年人在那里站着，点头哈腰请大家休息、喝茶。干部团谁也没有停下，说声谢谢，就随队伍迅速走过去。一路上也遇到过新缴获的汽车队，车上有我军战士押车，也有穿着伪军服装的人，可能是新投降过来的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的伪军。路过的小镇和村庄，卖东西的很少。这里伪币不准使用了，晋察冀边区票刚开始用起来，物价很贵，干部团没有办法，缺少物品也只好不买。
　　 10月11日，干部团抵达张家口南13公里的东辛庄。团里要求一个分队派一人进城买东西，这个差事又轮到张向凌。张向凌进城后，看到张家口街上穿什么衣服的人都有，有穿灰衣服的八路军，有穿伪军服只是换了一个帽子的解放战士，还有穿协和服戴红袖标为我们工作的伪职员，真是形形色色，但秩序还好，商店都开了门。在街上看到两位骑摩托车的苏联红军。对苏联红军早已闻名，但这是第一次相遇。有位会俄语的同志同他们握手并谈话，知道他们住在张北，是到张家口办事的。这两位战士很客气，和围观的同志招招手，微笑着离开了。
　　 张家口解放区为我们提供了一切方便条件，当天发了棉衣、胶鞋，晋察冀票子也在这里兑换成伪蒙疆票。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
　　 10月13日，早饭后干部团急行军至孔家庙车站，准备乘火车东进。出发时太阳已经很高了，崔扬由于忙于换钱和发东西一夜没睡，早饭也没吃好，出发不久就饿了。路过太平庄时，崔扬想买点东西充饥，可是一打听物价太贵，只好望而兴叹。
　　 临上火车前，聂荣臻的联络员向干部团讲话，是大家久已闻名的少年英俊肖克同志代表聂荣臻同志向全团讲话。他讲了国际国内形势，讲了张家口情况，说晋军向我进逼，斗争很尖锐激烈。还传达了中央电报，要求干部团加速向东北前进。
　　 干部团乘火车走了，很可惜，只坐了4个多小时的车，大约走了一百多公里路，因前方道路被破坏即停下来，在黑夜里摸进一个村庄住下，第二天又要靠两条腿走路了。
　　 经宣化、下花园、怀来到延庆，这一带处在内外长城之间，都是新解放区。怀来和延庆就在八达岭外，离北平很近，不时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国民党已派孙连仲部到了北平，并拼命向外扩张。八达岭和康庄就有国民党驻军，与干部团相距不到四五十里路。
　　 这一带伪蒙疆银行的票子不能用，要花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的票子，没有办法，只有再做一次兑换。
　　 由怀来经延庆再向东北前进，已接近伪满洲国的国境线。自1938年后，由肖克同志率领的冀察热挺进军即进入北平地区，在这一带进行过多次战斗。随着北平军分区成立，还建立了地委、专署和县委、县政府及群众组织。山区普遍建立了村一级组织，这一带属龙延怀县委领导。
　　 敌我在这一带的斗争是十分激烈和残酷的。敌人为割断我军和群众的联系，推行了并大屯的政策，将山区群众赶到平原镇去，敢于违抗者即遭枪杀，而后将山区村屯的房子烧光。10月19日，干部团进入无人区，路过的几个村庄都是残垣断壁，在荒草中可见碾子、石磨。没有人声和鸡犬之声，只是偶尔有野兔自破墙中蹿出。依稀可见的田地里，更不见一棵庄稼，当地群众遭受的苦难是可以想象的。中午抵达周四汧，这是由于敌人投降而没有来得及完全合并的一个村子。由于敌人的残酷统治，居民极端贫穷，可以说是在死亡的边沿上苟延性命。村中的几棵榆树叶子和树皮都被吃光了。路边有两个年轻妇女在推碾子，她们骨瘦如柴，两目呆滞，上身没穿衣服，下面是一条盖不住大腿的破裤子。她们碾的是没有铺满碾盘的谷穂，把小米、糠麸和穗杆一齐碾碎，这就是赖以活命的粮食。经过半倒的院墙进到院子里，看不到鸡鸭，更没有牛马，只有满地乱草。住房的房盖上面露天，墙上有洞，除了一张破席、一口破锅和几个有缺口的饭碗外，再就是当作被子的一堆干草了。
　　 干部团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都掉下眼泪。许多人立刻脱下身上的单衣送给群众， 干粮袋中装的东西也大部分给了群众，有的把口袋中的几块钱也掏出来，希望能使群众的苦难有所减轻。但他们更感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重大，多少老百姓等待他们去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当家做主，过上向往已久的好日子。崔扬午饭只吃了几块馒头片，喝了一碗凉水。面对饥饿的妇孺，谁能吃得下东西呢？略作休息，便立即跟随队伍起程了。
　　 当晚进抵四海堡，这里是长城的重要隘口，也是伪满的设防地带，三面环山，山头有碉堡，碉堡的四周为高大的石墙、铁丝网和交通壕。过去驻有日军、伪满军和警察，日本宣告投降后，伪满军杀掉日军后逃散，仓库已被抢掠一空，许多房子也被扒掉，到处呈现战后的破败景象。由四海堡向东，靠近平原的沿山地带，修建了大量的碉堡、炮垒，并驻有重兵。现在军队溃散或撤走，群众见了干部团十分高兴。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望着我们的队伍仰天大笑：“终于见到我们中国的军队了，出头的日子到了。”他拉着路过的同志紧紧地握手。
　　八
　　 当干部团先行梯队到达河北蔚县的西合营时，再次收到了中央转来的东北局电报。电报称：最近已安排一列火车运送干部团到东北，请林部于十日内赶到承德或平泉乘车。
　　 這对于长途跋涉了一个半月的干部团来说，无疑是令人兴奋的消息。
　　 从河北蔚县的西合营到承德路途比较远，先行梯队再次加快行进速度。接下来，干部团要沿着蜿蜒曲折的长城行进，而且全都是山路，汽车难以通行，要想按期到达，只能昼夜兼程。就在队伍离古北口不远时，遭遇了两道难关：一是过白河，二是通过仍有日军盘踞的石匣子据点。
　　 白河是泥沙底，由于多年淤积，河床松软，陷人又陷马。县里干部专门给干部团的同志找来向导，分几路过河。民工们还准备了绳索和杠子，以便抢救陷下去的人马。尽管这样，干部团里还是有人不慎陷了下去，好在民工抢救及时，人和马都被拖了上来。在地方同志的帮助下，干部团最终顺利渡过两道难关。 　　 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古北口位于密云境内，距北平只有120公里，是长城诸多关口中的重要关口之一。历朝历代都是内地通向松辽平原和内蒙古的咽喉要地，素有“京师锁钥”之称。这里的长城全长四十余公里，其中著名的有北齐长城的大花楼烽火台、古北口长城的制高点望京楼、姊妹楼长城、仙女楼、将军楼、水楼水关遗迹等，非常具有沧桑感，而残破的城墙和弹眼更是让人仿佛处身在昨天的纷飞战火中。1933年3月9日，日军向长城各口进犯，国民党军王以哲部在长城古北口一带与日军激战。3月11日，国民党军赵登禹部也在这里与日军激战，重创日军。
　　 古北口当时已有火车通行，先行梯队满以为到达古北口就可以松口气了，但没想到，进驻这里的苏军不让干部团进入古北口，林枫等领导同志交涉未果，干部团只好继续徒步行进，于10月25日如期抵达承德。
　　 干部团在这里又遇到了麻烦，苏军的哨卡还是不让通过。经过协商，干部团只能绕过一座小山，到达了郊外的牛圈子沟，在那里等候东北局安排的列车。
　　 没多久又有了新变化，经过与驻防的苏军商量，先行梯队有一小部分领导骨干可以搭苏军拉煤车先走，病弱的同志则留在承德休息，随后面的梯队东进。10月26日，这批先行领导骨干就坐上了东去的火车。
　　 团部命令留下干部团的两个中队（原中央党校六部的两个支部）。大家匆忙吃了几口晚饭，就跑去和留下的同志握手告别。走的人把驮行李的骡马全部留下，各人背起背包，赶往火车站，登上火车。
　　 火车快开时，忽然车窗外有许多人跑过去，躺下的人立刻坐起来，没有躺下的抓件衣服就冲出车门，工夫不大人都回到车厢里，才知道有国民党特务要放炸药炸毁列车，阻止干部团北上。搞破坏的特务没跑多远就被抓到了。
　　 火车刚出承德的时候跑得比较快，半夜又出现新情况。在一个洼地里，向前开上半坡，然后退下来，在洼地当中停下。下去问司机，说是汽不足。等烧足汽再往前开，照样又退下来。就这样一直到次日中午才抵达平泉车站，整个行程只有一百五十公里，到站又说水没有了，偏偏车站的水塔又坏了，不能上水。没有水当然开不了车，团部当即决定，每辆车厢除留下看车的人外，全体动员，到群众家借来水桶，由手压机井向火车头排起长队，往水箱传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总算把水箱装满，傍晚火车继续开出。
　　 第二个夜间更糟糕，一夜只走了四十公里。到达三十家子时火车上的煤又烧光了，车站上有一大堆煤，但既没有装卸工人，也没有装卸平台和煤车。团部把大家动员起来，借来土篮子，排起长队，开始向火车的煤箱传煤。煤装够了大家也成了“煤黑子”。在洗脸的时候，开始议论一个问题：“这个司机可能有问题，故意和我们捣鬼。”意见立即反映到团部，得到的回答是“团部已注意到了”。
　　 没有想到第三个晚上只走出9公里。天明时，火车停在洼地里，说是“汽不足，开不动”。团部下令：大家下来推火车。推了两公里，又步行两公里，这才重新上车，勉强于中午抵达凌源。
　　 次日到叶柏寿，立刻把司机抓起来，经过审讯，果然又抓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他们幻想阻止或延缓干部团向东北前进的速度，但还是被干部团察觉了。
　　 叶柏寿有我们的軍队和刚成立的人民政府，为干部团换了好的司机和火车头，上午上车，下午就到达锦州，张向凌和崔扬所在的三分队住进了中华旅馆。
　　 锦州车站有李运昌的司令部，因此对干部团的食宿做了安排。锦州使用的货币是日本老头票，到街上买东西时，看到在流通的还有朝鲜票、红军票。票子无法兑现，但是还可以使用，只是物价一日数涨，十分混乱。街上秩序也不算好，白天大商店都关门，小摊贩颇活跃。天一黑，不断可听到枪声。有几处日本房子被拆掉了。
　　 离开锦州，经过沟帮子，便到达沈阳了。11月2日，由马三家子下车，步行抵沈阳以南的燕文屯。这里是工厂区，干部团就住在工人家。
　　 沈阳的群众对干部团的到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路过沈阳北站休息时，许多人过来问长问短。有一妇女问有没有河南人？当知道张向凌就是河南人时，拉着手久久不放，一边哭一边说：“能活到今天真不易呀！十多年没有见过家乡人了。”
　　 几天后，干部团全体集中在一家工厂的大厂房中。张秀山等同志陪着一个戴礼帽、穿夹大衣的人进来。行至队前，来人摘下帽子向大家招手，大家才认出是彭真同志，这时爆发了一阵亲切而又新奇的哄堂大笑。彭真同志说：“这身穿戴和延安不一样吧？工作需要嘛！”彭真同志详细地分析了国民党和我争夺东北的斗争形势，指出国民党在大量收编敌伪残余和土匪，到处抢占地盘。要求干部团迅速到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军队，建立政权，迎接更激烈的斗争。隔了一天，又在同一地点，先前到达的林彪也为干部团作了一个报告，提出拒敌于山海关之内，保卫沈阳要像保卫马德里一样。当时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九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第二天，毛主席约高岗、张闻天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毛主席分析了日本投降后的我党先期占领东北的重要性和东北的战略地位，尤其强调了要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长期坚持。
　　 毛主席讲：“北满、西满地域广大，背靠苏联、蒙古，是我们首先要建立根据地的地方。斯大林讲，我们不能把根据地建立在树梢上是有道理的。你们两个一个是建立根据地的专家，一个是党内的理论家，都有长期革命工作的经验，中央派你们去东北，加强东北局的干部力量，前方有林彪、罗荣桓，后方有你们，我就放心了。去了以后，你们统归东北局领导，东北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你们要做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汇报，不管任何困难，一定要把北满根据地搞好，要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北满，有了这片根据地，我们就有了与国民党抗衡的资本。”
　　 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延安干部团的同志很快被分配到各地，分到东、南、西、北满的都有，因为任务紧急，分别前许多人连打招呼都来不及，都是接到命令背起背包就走，至于干什么工作都是到地方再谈，可见当时形势之紧急。东北局命令范式人、赵德尊、杨英杰带一个干部大队马上赶赴黑龙江省（省会北安），临行前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找他们谈话，叮嘱他们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把黑龙江省根据地建设好。 　　 11月9日，奔赴北安的241名延安干部团成员，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这些人当中有范式人、赵德尊、叶长庚、林一心、蔡明、牟海波、陈化争、袁泽民、廖仲符、陈光才、李光宇，他们都是七大代表和候补代表，也是最为骨干的力量，可见东北局对黑龙江省根据地的重视程度。
　　 从沈阳到哈尔滨的这段铁路运行状态良好，一路通行无阻。坐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再也没有人嫌火车跑得慢，急得嚷嚷着要下车推火车了，也没用大家提桶端盆地弄水或者往火车头上装煤了，干部团队员第一次体会到乘坐火车的舒适与快捷。
　　 赵德尊在火车上向干部团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干部团的同志大多数是地级和县团级干部，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比较丰富，但对东北抗联的同志要团结、爱护，他们都是本地干部，有群众基础又都经历过东北抗战时期的残酷考验。和他们不能比级别，要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安排。
　　 路过哈尔滨时，驻军司令聂鹤亭向干部团要干部，干部团把一个小队的军事干部交给他，这样干部团就只剩下195人了。等到了北安，干部团领导才知道了干部的宝贵。
　　 干部团从沈阳坐火车去哈尔滨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天赴黑龙江的干部团登上一列有篷的货车，但直至晚上也没有开动，据说要等一位苏联的什么将军到来才能开车，什么时候到没人知道。车站前面有一家旅馆，经过店主同意，张向凌和一些同志到旅馆睡觉，约定开车时叫醒他们。当晚，张向凌他们觉睡得很实，第二天早晨到车站一看，火车没了。事后才知道，那位苏联将军一到立刻下令开车，请他稍等一下叫人，他理都不理，就这样把干部团三十多人丢在了沈阳。经过一番交涉，这些同志又上了一列运石头的敞车，开车后甚冷，他们就打开背包，拿出被子披在身上，把毛巾包在头上，俨然像一伙“难民”。夜间更冷，满车乱石无法活动，只好挤在背风处，互借体温抵御寒风侵袭。清晨，车过德惠，看到车站旁有挂着国民党旗的护路军司令部，门前有两人持枪站岗。他们没有理会干部团，干部团当然也没理会他们。傍晚，车进哈尔滨站。巧得很，互邻的一条轨道上，停着一列车，正是去北安的同志们乘坐的。他们高兴得叫起来，立即跳下敞篷车归回原建制。
　　 11月15日黎明，火车离哈去北安。车过松花江后，只见大地一片洁白，太阳出来，耀人眼目。关内也有雪，但像这样积数月而不化的雪景，却难得一见。干部团成员贪婪地从车窗向外看着这块将要开展工作的土地，稀疏的村庄、大片耕地、车站上堆积着的粮袋都深深地让他们感到这是一个富饶的地方。
　　 列车在黑土地上一路驰骋，不时地刮起路基上的雪花，远远地看去犹如穿越林海雪原的飞虎，显得格外勇猛和威武。
　　 白山黑水间，从日本占领东北时就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带领人民进行抗争，赵尚志、杨靖宇、赵一曼和李兆麟等民族英雄，抗争中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诗篇。
　　 当时拟定组建的黑龙江省，实际是伪满洲国时期设立的北安省和黑河省两个省的辖区，共有二十六个县，近三百万人口。延安干部团不仅要组建和加强省工委、省政府和省军区，还要派人接收全省的各个县，建立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
　　 眼望白雪皑皑的旷野，范式人、杨仁杰、赵德尊等领导同志都清楚地知道，干部团的195名干部，要承担起全省县以上的行政领导干部职责，责任重大。好在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也有在延安时期历练的丰富工作经验，他们应对起来还是胸有成竹。
　　 在绥化干部团留下一部分同志，过海伦时又留下一部分同志。
　　 11月15日深夜，天空飘着雪花，范式人、赵德尊、杨英杰带领延安干部团抵达了北安车站。白雪皑皑、灯光迷离的站台上，迎接干部团的是先期到达的抗联同志和晋察冀同志，还有两个穿黑色警服、戴大盖帽、挂着洋刀的伪警察。在他们的引导下，一行人走出车站到北安县公安局休息。公安局的墙上挂着蒋介石的像。其实，这些伪满洲国的警察，是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的到来，听说关内来人就去迎接，没有想到他们接来的是共产党的干部。国民党也任命了黑龙江省的省长，但只到了哈尔滨，听说北安建立了中共黑龙江省工委，没敢来北安上任。大家略作休息后立即转移到日伪实业银行。这里已被先期到达的同志接收，比较安全。警卫人员放出了警戒后，大家就在银行的营业大厅席地而睡。
　　 从1945年9月2日下午到1945年11月15日晚上，延安干部团从延安出发，胜利到达北安，跨越西北、华北、东北的八个省，行程八千多里，历时72天，这是红军长征之后的又一次小长征！
　　十
　　 北安很早以前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1936年9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下江地区成立，赵尚志为执行主席，冯仲云为省委书记。省委确定了抗联第三和第六军扩大抗日根据地，向新区发展，向日伪统治薄弱的夹缝中突击的策略，提出了在通北、海伦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建立抗联后方基地的任务，在赵尚志率领下，西征部队连夜向小黑山行军。1937年3月初，赵尚志率领的远征部队到达北安通北山区。在党的领导下，以李殿芳屯为中心建立了北安中心县委，辐射周边白家店、董画匠、粮台、老山头等十几个村屯，先后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组织，发展了大批的抗日救国分子。他们联合起来为抗联部队筹备棉衣、棉鞋、煤油、电池等急需物资，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物资送到抗联的密营，解决抗联部队的燃眉之急。
　　 在延安干部团到达前，已有25名抗联干部和19名晋察冀干部到达北安，并做了大量先期工作。延安干部团到达北安后，干部分配工作在五天内基本完成，大部分被分配到外县，分配最早的当天就出发了。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县大队长基本上都是干部团成员，大县的县委组织部长或县大队政治委员也是延安干部团成员。对于级别和职务，也没有什么挑剔的，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团结一致，热情很高，干劲十足。
　　 延安干部团的到来，从根本上充实了老黑龙江根据地的领导力量和工作力量。随着大批延安干部的到来和东北军政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的迁入，到达北安的延安干部总数高达数百人。不仅为以北安为中心的黑龙江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优秀干部，充实了革命力量，指明了正确方向，而且带来了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经验，使北安成为真正意义的塞北延安和东北“革命圣地”。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来到这里接受革命教育和熏陶，又從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去参加东北、全国解放战争和人民政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