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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女生队
1924年5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的长洲岛上创办了一所培养革命军人的干部学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地名关系通称黄埔军校。孙中山亲自兼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育部副主任，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分别担任教官及负责各方面工作。
1926年9月初，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北伐军先遣独立团在叶挺率领下，于湖北的汀泗桥大败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进而攻占武汉三镇。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0月初，我随蔡畅等同志一起从广州乘船经上海辗转来到武汉。一到武汉，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接待了我们，他将我分配到总政治部的宣传科做宣传鼓动工作。
10月下旬的一天，邓演达亲自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参加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筹建工作。他对我说：“妇女解放运动，也是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革命需要一批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过去在广州的黄埔我们没有能力组建女生队，现在条件成熟了，希望你能胜任这项工作。”当时我刚满18岁，虽然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受过一些革命锻炼，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第一次接受这样重大的任务，心里真有些紧张。我向邓演达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得到各级领导帮助。
1927年2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女生队招收学员195人，男生队招收986人，我被学校任命为女生队的指导员。当时招收的学员文化程度都相当于初中及初中以上的学历，有些还是大学生。学员里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进步青年，革命热情很高。军校学习以政治课为主，有全校性的大课，也有女生队单独上的课。讲课的教员大都是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和社会名流及爱国人士，主要有恽代英、沈雁冰、许德珩等。此外，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的领导人也都到校作报告或演讲。毛泽东曾被特邀来校作《两湖农民运动》的报告，他的演讲深受广大学员的赞赏。军事课的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但每天的军训操练，使女生队的一些“小姐们”一开始真有点吃不消，哭鼻子是常有的事，后来才慢慢习惯了。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湖北的新军阀夏斗寅也突然叛变投蒋，指挥叛军攻打武汉。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黄埔分校的学员也迅速动员起来组成独立师，配合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出城迎敌。我们女生队也奉命开赴前线，学员们陆续被分配到各师团政治部、医院及各连队担负宣传鼓动和战地救护工作。在距武汉以西30多里的纸坊一战，夏斗寅的叛军经不住叶挺指挥的北伐“铁军”的沉重打击，很快就被击溃。我们女生队的学员们紧随部队一路追到沙市、天门等地，沿途与男生队的学员们一道向农村的广大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帮助他们整顿与恢复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组织，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做了许多农运工作。这次平叛西征，女生队虽未直接参加战斗，但全体学员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白天忍饥耐热地坚持长途行军不掉队，许多人脚底磨出了血泡，晚上在野外山头冒着风寒露营，一觉醒来衣服头发常常被露水潮气湿透。一个多月的战斗生活，锻炼了我们的革命意志和承受艰难困苦的本领，为以后革命的征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月底，独立师胜利地结束了西征战役，凯旋返校。这次西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革命形势却一天天地恶化了。西征期间，在湖南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向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与蒋介石联手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国共两党合作破裂，武汉城头白色恐怖阴云笼罩，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迫停办。7月18日，全校举行毕业典礼并为学员们颁发了毕业证书。此后，女生队的一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和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担任文书、通讯、宣传、医务等工作，这部分学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一部分学员加入了叶剑英领导的军官教导团，随叶剑英奔赴广州参加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另有部分学员被党派往苏联学习。
参加南昌起义
黄埔分校停办后，没过几天恽代英亲自找我和彭援华（彭文）谈话，向我们介绍了当前严峻的革命形势，要求我们立即到部队去工作。1927年7月20日，我们随同林伯渠、吴玉章等人从武汉乘船前往九江，当时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也正乘船赶往九江。7月26日，我们一行到达南昌，住在离江西大旅社不远的一个小学校里。江西大旅社此时已成为南昌起义的革命总指挥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起义军将领经常在这里开会。我和彭援华每天到江西大旅社指挥部做些文秘、勤杂工作，夜晚回小学校休息待命。那时，由于保密，我们并不知道起义的时间。起义那天，半夜里外面枪声大作，我和彭援华听到枪响， 赶紧穿好衣服迅速跑到江西大旅社。此时周恩来正和起义将领站在旅社门口的台阶上向部队讲话，我看到林伯渠、吴玉章等领导也在其中。贺龙下达了各项命令后，林伯渠马上找到我们，要我们和第二十军军部卫生队的同志一起去前线抢救伤员。那一夜我和战友们极其兴奋地来往穿梭在各处战场间，一边做宣传鼓动工作，一边抢救伤员运送弹药，什么工作需要人，我就主动做什么。战友们互不相识，但见面后亲如一家，不论干什么，不论是谁的命令，只要是为起义的胜利，我都冒着生命危险认真执行。天亮后，起义胜利了，鲜红的军旗飘扬在南昌城头，大街小巷到处是起义的将士们，大家见面后相互祝贺，热烈拥抱，场面感人。南昌城里的老百姓也都出来敲锣打鼓，放鞭炮，共同庆祝起义胜利。
千里转战赣闽粤
8月1日上午9点，起义部队成立革命委员会，周恩来、李立三等25人任委员，谭平山任主席，吴玉章任秘书长。革委会下设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叶挺任前敌总指挥。革委会决定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到广东聚集力量，择期发动第二次北伐。
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率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赶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有周士第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叶挺的第十一军的两个师、贺龙的第二十军、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和第九军的三个连，共两万余人。部队集结后，于8月3日起开始撤离南昌，以朱德为先遣司令，浩浩荡荡地踏上南下广东的艰难征途。
南下途中意外不断发生。8月4日，第十一军第十师蔡廷锴部行至进贤时突然脱离指挥，率部转往浙江，给部队带来极大的损失和伤害。8月7日，中共黄埔武汉分校的党委书记陈毅带少数校友在临川赶上起义部队，使我们又有了一次惊喜。后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划归叶挺的第十一军指挥，陈毅留在第二十五师工作。
我们黄埔军校女生队有近30位同志参加了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创建时的第一批女兵。我和彭援华、胡毓秀被周恩来留在了总部参谋团，其余的都被分配到各战斗部队里作宣传、救护工作。
部队南下时，正值三伏天气，烈日当头。我们每个女兵身上都背着自己换洗的衣服和军毯。身体强壮的女兵，如我们称之为“四大金刚”的杨庆兰、谭勤先、陈觉吾、王鸣皋等人，身上还都背着步枪，子弹袋里装满了子弹。乍一看，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些身着军服、全副武装的士兵竟是些20岁左右的女孩子。
杨庆兰是随陈毅一起在临川追上大队的。当年只有17岁，是我们这些女兵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她年龄虽小，但臂力很大，枪法又准，大家对她的勇敢和射击技术十分钦佩。在南下的路上，是她从战场上背下了腿部负伤的陈赓，当时陈赓只是第二十军的一个营长。还有王鸣皋，她的身体瘦长，脚是缠过以后放开的，可是她却很能吃苦耐劳，行军中数她背的东西多，什么苦事都抢着干。
我们的行军生活十分艰苦，每天走上百十里路是常有的事。因为我们在军校里受过半年的训练，长途行军开始倒不觉得吃力，只是因为天气炎热，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十分难受。没过几天，我们的脚上大都打起了水泡，脸上的皮肤也被太阳晒成了紫铜色。行军途中，偶尔遇见一条路旁的小溪，大家忙从腰间取出茶缸痛饮一番。由于白天过度疲劳，晚上宿营时，不论什么场合我们都能呼呼入睡。有时睡在露天里，有时睡在草垛上，那时能找到一块门板睡，就是莫大的享受了。
在南征途中，我奉命兼作革委会的机要通讯员，领导发给我一个有四方玻璃罩的煤油灯，每天在警卫战士护送下，由我将革委会的文件送到前委驻地，再由前委带回战报和信件。晚上送信全靠这盏马灯照亮走路。
8月6日，起义军占领临川（现在的抚州），全城各界群众集结在大道两旁热烈欢迎我们，老百姓在路边还为部队准备了凉棚和茶水。中共临川县委即时召开党团员大会，号召动员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参加起义军。临川中学有300多名师生报名参加了朱德领导的第九军，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数百人在李井泉的带领下，也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
起义军在临川休整了一周，于8月12日挥戈南进，经过宜黄、广昌直指瑞金、会昌。这时蒋介石派嫡系钱大钧部两个师加两个团共9000人，从赣州赶来，在瑞金、会昌一带设防拦击我军。其前锋两个团已进驻瑞金以北30里的壬田市。指挥部决定贺龙的第三师划归朱德指挥。8月25日，朱德率领第三师一个营，在壬田与敌两个团展开激战，其主力部队在贺龙率领下及时增援，一举击溃敌军，乘胜攻占瑞金。随后，起义军又挥师南下，于8月30日凌晨进攻会昌。先遣司令朱德和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率教导团（团长侯镜如）与敌4个团展开拉锯战，战斗打得十分惨烈，双方伤亡都很大。等叶挺率领第十一军主力从侧后包抄敌人，发起总攻，才使敌军全线崩溃，起义军一鼓作气追出30余里。此仗钱大钧部伤亡和逃散者约6000人，他只带着不足3000人，退往广东。这是起义军在南征途中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物资。我们总部参谋团的3个女兵和机关人员一样，也都在行军时身上背了好几杆枪。虽然很疲劳，但大家个个欢欣鼓舞，士气高昂。
八月的江西，酷热难当，起义军暑天行军生病得“火痢”的甚多，一路上掉队减员很大，又经壬田、会昌激战，伤病员增加到近千人。当时参加伤病员护理工作的大都是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学员，她们在学校时曾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为了便于运送伤员和物资，指挥部决定，改走福建的汀州（现在的长汀）、上杭沿汀江乘船南下。9月5日，我们长途行军，越过闽赣边境的武夷山，进入汀州。部队在汀州休整了3天，几百名伤员安置在傅连主持的教会医院治疗。周恩来与彭湃带1个团乘船先入上杭打前站，起义军随后跟进。9月19日，起义军进入广东并相继占领三河坝。由于三河坝位于汀江、梅江、潭江的交汇处，战略地位重要，起义军决定由朱德率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起义失败后，朱德率这支部队最终上了井冈山），主力约6000人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从大埔乘船，经韩江而下，直奔潮汕。23日攻占潮州，24日攻占汕头。正当起义军在潮汕地区整顿发展时，地方军阀李济深、黄绍等率领重兵包围了潮汕。不久，起义军在揭阳兵败失利，10月1日撤离潮州。在部队撤出潮州时，被分配到地方邮局工作的胡毓秀、王鸣皋、谭勤先等几位女兵未能随队撤出，后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辗转去了上海。此时周恩来病重，第二天前委机关撤到普宁县境的流沙。起义军领导在流沙召开了重要会议，决定非战斗人员就地疏散，由当地农友做向导，分别向海边撤退，再转赴香港。其他人员继续率起义军残部向西转战海陆丰地区，周恩来坚持随军行动。不料起义军在汤坑遭敌重兵截击，战斗中伤亡很大，许多同志牺牲了，部队大部被打散，前委决定分头突围，暂去香港集合。叶挺、聂荣臻、杨石魂等保护着周恩来，从陆丰的甲子港乘一小木船渡海到香港。我作为前委机关的非战斗人员，与林伯渠、郭沫若等一行从流沙转道神泉港，后乘帆船于10月7日抵达香港。党派张太雷在香港接应我们，不久随部分前委领导从香港转抵上海，投入新的战斗。
黄埔军校女生队参加南昌起义的战斗历程，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事已相隔80年，但我每度忆及往事仍旧感慨万端。我时常怀念当年在武汉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学习生活，怀念曾经和我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女兵战友，怀念参加南昌起义的战斗经历，无限深情地缅怀当年领导我们革命战斗的杰出领袖，缅怀那些为人民军队的创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1924年5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的长洲岛上创办了一所培养革命军人的干部学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地名关系通称黄埔军校。孙中山亲自兼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育部副主任，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分别担任教官及负责各方面工作。
1926年9月初，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北伐军先遣独立团在叶挺率领下，于湖北的汀泗桥大败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进而攻占武汉三镇。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0月初，我随蔡畅等同志一起从广州乘船经上海辗转来到武汉。一到武汉，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接待了我们，他将我分配到总政治部的宣传科做宣传鼓动工作。
10月下旬的一天，邓演达亲自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参加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筹建工作。他对我说：“妇女解放运动，也是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革命需要一批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过去在广州的黄埔我们没有能力组建女生队，现在条件成熟了，希望你能胜任这项工作。”当时我刚满18岁，虽然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受过一些革命锻炼，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第一次接受这样重大的任务，心里真有些紧张。我向邓演达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得到各级领导帮助。
1927年2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女生队招收学员195人，男生队招收986人，我被学校任命为女生队的指导员。当时招收的学员文化程度都相当于初中及初中以上的学历，有些还是大学生。学员里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进步青年，革命热情很高。军校学习以政治课为主，有全校性的大课，也有女生队单独上的课。讲课的教员大都是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和社会名流及爱国人士，主要有恽代英、沈雁冰、许德珩等。此外，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的领导人也都到校作报告或演讲。毛泽东曾被特邀来校作《两湖农民运动》的报告，他的演讲深受广大学员的赞赏。军事课的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但每天的军训操练，使女生队的一些“小姐们”一开始真有点吃不消，哭鼻子是常有的事，后来才慢慢习惯了。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湖北的新军阀夏斗寅也突然叛变投蒋，指挥叛军攻打武汉。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黄埔分校的学员也迅速动员起来组成独立师，配合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出城迎敌。我们女生队也奉命开赴前线，学员们陆续被分配到各师团政治部、医院及各连队担负宣传鼓动和战地救护工作。在距武汉以西30多里的纸坊一战，夏斗寅的叛军经不住叶挺指挥的北伐“铁军”的沉重打击，很快就被击溃。我们女生队的学员们紧随部队一路追到沙市、天门等地，沿途与男生队的学员们一道向农村的广大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帮助他们整顿与恢复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组织，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做了许多农运工作。这次平叛西征，女生队虽未直接参加战斗，但全体学员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白天忍饥耐热地坚持长途行军不掉队，许多人脚底磨出了血泡，晚上在野外山头冒着风寒露营，一觉醒来衣服头发常常被露水潮气湿透。一个多月的战斗生活，锻炼了我们的革命意志和承受艰难困苦的本领，为以后革命的征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月底，独立师胜利地结束了西征战役，凯旋返校。这次西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革命形势却一天天地恶化了。西征期间，在湖南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向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与蒋介石联手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国共两党合作破裂，武汉城头白色恐怖阴云笼罩，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迫停办。7月18日，全校举行毕业典礼并为学员们颁发了毕业证书。此后，女生队的一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和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担任文书、通讯、宣传、医务等工作，这部分学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一部分学员加入了叶剑英领导的军官教导团，随叶剑英奔赴广州参加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另有部分学员被党派往苏联学习。
参加南昌起义
黄埔分校停办后，没过几天恽代英亲自找我和彭援华（彭文）谈话，向我们介绍了当前严峻的革命形势，要求我们立即到部队去工作。1927年7月20日，我们随同林伯渠、吴玉章等人从武汉乘船前往九江，当时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也正乘船赶往九江。7月26日，我们一行到达南昌，住在离江西大旅社不远的一个小学校里。江西大旅社此时已成为南昌起义的革命总指挥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起义军将领经常在这里开会。我和彭援华每天到江西大旅社指挥部做些文秘、勤杂工作，夜晚回小学校休息待命。那时，由于保密，我们并不知道起义的时间。起义那天，半夜里外面枪声大作，我和彭援华听到枪响， 赶紧穿好衣服迅速跑到江西大旅社。此时周恩来正和起义将领站在旅社门口的台阶上向部队讲话，我看到林伯渠、吴玉章等领导也在其中。贺龙下达了各项命令后，林伯渠马上找到我们，要我们和第二十军军部卫生队的同志一起去前线抢救伤员。那一夜我和战友们极其兴奋地来往穿梭在各处战场间，一边做宣传鼓动工作，一边抢救伤员运送弹药，什么工作需要人，我就主动做什么。战友们互不相识，但见面后亲如一家，不论干什么，不论是谁的命令，只要是为起义的胜利，我都冒着生命危险认真执行。天亮后，起义胜利了，鲜红的军旗飘扬在南昌城头，大街小巷到处是起义的将士们，大家见面后相互祝贺，热烈拥抱，场面感人。南昌城里的老百姓也都出来敲锣打鼓，放鞭炮，共同庆祝起义胜利。
千里转战赣闽粤
8月1日上午9点，起义部队成立革命委员会，周恩来、李立三等25人任委员，谭平山任主席，吴玉章任秘书长。革委会下设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叶挺任前敌总指挥。革委会决定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到广东聚集力量，择期发动第二次北伐。
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率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赶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有周士第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叶挺的第十一军的两个师、贺龙的第二十军、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和第九军的三个连，共两万余人。部队集结后，于8月3日起开始撤离南昌，以朱德为先遣司令，浩浩荡荡地踏上南下广东的艰难征途。
南下途中意外不断发生。8月4日，第十一军第十师蔡廷锴部行至进贤时突然脱离指挥，率部转往浙江，给部队带来极大的损失和伤害。8月7日，中共黄埔武汉分校的党委书记陈毅带少数校友在临川赶上起义部队，使我们又有了一次惊喜。后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划归叶挺的第十一军指挥，陈毅留在第二十五师工作。
我们黄埔军校女生队有近30位同志参加了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创建时的第一批女兵。我和彭援华、胡毓秀被周恩来留在了总部参谋团，其余的都被分配到各战斗部队里作宣传、救护工作。
部队南下时，正值三伏天气，烈日当头。我们每个女兵身上都背着自己换洗的衣服和军毯。身体强壮的女兵，如我们称之为“四大金刚”的杨庆兰、谭勤先、陈觉吾、王鸣皋等人，身上还都背着步枪，子弹袋里装满了子弹。乍一看，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些身着军服、全副武装的士兵竟是些20岁左右的女孩子。
杨庆兰是随陈毅一起在临川追上大队的。当年只有17岁，是我们这些女兵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她年龄虽小，但臂力很大，枪法又准，大家对她的勇敢和射击技术十分钦佩。在南下的路上，是她从战场上背下了腿部负伤的陈赓，当时陈赓只是第二十军的一个营长。还有王鸣皋，她的身体瘦长，脚是缠过以后放开的，可是她却很能吃苦耐劳，行军中数她背的东西多，什么苦事都抢着干。
我们的行军生活十分艰苦，每天走上百十里路是常有的事。因为我们在军校里受过半年的训练，长途行军开始倒不觉得吃力，只是因为天气炎热，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十分难受。没过几天，我们的脚上大都打起了水泡，脸上的皮肤也被太阳晒成了紫铜色。行军途中，偶尔遇见一条路旁的小溪，大家忙从腰间取出茶缸痛饮一番。由于白天过度疲劳，晚上宿营时，不论什么场合我们都能呼呼入睡。有时睡在露天里，有时睡在草垛上，那时能找到一块门板睡，就是莫大的享受了。
在南征途中，我奉命兼作革委会的机要通讯员，领导发给我一个有四方玻璃罩的煤油灯，每天在警卫战士护送下，由我将革委会的文件送到前委驻地，再由前委带回战报和信件。晚上送信全靠这盏马灯照亮走路。
8月6日，起义军占领临川（现在的抚州），全城各界群众集结在大道两旁热烈欢迎我们，老百姓在路边还为部队准备了凉棚和茶水。中共临川县委即时召开党团员大会，号召动员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参加起义军。临川中学有300多名师生报名参加了朱德领导的第九军，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数百人在李井泉的带领下，也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
起义军在临川休整了一周，于8月12日挥戈南进，经过宜黄、广昌直指瑞金、会昌。这时蒋介石派嫡系钱大钧部两个师加两个团共9000人，从赣州赶来，在瑞金、会昌一带设防拦击我军。其前锋两个团已进驻瑞金以北30里的壬田市。指挥部决定贺龙的第三师划归朱德指挥。8月25日，朱德率领第三师一个营，在壬田与敌两个团展开激战，其主力部队在贺龙率领下及时增援，一举击溃敌军，乘胜攻占瑞金。随后，起义军又挥师南下，于8月30日凌晨进攻会昌。先遣司令朱德和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率教导团（团长侯镜如）与敌4个团展开拉锯战，战斗打得十分惨烈，双方伤亡都很大。等叶挺率领第十一军主力从侧后包抄敌人，发起总攻，才使敌军全线崩溃，起义军一鼓作气追出30余里。此仗钱大钧部伤亡和逃散者约6000人，他只带着不足3000人，退往广东。这是起义军在南征途中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物资。我们总部参谋团的3个女兵和机关人员一样，也都在行军时身上背了好几杆枪。虽然很疲劳，但大家个个欢欣鼓舞，士气高昂。
八月的江西，酷热难当，起义军暑天行军生病得“火痢”的甚多，一路上掉队减员很大，又经壬田、会昌激战，伤病员增加到近千人。当时参加伤病员护理工作的大都是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学员，她们在学校时曾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为了便于运送伤员和物资，指挥部决定，改走福建的汀州（现在的长汀）、上杭沿汀江乘船南下。9月5日，我们长途行军，越过闽赣边境的武夷山，进入汀州。部队在汀州休整了3天，几百名伤员安置在傅连主持的教会医院治疗。周恩来与彭湃带1个团乘船先入上杭打前站，起义军随后跟进。9月19日，起义军进入广东并相继占领三河坝。由于三河坝位于汀江、梅江、潭江的交汇处，战略地位重要，起义军决定由朱德率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起义失败后，朱德率这支部队最终上了井冈山），主力约6000人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从大埔乘船，经韩江而下，直奔潮汕。23日攻占潮州，24日攻占汕头。正当起义军在潮汕地区整顿发展时，地方军阀李济深、黄绍等率领重兵包围了潮汕。不久，起义军在揭阳兵败失利，10月1日撤离潮州。在部队撤出潮州时，被分配到地方邮局工作的胡毓秀、王鸣皋、谭勤先等几位女兵未能随队撤出，后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辗转去了上海。此时周恩来病重，第二天前委机关撤到普宁县境的流沙。起义军领导在流沙召开了重要会议，决定非战斗人员就地疏散，由当地农友做向导，分别向海边撤退，再转赴香港。其他人员继续率起义军残部向西转战海陆丰地区，周恩来坚持随军行动。不料起义军在汤坑遭敌重兵截击，战斗中伤亡很大，许多同志牺牲了，部队大部被打散，前委决定分头突围，暂去香港集合。叶挺、聂荣臻、杨石魂等保护着周恩来，从陆丰的甲子港乘一小木船渡海到香港。我作为前委机关的非战斗人员，与林伯渠、郭沫若等一行从流沙转道神泉港，后乘帆船于10月7日抵达香港。党派张太雷在香港接应我们，不久随部分前委领导从香港转抵上海，投入新的战斗。
黄埔军校女生队参加南昌起义的战斗历程，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事已相隔80年，但我每度忆及往事仍旧感慨万端。我时常怀念当年在武汉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学习生活，怀念曾经和我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女兵战友，怀念参加南昌起义的战斗经历，无限深情地缅怀当年领导我们革命战斗的杰出领袖，缅怀那些为人民军队的创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