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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陶愚川先生相识，是在1958年我到曲阜师范学院工作以后。陶先生解放后不愿与人交往，更不愿谈自己的过去。所以，我与他接触也不是太多，关于他早年的一些事情，我主要是从毛礼锐①先生口中得知的。
陶先生1912年生于浙江绍兴。1934年大夏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36年留学美国，1938年获密西根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留学美国时，他跟毛礼锐先生在同一所学校，比毛先生晚一两届，二人因此有师兄弟之谊。上海解放前夕，陶先生是大夏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上海解放后，曾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②政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山东工作。当时跟他一样，从上海到山东来的有几位老先生，如章益、傅统先。章、傅二先生被调入山东师范学院，继续做教授。陶先生则因为“历史问题”，被调到山东泰安部队转干速成中学教历史。
其实，他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谓“问题”主要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大哥是陶百川，二哥叫陶光川。陶百川③是国民党要员，陶光川是上海中学的校长。上海中学是上海最有名的国立中学之一，我的大哥就曾就读于那所中学。陶愚川也曾做过中学校长，后来才到大夏大学做教育系主任。陶百川到台湾去的时候，有意要把两个兄弟一同带走，但陶光川和陶愚川都不愿意走。陶愚川的态度更坚决，认为自己的事业在中国、在大陆，更不肯走。后来，陶百川硬是把他弄到了香港，在香港停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他还是不肯去台湾，最后就偷偷地跑回了上海。回去后，他想继续在大夏大学任教，但很快被弄去政训班学习，学习结束重新分配。分配到山东来的章益、陶愚川、傅统先三位先生，资历都差不多，但比较而言，章先生做过复旦大学校长，是上海的大学校长领袖，地位最高。陶先生这个人非常率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马上就会表现出来；章先生有城府，不肯轻易表露自己；傅先生呢，胆子较小，又很谦卑，不会轻易表露什么。陶先生由于与陶百川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直率，一下子被发配到泰安的中学，大学教授的身份也被抹掉了。
自从到了泰安以后，陶先生就任人摆布，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也不与人争；同时，在生活上也变得不修边幅起来。他一直独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常常是到外面买一只烧鸡或油条什么的，一边走一边吃；遇到对面有熟人走来，就赶紧把正在吃的东西塞进口袋里。曲阜师范大学有一个传说，说陶先生讲课的时候掏粉笔，有时竟从口袋中掏出油条或鸡骨头来，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他是留学归来的新式学者，本来穿戴是很讲究的。现在也不管这些了，穿戴很随便，也懒得去洗，穿脏了、实在不行了，就扔到一边，再换一套。
曲阜师范学院成立的时候，因师资缺乏，就从外边调来几位老先生，一位是陶先生，一位是星兆钧，还有一位是王锡昌。据说成立曲阜师范学院，是周总理的意思；他认为，孔夫子的老家应该有一所大学，发展起来在国际上也会有影响。陶先生到曲阜师范学院时，因没有教育系，而他的外语又非常好，于是就把他调到了外语系教外语。他的待遇跟我一样，担任讲师。学校小，那些老教授也都作为讲师来对待。他们看我年纪轻轻就已经是讲师了，对我很客气，尽管我是把他们视为老师的。当时陶先生有很强的戒备心，不好接近。我跟陶先生说：“我是毛先生介绍来与您认识的。”他说：“很好，很好。我就这样，你不要找我，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就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
别看他不修边幅，但在曲阜师范学院教外语，很快就把学生吸引住了，因为他能讲出东西来。学生对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前面走，一批学生就跟在他后面，学他走路，结果就把他的系领导（也是老干部）搞得很紧张。运动一来，就冲击他、审查他，说他搞什么“格拉马”派——“格拉马”是英语GRAMMER的音译。其实，陶先生是不参加任何组织和党派的。如果说有什么“格拉马”派，那也是陶先生的一些崇拜者对自己的戏称。这种情况也不仅发生在陶先生个人身上。当时曲阜师范学院从上海等地调来了一批教师，各个系都有。这些教师原来生活在大都市里，业余生活很丰富。到了曲阜，就像是到了乡下，很不适应。要进城，还要穿过孔庙。那时的孔庙很破也很脏，不售票，什么时候去都可以看，但去几次也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附近没有看电影的地方，到城里去看电影，放的又都是些老片子。到了周末，那些上海来的教师们觉得无聊，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儿，有时也跳跳舞。于是，周围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特别是那些“警惕性”比较高的人）就认为他们在搞秘密活动、搞小派别，上面也不断地调查、审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事儿，后来便不了了之。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些人不明真相，给陶先生乱贴大字报。大字报就糊在他住的那间小黑屋外面的窗户上、墙上。玻璃窗被好几层大字报糊住了，白天也得开灯。后来灯泡坏了，陶先生也不买不换，白天黑夜都呆在黑屋子里。有光线就看看书，没光线就睡觉。那时的情形很不像话，但谁也不敢说什么。好在他也慢慢地熬过来了。那时外语系有个负责人，左得很，有事没事就把老先生弄过来训训话、教训一番。后来就逼迫陶先生退休，陶先生不想干、也没法干了。退休之后，与当时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一样被对待，每月给18块钱的生活费。他也无话可说，也不争什么。就因为陶先生是陶百川的弟弟，是“反革命”的家属，学校里的一些人十几、二十年不断地敲打人家。想想看，那滋味能好受么？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事儿。
“文化大革命”后的1978年，我恢复了工作。当时要办研究生教育，设立教育学硕士学位点，需要有三位导师组成队伍。王其昌先生在中文系，中文系用他，我不便找他；星兆钧先生早已退休并回到了老家，我找过他，他表示不想再干了。当时有文件传达下来，小平同志说过去的冤假错案要“一风吹”，我也有所耳闻。于是，我就跟学校讲，如果我们要招研究生，就必须把陶先生请出来。当时曲阜师范学院的负责人徐宝庆是个很不错的同志，我跟他讲了陶先生的情况，他很同情陶先生。他说：“那好，你就去请陶先生吧。但他脾气有些古怪，一般人是请不动的。你就代表学校去请他，看他有些什么条件，我们尽量帮助解决。”我去找陶先生时，他还是一个孤老头儿，还住在那个小黑屋里。我请他，他说：“我可以帮你带研究生，可以开一些课，还要写一本书，但我不参加政治学习。”他的要求我们都答应了。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既然请陶先生出来工作，就要彻底解决他的待遇问题，不能只发给他每月18块钱的生活费。我的意见是，先恢复他的工作，恢复他的职称。我还把当年带头给陶先生写大字报的那个人（此时也是学校的干部）找来，跟他说：“把陶先生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与你当年的胡贴乱批有很大关系。你有责任帮助陶先生，跟我一起找学校和有关部门，不仅要恢复他的工作，还要恢复他的教授资格。”学校人事处不同意，认为恢复教授资格不符合国家的制度规定，不好弄。那个当年贴大字报的同志比我年轻，也比较机灵，在上面还有些关系，我就让他到上面去跑、找国家教育部。这也是给他一个弥补自己以往过失的机会。他也觉得此事不好办，我就让他这样去说服上面：“陶先生与章益先生、傅统先先生一样，解放前都是大学教授，后来把他贬为讲师是没有道理的；不信就去查陶先生的档案，他没犯过什么错误，贬他的惟一理由就是陶百川担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但这与他本人没有关系。”找上去后，教育部很重视，派人到学校来调查。因为我坚决主张恢复陶先生的教授身份，调查时也找我来谈。我跟调查人员说：“按照我的理解，小平同志说‘冤假错案一风吹’，不仅是指‘反右’、‘文化大革命’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也包括解放之初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一切不当处置。免去陶先生教授资格，就属于此类不当处置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陶先生甚至连担任研究生导师的资格都没有。”调查人员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报到教育部后，陶先生的教授资格就被恢复了。此事大概发生在我带研究生的第二年，即1981年。随后，学校就按照最低一级教授（四级教授）恢复他的职称和工作，并补发了他几十年的工资。补发下来的工资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陶先生一分钱也不要，要求退回去。没有办法，在我的建议下，学校只好把这笔钱存了起来，并按照教授的标准分配了一套大一点儿的房子。我又让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做他的秘书，让秘书带两名同学经常帮帮他的忙。对此，陶先生是很满意的，还来感谢我，说自己现在没有什么冤气了。其实，这些都是他应该得的，包括不让他受冤枉气。后来毛礼锐先生到曲阜来，两位老先生见面，都非常高兴。陶先生对毛先生说：“信泰同志找我，让我出来做点儿事，总算是能有一个比较愉快的晚年。”
鉴于过去一直对陶先生不好，对他造成了很大伤害，恢复工作后学校常想出一些办法去关照他。有一年春节，学校统战部长来找我，说学校领导去看陶先生，陶先生说：“你们是来看陶百川的，不是看陶愚川的。”就把学校领导赶出来了。我于是对那位统战部长说：“你们不用那么客套，多做点实事就行了。过去那样对待陶先生，现在又弄出这么些客套，确实让人家难以理解和接受。”大年三十，我觉得老先生一个人过年实在孤单，就请他到我家一起吃顿年夜饭。老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学校领导听说此事，又要买几个菜送过来。我说：“千万别弄这些事儿，一弄又把老先生弄跑了。让我们好好吃顿饭吧。”那一天，陶先生来了，还带了一瓶酒，是当时曲阜市面上最便宜的老白干。他喜欢喝点儿酒，也只能买得起这种酒，因为他还保持着每月18元生活费的习惯。上我家里来，我当然有好酒招待他。他喝了一口，说：“哎呀，这种酒我好多年没有喝了，真好喝！”我说：“是啊。您能喝就多喝一点儿吧。”他喝得高高兴兴。他半醉不醉的时候，我怕他喝多了走不了路，就不让他喝了，送他回去。
陶先生这个钱也不要，那个钱也不要，连出书的稿费也不要。学校认为他品格高尚，就大张旗鼓地发起了“学习陶愚川先生”运动。我说了几句气话，搞得有关领导觉得很不自在。我说：“不要搞什么学习运动，因为我们学不了。人家不是生气不要，而是觉得自己的钱够花了，真的不要。这让我们怎么学呢？你们党员、干部学了陶先生后，就能把每月的工资拿出来，只留18块钱自己用？你们学不到，我也学不到。我还希望自己的收入越来越高，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呢！向他学习不要搞形式主义。我们要真正感觉到过去那样对待人家是不对的，人家在我们对他不好的情况下还在考虑写书、给后人留下点儿什么，我们要学的是这个，应该这样去学人家。”我打心眼儿里觉得陶先生那样做，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性情，不是给别人看的。我这样说，也是有所指的。因为请陶先生复出的时候，还有好些人反对，认为他是“反革命”的家属，不能使用。都改革开放了，还有人这么说，能不叫人生气吗？不管怎么说，几万块钱放在那里总不是个事儿，学校也很为难。于是，我就出了个主意：成立陶愚川教育基金，用来奖励我校在教育学教学、科研方面有成绩者。陶先生也很赞成，基金会就成立起来了。这笔基金一直用到现在。
[附记]2010年3月，于述胜、王俊明赴曲阜师范大学对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陈信泰教授进行了教育口述史访谈，为期一周。这篇文章便是根据访谈整理出来的文字之一。为保持史实的准确性,作者特请陈信泰教授及曲阜师范大学有关专家对初步整理出来的文字做了进一步核实。
注释：
①毛礼锐（1905-1992），江西吉安人，中国著名教育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
②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建于1949年下半年，主要任务是为军队提供经过培训的干部。该大学同时建有上海俄文学校、政治研究院和工农速成中学三个附属学校。其中，政治研究院的学员主要是华东地区高级教育工作者、宗教界和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的中高级人员。陶愚川、章益和傅统先等就是作为高级教育工作者在政治研究院受训的。关于华东革命大学的更具体些的情况，可参见张百年的《革命大学革命人——纪念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诞生60周年》一文，载《前进论坛》2009年第12期。
③陶百川（1901-2002），浙江绍兴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上海特别市临时参议会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国大代表”、“监察委员”。1977年自动引退，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作者单位:1.曲阜师范大学2.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刘福才)
陶先生1912年生于浙江绍兴。1934年大夏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36年留学美国，1938年获密西根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留学美国时，他跟毛礼锐先生在同一所学校，比毛先生晚一两届，二人因此有师兄弟之谊。上海解放前夕，陶先生是大夏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上海解放后，曾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②政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山东工作。当时跟他一样，从上海到山东来的有几位老先生，如章益、傅统先。章、傅二先生被调入山东师范学院，继续做教授。陶先生则因为“历史问题”，被调到山东泰安部队转干速成中学教历史。
其实，他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谓“问题”主要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大哥是陶百川，二哥叫陶光川。陶百川③是国民党要员，陶光川是上海中学的校长。上海中学是上海最有名的国立中学之一，我的大哥就曾就读于那所中学。陶愚川也曾做过中学校长，后来才到大夏大学做教育系主任。陶百川到台湾去的时候，有意要把两个兄弟一同带走，但陶光川和陶愚川都不愿意走。陶愚川的态度更坚决，认为自己的事业在中国、在大陆，更不肯走。后来，陶百川硬是把他弄到了香港，在香港停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他还是不肯去台湾，最后就偷偷地跑回了上海。回去后，他想继续在大夏大学任教，但很快被弄去政训班学习，学习结束重新分配。分配到山东来的章益、陶愚川、傅统先三位先生，资历都差不多，但比较而言，章先生做过复旦大学校长，是上海的大学校长领袖，地位最高。陶先生这个人非常率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马上就会表现出来；章先生有城府，不肯轻易表露自己；傅先生呢，胆子较小，又很谦卑，不会轻易表露什么。陶先生由于与陶百川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直率，一下子被发配到泰安的中学，大学教授的身份也被抹掉了。
自从到了泰安以后，陶先生就任人摆布，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也不与人争；同时，在生活上也变得不修边幅起来。他一直独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常常是到外面买一只烧鸡或油条什么的，一边走一边吃；遇到对面有熟人走来，就赶紧把正在吃的东西塞进口袋里。曲阜师范大学有一个传说，说陶先生讲课的时候掏粉笔，有时竟从口袋中掏出油条或鸡骨头来，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他是留学归来的新式学者，本来穿戴是很讲究的。现在也不管这些了，穿戴很随便，也懒得去洗，穿脏了、实在不行了，就扔到一边，再换一套。
曲阜师范学院成立的时候，因师资缺乏，就从外边调来几位老先生，一位是陶先生，一位是星兆钧，还有一位是王锡昌。据说成立曲阜师范学院，是周总理的意思；他认为，孔夫子的老家应该有一所大学，发展起来在国际上也会有影响。陶先生到曲阜师范学院时，因没有教育系，而他的外语又非常好，于是就把他调到了外语系教外语。他的待遇跟我一样，担任讲师。学校小，那些老教授也都作为讲师来对待。他们看我年纪轻轻就已经是讲师了，对我很客气，尽管我是把他们视为老师的。当时陶先生有很强的戒备心，不好接近。我跟陶先生说：“我是毛先生介绍来与您认识的。”他说：“很好，很好。我就这样，你不要找我，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就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
别看他不修边幅，但在曲阜师范学院教外语，很快就把学生吸引住了，因为他能讲出东西来。学生对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前面走，一批学生就跟在他后面，学他走路，结果就把他的系领导（也是老干部）搞得很紧张。运动一来，就冲击他、审查他，说他搞什么“格拉马”派——“格拉马”是英语GRAMMER的音译。其实，陶先生是不参加任何组织和党派的。如果说有什么“格拉马”派，那也是陶先生的一些崇拜者对自己的戏称。这种情况也不仅发生在陶先生个人身上。当时曲阜师范学院从上海等地调来了一批教师，各个系都有。这些教师原来生活在大都市里，业余生活很丰富。到了曲阜，就像是到了乡下，很不适应。要进城，还要穿过孔庙。那时的孔庙很破也很脏，不售票，什么时候去都可以看，但去几次也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附近没有看电影的地方，到城里去看电影，放的又都是些老片子。到了周末，那些上海来的教师们觉得无聊，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儿，有时也跳跳舞。于是，周围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特别是那些“警惕性”比较高的人）就认为他们在搞秘密活动、搞小派别，上面也不断地调查、审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事儿，后来便不了了之。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些人不明真相，给陶先生乱贴大字报。大字报就糊在他住的那间小黑屋外面的窗户上、墙上。玻璃窗被好几层大字报糊住了，白天也得开灯。后来灯泡坏了，陶先生也不买不换，白天黑夜都呆在黑屋子里。有光线就看看书，没光线就睡觉。那时的情形很不像话，但谁也不敢说什么。好在他也慢慢地熬过来了。那时外语系有个负责人，左得很，有事没事就把老先生弄过来训训话、教训一番。后来就逼迫陶先生退休，陶先生不想干、也没法干了。退休之后，与当时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一样被对待，每月给18块钱的生活费。他也无话可说，也不争什么。就因为陶先生是陶百川的弟弟，是“反革命”的家属，学校里的一些人十几、二十年不断地敲打人家。想想看，那滋味能好受么？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事儿。
“文化大革命”后的1978年，我恢复了工作。当时要办研究生教育，设立教育学硕士学位点，需要有三位导师组成队伍。王其昌先生在中文系，中文系用他，我不便找他；星兆钧先生早已退休并回到了老家，我找过他，他表示不想再干了。当时有文件传达下来，小平同志说过去的冤假错案要“一风吹”，我也有所耳闻。于是，我就跟学校讲，如果我们要招研究生，就必须把陶先生请出来。当时曲阜师范学院的负责人徐宝庆是个很不错的同志，我跟他讲了陶先生的情况，他很同情陶先生。他说：“那好，你就去请陶先生吧。但他脾气有些古怪，一般人是请不动的。你就代表学校去请他，看他有些什么条件，我们尽量帮助解决。”我去找陶先生时，他还是一个孤老头儿，还住在那个小黑屋里。我请他，他说：“我可以帮你带研究生，可以开一些课，还要写一本书，但我不参加政治学习。”他的要求我们都答应了。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既然请陶先生出来工作，就要彻底解决他的待遇问题，不能只发给他每月18块钱的生活费。我的意见是，先恢复他的工作，恢复他的职称。我还把当年带头给陶先生写大字报的那个人（此时也是学校的干部）找来，跟他说：“把陶先生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与你当年的胡贴乱批有很大关系。你有责任帮助陶先生，跟我一起找学校和有关部门，不仅要恢复他的工作，还要恢复他的教授资格。”学校人事处不同意，认为恢复教授资格不符合国家的制度规定，不好弄。那个当年贴大字报的同志比我年轻，也比较机灵，在上面还有些关系，我就让他到上面去跑、找国家教育部。这也是给他一个弥补自己以往过失的机会。他也觉得此事不好办，我就让他这样去说服上面：“陶先生与章益先生、傅统先先生一样，解放前都是大学教授，后来把他贬为讲师是没有道理的；不信就去查陶先生的档案，他没犯过什么错误，贬他的惟一理由就是陶百川担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但这与他本人没有关系。”找上去后，教育部很重视，派人到学校来调查。因为我坚决主张恢复陶先生的教授身份，调查时也找我来谈。我跟调查人员说：“按照我的理解，小平同志说‘冤假错案一风吹’，不仅是指‘反右’、‘文化大革命’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也包括解放之初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一切不当处置。免去陶先生教授资格，就属于此类不当处置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陶先生甚至连担任研究生导师的资格都没有。”调查人员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报到教育部后，陶先生的教授资格就被恢复了。此事大概发生在我带研究生的第二年，即1981年。随后，学校就按照最低一级教授（四级教授）恢复他的职称和工作，并补发了他几十年的工资。补发下来的工资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陶先生一分钱也不要，要求退回去。没有办法，在我的建议下，学校只好把这笔钱存了起来，并按照教授的标准分配了一套大一点儿的房子。我又让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做他的秘书，让秘书带两名同学经常帮帮他的忙。对此，陶先生是很满意的，还来感谢我，说自己现在没有什么冤气了。其实，这些都是他应该得的，包括不让他受冤枉气。后来毛礼锐先生到曲阜来，两位老先生见面，都非常高兴。陶先生对毛先生说：“信泰同志找我，让我出来做点儿事，总算是能有一个比较愉快的晚年。”
鉴于过去一直对陶先生不好，对他造成了很大伤害，恢复工作后学校常想出一些办法去关照他。有一年春节，学校统战部长来找我，说学校领导去看陶先生，陶先生说：“你们是来看陶百川的，不是看陶愚川的。”就把学校领导赶出来了。我于是对那位统战部长说：“你们不用那么客套，多做点实事就行了。过去那样对待陶先生，现在又弄出这么些客套，确实让人家难以理解和接受。”大年三十，我觉得老先生一个人过年实在孤单，就请他到我家一起吃顿年夜饭。老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学校领导听说此事，又要买几个菜送过来。我说：“千万别弄这些事儿，一弄又把老先生弄跑了。让我们好好吃顿饭吧。”那一天，陶先生来了，还带了一瓶酒，是当时曲阜市面上最便宜的老白干。他喜欢喝点儿酒，也只能买得起这种酒，因为他还保持着每月18元生活费的习惯。上我家里来，我当然有好酒招待他。他喝了一口，说：“哎呀，这种酒我好多年没有喝了，真好喝！”我说：“是啊。您能喝就多喝一点儿吧。”他喝得高高兴兴。他半醉不醉的时候，我怕他喝多了走不了路，就不让他喝了，送他回去。
陶先生这个钱也不要，那个钱也不要，连出书的稿费也不要。学校认为他品格高尚，就大张旗鼓地发起了“学习陶愚川先生”运动。我说了几句气话，搞得有关领导觉得很不自在。我说：“不要搞什么学习运动，因为我们学不了。人家不是生气不要，而是觉得自己的钱够花了，真的不要。这让我们怎么学呢？你们党员、干部学了陶先生后，就能把每月的工资拿出来，只留18块钱自己用？你们学不到，我也学不到。我还希望自己的收入越来越高，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呢！向他学习不要搞形式主义。我们要真正感觉到过去那样对待人家是不对的，人家在我们对他不好的情况下还在考虑写书、给后人留下点儿什么，我们要学的是这个，应该这样去学人家。”我打心眼儿里觉得陶先生那样做，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性情，不是给别人看的。我这样说，也是有所指的。因为请陶先生复出的时候，还有好些人反对，认为他是“反革命”的家属，不能使用。都改革开放了，还有人这么说，能不叫人生气吗？不管怎么说，几万块钱放在那里总不是个事儿，学校也很为难。于是，我就出了个主意：成立陶愚川教育基金，用来奖励我校在教育学教学、科研方面有成绩者。陶先生也很赞成，基金会就成立起来了。这笔基金一直用到现在。
[附记]2010年3月，于述胜、王俊明赴曲阜师范大学对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陈信泰教授进行了教育口述史访谈，为期一周。这篇文章便是根据访谈整理出来的文字之一。为保持史实的准确性,作者特请陈信泰教授及曲阜师范大学有关专家对初步整理出来的文字做了进一步核实。
注释：
①毛礼锐（1905-1992），江西吉安人，中国著名教育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
②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建于1949年下半年，主要任务是为军队提供经过培训的干部。该大学同时建有上海俄文学校、政治研究院和工农速成中学三个附属学校。其中，政治研究院的学员主要是华东地区高级教育工作者、宗教界和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的中高级人员。陶愚川、章益和傅统先等就是作为高级教育工作者在政治研究院受训的。关于华东革命大学的更具体些的情况，可参见张百年的《革命大学革命人——纪念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诞生60周年》一文，载《前进论坛》2009年第12期。
③陶百川（1901-2002），浙江绍兴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上海特别市临时参议会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国大代表”、“监察委员”。1977年自动引退，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作者单位:1.曲阜师范大学2.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刘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