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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学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性是民族文学赖以存在的条件，不存在没有民族文化特性的国别文学。民族文化性真实地体现在其文学文本中，同时又影响着文学文本模式的形成。为此，以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为解读对象，能够深刻理解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属性，即：民族文化的“自由性”、“酒神”文化、“圣愚”文化。
关键词：文本 自由性 酒神 圣愚
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家洛特曼认为，文学文本的思想结构就其本质而言是所属时期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反映，包括时代的行为、意识、日常生活和道德规范等等。因此，文学文本不仅仅被看作是作者个人主观意识的体现，更是一个民族文化性的载体。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借助这种文学文本模式反映出自身的民族文化性，并重新审视权威的人的概念。
一 民族文化的“自由性”
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语境会直接影响文学文本模式的形成。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以戏仿、解构、游戏为叙述策略，以荒诞、另类为创作特点，却对俄罗斯经典文学文本中所体现的民族“自由性”持认同态度。这种文本模式反映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者消解前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总体情绪，是对官方霸权话语的抵制以及对当时社会集权体制的反抗与无奈。所以，它更是俄罗斯民族文化性的载体，是人的个性自由实现的标志。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比托夫所塑造的人物就具有向往自由的民族文化特性。在《普希金之家》中，爷爷奥多耶夫采夫和邻居“狄更斯”伯伯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爷爷曾因肃反而被捕，由一位知名学者到普普通通的建筑工人，身份的转变和时间的流逝并没有让这位传统的知识分子丧失原有的立场和信念，他以一种独立且自由的思考意识超越了各种无知、教条与权势的压制，始终保持着普希金时代延续的民族“自由性”，从而成为该文本的核心人物之一。而“狄更斯”伯伯更是一个老绅士，他也曾经历战争和流放生活的洗礼，但却能始终保持一颗纯洁自由的心灵。家中摆放的各种经典藏书、法国印象派的画作、小提琴等等已凸显出这位知识分子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民族意识。文本中这两个中心人物的出现给予主人公廖瓦以精神上的引领，使一个懵懂的青年从谎言和精神的桎梏中走出来，以另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看待自由。因此，该文本中充满了后现代主义者对民族“自由性”的具体展示，作家在运用了戏仿、解构等后现代叙事策略的同时，着重描写出以俄罗斯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追求自由的精神。
再如，佩列文的小说文本《奥蒙·拉》中的奥蒙从小向往蓝天，考入飞行学校后又加入了登月宇航员的队伍。奥蒙通过了飞行学校的测试，并获准飞向太空、飞向月球，而事实上，苏联当局的登月计划是个惊天骗局，所谓的登月并不存在。奥蒙在入校前是一个绝对服从集权体制的传统公民，入校后他逐渐明晰事情真相并意欲摆脱集权主义的控制，因而获得了一个新的代号“拉”。“拉”试图构建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但面对虚假现状却无能为力。这部创作于苏联解体时期的作品反映出90年代俄罗斯人所遇到的精神危机，体现出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迷茫的状态，以及苦苦探索与激愤抗争的自由意识。虽然文本的结局是开放式的，但作者已经给出答案：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模式仍然坚持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找回自我，找回本民族的“自由性”。
二 “酒神”文化
从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到20世纪现代主义、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文学文本中都逐一呈现出“酒神”文化的特点。它在每一个文学阶段凸显出不同的酒神精神，是俄罗斯民族的另一个文化属性。
尽管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形式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共同拥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在各自文本中都隐藏着对俄罗斯悲剧性命运的反思与抗争。这种意识促使以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为代表的俄罗斯后现代作家纷纷以“酒”为创作素材，构建出后现代的“酒神”文化，进而展现俄罗斯底层“小人物”的痛苦人生与酒神精神。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文学文本的中心点是以理性解读现实，回避宏大叙事策略，以小人物、真性情为基本素材揭开日常的纷纷扰扰、点滴过往、衣食住行等生活片段。她的许多作品都让读者刻骨铭心，因为她毫不掩饰地描述出俄罗斯最本真的生活状态——酗酒度日。在《待客之道》中，主人公过着月光族的生活，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他只好向母亲借钱买酒。为了酒，他甘愿舍弃年迈母亲的亲情来获得自己的一时之快。《音乐课》中的伊万诺夫嗜酒如命，言语之间无不显现出酒精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生活的不如意让他为了3卢布酒钱而丧失人格和尊严。在《琴查诺》中，主人公也是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丧母的悲痛情绪，以此来表现出对生活的无奈与反抗。作家以“酒”为线展示出一系列后现代小人物的精神状态。他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是酗酒成性，其中有人或因精神空虚、或因“出了状况”、或“纯粹是因为爱喝酒而喝酒”，同时如19世纪那些经典作家笔下的“小人物”一样，为了生计还要四处奔波，过着逆来顺受、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生活。这种没有任何希望和未来可言的日子让他们都贪恋上了杯中之物，想以此获得暂时的解脱，以此冲淡悲剧性的生活节奏。
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所体现的“酒神”文化主要洋溢着一种酒神精神。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因而这种精神能够让文本中的小人物们在物资紧缺、精神匮乏、捉襟见肘的生活中释放出一切哀怨，回归自我本性。在以酒为伴的状态中他们看似屈服于权威和专制，实则却是“借力打力”，与其进行游戏式的自由对抗。同时，后现代的主人公们并非漫无目的地生活，相反，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在死亡面前选择了以酒神精神同生活中的痛苦抗争，以一种洒脱的情怀和超然的境界体悟人生的壮美，以一种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气节和痛苦重生的意识来挑战悲剧性的命运，并以此传达出俄罗斯人对俄罗斯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反思，对生活、生存问题的关注，对理想人格和伦理道德的追求。
三 “圣愚”文化 俄罗斯是十分看重宗教、道德、精神的民族。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是以另类、怪诞的创作手法凸显出其本民族的宗教属性。文本中的宗教人物形象多被丑陋化，疯癫人、畸形人、流浪人等等众多癫狂人物占据文本的中心，他们处于社会边缘、语言夸张怪异、行为荒谬滑稽，但他们肩负着普世救赎的使命，常教导人们学会忍受现世苦行，以求内心获得拯救与超脱。实际上，这种另类的人物设计是受到俄罗斯东正教“圣愚”文化的影响。
德米特里·尤里耶夫在《话语权力》一文中总结2006年俄罗斯新文学以不变的三位一体结束时，把“索罗金、佩列文、阿古宁”列为发达后现代主义的三大台柱。其中，索罗金是一个天才，但他曾经只是一个写病态和变态的天才。他在作品《消形狂》中塑造了哈姆雷特/罗密欧/男精神病人和奥菲丽娅/朱丽叶/女精神病人的分裂性格。维·佩列文更是在《夏伯阳与虚空》中竭力为读者呈现出精神失常者的现实与虚幻的两层空间。此外，《从莫斯科到彼图斯基》（维·叶罗菲耶夫）中的咿呀乱语的工人维尼奇卡；《此前和此时》（费·沙罗夫）中的精神病患者阿廖沙；《傻子学校》（萨沙·索科洛夫）中的弱智男孩等等一系列人物都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在文本中描述的“圣愚”形象的代表。
在众多后现代的“圣愚”形象中，维·叶罗菲耶夫所塑造的工人维尼奇卡堪称“圣愚文化原型”。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主人公由一个孤儿顺理成章地成为苏维埃国有线缆厂的工人。这份体面的工作却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快乐。程式化的生活、懒散无聊的日子、贫富不均的现象、社会失业的事实等等，使得主人公早已丧失奋进的动力和积极向上的心志。文本中这一人物形象只是具备了传统圣愚的形，却没有圣愚的神。因此，有别于传统文本，作家在后现代文学文本中为这样一个一无是处，已被工厂开除的无业游民安排了一次旅行来复活后现代“圣愚”的心灵。在从莫斯科到彼图斯基的火车上，维尼奇卡真正进行了一次精神苦旅，他在亦真亦幻的旅途中与乘客交谈，与上帝对话，这个被周围人看作疯癫人，也在此被赋予了“圣愚”的光环。实际上，在主人公不着边际的谈话与对话中，真实地揭露了苏联时期的社会现状、工业化水平以及底层人民的窘状，而这些却是旅途中其他乘客所不知或不敢言的事实。所以，在看似荒诞的人物设计背后，读者能够真正体悟到后现代“圣愚”的本我：他们既汲取了东正教所宣扬的苦难、忍耐精神，同时又置于东正教之外，以唠唠叨叨的呓语，嬉笑怒骂、放荡不羁的行为消解了东正教传统“圣愚”庄严与神圣的形象，以一种全新而又另类的“圣愚文化”来对抗苏联极权主义话语，反对苏联的官方等级制度。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始终关注“疯癫”或“精神分裂”等人类非理性的状态。詹姆逊称：“患精神分裂症要求回到原始流时代的理解正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后现代主义一切新的特点。”完全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意识之中。这是彻底破碎的思想意识，是完全自由境界中精神碎片的拼凑，与社会规范和对人口、医疗不良后果的担心毫无联系。而这种精神分裂意识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代称——“圣愚文化”。本质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所阐释的“圣愚文化”是一种特殊的东正教文化。它是一种反僵化、反因循守旧、反虚伪做作的文化，也是一种反官方、反主流、反制约，重游戏、重荒诞、重反讽的另类文化。
四 结语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不可剥离的内在联系。它无论是在思想观念、题材内容上，还是在艺术特点、写作手法上都具有不亚于俄罗斯其他文学流派的存在价值。该文学文本所阐述的观点并不是对文学创作中的理性思想的否定，更不是对民族文化价值进行彻底颠覆。相反，该文本中实现了俄罗斯后现代作家们对民族文化性的本质性阐释，通过民族“自由性”、“酒神”与“圣愚”文化元素的介入，作家们将个人立场和俄罗斯的民族文化性融入集体知识中，不断丰富民族价值与社会观念，并用民族文化的特有属性构建出整个俄罗斯民族强大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 詹姆逊著，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2] 李新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现象及其文化意蕴》，《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1期。
[3] 淼华编：《当代俄罗斯文学多元、多样、多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
[4] 吴泽霖：《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郭娉婷，牡丹江师范学院东方语言学院讲师）
关键词：文本 自由性 酒神 圣愚
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家洛特曼认为，文学文本的思想结构就其本质而言是所属时期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反映，包括时代的行为、意识、日常生活和道德规范等等。因此，文学文本不仅仅被看作是作者个人主观意识的体现，更是一个民族文化性的载体。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借助这种文学文本模式反映出自身的民族文化性，并重新审视权威的人的概念。
一 民族文化的“自由性”
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语境会直接影响文学文本模式的形成。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以戏仿、解构、游戏为叙述策略，以荒诞、另类为创作特点，却对俄罗斯经典文学文本中所体现的民族“自由性”持认同态度。这种文本模式反映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者消解前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总体情绪，是对官方霸权话语的抵制以及对当时社会集权体制的反抗与无奈。所以，它更是俄罗斯民族文化性的载体，是人的个性自由实现的标志。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比托夫所塑造的人物就具有向往自由的民族文化特性。在《普希金之家》中，爷爷奥多耶夫采夫和邻居“狄更斯”伯伯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爷爷曾因肃反而被捕，由一位知名学者到普普通通的建筑工人，身份的转变和时间的流逝并没有让这位传统的知识分子丧失原有的立场和信念，他以一种独立且自由的思考意识超越了各种无知、教条与权势的压制，始终保持着普希金时代延续的民族“自由性”，从而成为该文本的核心人物之一。而“狄更斯”伯伯更是一个老绅士，他也曾经历战争和流放生活的洗礼，但却能始终保持一颗纯洁自由的心灵。家中摆放的各种经典藏书、法国印象派的画作、小提琴等等已凸显出这位知识分子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民族意识。文本中这两个中心人物的出现给予主人公廖瓦以精神上的引领，使一个懵懂的青年从谎言和精神的桎梏中走出来，以另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看待自由。因此，该文本中充满了后现代主义者对民族“自由性”的具体展示，作家在运用了戏仿、解构等后现代叙事策略的同时，着重描写出以俄罗斯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追求自由的精神。
再如，佩列文的小说文本《奥蒙·拉》中的奥蒙从小向往蓝天，考入飞行学校后又加入了登月宇航员的队伍。奥蒙通过了飞行学校的测试，并获准飞向太空、飞向月球，而事实上，苏联当局的登月计划是个惊天骗局，所谓的登月并不存在。奥蒙在入校前是一个绝对服从集权体制的传统公民，入校后他逐渐明晰事情真相并意欲摆脱集权主义的控制，因而获得了一个新的代号“拉”。“拉”试图构建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但面对虚假现状却无能为力。这部创作于苏联解体时期的作品反映出90年代俄罗斯人所遇到的精神危机，体现出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迷茫的状态，以及苦苦探索与激愤抗争的自由意识。虽然文本的结局是开放式的，但作者已经给出答案：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模式仍然坚持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找回自我，找回本民族的“自由性”。
二 “酒神”文化
从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到20世纪现代主义、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文学文本中都逐一呈现出“酒神”文化的特点。它在每一个文学阶段凸显出不同的酒神精神，是俄罗斯民族的另一个文化属性。
尽管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形式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共同拥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在各自文本中都隐藏着对俄罗斯悲剧性命运的反思与抗争。这种意识促使以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为代表的俄罗斯后现代作家纷纷以“酒”为创作素材，构建出后现代的“酒神”文化，进而展现俄罗斯底层“小人物”的痛苦人生与酒神精神。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文学文本的中心点是以理性解读现实，回避宏大叙事策略，以小人物、真性情为基本素材揭开日常的纷纷扰扰、点滴过往、衣食住行等生活片段。她的许多作品都让读者刻骨铭心，因为她毫不掩饰地描述出俄罗斯最本真的生活状态——酗酒度日。在《待客之道》中，主人公过着月光族的生活，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他只好向母亲借钱买酒。为了酒，他甘愿舍弃年迈母亲的亲情来获得自己的一时之快。《音乐课》中的伊万诺夫嗜酒如命，言语之间无不显现出酒精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生活的不如意让他为了3卢布酒钱而丧失人格和尊严。在《琴查诺》中，主人公也是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丧母的悲痛情绪，以此来表现出对生活的无奈与反抗。作家以“酒”为线展示出一系列后现代小人物的精神状态。他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是酗酒成性，其中有人或因精神空虚、或因“出了状况”、或“纯粹是因为爱喝酒而喝酒”，同时如19世纪那些经典作家笔下的“小人物”一样，为了生计还要四处奔波，过着逆来顺受、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生活。这种没有任何希望和未来可言的日子让他们都贪恋上了杯中之物，想以此获得暂时的解脱，以此冲淡悲剧性的生活节奏。
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所体现的“酒神”文化主要洋溢着一种酒神精神。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因而这种精神能够让文本中的小人物们在物资紧缺、精神匮乏、捉襟见肘的生活中释放出一切哀怨，回归自我本性。在以酒为伴的状态中他们看似屈服于权威和专制，实则却是“借力打力”，与其进行游戏式的自由对抗。同时，后现代的主人公们并非漫无目的地生活，相反，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在死亡面前选择了以酒神精神同生活中的痛苦抗争，以一种洒脱的情怀和超然的境界体悟人生的壮美，以一种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气节和痛苦重生的意识来挑战悲剧性的命运，并以此传达出俄罗斯人对俄罗斯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反思，对生活、生存问题的关注，对理想人格和伦理道德的追求。
三 “圣愚”文化 俄罗斯是十分看重宗教、道德、精神的民族。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是以另类、怪诞的创作手法凸显出其本民族的宗教属性。文本中的宗教人物形象多被丑陋化，疯癫人、畸形人、流浪人等等众多癫狂人物占据文本的中心，他们处于社会边缘、语言夸张怪异、行为荒谬滑稽，但他们肩负着普世救赎的使命，常教导人们学会忍受现世苦行，以求内心获得拯救与超脱。实际上，这种另类的人物设计是受到俄罗斯东正教“圣愚”文化的影响。
德米特里·尤里耶夫在《话语权力》一文中总结2006年俄罗斯新文学以不变的三位一体结束时，把“索罗金、佩列文、阿古宁”列为发达后现代主义的三大台柱。其中，索罗金是一个天才，但他曾经只是一个写病态和变态的天才。他在作品《消形狂》中塑造了哈姆雷特/罗密欧/男精神病人和奥菲丽娅/朱丽叶/女精神病人的分裂性格。维·佩列文更是在《夏伯阳与虚空》中竭力为读者呈现出精神失常者的现实与虚幻的两层空间。此外，《从莫斯科到彼图斯基》（维·叶罗菲耶夫）中的咿呀乱语的工人维尼奇卡；《此前和此时》（费·沙罗夫）中的精神病患者阿廖沙；《傻子学校》（萨沙·索科洛夫）中的弱智男孩等等一系列人物都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在文本中描述的“圣愚”形象的代表。
在众多后现代的“圣愚”形象中，维·叶罗菲耶夫所塑造的工人维尼奇卡堪称“圣愚文化原型”。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主人公由一个孤儿顺理成章地成为苏维埃国有线缆厂的工人。这份体面的工作却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快乐。程式化的生活、懒散无聊的日子、贫富不均的现象、社会失业的事实等等，使得主人公早已丧失奋进的动力和积极向上的心志。文本中这一人物形象只是具备了传统圣愚的形，却没有圣愚的神。因此，有别于传统文本，作家在后现代文学文本中为这样一个一无是处，已被工厂开除的无业游民安排了一次旅行来复活后现代“圣愚”的心灵。在从莫斯科到彼图斯基的火车上，维尼奇卡真正进行了一次精神苦旅，他在亦真亦幻的旅途中与乘客交谈，与上帝对话，这个被周围人看作疯癫人，也在此被赋予了“圣愚”的光环。实际上，在主人公不着边际的谈话与对话中，真实地揭露了苏联时期的社会现状、工业化水平以及底层人民的窘状，而这些却是旅途中其他乘客所不知或不敢言的事实。所以，在看似荒诞的人物设计背后，读者能够真正体悟到后现代“圣愚”的本我：他们既汲取了东正教所宣扬的苦难、忍耐精神，同时又置于东正教之外，以唠唠叨叨的呓语，嬉笑怒骂、放荡不羁的行为消解了东正教传统“圣愚”庄严与神圣的形象，以一种全新而又另类的“圣愚文化”来对抗苏联极权主义话语，反对苏联的官方等级制度。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始终关注“疯癫”或“精神分裂”等人类非理性的状态。詹姆逊称：“患精神分裂症要求回到原始流时代的理解正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后现代主义一切新的特点。”完全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意识之中。这是彻底破碎的思想意识，是完全自由境界中精神碎片的拼凑，与社会规范和对人口、医疗不良后果的担心毫无联系。而这种精神分裂意识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代称——“圣愚文化”。本质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所阐释的“圣愚文化”是一种特殊的东正教文化。它是一种反僵化、反因循守旧、反虚伪做作的文化，也是一种反官方、反主流、反制约，重游戏、重荒诞、重反讽的另类文化。
四 结语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不可剥离的内在联系。它无论是在思想观念、题材内容上，还是在艺术特点、写作手法上都具有不亚于俄罗斯其他文学流派的存在价值。该文学文本所阐述的观点并不是对文学创作中的理性思想的否定，更不是对民族文化价值进行彻底颠覆。相反，该文本中实现了俄罗斯后现代作家们对民族文化性的本质性阐释，通过民族“自由性”、“酒神”与“圣愚”文化元素的介入，作家们将个人立场和俄罗斯的民族文化性融入集体知识中，不断丰富民族价值与社会观念，并用民族文化的特有属性构建出整个俄罗斯民族强大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 詹姆逊著，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2] 李新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圣愚现象及其文化意蕴》，《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1期。
[3] 淼华编：《当代俄罗斯文学多元、多样、多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
[4] 吴泽霖：《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郭娉婷，牡丹江师范学院东方语言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