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莫耶，人们便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她创作的《延安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少中华民族优秀儿女高唱着《延安颂》奔向延安，把一腔热血献给神州大地的解放;多少新中国的青年高唱着《延安颂》，把青春年华化作新时代的火花。这是一支黄河和长江激昂的交响曲，这是一支雄壮而瑰丽的中华之歌。
　　莫耶的人生却不像她的《延安颂》永远充满激情，可谓一生坎坷。在延安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大的政治运动中，她都是“运动员”，著名作家杜鹏程说“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

自幼聪颖好学，抗日点燃激情，挥笔写出动人《延安颂》

　　莫耶原名陈淑媛、陈爰，曾用笔名白冰、椰子、沙岛，1918年2月出生于福建安溪县崇善里东溪乡溪榜村。父亲陈铮是缅甸归侨，早年当过教师，后任国民党军少将旅长。
　　莫耶自幼聪颖好学，1932年随父迁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在校时，其习作散文《我的故乡》曾在《厦门日报》上发表，由此引发她的写作热情，开始向上海《女子月刊》投稿，作品多被采用。国文教师陈海天发现了她的写作才华和激进思想，在“闽变”发生后，组织她和几个同学创办了进步刊物《火星》旬刊，创刊号上刊登了莫耶的小说《黄包车夫》。刊物印好后藏在莫耶家里，其父看到后，与莫耶发生了冲突，加之她反对父亲找姨太太，两人关系紧张。1934年秋，莫耶在其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出走，到上海《女子月刊》社当校对、编辑，后来曾一度任主编。
　　1936年，18岁的莫耶化名白冰，在《女子月刊》出版了她的第一部独幕剧集《晚饭之前》。莫耶在上海期间，常与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剧本。
　　由于莫耶深受“五四”思潮的影响，人又热情奔放、活泼大方，当时算得上上海滩一位追求思想进步的新女性，加上出众的才华和俊俏的外表，她很快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在1934年，她和一个叫陈沧的年轻记者邂逅。陈沧便是后来成为戴笠得力干将的沈醉。当时，沈醉以湖南湘光通讯社记者身份作掩护，他实际身份是上海复兴社交通联络员。他与莫耶时常在一起讨论时局、畅谈理想，不久双双坠入爱河。
　　莫耶生前曾向我们讲过，她和沈醉的恋情受到重重阻挠。主要是沈醉母亲的极力反对。沈醉父亲早逝，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其母曾加入过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并写得一手好诗词。按理她曾追求革命且知书达礼，对依稀有自己影子的莫耶应该极为喜爱才对。但事实上她在选择儿媳上尤为保守，仍以恪守妇道、三从四德等旧道德为准则。在见过几次以新女性形象出现的莫耶后，对其在外抛头露面、一心追求自由、进步和革命的行为大为不满。
　　另外，戴笠也坚决不允许他们谈恋爱。戴笠时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他十分赏识沈醉的才干，一直对其着意培养并委以重任，因而他对沈醉的一举一动也分外注意。在戴笠眼里，莫耶虽出身地方望族，但本人思想激进，同事、朋友也多是文艺界进步人士或“左联”成员。这在戴笠看来是极不可靠的。
　　莫耶和沈醉的感情经过一段时间波折后，因沈醉受伤再度出现转机。在一次抓捕进步人士的行动中，沈醉从三楼楼顶意外摔下，左眼珠差点被一根竹竿挑了出来。不明真相的莫耶得知情况，到医院对沈醉进行看护和照料。
　　为了医治沈醉的伤，戴笠特地请了国外著名医生为他手术。与死神擦肩而过，让沈醉内心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双脚踏进了血污之中，另一方面对戴笠的苦心栽培感恩戴德。辗转反侧，他最终还是决定提着脑袋跟着戴笠干到底。然而，他内心也有一丝不安和内疚，他觉得愧对一直教育他要与人为善的母亲，还愧对一直对他情谊很深的女友莫耶。但沈醉并不想为了事业牺牲恋情，他幻想着有一天能改变莫耶的思想。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不但没有说服莫耶，还和她各奔东西。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沈醉希望莫耶和他结婚，而莫耶却动员他一起去延安。由于两人对于各自的政治去向和信仰各执一词，谁也无法说服谁，从此人各天涯。

　　为积极宣传抗日，莫耶与戏剧家左明等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辗转来到众多热血青年向往之地——革命圣地延安，从此翻开了她人生新的一页。
　　当时，投奔延安的爱国青年多以改名来表示革命激情，她受鲁迅小说《铸剑》启发，将名字改为莫耶。
　　救亡演剧第五队，是当时从沦陷区到延安的第一个文艺团体，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看了他们的演出并接见和宴请他们。随后，队员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1938年春，莫耶进入鲁迅艺术院第一期戏剧系学习，这年夏天转入文学系，江青当时是这个系的政治协理员。
　　延安“平等的人际关系，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积极进取的学习风尚，清廉高效的政府职能”，深深地吸引着年仅20岁的莫耶，她“走路想跳，开口想唱”，在鲁艺学习期间，她创作了歌词《延安颂》，并由音乐系的郑律成谱曲，在延安礼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演出，博得中央领导的肯定和称赞。《延安颂》很快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海外华侨中，成为一曲激发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大批革命青年高唱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
　　1938年冬，莫耶加入鲁艺组织的战地实习队，和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第120师师长贺龙奔赴晋绥抗日前线，被分配到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剧兼教员。在前线，莫耶除了和张可、刘肖芜合作创作大型话剧《丰收》外，还独自创作大型话剧《讨还血债》《齐会之战》《水灾》《一万元》《百团大战》;独幕话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歌剧《荒村之夜》等一批剧目。剧社演出的服装，也多由她剪裁缝制，有时她还登台演出。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写日记。在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她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有时在集体讨论后，连夜就写出剧本，第二天排练演出。 　　1941年，延安出现写暴露文学作品的倾向，莫耶创作了小说《丽萍的烦恼》发表在《西北文艺》上，引起争议。同年9月，莫耶所在部队召开座谈会批判《丽萍的烦恼》的创作倾向。1943年整风审干中，由于莫耶的家庭出身等问题及那篇小说的原因，莫耶又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批判。后由于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关怀与保护，她才渡过难关，并于1944年春，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开始了新的工作。

共同战斗生活，共同情趣爱好，战火中绽开爱情之花

　　《战斗报》是贺老总于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在湘鄂川黔创办的一份战地小报。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战斗报》随贺老总转战晋绥和大西北。
　　1944年，莫耶调到《战斗报》社后，非常珍惜这个改造、进取的机会，工作更加努力。那时报社人员编制很少，经常是三五个人办报，工作是采、编、排、校合一，每个工作人员既是记者，又是编辑，也是校对。
　　莫耶很快就适应了报社的工作和生活，她除了自告奋勇向方唯若要求担负起两个版面的编辑任务外，还经常深入前线，采写了大量的新闻和战地通讯。2004年6月，我们去兰州广武门干休所看望方唯若老将军时，他回想起当年和莫耶一起工作时的情景，感慨地说：“莫耶是个新闻、言论、诗歌、散文、戏剧样样都能写的多面手，哪里需要就冲向哪里。她居住的那孔矮小的土窑洞经常灯光彻夜不熄，而白天她照常工作，照常和同志们一起参加活动、开荒种地、背粮背炭。莫耶还是晋绥军区机关的一位纺线能手，她纺的线又细又匀，被评为特等品，被军区被服厂收去当‘洋线’供缝纫机使用。”莫耶的工作能力和拼搏精神深得当时编辑科长方唯若的赏识。方唯若是一位长得眉清目秀、高大英武和酷爱学习的青年。他是李克农将军的堂外甥，靠着将军的教诲引荐，向往进步，向往革命。他曾在上海学生声援北京一二九运动时编写宣传资料，参加过组织营救沈钧儒、邹韬奋七君子的群众游行集会和许多抗日活动。他在参加革命前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时常在上海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也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他常用的笔名叫“路耶”，同毫不相识的莫耶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人们名字中不太常用的“耶”字。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向、共同的事业，使方唯若、莫耶两个年轻人的心灵发生了碰撞，在一起辛勤笔耕中两人产生了爱情。可那时是在战争不断的岁月，军队一般干部不准结婚，他们只好把爱藏在心灵深处，只能把爱情化为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动力。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了即将全国胜利的最后阶段，方唯若与莫耶随《战斗报》社由晋西北返回陕北，投入了解放大西北的广阔战场。
　　全国快要解放了，这时的莫耶已成了31岁的老姑娘，方唯若也成了30岁的大小伙，爱的火花终于鼓励他们向组织上提出结婚申请。可是，由于方唯若根正苗红，是一位非常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而莫耶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再加上“烦恼”的纠缠，他们的结婚申请报告送上去后，机关谁也不敢审批。后来经过反复周转，报告送到贺老总的手里，老总阅后挥着笔说：“莫耶是我们120师出色的女作家，她的情况我知道，批！”随即在莫耶和方唯若的结婚申请报告上签了“同意”、“贺龙”四个字，成全了这对大龄青年的美满姻缘。
　　莫耶与方唯若很快有了一双儿女，莫耶的事业、生活与各族人民同心，与新中国同步，焕发了迟到的青春光彩。
　　1950年，经过党组织多年的考验、审查，莫耶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也就在这一年年初，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机关合并，随之两家的机关报《战斗报》与《人民军队》报合二为一，朱老总为新出刊的《人民军队》报题写了报头，方唯若被任命为总编辑，莫耶被任命为副总编辑。

生命诚然可贵，战友情谊更重，宽厚待人德崇高

　　莫耶夫妇是一对宽厚待人、严于责己的共产党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
　　1951年的数九隆冬，虽然新中国万象更新，一派欣欣向荣，但西北军区的部队仍在边远地区执行艰苦的平叛剿匪任务。《人民军队》报社一位年轻的记者下部队采访时，部队领导从战利品中赠送了他一支小巧玲珑的手枪。他是一位1949年5月由西安参军的知识青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得到的一支手枪，十分高兴和珍惜。
　　这位记者回到军区大院时，已经晚上9点了。他抬头一看，见报社莫副总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就前去向她汇报，让大家分享他得到一支手枪的喜悦。
　　那时莫耶已经身怀第三个孩子，并到了预产期。当晚她正和几位编辑讨论稿子。她坐在离那位年轻记者只有几尺远的沙发上，年轻的记者喜不自禁地玩弄着手枪，有位同志对他说：“里面有子弹吗？小心些。”他满不在乎地说：“不要紧，这里有保险机，不会走火的。”
　　没想到年轻的记者正说着，突然枪口一亮，“叭”的一声，莫耶立即感到仿佛有人用拳头在她的肚子上击打了一下，随后她意识到这一击是子弹打在了自己的腹部。大家惊慌失措起来，急忙请来了医生一看，发现她左腹有蚕豆大的一个伤口。同志们急忙用担架把她送到刚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三爱堂医院急救室，医护人员紧急进行手术准备。此时的莫耶已处于半休克状态，她只觉得肚子里热烘烘的，那是肚子里的血管被打断了，热血在肚子里面流淌翻腾。她隐隐约约地听到医生护士们说着悄悄话，心里着急不知道自己腹中的婴儿还能不能保住？还能不能被救活？这时，她听到医院领导对外科主任说：“军区首长来电话要求我们一定要尽全力进行抢救。”外科主任却为难地说：“不知咋回事，现在停电了，没有电，咋动手术呀？”真不凑巧，那时的兰州电力不足，全城经常停电。挂着吊瓶的莫耶就只有躺在担架上等待。从晚上9点钟中弹，到深夜1点多，已经过去整整4个多小时了，电还是没有等来。最后，焦急的医护人员决定点燃油汽灯为莫耶做手术。 　　莫耶被抬到手术台上，她隐隐约约听见量血压的护士小声对医生说：“血压测不到了，脉搏也很微弱。”
　　不知过了多久，当莫耶醒来时，窗外已经射进来明亮的阳光。她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许多人围在她的床前，丈夫方唯若坐在自己身边，正焦急地等待她醒来。莫耶看到自己的两手、两脚都插上了各种管子。她顾不上自己的安危，首先发问的是：“孩子保住了没有？”
　　方唯若没有急于告诉她，而是岔开话题说：“你到医院后，医生说失血太多，要大量输血，军区政治部领导就立即动员大家献血。一听到你负伤的消息，同志们就抢着往大卡车上爬，一下子赶来了60多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黄胄和诗人赵戈等人。
　　莫耶的血型是A型，共验出了6个人与她的血型相符，于是，就抽了2000多毫升的血，战友们的救命血源源不断地流进莫耶血管里。听到这里，她深情地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待莫耶的情绪稍微稳定一些后，一位护士惋惜地告诉她：“是个男孩子，头发黑黑的，眼睛大大的，长得胖胖的，已经足月了，可惜没保住。”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医院条件很差，尽管孩子身上没有伤口，医护人员作了很大努力，但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一个星期过去了，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莫耶的伤口拆线出院了。当她听说那位枪走火的记者被保卫部门抓起来了时，她再也顾不上心疼自己没见天日就夭折的男婴，而是为这位年轻的记者难过和着急起来。心想：对于一个刚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来说，由于缺乏使用武器的常识，发生了失误，他会从中吸取教训的。党对于知错改错的同志，从来都是宽大为怀的。自己还活着，党和同志们为抢救自己的生命是尽心尽责的，我应该把党和同志们对自己的爱护和温暖也分享给别人。我那未出世的孩子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身体虽然也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与一个知识青年的前途和对社会将要做出的贡献相比，那是不足计较的。于是，她与方唯若商量后，向政治部党委和领导请求：千万不要追究那位记者的刑事责任，让他回报社继续工作。党委和领导反复研究后，终于同意了莫耶和方唯若的请求，给了那位记者一个行政处分后，继续回报社工作。

转业地方工作，成了政治 “运动员”，夫妻携手共走坎坷路

　　1955年，中央军委动员部队中的女同志到地方工作，莫耶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脱下了心爱的绿军装，转业到《甘肃日报》任常务副总编辑。
　　1956年春，国务院发出了一道红头文件，号召各级干部要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国务院的号召正是莫耶长期的心愿，恰巧有一天莫耶担当值班总编辑时，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的监委书记杨生茂和当时的《兰州铁道报》总编辑刘石送来了一篇稿子，稿子中反映了铁路一职工被官僚主义迫害得精神失常的消息。莫耶马上带上稿子向省委领导做了汇报。省委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一篇批判官僚主义、宣传国务院文件精神的好材料，同意在《甘肃日报》上刊登，并指示报社领导组织人员撰写社论，大造声势。
　　《甘肃日报》的《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的社论和铁路职工惨遭官僚主义迫害的消息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报社因此收到了许多读者和兄弟报社的来信，称赞《甘肃日报》的宣传做得好，反映了广大读者的心声。
　　本来，莫耶觉得对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宣传报道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但是万万没有想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对于这一宣传报道却被定性为丑化党的形象和给革命干部脸上抹黑，参与这次宣传报道的人员都被定为右派，莫耶成了这次冤假错案的主角，被免职、批判和行政降级处分。
　　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莫耶又遭到严格的审查。她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开始后，莫耶首当其冲地受到批斗。有人专程去山西找到当年的《西北文艺》杂志，抄来《丽萍的烦恼》，为人们提供斗争的靶子。她被戴上了高帽子、挂上了黑牌子，游街示众，经过造反派反复批斗后被定为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
　　“文革”的“揭批查”阶段，有关人员勒令莫耶交代她父亲的历史和沈醉的关系问题。莫耶淡定地说：“早在鲁艺政治审查时，我就把有关材料和信件汇报全交给了协理员江青，请你们找她调查。”
　　莫耶这一说，就涉及“文革”“伟大旗手”江青，组织上也不敢怠慢，兰州军区立即派政治部宣传部干事林毅等有关人员上北京调查。他们先找沈醉调查，沈醉说：“和莫耶交往时，我还不是军统的人员，和她当时只是朋友，没有婚姻关系。因她思想激进就分手了。国共合作后，我曾给她去过信，但没接到过回信，就再没有来往了。”当林毅他们拿着介绍信去找江青调查时，哪里能见到江青，林毅他们在招待所里恭候了一个多月，结果得到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复是：“江青同志不知道此人！”林毅本来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希望得到江青权威的回答，没想到得到这样的答复。林毅回到兰州后，曾私下向时任宣传部行政秘书杜志昌说：一个直接顶头上司、《延安颂》歌词的著名作者、《丽萍的烦恼》的“争议”作家，难道江青当真不知道她吗？是江青避嫌不肯讲实话。可见，“旗手”的为人和品质！

　　对莫耶进行“揭批查”的有关人员，最后实在对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难以下结论，只好匆匆把她下放到甘肃礼县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丈夫方唯若由于受到莫耶的牵连和“莫须有”的罪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倍受审查和折磨。上级领导为了他的发展和前途，曾要求他与莫耶离婚，划清政治界限，但这些都被方唯若坚决地拒绝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组织上曾派人带他到法院办理离婚手续。当要他在有关材料上签字画押时，他只是苦笑了一下，硬是不从。事后他对一位好心的朋友说：“我最了解莫耶，咋能叫离就离、落井下石！不用说共产党员了，就是做人也应该有个最基本的品质！”因为方唯若的“一意孤行”、“顽固不化”，“斗批改”结束后他被降职使用，下放到甘肃省天水军分区当副政委。

平反落实政策，抢回失去时间，笔耕中走完了艰难人生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党组织逐步为莫耶和方唯若平反并落实了政策。1979年，年过花甲的莫耶当选为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当时莫耶着急地说：“20多年的新闻工作，特别是担任报社领导工作，很少有时间写作。十年内乱，受尽打击，更不可能去创作，我得赶紧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她又重新拿起笔来，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相继创作出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以及短篇小说《走资派和牧羊娃》，编辑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她所写的关于彭德怀、贺龙的回忆文章，电影剧本《战地火花》，散文《生命的拼搏》等先后被一些报刊载用。她还把自己战争年代发表的许多文章和“四人帮”垮台后所写的回忆录、散文精选汇集，编成了一本10多万字的集子，题名为《生命的波澜》，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老作家沙汀写了“题记”，称赞莫耶的成就和创作的严肃态度，他特别提道：“在这本选集中，我感觉最可贵的，是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写的一些缅怀第一二〇师贺龙、关向应和甘泗淇诸位领导的回忆文章。这不仅因为这些同志我也比较熟悉，更由于通过作者生动的叙述，充分地体现了老一代党的领导同志具有的优良传统。而这对教育大部分成长于十年内乱中的青年一代，无疑是一项值得赞扬的重要工作。”
　　不断地拼搏奋斗和坎坷的人生，病魔渐渐乘虚向莫耶袭来，1981年莫耶被发现患有冠心病，先后3次住院，还报过病危，但她都没有向疾病示弱，仍然在病房里、在家里顽强地坚持写作。她挥笔疾书，写下了4多万字的中篇小说《父与女》，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反帝反封建的妇女典型，反映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她计划还要连着写下去，书名暂定为《信念》。她说：“我想写一部近于自传性的长篇小说，用它来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和我对党的热爱。《父与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984年后，莫耶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但还写出了《生命的搏斗》《战斗剧社在晋察冀》，整理了4多万字的《一本幸存的敌后日记》和散文集《烽烟集》等。
　　1986年5月，就在莫耶整理《枪林弹雨见英雄》这本她在战争年代的战地采访手记时，心脏病加重，5月7日凌晨，她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程，年仅69岁。
　　方唯若为爱妻写了一副哀挽：“五十年岁月倥偬为斩关猛士摇旗一曲延安颂歌今犹酣;任凭它雨聚风疾怎失却眼底霞绮直到皓首凝霜死后已。”这是对莫耶一生的高度概括。
　　（编辑 韩冬梅）
　　（作者是兰州军区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