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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近年来,中国工会的工作确有可“喜”之处,因为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国基层工会组织已累计达到184万5000个;全国工会会员总数达到2亿2600万人,占全中国务工人员总数的71.5%。中华全国总工会毫无争议地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会组织。
不仅如此,工会组织还曾在山西省内取得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双双“100%”的满分。
除此以外,通过近年来立法方面的突破,我国还建立了一套完备程度可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劳动保障和工会维护管理的法律章程体系。
“西方国家有的,我国几乎都有了,法律改善的空间已经不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赵炜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但她同时说明,维护职工权益的“尚方宝剑”,在实际劳资协商和纠纷中被执行的力度却未见相应地增长。
大而全的工会
虽然目前从乡村到城市,直至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广泛存在着依法成立的工会,但由于运行频遭掣肘,中国工人的合法权益屡被挑战。
研究中国劳资关系和工会演化的诸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工会目前突出的问题不是追求“大”与“全”,而是如何强化其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功能。换言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工会回归工人代言人的角色,如何让工人在这一层面上重新信赖工会。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强势资本的主导和管理下,中国的经济关系、劳动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劳资两端各自形成利益,随之而来的冲突时有发生。
学者认为,中国劳资环境的改变,一方面促成“资本霸权”形成,也在另一方面促进了新一代制造业工人社会意识的增强。只不过,目前工会体系下工人的合力难以与资本的势力形成近乎对等的博弈。
当遇到资本和劳动力发生矛盾时,工会的合法性存在连同《工会法》往往会被搁置一旁。
“强势资本和弱势工人之间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外资被过多偏袒造成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系副主任刘元文教授表示。刘元文还是《相容与相悖:当代中国的职工民主参与研究》论著的作者。
“目前的工会在当下的劳资环境下,有时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刘元文说。
而在国有企业中的工会,工会边缘化也源于国资“独大”环境下的行政集权。
据刘元文观察,目前国有企业的工会,依附于企业行政权力的程度会更强。由于公有企业的工会主席往往连行政级别都没有,工会主席参加行政会议只能作为列席代表,无法坐实对企业员工权益的维护。
“虽然国有企业工会的组织相对要好一些,但一般来说,效益好的企业,经费充足,工人的收入高,工会的自由度也大一些。而类似纺织企业在内的低利润企业,在经历企业改制之后,如遇上国有财产侵吞、国企工会经费不足的情况,工作基本无法开展,帮扶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刘元文表示。
受邀请参与南海本田劳资谈判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则认为,目前劳资问题的实质是工人的孤独感。“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没人保护,再加上劳动条件的低下,他们很难接受。”
“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利该发挥作用的时候,机会却被浪费了。此前的罢工事件对整个工会系统应该触动很大的,因此职工提出重新树立工会的形象还是合理的要求。”常凯表示。
“推土机式”的跃进
自从1978年10月中国工会九大提出了新时期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以来,30多年的体制改革中,从基层工会的组建到工会法律的形成都迈进了快车道。
1978年,全国范围内工会会员人数为5300万人,全国约50%的职工为工会会员。然而根据2008年9月的数字,国内的工会会员已经增加到2.12亿人,比1978年翻了两番,2008年的职工入会率比1981年提高11个百分点,达到73.7%。
目前,中国已有11.1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商的投资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建会率达到了73.1%。私营企业的建会有突破,私企工会会员已达5220.8万人。此外,农民工会员达到6197万人,农民工入会率达到了51%。这里面就包括当前大批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工作的“80后”和“90后”农民工。
工会发展迅猛的燎原之势,源于近年来政府主导下工会的快速发展。
1996年进入中国后的几年间,沃尔玛对工会组织的抵触似乎并未引起国人的关注,但从2004年曝光沃尔玛在珠三角供货商存在剥夺劳工权益的问题之日起,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把工作重点瞄准在未组建工会的成千上万外企、私营企业身上。
2006年7月29日零时40分至清晨,在全总力挺之下,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泉州晋江店肉类部职工柯云龙与24名同事冒着被解雇的风险组建了沃尔玛(中国)公司的第一家工会。在柯云龙等人向泉州市总工会提交的联名申请信中提到,在泉州市总工会的帮助下,员工们认识到工会建立的重要性,并要求成立沃尔玛晋江店工会。此后的两个月时间,分布在全国30个城市62家分店里的6000余名沃尔玛职工,自发组织起自己的工会组织。
而近来备受争议的富士康集团,工会于2006年的最后一天成立。与以往外资企业组建工会不同,富士康工会没有走传统的“企业内部成立工会”路线,而选择了由深圳市总工会派出工会组织的形式。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的全称“深圳市总工会富士康科技集团工委会”,作为市总工会的派出工作机构,工委会五名组成人员全部为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从此,龙华的20多万富士康员工就有了自己的工会。
对此,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说:“不管是什么资,只要在中国办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包括依照《工会法》规定组建工会,尊重员工的合法权益。”
然而,由于安排入驻私人企业的工会主席往往并非企业主推选或认可,经常会造成企业主替换或炒掉工会主席的情况。富士康的首任工会主席即为深圳市总工会聘请,然而不久之后,工会主席被换成郭台铭的助理。
近年来,工会主席直选和职业化的进程在湖北和江苏的实践,亦被学者认为是“一开始让人兴奋,但不久便发现却有些愚昧”。
在全国首推企业工会主席直选的湖北黄石,很快就出现了企业老板们“收买”工会主席的情况。此前观念领先的蛇口工业区工会主席“委派”模式也面临了工人不信任委派的工会干部,双方互相猜疑的困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原副院长冯同庆对工会直选依然乐观,但他认为,之所以目前在政府主导下的工会新模式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现有的体制自由程度不足。
“工会作为社会组织,其自治程度和民间参与程度相当不足,因此容易被边缘化。”冯同庆表示,“工会应该向民间组织学习他们科学的维权方式,接纳更多社会因素,换换原来用惯了的行政手段。”
工会如何演主角
近年来,在对工会角色的保护上,中国的法制推进也可谓迅猛。
198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一大,通过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提出了“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的新时期工会的社会职能”。
曾参与《基本设想》文件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那时起,工会工作的核心内容就被确定为工会向工人负责。“工会应该是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他说。
1992年,中国完成了对《工会法》的修订,突出了工会的维权职能。然而,真正实现对工会权益维护的是2001年10月27日颁布施行的新《工会法》。新的《工会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至此,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成为职工的第一需要。
这部有突破意义的法律甚至包含了对打击报复工会工作人员的处理。新的《工会法》第十一条就明确规定,“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工作;造成损失的,给予赔偿。”
这些规定,对保护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学者们表示,法律赋予工会什么样的角色,工会如何去代表工人并如何运行显得更为重要。刘元文认为,目前对于工会权益的认识,观念仍然落后。“目前国内的语境中仍将‘集体谈判’称为‘集体协商’,这说明理念的滞后。”
冯同庆认为,工会目前的转型是如何突出自己的利益代表性。“应该朝着回归工会功能的这个方向转型。”
刘元文表示,“要重塑工会形象,尤其是基层工会主席的形象,就有必要通过明文规章规定下的选举制度,让工会的制度性赢回职工的支持。”
“一个有效的工会,社会、职工会是它的受益者,政府也是其受益者。”刘元文说。★
不仅如此,工会组织还曾在山西省内取得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双双“100%”的满分。
除此以外,通过近年来立法方面的突破,我国还建立了一套完备程度可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劳动保障和工会维护管理的法律章程体系。
“西方国家有的,我国几乎都有了,法律改善的空间已经不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赵炜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但她同时说明,维护职工权益的“尚方宝剑”,在实际劳资协商和纠纷中被执行的力度却未见相应地增长。
大而全的工会
虽然目前从乡村到城市,直至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广泛存在着依法成立的工会,但由于运行频遭掣肘,中国工人的合法权益屡被挑战。
研究中国劳资关系和工会演化的诸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工会目前突出的问题不是追求“大”与“全”,而是如何强化其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功能。换言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工会回归工人代言人的角色,如何让工人在这一层面上重新信赖工会。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强势资本的主导和管理下,中国的经济关系、劳动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劳资两端各自形成利益,随之而来的冲突时有发生。
学者认为,中国劳资环境的改变,一方面促成“资本霸权”形成,也在另一方面促进了新一代制造业工人社会意识的增强。只不过,目前工会体系下工人的合力难以与资本的势力形成近乎对等的博弈。
当遇到资本和劳动力发生矛盾时,工会的合法性存在连同《工会法》往往会被搁置一旁。
“强势资本和弱势工人之间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外资被过多偏袒造成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系副主任刘元文教授表示。刘元文还是《相容与相悖:当代中国的职工民主参与研究》论著的作者。
“目前的工会在当下的劳资环境下,有时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刘元文说。
而在国有企业中的工会,工会边缘化也源于国资“独大”环境下的行政集权。
据刘元文观察,目前国有企业的工会,依附于企业行政权力的程度会更强。由于公有企业的工会主席往往连行政级别都没有,工会主席参加行政会议只能作为列席代表,无法坐实对企业员工权益的维护。
“虽然国有企业工会的组织相对要好一些,但一般来说,效益好的企业,经费充足,工人的收入高,工会的自由度也大一些。而类似纺织企业在内的低利润企业,在经历企业改制之后,如遇上国有财产侵吞、国企工会经费不足的情况,工作基本无法开展,帮扶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刘元文表示。
受邀请参与南海本田劳资谈判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则认为,目前劳资问题的实质是工人的孤独感。“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没人保护,再加上劳动条件的低下,他们很难接受。”
“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利该发挥作用的时候,机会却被浪费了。此前的罢工事件对整个工会系统应该触动很大的,因此职工提出重新树立工会的形象还是合理的要求。”常凯表示。
“推土机式”的跃进
自从1978年10月中国工会九大提出了新时期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以来,30多年的体制改革中,从基层工会的组建到工会法律的形成都迈进了快车道。
1978年,全国范围内工会会员人数为5300万人,全国约50%的职工为工会会员。然而根据2008年9月的数字,国内的工会会员已经增加到2.12亿人,比1978年翻了两番,2008年的职工入会率比1981年提高11个百分点,达到73.7%。
目前,中国已有11.1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商的投资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建会率达到了73.1%。私营企业的建会有突破,私企工会会员已达5220.8万人。此外,农民工会员达到6197万人,农民工入会率达到了51%。这里面就包括当前大批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工作的“80后”和“90后”农民工。
工会发展迅猛的燎原之势,源于近年来政府主导下工会的快速发展。
1996年进入中国后的几年间,沃尔玛对工会组织的抵触似乎并未引起国人的关注,但从2004年曝光沃尔玛在珠三角供货商存在剥夺劳工权益的问题之日起,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把工作重点瞄准在未组建工会的成千上万外企、私营企业身上。
2006年7月29日零时40分至清晨,在全总力挺之下,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泉州晋江店肉类部职工柯云龙与24名同事冒着被解雇的风险组建了沃尔玛(中国)公司的第一家工会。在柯云龙等人向泉州市总工会提交的联名申请信中提到,在泉州市总工会的帮助下,员工们认识到工会建立的重要性,并要求成立沃尔玛晋江店工会。此后的两个月时间,分布在全国30个城市62家分店里的6000余名沃尔玛职工,自发组织起自己的工会组织。
而近来备受争议的富士康集团,工会于2006年的最后一天成立。与以往外资企业组建工会不同,富士康工会没有走传统的“企业内部成立工会”路线,而选择了由深圳市总工会派出工会组织的形式。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的全称“深圳市总工会富士康科技集团工委会”,作为市总工会的派出工作机构,工委会五名组成人员全部为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从此,龙华的20多万富士康员工就有了自己的工会。
对此,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说:“不管是什么资,只要在中国办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包括依照《工会法》规定组建工会,尊重员工的合法权益。”
然而,由于安排入驻私人企业的工会主席往往并非企业主推选或认可,经常会造成企业主替换或炒掉工会主席的情况。富士康的首任工会主席即为深圳市总工会聘请,然而不久之后,工会主席被换成郭台铭的助理。
近年来,工会主席直选和职业化的进程在湖北和江苏的实践,亦被学者认为是“一开始让人兴奋,但不久便发现却有些愚昧”。
在全国首推企业工会主席直选的湖北黄石,很快就出现了企业老板们“收买”工会主席的情况。此前观念领先的蛇口工业区工会主席“委派”模式也面临了工人不信任委派的工会干部,双方互相猜疑的困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原副院长冯同庆对工会直选依然乐观,但他认为,之所以目前在政府主导下的工会新模式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现有的体制自由程度不足。
“工会作为社会组织,其自治程度和民间参与程度相当不足,因此容易被边缘化。”冯同庆表示,“工会应该向民间组织学习他们科学的维权方式,接纳更多社会因素,换换原来用惯了的行政手段。”
工会如何演主角
近年来,在对工会角色的保护上,中国的法制推进也可谓迅猛。
198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一大,通过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提出了“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的新时期工会的社会职能”。
曾参与《基本设想》文件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那时起,工会工作的核心内容就被确定为工会向工人负责。“工会应该是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他说。
1992年,中国完成了对《工会法》的修订,突出了工会的维权职能。然而,真正实现对工会权益维护的是2001年10月27日颁布施行的新《工会法》。新的《工会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至此,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成为职工的第一需要。
这部有突破意义的法律甚至包含了对打击报复工会工作人员的处理。新的《工会法》第十一条就明确规定,“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工作;造成损失的,给予赔偿。”
这些规定,对保护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学者们表示,法律赋予工会什么样的角色,工会如何去代表工人并如何运行显得更为重要。刘元文认为,目前对于工会权益的认识,观念仍然落后。“目前国内的语境中仍将‘集体谈判’称为‘集体协商’,这说明理念的滞后。”
冯同庆认为,工会目前的转型是如何突出自己的利益代表性。“应该朝着回归工会功能的这个方向转型。”
刘元文表示,“要重塑工会形象,尤其是基层工会主席的形象,就有必要通过明文规章规定下的选举制度,让工会的制度性赢回职工的支持。”
“一个有效的工会,社会、职工会是它的受益者,政府也是其受益者。”刘元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