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数字主体是生命实体的数据化,它是平台根据需要通过算法建构的身份虚体.数字主体是技术主体,它以身份虚体的方式代行生命实体的职能,因此,它只是功能性存在,而不是实体性存在,是数字世界的伪主体,真正的主体应是作为生命实体存在的现实主体.然而,由于数字世界的虚拟化,数字世界的真正主宰既不是生命实体,也不是身份虚体,而是平台、算法和资本.对数字主体的身份确认,就是重思人的主体性,强化生命实体在虚实二重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个体既不能因权力让渡而沦为网络技术的附庸,也不能以技术为借口推卸自己的网络责任.
【机 构】
：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数字主体是生命实体的数据化,它是平台根据需要通过算法建构的身份虚体.数字主体是技术主体,它以身份虚体的方式代行生命实体的职能,因此,它只是功能性存在,而不是实体性存在,是数字世界的伪主体,真正的主体应是作为生命实体存在的现实主体.然而,由于数字世界的虚拟化,数字世界的真正主宰既不是生命实体,也不是身份虚体,而是平台、算法和资本.对数字主体的身份确认,就是重思人的主体性,强化生命实体在虚实二重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个体既不能因权力让渡而沦为网络技术的附庸,也不能以技术为借口推卸自己的网络责任.
其他文献
作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十个坚持”是我们党对中国建设和发展道路探索所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体现了党的百年奋斗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和力量源泉.要深入理解“十个坚持”的内容框架、生成逻辑与未来指向,必须坚持正确的党史观、科学的实践观、鲜明的发展观,要从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中来看,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从走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道路中来看.
在中国的立法语境与刑法理论话语体系下,讨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似乎不仅是政治不正确的伪命题,而且也是得不到理论与实践支持的假议题.但如果正视司法解释的现实状况,我们会发现,司法解释的法律续造现象非常普遍.司法解释中将走私犯罪中的“禁止”解释为“包括绝对禁止与相对禁止”就是法律续造情形的体现,有越权解释的嫌疑.走私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中的“禁止”是“相对允许”.对于实际上具有法律续造性质的刑事司法解释而言,承认其刑法渊源地位,明确其在不利于行为人时不可以溯及既往,既符合实际又不违法理,也能最大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史的鲜明主题.从逻辑起点看,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认识反思,也是百年来党内对近代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共党史的认识重构.从逻辑展开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接续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由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逻辑归宿看,在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基于角色理论的“角色认知方式—角色行为—结果”框架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逻辑,探讨了中庸思维对女性管理者应对两类角色冲突(工作家庭冲突、能动共生冲突)的影响,构建了“中庸思维—工作家庭平衡行为—家庭/家庭成员满意度”“中庸思维—矛盾领导行为—领导有效性”两个理论模型.通过对137份女性管理者的纵向追踪问卷调研,探讨了中庸思维对女性管理者家庭满意度、家庭成员满意度与领导有效性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庸思维正向影响女性管理者的家庭满意度、家庭成员满意度及其领导有效性;工作家庭平衡行为和矛盾领导行为分别起到中
在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农业外循环“失衡”、内外循环“失调”的典型事实,探讨了国际规则协同对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及农业安全的影响.以中国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家之间产品层面数据开展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规则协同能够显著地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改善,农业生产率的调节效应也是存在的.国际规则协同对农产品贸易净值影响存在规则、产品及国别三个维度的异质性.特别是,原产地规则、SPS规则及环境保护规则等三种代表性国际规则并非均能改善农产品贸易逆差.基于此,文章从提高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统筹
新型人格权益是人格权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学界对其概念、性质以及保护均有不同理解,实践中也常有“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一些新型人格权益采用类型化保护.新型人格权益类型化的价值在于其能够规制新型人格权益保护的泛化和混乱、维护人格权体系的固有秩序以及为审判工作提供方向指引.应当针对新型人格权益的特征和难点,参考其法律保护的目的,以权益来源为标准构建由扩张型、复合型、发展型和一般型人格权益共同组成的新型人格权益体系,这样既满足抽象性、概括性的类型化要求,符合新型人格权益交互性、变动性、多样性、精致
一战以后,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在面对中国汹涌澎湃的反日浪潮时内心是极度失落的,以致于在此后开始对其思想理论展开重大调整.虽然其主流在于将国家改造运动与亚洲主义捆绑起来,但其中亦不乏别样的论调.而正是这些论调,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殊原理性.尤其是泽柳政太郎,曾脱逸出以往“东方vs西方”的思维范式而将亚洲主义定义为足以与欧美并存共生的跨国境、超民族理念,以便将其作为通往世界主义的桥梁与当时盛行的“国联构想”进行融合.然而从其理论中所包含的日本盟主论等色彩来看,泽柳亦终究无法克服历史的局限性、无法跨越出扩张主义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杂传”性质,是后世“桃源”意象生成的基础.初唐对其认识主要是幽美之境和避隐之地.王维《桃源行》首次以“桃源”命篇,其后刘禹锡、韩愈等人均有以此为题之作.这些诗歌叙事略有不同,但整体上以仙事为中心.大历年间,武陵桃花观道童白日升仙,其后诗中仙事与道童故事合流,形成桃源神仙说一脉.《武陵记》和《武陵图经》作为地志,记述桃源较客观理性,但亦有尚异特点.桃源图则是对桃源的图像表达,是诗歌文本的图像再现,故以仙事为主.从刘禹锡和韩愈等事例,可知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中的桃源虽存在差异,但又往往统一
探讨隐含作者的意图伦理,可以将小说的伦理效应和真实作者的伦理责任区分开来,隐含作者的意图伦理由此显示出它在小说叙事伦理中的重要性.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古典小说的隐含作者一般是伦理先行,西方小说的隐含作者则兼有伦理先行和道德后觉,前者的伦理是规范伦理,后者的伦理主要是德性伦理;在人物和伦理关系的把握上,中国古典小说的隐含作者让伦理来规范人物,西方小说的隐含作者则让人物来显示伦理;在情节和伦理关系的处理上,中国古典小说的隐含作者让伦理笼罩情节,西方小说的隐含作者则让情节折射伦理.
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全球人才发展面临着人才战略价值更加凸显、人才供求矛盾更加尖锐、人才流动形态更加多样、人才竞争对抗更加激烈的新趋势,同时,国内人才发展也面临着人才发展阶段、人才发展地位、人才发展任务、人才发展格局的变化.面对新时代的要求,必须以全面性的党的领导、引领性的战略定位、高质量的人才供给、深层次的人才开放、现代化的人才治理、友好型的人才生态为重要方面,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