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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3月底，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年报悉数发布，实现净利润达到5388亿元，较上年增长31％，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均实现双降，资产质量普遍提高。如此良好的业绩，却并未引起资本市场的青睐，目前银行业在资本市场的估值普遍偏低，五大行市赢率为8～9倍，市净率仅为1.4～1.9倍。这可能和日益趋严的监管有关。近些年来，监管部门在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逐步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强化逆周期监管；加强地方融资平台信贷风险监管；提高房地产信贷风险监管标准。为此，本文从2010年大型商业银行年报着手，试图找出一条线索：银行业在日益趋严的监管环境下努力实现高盈利，以应对监管标准提高等不确定经营环境和未来潜在风险；而监管部门为推动改变银行业单纯追求规模、速度和市场份额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不断提高监管标准。我们认为，银行业必须在高盈利与严监管平衡间寻求突破口，探索与自身比较优势和所在市场特点相适应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我国商业银行在努力保持高盈利规模以应对各种不确定经营环境
外部融资退潮后，商业银行资本金亟需利润补充
商业银行资本金来源主要有三种：通过股票市场IPO和配股等方式、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可转债和次级债等方式、通过企业自身积累采取利润留存方式。2010年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前两种方式进行大规模融资，在2010年年报发布会上，各大行几乎一致表示，未来2～3年无外部再融资计划。由此，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重担落在利润留存身上，这对商业银行盈利提出较高要求。
首先，2010年商业银行大规模外部融资后，其资本充足率超过监管要求程度有限。截至2010年底，工、农、中、建、交五大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2.27％、11.59％、12.58％、12.68％、12.36％，超过现行监管要求程度有限，而农行资本充足率仅为11.59％，基本触及到11.5％的监管红线。
其次，商业银行暂停未来2～3年再融资计划。工行明确表示未来3年无资本市场融资安排，将主要通过资产结构调整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农行表示两年内不再股本融资，可能计划发行次级债补充一部分资本金；中行表示2012年底前不安排股权融资，可能安排非股权融资计划；建行2010年无再融资计划，近、中期均无向市场融资计划，希望3年内不再融资；交行也在2010年表示无再融资计划。
最后，2010年的商业银行高利润规模主要用于补充资本金。与商业银行较高利润规模相比较，其补充资本金的要求同样迫切。2010年五大行派息率明显下调，如工行由2009年的44.7％下降至38.3％，中行由43.8％下降至37.4％，建行由43.9％下降至37.9％，农行和交行的派息率最低，均不到20％。
监管工具的不断推出将进一步侵蚀银行利润
金融危机后，制订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共识。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监管当局都已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红线提高到12％～16％。与此相比，当前我国大型商业银行11.5％的标准仍然“温和”，一旦监管标准继续提高，其达标压力较大。
2010年年报发现，不少商业银行未雨绸缪，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拨备力度，减轻2011年面临的监管压力。以拨备率为例，最新的贷款拨备率(即拨备／贷款总额)要求不低于2.5％，无论商业银行是否出现不良资产，只要投放信贷就必须计提拔备，这对商业银行的约束更强。根据各大型商业银行年报，工、农、中、建、交五大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分别为2.46％、3.40％、2.16％、2.52％、2.08％，仅农行和建行达标。建行由于2010年四季度计提拨备160亿元，拨备率刚刚达到2.52％的水平，未达标的商业银行需要计提大量拨备，将会侵蚀利润水平。
根据2011年预计新增贷款规模，工行约8800亿元、中行约6000亿元、建行约7500亿元、交行约4000亿元，如果2011年五大行贷款拨备率达标，根据我们的估算，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分别需要再计提拨备情况为247.2亿元、无需额外新增、342.5亿元、176.4亿元、193.9亿元，上述计提拨备合计高达960亿元，这一金额占其2010年全年净利润的18％。
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背景下，银行业净利息收入增幅将会收窄
根据国际经验，美国、日本、台湾地区等经济体在利率市场化后均出现了利差收窄的趋势，如美国存贷款平均利差由利率市场化前的2.17％下降到之后的1.63％，日本由3.15％收缩到2.33％，我国台湾地区由4％减少到不足3％。2010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发表了《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对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分析。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再次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监管机构开始着手寻找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将呈逐步下降趋势。利率市场化加剧了银行同业间的竞争，促使银行抬高存款利率以吸收更多存款，同时压低贷款利率来争夺优质客户，从而导致利差明显收窄，导致银行盈利大幅下降。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后，将会收窄利差和息差水平。首先，从利差方面看，以6个月期限为例，参照当前6个月Shibor和理财产品收益率估计放开管制后的存款利率水平，上述产品利率平均为4.3％，而同期存款利率为2.8％，放开管制后存款利率可能上升约1.5个百分点，相应利差水平将由当前约2.8％下降至约1.3％，这对我国银行业利润产生巨大挑战。其次，从息差方面看，当前我国银行业息差水平约为2.4％，经测算，综合考虑利率市场化后存贷款利率变动将使商业银行息差下降至0.7％～1.2％。按照息差下降至1.2％测算，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下降约35％，按照息差下降至0.7％测算，净利润下降约50％。虽然我国利率市场化不会一下子完全放开，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利差和息差逐步收窄将不断挤压商业银行利润规模。
监管部门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业务，商业银行潜在风险仍未完全释放
2010年，我国监管部门多次警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贷款风险。这两个领域的风险是否会集中爆发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成为监管部门、银行业和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监管部门督促商业银行清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其潜在风险尚未完全释放
2010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会联合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印发了(《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評估、整改保全”的清理处理原则，开始细化银行业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管理要求，要求银行业严格控制新增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从2010年年报披露信息看，五大行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得到控制，其余额不断下降，不良贷款率水平较低，在监管部门指导下，已经开始积极清理规范，融资平台贷款预计2012～2013年将陆续进入偿还期，此时将真正开始考验此块贷款风险程度。
首先，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得到控制。根据年报披露数据，2010年底，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分别约为6496亿元、3900亿元、3800亿元、5400亿元、1774亿元，分别占其贷款总额的9.4％、8.1％、6.7％、9.8％、7.9％，其比重已经均低于10％。未来2～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将继续下降，如工行表示，预计未来将按照每年下降20％的速度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到2011年底，20％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将得到偿还，三年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建行2011年前2个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减少了1400亿元，目前余额约4000亿元，现已停止对县级融资平台发放贷款。
其次，各商业银行清理规范融资平台贷款，但目前潜在风险尚未完全释放。2010年各行采取分类管理等措施，已开始积极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工行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分成两类：一类项目本身产生的现金流可以全部或者基本覆盖其债务，即地方政府并没有很重的偿债负担的项目，这部分约占融资平台贷款的63％。另一类是需要地方政府负担一定偿债义务的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为2125亿元，将2125亿元贷款再次拆解：其中近600亿元贷款本身产生的现金流可以覆盖项目债务的50％，有24％的贷款提供了抵押，这些贷款主要来自上海、北京、山东、广东、天津等地方财政比较有实力的地区。建行65％的融资平台贷款实现了现金流全覆盖，10％为基本覆盖，还有3％的贷款为半覆盖，这部分抵押充足，风险敞口部分主要是地级市以上的政府平台，以铁路、公路项目为主，2011年上半年85％的融资平台贷款可转化为正常的公司贷款。
2010年底，工、农、中、建四大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分别约为19.3亿元、22亿元、9.1亿元、20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约为：0.3％、0.58％、0.24％、0.5％。虽然目前融资平台资产质量较好，各商业银行从谨慎的角度出发，计提了大量的专项拨备。工行对平台的拨备提取远高于一般贷款，实际计提的专项拨备达到195亿元，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达到1009％。中行为融资平台贷款提取了60.2亿元的拨备，拨备覆盖率超过660％。建行融资平台贷款拨备覆盖率高于公司类贷款，融资平台拨备覆盖率达到256％。
房地产贷款质量较好，风险压力测试显示房价下跌影响可控
2010年，政府出台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和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质量成为市场关注热点。五大行年报反映，房地产贷款占银行整体贷款比重较小，通过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差别化按揭贷款政策，房地产行业不良率较低，整体资产质量可控。
工行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分别为0.88％和0.4％，均低于全行所有贷款整体的不良率，在按揭贷款中，超过90％是首套房，第三套房的占比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农行房地产领域贷款约为11442亿元，其中公司类房地产贷款约4200亿元、个人按揭贷款约7200亿元，对公房地产贷款中82％是中国50强的公司，90％集中在信用评级AA级以上的公司，其不良率约1.25％；个人按揭贷款的85％是首套房，其中普通住房占77％以上。中行内地机构房地产公司贷款2967亿元，包括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和资产支持贷款三部分，占内地全部贷款及内地公司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2％和8.4％，房地产公司贷款减值余额和减值贷款率持续双降，2010年减值贷款余额为29.89亿元，比上年末减少6.02亿元，减值贷款率1.01％，下降0.48个百分点。建行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不良率约1.6％。
根据各行压力测试结果，若房价出现下跌，对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率影响不大。如农行连续6次对房地产贷款进行压力测试，在轻度和中度压力测试中，结果显示对于房地产开发贷款几乎没有影响，重度压力测试(指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50％的极端情况下)对不良贷款率造成的影响，不超过0.5个百分点。中行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若房价下跌30％左右，可能会增加部分不良贷款和违约率，但均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资本越来越成为制约银行业发展的核心因素
旨在强化银行资本约束的监管新规弱化市场预期
监管部门推出了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在内的四大监管工具，这构成了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具体到四个监管新工具：
(1)在资本充足率方面，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从现行的4％上调至6％，资本充足率保持8％不变。此外，银行在正常年份还需要持有相应比例为2.5％的留存资本缓冲。而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除了上述底线要求，监管部门还另行设置了1％的附加资本要求。
(2)在拨备覆盖率的基础上，引入动态贷款拨备率指标控制经营风险，初步监管指标设定为2.5％。(3)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按照监管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银行业杠杆率监管标准确定为不低于4％。(4)在现有流动性比率监管基础上，引入流動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指标。
在此背景下，2010年工、农、中、建等国有银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先后发布融资计划，以补充资本。其中，工行融资870亿元(400亿元配股、250亿元可转债和220亿元次级债)、建行融资611.59亿元配股、中行融资1249.3亿元(600亿元配股、400亿元可转债和249.3亿元次级债)。这引发投资者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悲观预期，进而影响银行业在资本市场的估值，以至于银行业股价估值水平跌落到历史低点。
信贷高速增长导致银行资本消耗过快，资本约束依然存在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央行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2009年和20lO年信贷投放合计达到17万亿元的天量。在业务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各商业银行一方面通过超常规增长速度加速自身发展，争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采用“以量补价”方式追求盈利水平持续提升，这些内在发展需要加剧了资本过快消耗的现象。这是造成2010年出现巨额融资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2010年五大行(工、农、中、建、交)银行业消耗经济资本高达6500亿元，而该年创造的净利润总额5388亿元。缺口达到1112亿元，若除去已经公告的农行500亿次级债，其他四家共需融资612亿元。
从整个银行业来看，如果按照大银行和中小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5％和8.5％的标准，截至2012年底，整个银行业有1134亿元的缺口。如果剔除已经公告的中信260亿元配股、华夏208亿元定增和民生215亿元定增，那么只剩下450亿元缺口。如果按照大银行和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5％和10.5％的标准，截至2012年底，整个银行业有1900亿元的缺口。如果剔除已经公告的中信260亿元配股、华夏208亿元定增、民生215亿元定增、民生100亿元次级债、农行500亿元次级债和兴业150亿元次级债，只剩下465亿元缺口。
业务结构失衡加剧银行资本难题
众所周知，资产规模与资本净额的配比关系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与资本结构密切相关。由于各类资产业务的风险权重不同，其消耗资本比例也有差异。其中，批发性企业贷款对资本的需求最高，其风险权重基本上为100％；消费信贷对资本需求比较低，其风险权重只有50％；政府债券对资本没有需求，其风险权重为零。
总体来看，国内商业银行仍然处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和低资本耗用的业务架构还在探索建立过程中，整体表现出业务发展不够均衡、结构不尽合理，基本依赖于传统的存贷利差业务模式。应该说，这种高资本消耗、高风险积累的业务结构从两个方面对商业银行满足监管资本硬约束带来负面影响：一是加大了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母(风险资产)。各家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权重和风险资产的占比较高，导致在同样的资本规模下，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总额更大，需要更多的资本才能满足资本监管的要求。二是不利于扩大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子(资本)。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不强，ROA(资产收益率)和ROE(资本收益率)偏低，导致自我积累资本的“造血”功能受到影响，也对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和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以2009年为例，尽管商业银行全年贷款规模出现高速增长，但由于银行仍主要依靠存贷款利差获取营业收入，因此在受国家政策影响利差明显收窄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利润增长速度将出现明显下降。
责任编辑：王大威
我国商业银行在努力保持高盈利规模以应对各种不确定经营环境
外部融资退潮后，商业银行资本金亟需利润补充
商业银行资本金来源主要有三种：通过股票市场IPO和配股等方式、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可转债和次级债等方式、通过企业自身积累采取利润留存方式。2010年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前两种方式进行大规模融资，在2010年年报发布会上，各大行几乎一致表示，未来2～3年无外部再融资计划。由此，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重担落在利润留存身上，这对商业银行盈利提出较高要求。
首先，2010年商业银行大规模外部融资后，其资本充足率超过监管要求程度有限。截至2010年底，工、农、中、建、交五大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2.27％、11.59％、12.58％、12.68％、12.36％，超过现行监管要求程度有限，而农行资本充足率仅为11.59％，基本触及到11.5％的监管红线。
其次，商业银行暂停未来2～3年再融资计划。工行明确表示未来3年无资本市场融资安排，将主要通过资产结构调整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农行表示两年内不再股本融资，可能计划发行次级债补充一部分资本金；中行表示2012年底前不安排股权融资，可能安排非股权融资计划；建行2010年无再融资计划，近、中期均无向市场融资计划，希望3年内不再融资；交行也在2010年表示无再融资计划。
最后，2010年的商业银行高利润规模主要用于补充资本金。与商业银行较高利润规模相比较，其补充资本金的要求同样迫切。2010年五大行派息率明显下调，如工行由2009年的44.7％下降至38.3％，中行由43.8％下降至37.4％，建行由43.9％下降至37.9％，农行和交行的派息率最低，均不到20％。
监管工具的不断推出将进一步侵蚀银行利润
金融危机后，制订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共识。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监管当局都已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红线提高到12％～16％。与此相比，当前我国大型商业银行11.5％的标准仍然“温和”，一旦监管标准继续提高，其达标压力较大。
2010年年报发现，不少商业银行未雨绸缪，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拨备力度，减轻2011年面临的监管压力。以拨备率为例，最新的贷款拨备率(即拨备／贷款总额)要求不低于2.5％，无论商业银行是否出现不良资产，只要投放信贷就必须计提拔备，这对商业银行的约束更强。根据各大型商业银行年报，工、农、中、建、交五大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分别为2.46％、3.40％、2.16％、2.52％、2.08％，仅农行和建行达标。建行由于2010年四季度计提拨备160亿元，拨备率刚刚达到2.52％的水平，未达标的商业银行需要计提大量拨备，将会侵蚀利润水平。
根据2011年预计新增贷款规模，工行约8800亿元、中行约6000亿元、建行约7500亿元、交行约4000亿元，如果2011年五大行贷款拨备率达标，根据我们的估算，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分别需要再计提拨备情况为247.2亿元、无需额外新增、342.5亿元、176.4亿元、193.9亿元，上述计提拨备合计高达960亿元，这一金额占其2010年全年净利润的18％。
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背景下，银行业净利息收入增幅将会收窄
根据国际经验，美国、日本、台湾地区等经济体在利率市场化后均出现了利差收窄的趋势，如美国存贷款平均利差由利率市场化前的2.17％下降到之后的1.63％，日本由3.15％收缩到2.33％，我国台湾地区由4％减少到不足3％。2010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发表了《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对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分析。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再次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监管机构开始着手寻找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将呈逐步下降趋势。利率市场化加剧了银行同业间的竞争，促使银行抬高存款利率以吸收更多存款，同时压低贷款利率来争夺优质客户，从而导致利差明显收窄，导致银行盈利大幅下降。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后，将会收窄利差和息差水平。首先，从利差方面看，以6个月期限为例，参照当前6个月Shibor和理财产品收益率估计放开管制后的存款利率水平，上述产品利率平均为4.3％，而同期存款利率为2.8％，放开管制后存款利率可能上升约1.5个百分点，相应利差水平将由当前约2.8％下降至约1.3％，这对我国银行业利润产生巨大挑战。其次，从息差方面看，当前我国银行业息差水平约为2.4％，经测算，综合考虑利率市场化后存贷款利率变动将使商业银行息差下降至0.7％～1.2％。按照息差下降至1.2％测算，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下降约35％，按照息差下降至0.7％测算，净利润下降约50％。虽然我国利率市场化不会一下子完全放开，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利差和息差逐步收窄将不断挤压商业银行利润规模。
监管部门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业务，商业银行潜在风险仍未完全释放
2010年，我国监管部门多次警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贷款风险。这两个领域的风险是否会集中爆发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成为监管部门、银行业和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监管部门督促商业银行清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其潜在风险尚未完全释放
2010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会联合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印发了(《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評估、整改保全”的清理处理原则，开始细化银行业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管理要求，要求银行业严格控制新增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从2010年年报披露信息看，五大行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得到控制，其余额不断下降，不良贷款率水平较低，在监管部门指导下，已经开始积极清理规范，融资平台贷款预计2012～2013年将陆续进入偿还期，此时将真正开始考验此块贷款风险程度。
首先，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得到控制。根据年报披露数据，2010年底，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分别约为6496亿元、3900亿元、3800亿元、5400亿元、1774亿元，分别占其贷款总额的9.4％、8.1％、6.7％、9.8％、7.9％，其比重已经均低于10％。未来2～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将继续下降，如工行表示，预计未来将按照每年下降20％的速度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到2011年底，20％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将得到偿还，三年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建行2011年前2个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减少了1400亿元，目前余额约4000亿元，现已停止对县级融资平台发放贷款。
其次，各商业银行清理规范融资平台贷款，但目前潜在风险尚未完全释放。2010年各行采取分类管理等措施，已开始积极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工行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分成两类：一类项目本身产生的现金流可以全部或者基本覆盖其债务，即地方政府并没有很重的偿债负担的项目，这部分约占融资平台贷款的63％。另一类是需要地方政府负担一定偿债义务的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为2125亿元，将2125亿元贷款再次拆解：其中近600亿元贷款本身产生的现金流可以覆盖项目债务的50％，有24％的贷款提供了抵押，这些贷款主要来自上海、北京、山东、广东、天津等地方财政比较有实力的地区。建行65％的融资平台贷款实现了现金流全覆盖，10％为基本覆盖，还有3％的贷款为半覆盖，这部分抵押充足，风险敞口部分主要是地级市以上的政府平台，以铁路、公路项目为主，2011年上半年85％的融资平台贷款可转化为正常的公司贷款。
2010年底，工、农、中、建四大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分别约为19.3亿元、22亿元、9.1亿元、20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约为：0.3％、0.58％、0.24％、0.5％。虽然目前融资平台资产质量较好，各商业银行从谨慎的角度出发，计提了大量的专项拨备。工行对平台的拨备提取远高于一般贷款，实际计提的专项拨备达到195亿元，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达到1009％。中行为融资平台贷款提取了60.2亿元的拨备，拨备覆盖率超过660％。建行融资平台贷款拨备覆盖率高于公司类贷款，融资平台拨备覆盖率达到256％。
房地产贷款质量较好，风险压力测试显示房价下跌影响可控
2010年，政府出台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和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质量成为市场关注热点。五大行年报反映，房地产贷款占银行整体贷款比重较小，通过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差别化按揭贷款政策，房地产行业不良率较低，整体资产质量可控。
工行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分别为0.88％和0.4％，均低于全行所有贷款整体的不良率，在按揭贷款中，超过90％是首套房，第三套房的占比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农行房地产领域贷款约为11442亿元，其中公司类房地产贷款约4200亿元、个人按揭贷款约7200亿元，对公房地产贷款中82％是中国50强的公司，90％集中在信用评级AA级以上的公司，其不良率约1.25％；个人按揭贷款的85％是首套房，其中普通住房占77％以上。中行内地机构房地产公司贷款2967亿元，包括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和资产支持贷款三部分，占内地全部贷款及内地公司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2％和8.4％，房地产公司贷款减值余额和减值贷款率持续双降，2010年减值贷款余额为29.89亿元，比上年末减少6.02亿元，减值贷款率1.01％，下降0.48个百分点。建行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不良率约1.6％。
根据各行压力测试结果，若房价出现下跌，对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率影响不大。如农行连续6次对房地产贷款进行压力测试，在轻度和中度压力测试中，结果显示对于房地产开发贷款几乎没有影响，重度压力测试(指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50％的极端情况下)对不良贷款率造成的影响，不超过0.5个百分点。中行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若房价下跌30％左右，可能会增加部分不良贷款和违约率，但均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资本越来越成为制约银行业发展的核心因素
旨在强化银行资本约束的监管新规弱化市场预期
监管部门推出了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在内的四大监管工具，这构成了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具体到四个监管新工具：
(1)在资本充足率方面，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从现行的4％上调至6％，资本充足率保持8％不变。此外，银行在正常年份还需要持有相应比例为2.5％的留存资本缓冲。而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除了上述底线要求，监管部门还另行设置了1％的附加资本要求。
(2)在拨备覆盖率的基础上，引入动态贷款拨备率指标控制经营风险，初步监管指标设定为2.5％。(3)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按照监管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银行业杠杆率监管标准确定为不低于4％。(4)在现有流动性比率监管基础上，引入流動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指标。
在此背景下，2010年工、农、中、建等国有银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先后发布融资计划，以补充资本。其中，工行融资870亿元(400亿元配股、250亿元可转债和220亿元次级债)、建行融资611.59亿元配股、中行融资1249.3亿元(600亿元配股、400亿元可转债和249.3亿元次级债)。这引发投资者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悲观预期，进而影响银行业在资本市场的估值，以至于银行业股价估值水平跌落到历史低点。
信贷高速增长导致银行资本消耗过快，资本约束依然存在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央行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2009年和20lO年信贷投放合计达到17万亿元的天量。在业务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各商业银行一方面通过超常规增长速度加速自身发展，争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采用“以量补价”方式追求盈利水平持续提升，这些内在发展需要加剧了资本过快消耗的现象。这是造成2010年出现巨额融资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2010年五大行(工、农、中、建、交)银行业消耗经济资本高达6500亿元，而该年创造的净利润总额5388亿元。缺口达到1112亿元，若除去已经公告的农行500亿次级债，其他四家共需融资612亿元。
从整个银行业来看，如果按照大银行和中小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5％和8.5％的标准，截至2012年底，整个银行业有1134亿元的缺口。如果剔除已经公告的中信260亿元配股、华夏208亿元定增和民生215亿元定增，那么只剩下450亿元缺口。如果按照大银行和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5％和10.5％的标准，截至2012年底，整个银行业有1900亿元的缺口。如果剔除已经公告的中信260亿元配股、华夏208亿元定增、民生215亿元定增、民生100亿元次级债、农行500亿元次级债和兴业150亿元次级债，只剩下465亿元缺口。
业务结构失衡加剧银行资本难题
众所周知，资产规模与资本净额的配比关系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与资本结构密切相关。由于各类资产业务的风险权重不同，其消耗资本比例也有差异。其中，批发性企业贷款对资本的需求最高，其风险权重基本上为100％；消费信贷对资本需求比较低，其风险权重只有50％；政府债券对资本没有需求，其风险权重为零。
总体来看，国内商业银行仍然处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和低资本耗用的业务架构还在探索建立过程中，整体表现出业务发展不够均衡、结构不尽合理，基本依赖于传统的存贷利差业务模式。应该说，这种高资本消耗、高风险积累的业务结构从两个方面对商业银行满足监管资本硬约束带来负面影响：一是加大了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母(风险资产)。各家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权重和风险资产的占比较高，导致在同样的资本规模下，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总额更大，需要更多的资本才能满足资本监管的要求。二是不利于扩大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子(资本)。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不强，ROA(资产收益率)和ROE(资本收益率)偏低，导致自我积累资本的“造血”功能受到影响，也对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和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以2009年为例，尽管商业银行全年贷款规模出现高速增长，但由于银行仍主要依靠存贷款利差获取营业收入，因此在受国家政策影响利差明显收窄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利润增长速度将出现明显下降。
责任编辑：王大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