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申　音
　　
　　那些曾经浸透了汗水、眼泪与失望的土地，在2009年也许会成为新的“冒险家乐园”
　　
　　河北，满城。
　　冀中的冬天寒风料峭，农田里荒凉得只剩下了玉米收割后星星点点的散落枯叶。农民康继诚站在自家的10亩田地上，背后不远处就是同样荒凉的太行山。自家庭联产承包以来的30年，这10亩农田承载了他太多的劳作和心思，但这方农田却并没有回报给他殷实的生活。他和他的乡亲们一样，把富裕的希望寄托在这块“种啥都能长”的肥沃土地上，种扁豆、种平菇、种草莓……，但他们发现自己永远跑在市场的后面，无法兑现温饱之上的财富想象。
　　现在，康继诚一家都进入了附近的工厂打工，一个月下来全家能有5000块钱以上的收入。而在他的身边，则是全村乃至全县的农民离开土地的浪潮。“现在没人认真种地了，都是撒上点玉米，靠天收。”对于那10亩土地，他现在最大的希望是能够迅速变现：“有人来租肯定租啊，长期租最好!一亩一年给个两三百就行。”
　　广东，惠州。
　　“它就像我的儿子一样。”蹲在蔬菜大棚的门口，手里抚弄着一个一斤重的大甜椒，曾经的大学团委书记马承榕眼中溢出的是父亲般的慈爱。他的身后松散地围拢着四五个相貌乡土的年轻人，他们的脸上无一例外地带着自豪的笑容。在他们的身后，一座1800亩的蔬菜农场，正在暖暖的冬日中静静绽放着丰收的盛绿。而这只是福州人马承榕1.8万亩农场的十分之一，这十多个农场横跨中国南北5个省份，它们共同的名字是：利农。
　　五年前，城市人马承榕迈出了乡村创业的脚步，开始追逐他在大地上的财富梦想。在他的手里，小农手中四分五裂的农田变成了平整广阔的农场，小农不足以维生的土地上冒出了丰厚的利润，让小农绝望的农业吸引来了资本家的竞逐。
　　康继诚走了，马承榕来了。在中国大地上，两个相隔遥远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对于中国农业来说，这是一次意味深远的交错。
　　2008年末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有没有可能像30年前的那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宣言书?在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收益权利，鼓励土地自由流转的前提下，中国新农业的未来又在哪里?
　　想知道答案的人或许并不都在农村。
　　矗立在深圳繁华的深南大道旁的投资大厦，是本土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总部所在。每天身穿西服打着领带，手握数以十亿计的资本，创新投总裁李万寿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资本家。说到新农业，他态度鲜明：“中国新农业的机会才刚刚开始!”
　　从2006年投资云南龙生茶业到最新的河南“好想你”枣业，三年来创新投在新农业项目上的投资累计达到了3亿元以上，占到三年中总投资额的十分之一。说到项目，李万寿更是娓娓道来，按照省份一路数下来，足有十几个。
　　不仅仅是李万寿，事实上，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主流投资机构都把目光投向了新农业。“新农业成为了一个很炫的概念。”沈南鹏说，正是在他的主导下，2006年红杉中国投资了中国利农，这也是这家全球最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的第一个农业项目。
　　“中国人对食品安全和品质要求的提升是新农业崛起背后的决定性力量，而这些农业企业要实现快速的成长，一定离不开资本。”软银赛富合伙人林和平的观点遍地知音。仅仅过去一年，赛富已经投资了4个农业项目，包括中国唯一一家能满足欧洲各国和日本有机大米供给的企业，以及据称是中国最大的速冻玉米生产企业、最大的有机蔬菜种植企业以及最大的马铃薯种植企业。
　　“下乡去!”城市资本家们的行动汇成一股强劲的潮流。农业产业独特的抗周期性和稳定的收益能力恰恰成为本轮经济危机中资本家们最欣赏的特质。
　　创业家与资本家的共识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静悄悄的农业造富运动。而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第一批“大地上的冒险家”们就相继迈出了创业的脚步，他们中的胜出者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领头羊”。但是，在新一轮农业淘金潮中，这些前辈企业却并没有得到资本的青睐。
　　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前辈到底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瓶颈?新一代农业公司又将用什么新模式追逐着财富的梦想?
　　带着这些问题，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创业家》记者奔赴吉林、山东、江西和广东四省，与那些大地上的财富冒险家面对面，在田间地头记录产业和资本如何改变中国千年不变的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