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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综评一类文章的写作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择优录取”，对质量不错的作品总是不吝赞美之词，而那些有着某种缺陷的作品则似乎没有提及的必要。这一次笔者打算突破这个成规，从一个明显具有症候性的文本入手，去讨论“文学（中篇小说）对现实的回应”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科幻小说作家郝景芳的名字原本只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流传，随着她在2016年获得世界科幻小说领域规格最高的“雨果奖”，媒体的大肆宣传和炒作将她推向公众关注的焦点，甚至连奥迪公司也邀请她来为旗下的奥迪A8豪车拍摄广告。但另一方面，她的作品，包括那篇获奖的《北京折叠》，历来争议不断，许多资深科幻小说读者都对其“科幻性”提出质疑。科幻文学与纯文学这两个领域之间原本就已经存在许久的隔阂与分歧，在郝景芳身上得到了放大；她发表于《花城》第二期的《长生塔》似乎也无法回避这一矛盾。小说开头写“人们不记得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长起来”，这似乎是一部科幻小说赖以存在的想象力的起点；而直到怀着期待读罢全文，我们才发现作者的想象仅此而已。围绕着这座不断生长的神奇之塔，生活着一群再现实不过的凡人；而且，几乎当下中国社会的一切烦恼都在塔下上演。“长生塔”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360度无死角的摄像机位，将上至地产大鳄、学界权威下到平民百姓的芸芸众生统统纳入取景框中，并把他们的心灵暗处投影在读者面前。但问题在于，小说的篇幅能否容纳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就《长生塔》所采取的不断变换聚焦对象的结构而言，从大学生徐中到退休教师徐妈，到教育局副局长、博士生、记者、老教授、金融白领、富二代、地产商……几乎小说的每一节都会推出一位某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顺带着显影其苦恼与隐秘，读完小说就像在大学社会学课堂上观看了一部内容丰富、题为《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及其问题分析》的PPT一样。曾有影评人揶揄某些票房巨大、粉丝众多的国产影片是“PPT电影”，《长生塔》则可以说开了“PPT小说”的先河。然而在当下的课堂上，我们见得最多的恐怕就是那种埋头苦抄PPT上讲义文字却“不求甚解”的学生，他们就像小说里饱读韦伯、涂尔干等大师著作、面对实际问题却一筹莫展的博士生赵朴；作为出身于清华的经济学高材生，郝景芳虽然熟谙各路当代社会学理论，也只能在照相式摄取世间百态后，在小说临近结尾时借高僧圆德大师之口，将“人间苦之难灭”归因于“欲之难灭”，并点明那座不断增高、“节节长生，没有尽头”的塔实际上是世人不断扩张的欲望的象征。我想，每一位因那个颇不寻常的开头而对整篇小说抱有极大期望的读者，读到这里都会无比失望吧？故事情节是对社会新闻不加提炼的复写，人物形象是各阶层的简单化和脸谱化，在叙事过程中又让人时时感到似乎有一个饶舌的社会学家正在为人物的行为和想法做注解；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科幻小说家，作者此前赖以立身的想象力在《长生塔》中却显得极为贫乏，甚至最终需要诉诸玄学的思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作者极力试图阐述她对时代的焦虑，最终却流于对现象的罗列。在《番石榴飘香》里，门多萨曾经询问马尔克斯是否是从现实中撷取素材的；这位作品中充满了魔幻想象的大师回答说，“不是直接从现实中取材，而是从中受到启迪，获得灵感。”郝景芳大概需要好好琢磨一下这个答案，去正确对待和处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
在有限的篇幅里塞入太多的现象描述，因追求一种面面俱到的叙事而导致信息过载，事实已经证明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中篇小说。爱尔兰短篇小说大师威廉·特雷弗曾经这样阐述自己对小说的看法：“生活，绝大多数时候是无意义的。长篇小说模仿生活，短篇小说是骨感的，不能东拉西扯。它是浓缩的艺术。”在近期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不少作者都选中了“卖淫嫖娼”作为这个“核”。一方面，这确实是一种追求话题性的写法，因为禁忌的触犯，作者产生写作快感，亦激发出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多数作者都自觉超越了感官刺激的低级趣味，由这个“核”生发出对现实更为深刻的思索。例如老四的《镜子之城》（《西湖》第五期），便借吴越和林冉这对外表尖锐内心柔软的青年夫妻对待“嫖娼”一事的离奇态度与经历，折射出身处大城市的青年人在巨大生存压力下的心灵异化，以及他们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拼死挣扎与徒劳无功。沈从文笔下《丈夫》式的人伦悲剧，七十多年后又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城市“齐州”重演；然而比《丈夫》更惨的是，当年的老七夫妇最终还能在一番艰难的纠结后携手重回故乡，但吴越却在一场扫黄行动中永远失去了林冉。主人公们为生存而做出的选择荒诞又无奈，而吴越难以割舍的诗人情怀与现实生活窘境的强烈反差又加剧了这种荒诞感。作者多年来身兼记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在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之间周旋游刃有余，文字既具有新闻特写的简洁晓畅，又带着诗人写小说警句迭出的特色，丰富的社会经验与娴熟的叙事技巧相得益彰。在时下异常红火的“80后”小说创作领域，老四还只能算是个新人，但他在《镜子之城》中展示出的创作实力不容小觑。
想必任何一位对20世纪西方文学有所了解的读者在读到陈再见的《冷血之物》（《江南》第三期）时，都会将这篇小说与加缪的《局外人》联系起来。就像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一样，《冷血之物》的主人公戴清弢也在乏味的日常生活中遭遇了母亲的死亡，并且在母親死后做出了一些有悖人之常情的“冷血”行为。租住在饱受飞机和地铁噪音困扰的城中村，买不起房子找不到女朋友，又不甘心回故乡小镇过平庸的日子，徘徊在抑郁症边缘的语文老师戴清弢只能以找小姐的方式来排解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苦闷，并因此结识了“海南姑娘”。这种明显有违“师道尊严”的行为一开始给主人公带来的是内心的忐忑，但原本脆弱的道德感很快便和对生活、对未来的渺茫期望一起，在现实重压的碾磨下化为齑粉；甚至母亲刚离世不久，他便因难耐的无聊和孤寂而再次主动联系海南姑娘寻求“服务”。戴清弢长期以来的暗恋对象、帮助情人藏匿一两个亿赃款的前人民教师唐瑜，以及隐瞒职业装扮成文艺女青年、梦想找一个有钱有车又帅的男人、“找到了就不干活了”的海南姑娘，就像社会肌体上两处令人触目惊心的疮疤，提醒读者注意这种普遍的“青年冷血症”的根源。 相较于《冷血之物》中这种基于处境的相似、因“物伤其类”而伸出的援助之手，李清源《此事无关风与月》（《芒种》第六期）中“他”对卖淫女“她”前后几次的救助显然有更为复杂深刻的原因。那种最初似乎由道德优越感所催生、之后越变越复杂的热情，和戴清弢身上由现实压力而导致的“冷血”一样让人难以理解。在“她”对处境的自陈面前，“他”并非没有疑问和动摇：“这个故事并无新意，但肯定讨文学家的喜欢……他是混官场的人，当然不傻，也在不停提醒自己保持必要的警惕，可不知为什么，当她讲完后，他都信了。”这种让人感到不可理喻的“信”，以及此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借巨款来帮助“她”和“她”的家庭渡过难关、甚至不惜冒受贿的风险并付出被结发妻子扫地出门的代价的行为，都令人匪夷所思。从作者叙述的缝隙中或许可以探寻出蛛丝马迹，但诸如“为自己的傲慢和无理而自责”、“当时应该是有点儿喜欢上她了”、“他总是很容易被陌生人的言行感动”、“说明她是信任他的”之类的只言片语，单独拣出哪一项都无法使人信服，拼合在一起仍不能凑成完整的理由。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小说的结尾，当“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她”的行踪，却被身为旁观者的旅店老板娘告知，正是因为“他”的好心，“她”的一辈子就这样毁了：“你倒是好心，以为救她出苦海，可不知道她离开这一行，才是真的进了苦海……你逼她做生意，十足害了她。”至此我们才发现，作者其实是对古典小说中常见的嫖客与妓女之间的“救赎”主题进行了一次颠覆性重写，吊诡的是双方都未能获得“救赎”，反倒两败俱伤。小说的题目，或许是化用欧阳修《玉楼春》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的名句，“他”的所作所为也着实配得上“情痴”一称；但作者似乎更想借此感慨命运的无常与非理性（“很多事是没有理由的，也不在你是聪明是傻，有时候你明知道是坑，也非跳不可。这就是命。”），以及人类在命运捉弄面前的无力感，小说也因此被染上了一层如雾霾般黯淡的形而上学色彩。通过那个开放性的结尾，我们无从知晓“他”计划中对“她”的又一次援助究竟指向怎样的结局——或许十有八九是命运之刀给两颗创痕累累的心灵添上新的伤疤吧。
《长生塔》的叙事由“拆迁”而起，这也是时下众多作家热衷书写的题材，因为它就像一条导火索，可以引爆“强拆”、“维权”、“钉子户”乃至“官商勾结”等一个又一个炸药包，在硝烟弥漫中凸显出最为惨烈的社会矛盾。然而谢络绎的《六渡桥消失之前》（《人民文学》第四期），故事虽然也因旧城改造拆迁而起，却用浓郁的烟火气和卤猪脚、热干面的香气取代了酷烈的火药味。作者借一对老夫妻因搬迁而引发的旷日持久的争吵，写出了老一辈人对陪伴自己一辈子的老宅子、老街坊的念兹在兹。汉口六渡桥一带曾经何其风光，却因为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变得落伍和颓败。这片破落的风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和广州的骑楼。繁华褪尽，留给下一代的只有离开的渴望和决心，以及“跟这里彻底没有关系了”之后的如释重负。借助颇具地方特色的武汉方言，谢络绎写出了同代人之间、两代人之间在观念上的隔阂，更写出了这些隔阂是如何在东去江水般不可逆的时代浪潮中弥合的。六渡桥天桥的拆除，是为了给修地铁让路，六渡桥的老街坊们将会在对昔日荣光的缅怀中迎接一种更为现代化的风貌。正如“蔡林记”的热干面一样，各种佐料的混搭展示了一种包容与开放的情怀；而借助王汉生向许阿满讲述的热干面由来的故事，武汉人性格中那种主动寻求改变的积极因素也得以彰显。
《六渡桥消失之前》的主题显然是指向当下现实的，但这一主题的完成却要借助王汉生、许阿满夫妻跨越几个年代的生活、借助“六渡桥”这个具有历史感的地名，乃至于借助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关于热干面这一名吃的传说故事来实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学在回应现实的时候常常是离不开历史的。而在葛亮的《罐子》（《上海文学》第六期）中，作者则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串联历史与现实。小说写一个贪污犯在刑满释放后被妻子抛弃，来到没有任何熟人的岭南小镇靠开杂货店度过余生，并和一个女扮男装、来历不明的少年“小易”合伙做起卖烙饼和云吞的生意。在作者平淡如水的叙述中，小说的前三分之二似乎是在讲述一则陌生人萍水相逢、相依为命的故事；但随着叙述速度的骤然加快，冤魂附體、投毒复仇的惨案在小易临行前的夜晚发生，多年前女知青丁雪燕被害的骇人真相也随之渐渐浮出水面。平心而论，这种借助鬼魅叙事来揭露特殊年代残酷真相的文学、影视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不罕见，《罐子》可视为这一创作倾向式微多年后的回声。但这篇小说在暴露、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探索，以一种“人鬼情未了”的方式反衬了当今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作者以大胆的想象勾连昨天与今天，将“子不语”之事娓娓道来，追溯出当今社会人情人心败坏的历史根源。不过这种回应现实的方式毕竟过于奇崛，如作诗步险韵，只能妙手偶得，聊备一格；若刻意为之，则匠气尽显，难称正途。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科幻小说作家郝景芳的名字原本只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流传，随着她在2016年获得世界科幻小说领域规格最高的“雨果奖”，媒体的大肆宣传和炒作将她推向公众关注的焦点，甚至连奥迪公司也邀请她来为旗下的奥迪A8豪车拍摄广告。但另一方面，她的作品，包括那篇获奖的《北京折叠》，历来争议不断，许多资深科幻小说读者都对其“科幻性”提出质疑。科幻文学与纯文学这两个领域之间原本就已经存在许久的隔阂与分歧，在郝景芳身上得到了放大；她发表于《花城》第二期的《长生塔》似乎也无法回避这一矛盾。小说开头写“人们不记得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长起来”，这似乎是一部科幻小说赖以存在的想象力的起点；而直到怀着期待读罢全文，我们才发现作者的想象仅此而已。围绕着这座不断生长的神奇之塔，生活着一群再现实不过的凡人；而且，几乎当下中国社会的一切烦恼都在塔下上演。“长生塔”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360度无死角的摄像机位，将上至地产大鳄、学界权威下到平民百姓的芸芸众生统统纳入取景框中，并把他们的心灵暗处投影在读者面前。但问题在于，小说的篇幅能否容纳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就《长生塔》所采取的不断变换聚焦对象的结构而言，从大学生徐中到退休教师徐妈，到教育局副局长、博士生、记者、老教授、金融白领、富二代、地产商……几乎小说的每一节都会推出一位某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顺带着显影其苦恼与隐秘，读完小说就像在大学社会学课堂上观看了一部内容丰富、题为《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及其问题分析》的PPT一样。曾有影评人揶揄某些票房巨大、粉丝众多的国产影片是“PPT电影”，《长生塔》则可以说开了“PPT小说”的先河。然而在当下的课堂上，我们见得最多的恐怕就是那种埋头苦抄PPT上讲义文字却“不求甚解”的学生，他们就像小说里饱读韦伯、涂尔干等大师著作、面对实际问题却一筹莫展的博士生赵朴；作为出身于清华的经济学高材生，郝景芳虽然熟谙各路当代社会学理论，也只能在照相式摄取世间百态后，在小说临近结尾时借高僧圆德大师之口，将“人间苦之难灭”归因于“欲之难灭”，并点明那座不断增高、“节节长生，没有尽头”的塔实际上是世人不断扩张的欲望的象征。我想，每一位因那个颇不寻常的开头而对整篇小说抱有极大期望的读者，读到这里都会无比失望吧？故事情节是对社会新闻不加提炼的复写，人物形象是各阶层的简单化和脸谱化，在叙事过程中又让人时时感到似乎有一个饶舌的社会学家正在为人物的行为和想法做注解；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科幻小说家，作者此前赖以立身的想象力在《长生塔》中却显得极为贫乏，甚至最终需要诉诸玄学的思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作者极力试图阐述她对时代的焦虑，最终却流于对现象的罗列。在《番石榴飘香》里，门多萨曾经询问马尔克斯是否是从现实中撷取素材的；这位作品中充满了魔幻想象的大师回答说，“不是直接从现实中取材，而是从中受到启迪，获得灵感。”郝景芳大概需要好好琢磨一下这个答案，去正确对待和处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
在有限的篇幅里塞入太多的现象描述，因追求一种面面俱到的叙事而导致信息过载，事实已经证明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中篇小说。爱尔兰短篇小说大师威廉·特雷弗曾经这样阐述自己对小说的看法：“生活，绝大多数时候是无意义的。长篇小说模仿生活，短篇小说是骨感的，不能东拉西扯。它是浓缩的艺术。”在近期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不少作者都选中了“卖淫嫖娼”作为这个“核”。一方面，这确实是一种追求话题性的写法，因为禁忌的触犯，作者产生写作快感，亦激发出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多数作者都自觉超越了感官刺激的低级趣味，由这个“核”生发出对现实更为深刻的思索。例如老四的《镜子之城》（《西湖》第五期），便借吴越和林冉这对外表尖锐内心柔软的青年夫妻对待“嫖娼”一事的离奇态度与经历，折射出身处大城市的青年人在巨大生存压力下的心灵异化，以及他们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拼死挣扎与徒劳无功。沈从文笔下《丈夫》式的人伦悲剧，七十多年后又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城市“齐州”重演；然而比《丈夫》更惨的是，当年的老七夫妇最终还能在一番艰难的纠结后携手重回故乡，但吴越却在一场扫黄行动中永远失去了林冉。主人公们为生存而做出的选择荒诞又无奈，而吴越难以割舍的诗人情怀与现实生活窘境的强烈反差又加剧了这种荒诞感。作者多年来身兼记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在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之间周旋游刃有余，文字既具有新闻特写的简洁晓畅，又带着诗人写小说警句迭出的特色，丰富的社会经验与娴熟的叙事技巧相得益彰。在时下异常红火的“80后”小说创作领域，老四还只能算是个新人，但他在《镜子之城》中展示出的创作实力不容小觑。
想必任何一位对20世纪西方文学有所了解的读者在读到陈再见的《冷血之物》（《江南》第三期）时，都会将这篇小说与加缪的《局外人》联系起来。就像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一样，《冷血之物》的主人公戴清弢也在乏味的日常生活中遭遇了母亲的死亡，并且在母親死后做出了一些有悖人之常情的“冷血”行为。租住在饱受飞机和地铁噪音困扰的城中村，买不起房子找不到女朋友，又不甘心回故乡小镇过平庸的日子，徘徊在抑郁症边缘的语文老师戴清弢只能以找小姐的方式来排解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苦闷，并因此结识了“海南姑娘”。这种明显有违“师道尊严”的行为一开始给主人公带来的是内心的忐忑，但原本脆弱的道德感很快便和对生活、对未来的渺茫期望一起，在现实重压的碾磨下化为齑粉；甚至母亲刚离世不久，他便因难耐的无聊和孤寂而再次主动联系海南姑娘寻求“服务”。戴清弢长期以来的暗恋对象、帮助情人藏匿一两个亿赃款的前人民教师唐瑜，以及隐瞒职业装扮成文艺女青年、梦想找一个有钱有车又帅的男人、“找到了就不干活了”的海南姑娘，就像社会肌体上两处令人触目惊心的疮疤，提醒读者注意这种普遍的“青年冷血症”的根源。 相较于《冷血之物》中这种基于处境的相似、因“物伤其类”而伸出的援助之手，李清源《此事无关风与月》（《芒种》第六期）中“他”对卖淫女“她”前后几次的救助显然有更为复杂深刻的原因。那种最初似乎由道德优越感所催生、之后越变越复杂的热情，和戴清弢身上由现实压力而导致的“冷血”一样让人难以理解。在“她”对处境的自陈面前，“他”并非没有疑问和动摇：“这个故事并无新意，但肯定讨文学家的喜欢……他是混官场的人，当然不傻，也在不停提醒自己保持必要的警惕，可不知为什么，当她讲完后，他都信了。”这种让人感到不可理喻的“信”，以及此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借巨款来帮助“她”和“她”的家庭渡过难关、甚至不惜冒受贿的风险并付出被结发妻子扫地出门的代价的行为，都令人匪夷所思。从作者叙述的缝隙中或许可以探寻出蛛丝马迹，但诸如“为自己的傲慢和无理而自责”、“当时应该是有点儿喜欢上她了”、“他总是很容易被陌生人的言行感动”、“说明她是信任他的”之类的只言片语，单独拣出哪一项都无法使人信服，拼合在一起仍不能凑成完整的理由。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小说的结尾，当“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她”的行踪，却被身为旁观者的旅店老板娘告知，正是因为“他”的好心，“她”的一辈子就这样毁了：“你倒是好心，以为救她出苦海，可不知道她离开这一行，才是真的进了苦海……你逼她做生意，十足害了她。”至此我们才发现，作者其实是对古典小说中常见的嫖客与妓女之间的“救赎”主题进行了一次颠覆性重写，吊诡的是双方都未能获得“救赎”，反倒两败俱伤。小说的题目，或许是化用欧阳修《玉楼春》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的名句，“他”的所作所为也着实配得上“情痴”一称；但作者似乎更想借此感慨命运的无常与非理性（“很多事是没有理由的，也不在你是聪明是傻，有时候你明知道是坑，也非跳不可。这就是命。”），以及人类在命运捉弄面前的无力感，小说也因此被染上了一层如雾霾般黯淡的形而上学色彩。通过那个开放性的结尾，我们无从知晓“他”计划中对“她”的又一次援助究竟指向怎样的结局——或许十有八九是命运之刀给两颗创痕累累的心灵添上新的伤疤吧。
《长生塔》的叙事由“拆迁”而起，这也是时下众多作家热衷书写的题材，因为它就像一条导火索，可以引爆“强拆”、“维权”、“钉子户”乃至“官商勾结”等一个又一个炸药包，在硝烟弥漫中凸显出最为惨烈的社会矛盾。然而谢络绎的《六渡桥消失之前》（《人民文学》第四期），故事虽然也因旧城改造拆迁而起，却用浓郁的烟火气和卤猪脚、热干面的香气取代了酷烈的火药味。作者借一对老夫妻因搬迁而引发的旷日持久的争吵，写出了老一辈人对陪伴自己一辈子的老宅子、老街坊的念兹在兹。汉口六渡桥一带曾经何其风光，却因为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变得落伍和颓败。这片破落的风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和广州的骑楼。繁华褪尽，留给下一代的只有离开的渴望和决心，以及“跟这里彻底没有关系了”之后的如释重负。借助颇具地方特色的武汉方言，谢络绎写出了同代人之间、两代人之间在观念上的隔阂，更写出了这些隔阂是如何在东去江水般不可逆的时代浪潮中弥合的。六渡桥天桥的拆除，是为了给修地铁让路，六渡桥的老街坊们将会在对昔日荣光的缅怀中迎接一种更为现代化的风貌。正如“蔡林记”的热干面一样，各种佐料的混搭展示了一种包容与开放的情怀；而借助王汉生向许阿满讲述的热干面由来的故事，武汉人性格中那种主动寻求改变的积极因素也得以彰显。
《六渡桥消失之前》的主题显然是指向当下现实的，但这一主题的完成却要借助王汉生、许阿满夫妻跨越几个年代的生活、借助“六渡桥”这个具有历史感的地名，乃至于借助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关于热干面这一名吃的传说故事来实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学在回应现实的时候常常是离不开历史的。而在葛亮的《罐子》（《上海文学》第六期）中，作者则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串联历史与现实。小说写一个贪污犯在刑满释放后被妻子抛弃，来到没有任何熟人的岭南小镇靠开杂货店度过余生，并和一个女扮男装、来历不明的少年“小易”合伙做起卖烙饼和云吞的生意。在作者平淡如水的叙述中，小说的前三分之二似乎是在讲述一则陌生人萍水相逢、相依为命的故事；但随着叙述速度的骤然加快，冤魂附體、投毒复仇的惨案在小易临行前的夜晚发生，多年前女知青丁雪燕被害的骇人真相也随之渐渐浮出水面。平心而论，这种借助鬼魅叙事来揭露特殊年代残酷真相的文学、影视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不罕见，《罐子》可视为这一创作倾向式微多年后的回声。但这篇小说在暴露、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探索，以一种“人鬼情未了”的方式反衬了当今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作者以大胆的想象勾连昨天与今天，将“子不语”之事娓娓道来，追溯出当今社会人情人心败坏的历史根源。不过这种回应现实的方式毕竟过于奇崛，如作诗步险韵，只能妙手偶得，聊备一格；若刻意为之，则匠气尽显，难称正途。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