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治;郡县安,天下安。2000多年前,秦朝废分封置郡县,开启了国家治理的新篇章。自此,县域成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层级,县域不治国家难治。传统农业时代,中国整体有效的县域治理,为历史上盛世王朝的出现和灿烂辉煌、领先于世的中华文明的创建,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传统中国前进的历史轨道发生彻底改变,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从外部强行嵌入中国,农业文明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工业文明,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的创造空间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泱泱中华大国被西方资本帝国强制纳入世界体系,县域范围的精英阶层和生产资源、物质财富开始向城市流动聚集,县域变成为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统治集团无心思考、无力治理的边缘地带。县域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场所开始演变成贫困落后的滋生地,县域治理的无效使县域范围产生并集中了中国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有效治理县域,推动县域生产力发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扭转县域贫穷落后面貌的艰巨任务,历史的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对普遍贫穷落后、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县域发展现状,开始立足实践探索体现时代发展要求、符合现实国情的中国特色县域治理道路和方式。党在不同时期运用的不同县域治理模式,总体上适应和推动了当时县域的发展,但随着县域治理环境的变化和条件的转换,县域治理模式需要不断的进行调整和革新。从建国至今的近70年,党领导的县域治理探索实践历经了四个不同阶段,先后采用了全能型县域治理模式、经济发展型县域治理模式、科学发展型县域治理模式、协商民主型县域治理模式。党领导推动不同县域治理模式的革新演变过程,本质上是县域治理理念和方式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县域的发展是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县域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层级。无县域就无国家,县域稳得住,国家就稳得下。党执政以来,虽然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失误,但国家还是稳住并挺过了特殊的混乱时期,究其主要原因是全国县域层面保持了整体上的稳定。县域层面缘何能一直保持整体稳定,县域治理为何面对不同实践要求能进行治理模式的适时转换,县域综合实力之所以能持续提升,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科学积累并完整的形成了坚持人民主体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坚持渐进性改革路径等丰富的县域治理实践经验,这为推动县域层面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这些基本经验来之不易,它是马克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思考,是当前和今后我们持续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必须遵守的重要行动指南。历史发展永无止境,县域治理必须与时俱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的时代,县域治理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新的治理环境和条件。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县域层面要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把握县域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国家大力推动“四化”同步、“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准确研判县域治理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人才流入渠道不畅、乡镇机关能力弱化、社会稳定难度加大等重大挑战,科学分析形成重大挑战的主要原因,因势利导、精准施策的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要继续坚定不移的发挥党在县域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持续不断的加强和改进党对县域治理的领导。要进一步完善县域治理理念,牢固树立县域“善治理念”“人本理念”“服务理念”,更好发挥理念对实践的指导和牵引作用;树立县域治理多主体参与意识,激发多主体参与活力,构建多主体协商参与机制,着力形成县域治理整体合力;不断完善县域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县域治理监督体系,执行县域治理问责体系,切实提升县域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优化县域治理绩效评估标准体系,完善县域治理评估主体体系,创新县域治理绩效评估方式,健全县域治理评估成果运用机制,科学合理的发挥绩效评估在县域治理中的指挥棒作用,推动县域层面树立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