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逻辑是格格不入的。在我这种不懂诗的人看来，食指那首著名的《相信未来》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历史和现实都如此悲惨，你凭什么相信还有个美好的未来?判断当下、预测未来总得有所依据，你之所以相信明天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是因为以往每天你都看到太阳出现在东方，虽然偶尔会有“黑天鹅”，但是这种根据历史推知未来的思维模式符合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总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所以本期封面文章记叙的现象就几乎是必然要发生的，陈发树成不了“中国盖茨”。不是说他捐不了盖茨那样的巨款，而是说他即便捐了巨款也无法获得盖茨那样的美誉。美国无人质疑盖茨把全部财富捐出来做慈善基金是在避税或沽名钓誉，因为富豪巨资支持公益事业在美国已是传统，而且制度保证了这些捐献的透明，获得了公众的信任：而中国的传统却是“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富豪和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是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何况制度极不透明，你让中国公众如何信之无疑?对陈发树质疑也好，为陈发树辩护也罢，不是本期封面文章立意所在，我们关心的是制度的建设：中国如何才能形成一种信号机制，既引导中国的富裕阶层积极地投身慈善事业，又让这样的举动有助于世风向上、人心向善?
　　根据历史来判断当下，即是从历史中获得标准，怕的就是从历史中获得的是一些错误的标准。中国汽车年产量突破一千万台，这事引发忧国忧民之士们发出了中国汽车业“大而不强”的议论。回顾一下30年来中国经济史，你会发现但凡某个产业形成了市场热点——如1980年代的彩电、冰箱，1990年代初的摩托车，1990年代末的VCD，就必然出现这种“大而不强”的高论，好像留声机一碰到划痕就必定重复老调一样，让人觉得既滑稽又厌烦。本期的《何必责备求全》一文或许表达了我们的这种情绪。其实在一个熟悉中国产业政策和产业经济史的人看来，判断一个产业健康与否，标准根本不在什么市场集中度、最佳经济规模、核心技术这些东西，而在市场的接受程度!建议有兴趣在此领域发言者先去看看江小涓女士的《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一书再开口。
　　人们的判断和预测总是决定于自己的知识结构，而在人类的知识结构中，有些知识经过了长时间、大范围的考验，你应该相信它，比如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清晰的产权是有效市场的前提，所以中国改革开放曾经的一个共识是国有企业的范围应该尽量缩小。然而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边界正在无限制地扩大，已经大大超出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或“关系国计民生”的范围，本期的《国企“地王”批判》即因此而发。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不是意识或知识的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既有利益结构不破，已在昨天批判过的现象就会在今天重演，还会延续至明天。
　　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