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核心命题、永恒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就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进行了不懈探索。大多数国家经历了长短不一的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期，从而成功地开启了本国工业化进程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仅有13个国家（地区）实现了由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其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长期踯躅不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实现了人均收入由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能否成功应对发展动力持续减弱、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公共服务有待完善、贫富差距有待控制、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凸显等一系列深层次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3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明确指出：“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他直截了当地宣告，再过几天的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以全面深化改革来着力推动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强调把发展建立在生产率提高和成果公平分享之上，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新的科学指南。
厘清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供给，打破原有模式的桎梏，挖掘新的动力源泉和相应增长机制。发达国家基本垄断高端产业，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发展迅速，且伴随着中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在低收入阶段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正逐步衰减，以要素驱动为主要动力的“排斥性”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中国经济正面临缺乏原创性创新的“熊彼特困境”，迫切需要构建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内生机制。
《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政府需通过自身改革尽可能减少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推动现代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和市场规范逐步构建，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让市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加有效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动力转换，具体来讲，就是将由过去以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多依靠外需转换为以消费为主、服务业为主和更多依靠内需，由以往更多依靠要素投入和模仿国外技术，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创新驱动。这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更加完备的市场运行体系和更加公平的准入与禁入机制，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政府需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促进各类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形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在动力。
二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恰恰是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和“引导”保障了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说明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仅仅依赖市场对资源起配置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对政府作用的完全否定，而是要求政府更加有为地利用“有形之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同时，产能过剩、城市病严重、耕地占用过多、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干预过多有关。因此，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市场机制能够更加有效调节的交由市场调节，而政府则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使之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的要求相适应，在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科学性和政府治理有效性的基础上优化政府效率效能，逐渐将政府职能聚焦于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加注重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事业的建设，实现政府工作重心由经济导向向民生导向转变，实现政府职能由发展型政府向偏好公共服务的民生型政府的转变，构建更加有效、责任、法治、服务的现代政府。合理的界定和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的治理边界，也就从根源上杜绝了中国陷入政府失效、市场失灵同时存在和相互牵绊的可能。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政府引导作用更好发挥也必将加速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变。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保障人民起点公平和激发人民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关键，是实现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社会在中等收入阶段得以持续增长的基础。反过来，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不仅会造成由有限居民消费能力引致的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还会引致国内产业结构对国际市场需求的严重依赖。同时，劳动者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受制于较低的收入水平而无法得到持续的提升，进而影响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排斥性”经济增长引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困境”，进一步说明了实现经济有效发展不仅有赖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同时也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相协调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要素的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领域改革的深入推进，民生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但也必须注意到，收入差距有待进一步控制、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弱等社会问题依然突出，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决定》提出，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差异性与社会发展公平性相统一。以更加公平的财政税收政策和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来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消费需求动力，在更能够体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效率、社会发展效益和分配正义原则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只有在做大“财富蛋糕”的同时分好“财富蛋糕”，并以分好“财富蛋糕”为目标做大“财富蛋糕”，“财富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越分越好。 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必须坚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基本原则，通过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来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的综合改革;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提供制度保障;加速实现人们对平等教育机会、稳定就业岗位、公正收入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健康生活状态、安定社会环境等美好愿景;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
生态文明制度保驾美丽中国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人口多，底子薄是中国的现实国情，但是，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严重依赖和资源利用效率过低正使中国的资源需求不断增加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大规模资源消耗和对外资源依存度不断攀升使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主要障碍，中国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沼绝不是危言耸听。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愈发迫切、愈发高端，既要温饱更要环保，既要小康更要健康，生态环境质量已然成为人们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工作时表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决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来充分发挥制度的引导效应，并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使官员、企业、个人坚守生态底线，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通过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不但能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存量结构调整，更能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实现增量结构优化，并且是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的有力举措。因为只有在考量经济增长绩效时必须计入生态成本，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市场化与绿色发展的双重均衡。坚持在生态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的有力举措，有利于推动我国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社会和谐，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直面问题、攻坚克难，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高度自觉，这种自觉来自35年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来自对基本国情和形势变化的清醒认识，来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特别强调：“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就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科学指南。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责任编辑：习 伟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实现了人均收入由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能否成功应对发展动力持续减弱、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公共服务有待完善、贫富差距有待控制、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凸显等一系列深层次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3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明确指出：“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他直截了当地宣告，再过几天的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以全面深化改革来着力推动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强调把发展建立在生产率提高和成果公平分享之上，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新的科学指南。
厘清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供给，打破原有模式的桎梏，挖掘新的动力源泉和相应增长机制。发达国家基本垄断高端产业，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发展迅速，且伴随着中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在低收入阶段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正逐步衰减，以要素驱动为主要动力的“排斥性”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中国经济正面临缺乏原创性创新的“熊彼特困境”，迫切需要构建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内生机制。
《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政府需通过自身改革尽可能减少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推动现代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和市场规范逐步构建，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让市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加有效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动力转换，具体来讲，就是将由过去以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多依靠外需转换为以消费为主、服务业为主和更多依靠内需，由以往更多依靠要素投入和模仿国外技术，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创新驱动。这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更加完备的市场运行体系和更加公平的准入与禁入机制，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政府需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促进各类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形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在动力。
二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恰恰是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和“引导”保障了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说明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仅仅依赖市场对资源起配置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对政府作用的完全否定，而是要求政府更加有为地利用“有形之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同时，产能过剩、城市病严重、耕地占用过多、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干预过多有关。因此，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市场机制能够更加有效调节的交由市场调节，而政府则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使之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的要求相适应，在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科学性和政府治理有效性的基础上优化政府效率效能，逐渐将政府职能聚焦于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加注重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事业的建设，实现政府工作重心由经济导向向民生导向转变，实现政府职能由发展型政府向偏好公共服务的民生型政府的转变，构建更加有效、责任、法治、服务的现代政府。合理的界定和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的治理边界，也就从根源上杜绝了中国陷入政府失效、市场失灵同时存在和相互牵绊的可能。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政府引导作用更好发挥也必将加速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变。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保障人民起点公平和激发人民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关键，是实现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社会在中等收入阶段得以持续增长的基础。反过来，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不仅会造成由有限居民消费能力引致的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还会引致国内产业结构对国际市场需求的严重依赖。同时，劳动者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受制于较低的收入水平而无法得到持续的提升，进而影响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排斥性”经济增长引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困境”，进一步说明了实现经济有效发展不仅有赖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同时也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相协调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要素的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领域改革的深入推进，民生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但也必须注意到，收入差距有待进一步控制、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弱等社会问题依然突出，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决定》提出，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差异性与社会发展公平性相统一。以更加公平的财政税收政策和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来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消费需求动力，在更能够体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效率、社会发展效益和分配正义原则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只有在做大“财富蛋糕”的同时分好“财富蛋糕”，并以分好“财富蛋糕”为目标做大“财富蛋糕”，“财富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越分越好。 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必须坚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基本原则，通过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来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的综合改革;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提供制度保障;加速实现人们对平等教育机会、稳定就业岗位、公正收入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健康生活状态、安定社会环境等美好愿景;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
生态文明制度保驾美丽中国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人口多，底子薄是中国的现实国情，但是，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严重依赖和资源利用效率过低正使中国的资源需求不断增加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大规模资源消耗和对外资源依存度不断攀升使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主要障碍，中国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沼绝不是危言耸听。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愈发迫切、愈发高端，既要温饱更要环保，既要小康更要健康，生态环境质量已然成为人们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工作时表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决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来充分发挥制度的引导效应，并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使官员、企业、个人坚守生态底线，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通过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不但能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存量结构调整，更能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实现增量结构优化，并且是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的有力举措。因为只有在考量经济增长绩效时必须计入生态成本，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市场化与绿色发展的双重均衡。坚持在生态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的有力举措，有利于推动我国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社会和谐，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直面问题、攻坚克难，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高度自觉，这种自觉来自35年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来自对基本国情和形势变化的清醒认识，来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特别强调：“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就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科学指南。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责任编辑：习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