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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成长的中国油画家，别无选择地都走上了苏俄现实主义的道路，而苏俄正是那个时代向中国第二代油画家打开的学习西方油画的唯一窗口。如果说第一代油画家的引进是多流派、多层次、多渠道并因此显得多样与散乱的话，那么单向专一的苏俄现实主义的输入，则有助于中国油画教学体系建立的完整性与系统化，而这，也恰恰是中国派遣留苏学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作为20世纪50年代公派留苏学生张华清，无疑全面系统地接受了苏俄油画的造型和色彩训练，全面接受了苏俄从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到社会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和同时代其他人相比，他的艺术创造性并不显现在主题性与情节性方面，他喜爱并擅长通过光色传达他的创作激情和艺术个性。
本文作者以回忆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那个年代青年人出国留学的亲身经历……
1956年8月6日满载着2000多名出国留苏学生的国际列车，在《东方红》、《歌唱祖国》洪亮的歌声伴奏下徐徐开出了北京前门火车站。坐在车上的学子们青春焕发，心中充满了神奇，如同朝圣一般唱着《莫斯科——北京》等中苏友好的歌曲，驶向那一代人向往的地方——苏联。我与同在一个包厢里的著名女画家冯真等四人随着列车开动的节奏、留恋着北京，同时眺望着窗外祖国大地和山川渐渐远去，以无比的兴奋与幸运之感憧憬着未来，同时又肩负着国家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第二天清晨，熟睡之后的我第一个醒来，列车正在越过国境线，办理出关入关手续，此时的我突然问自己，这不是做梦吧？童年喜欢做梦的我，无数神奇的梦境里也从没有做过“出国留洋”的梦呀！可如今对于一个工农子弟说来，不正是“白日梦”吗？我出生在山东泰肥山区的牛家庄，这里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历来对外界发生的事人们知之甚少。如辛亥革命过去20余年，然而男人留辫子，女人缠小脚，一直到了30年代仍然盛行。祖父辈中大都不识字，他们终日田间劳作，受尽旧社会的压迫与苦难。在他们看来，读书上学只有富家弟子才有可能，出国留洋更是官僚、富豪门第的专利。我还记得，l947年我在的文工团为躲避敌人的追击奉命化整为零，脱下军装，装扮成当地农民模样，在可靠的农民家中躲藏起来。同时抓住有利时机组成小分队灵活地出击，打分散的小股敌人、还乡团等。有一次曾经抓获从济南出城抢粮的青年军人，这些青年其实都是城里被持枪武装的大学生。附近村民从四面八方跑来见识这些城里的洋学生，有的农民还点出其中的某人是某富家之子。看到如此热闹的情景，有位战友顺口说：“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也去上大学！”旁边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别做梦了！”那时正值蒋军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战火激烈云涌之时，每个战士生与死的命运难以琢磨。不久遵照上级指示，将捉到的人放回被我军围困的济南。时隔一年，1948年济南解放，不久我们的文工团奉命开进了济南，把美国教会在中国开设的齐鲁大学的校园改为华东大学，这时大家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学生。消息传到我出生的山沟里，村民夸口说“咱村也有了大学生”，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竟成了当地百姓争传相告的一条新闻。
在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国际列车飞驰地向西驶去，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我，此时心情十分特别，似乎车轮的每一次转动，生我养我的故土远我而去，对祖国亲人的思念涌上心头……我们一代年轻人的青春梦想与人民战争的胜利相伴而来，与祖国的新生一起成长。人们常说青春是幸福的时刻，留住青春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无论他的生命道路上有多少坎坷。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我们披着战争的硝烟、迎着共和国诞生的礼花走上了大学的课堂。昔日的战场上作为一名战士，命令就是一切；如今在大学为祖国求知识成了硬任务。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学习大学课程差距之大、困难之多。遵循“生活便是寻求知识”（门捷列夫，1834—1907）的名言，决心拼搏和奋斗。经过三年的学习，我得到了较好的成绩。山东大学毕业后，我成为新成立的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不久我又被派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进修。
中央美术学院是我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徐悲鸿任校长，吴作人（1908—1997）任教务长。吴先生把我分配到他任教的绘画系甲班。吴作人先生早年留学比利时美术学院，他的油画功底十分丰厚，高雅的绘画风格和他的高尚品格相一致。记得有一次同学们都外出春游了，我留在教室花了一天的时间画了一幅油画自画像，第二天他来到班里上课时拿起这张画，面对全班同学问道：“这是谁画的？”当知道是我的画作之后，他赞扬我对油画色彩学习的认真和正确的追求方向。吴先生的鼓励成了我学习油画艺术的动力。直到现在吴作人先生教我的油画色彩调配方法我还采用，即画绿色不直接用原料中的原有绿色，而是用群青与黄色（土黄、卡黄、淡黄不等），视对象之不同而选择调配的方法，这样调出来的色彩沉着不俗。他教素描、画人体的那句名言即“要从看不到的东西开始画，到看到的东西结束”。他要求学生首先从理解对象之后再着手动笔。他这些精湛的造型技艺的经验，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洪波先生教这个班的创作课，1954年春季带领我们年级赴河北农村深入生活，他亲自参加并主持下乡临时党小组会议，推选我为小组长。洪波先生处处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带动大家，保证了实习任务的圆满结束。
首都北京处处使我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同学、老师、领导之间都是同志式的相处。徐悲鸿院长上研究生的课，恰巧我们五四甲班与研究生班同在U字楼的二楼相邻，他在课间休息时也常走到我们教室里来指导。齐白石先生也常来校讲课示范，我有机会拜见这位中国写意画大师；李可染、黄均、蒋兆和等先生都曾在我们五四届几个班级内任课；因此有机会我们常向他们请教。
1954年9月我转到新组建的绘画研究班，主讲教授是著名油画家王式廓先生（1911—1973），他早年留学日本，专学油画。l937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后，他愤然离日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1938年赴延安鲁艺任教，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创作了《参军》、《保卫家乡》、《血衣》等著名历史画作。 王式廓先生无论素描课还是油画课，他不赞成学生习作中那种只追求表面效果，不求甚解的学习态度，主张深入地研究对象。他教学认真，严格要求学生把知识学到手。1955年6月，他带我们班在北京郊区实习，有一天，我正在画速写，他急忙地走来，喊我停下来，他说：“接到通知，叫你立即回去，到美院人事处报到。”此时的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仍如战时服从命令一样，不问为什么，就收拾东西立即回美院。第二天我到人事处时正好院党委负责人在场，他先问我学油画的目的和打算，我一一作了回答，显然领导很满意，对我说：“组织上推荐你参加留苏生的选拔考试，你要立即复习，准备迎考。”这时我顿然感到重担压在我身上，也意识到是国家把最好的学习机会给了我。此时离考试不到3个月，我立即分秒必争地投入到紧张的复习文化与专业科目中去。8月底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全国统一选拔考试之后，不久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成了此次美术专业录取的3人中之一。9月1日江丰院长亲自派车送冯真、张世椿和我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一年之后赴苏留学。
列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行程终于到达苏联列宁格勒市，迎接我和冯真的是王宝康、马运洪、郭少纲、周本义等同学，他们老大哥般的热情使我们感到大家庭的温暖、兄弟般的亲情。他们首先带我们去办好注册手续，安排好住处和生活，然后又带我们参观、熟悉这座古老又现代化的城市。
1956年l0月1日开学，我被分在一年级一班，共有学员15人。其中大都是苏联各地美院附中、美术中专的学生，还有几个是服过兵役的老兵，如班长里斯特柯夫，他在中专美校参军服兵役后，再来报考列宾美术学院。米哈依诺夫担任我们班的素描教授，此时他已是八旬多的老人了，他是全校唯一一个从19世纪走到20世纪来的老教授。除了班长以外，还有一个年纪大的学生是位没有双手的人。这令我十分震惊，没有手怎能画画？和他一起去领画架、画板时，我主动帮助他，但遭到谢绝，他笑着对我说：“我能，谢谢您！”这个学生叫廖沙·普吉村，卫国战争后期在家乡清除第49个地雷时突然发生了爆炸，从而失去了双手。自幼梦想做画家的他，在经历了绝望之后，被奥斯特洛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一句名言：“即当人们活不下去的时候，要站起来活下去”鼓舞了他，从此开始苦练，用余下的两个残臂夹着铅笔写字和画画。他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读完了高中和美术中专学校，然后报考了美术学院。起初开始报考，立即被美院招生办拒绝，然后他写信到莫斯科美术科学院、文化部申请，得到最高领导特别准许才得以同意，结果他的愿望实现了。从此我与他同班学习、生活，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曾去过他的家乡，90年代后期我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前不久他来信说：“俄罗斯联邦政府文化部表彰了他的艺术成就，并授予他‘功勋艺术家’称号。”
米哈依诺夫教授是19世纪著名素描教育家契斯恰柯夫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他的教学主张是坚持造型的准确性和艺术表现规律的科学性。一年级第一个作业是大卫石膏像，第二个作业是老人头像。我选择画老人的侧面像，已经画了四天（每天两小时），米哈依诺夫走到我的跟前，拿着一支铅笔，先在侧面像前，从额部起直向下巴处画下一条垂直线，并指画着说：“人像内在的头骨造型最重要，你画的这张像猛然看，表面有点像，仔细推敲，头部额骨、鼻骨、下颏骨相互间位子没摆准，轮廓的基础没有打好，那么你怎么能画下去呢？”突然间我明白了自己画中所犯的错误。在这张画上已经擦不掉老师画的那条又粗又黑的线了，只好另取一张素描纸从头打轮廓，重新开始。过了两天，米哈依洛夫来到我的素描画架前，看了我的新画后，高兴地说：“这就对了！”这时我找到了在国内画素描时普遍存在的问题，追求表面立体效果，内在的结构不够重视。从此，我开始重视“人体解剖学”在绘画中的重要性，同时向古代素描大师们学习。自此我成了列宾美院图书馆的常客，几乎每天晚上在图书馆关门之前坐在阅览室里，临摹意大利出版、印刷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的素描，如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斐尔、丁托莱托等人的作品。在学习中不仅得到了对人物内在结构表现的方法，更大的收获是学习大师们观察对象和进行艺术加工的技巧。
班长里斯特柯夫是位年长者，我24岁，他已经接近30岁的人了，各方面很成熟。他来自著名画家费欣的家乡，自幼受其影响，他的素描基础很棒，一、二年级的素描习作都被选入《优秀素描作品集》中（1963年莫斯科造型艺术出版社出版）。我与他一起画素描，有一次我与他在教室里画大卫头像，一直画到午夜12点以后才走出教室，这时校大门已锁，门卫下班了，我们只好回到教室，推开窗子跳了出来，走回宿舍。
担任一、二、三年级油画课的教师大都是年富力强的中年画家，他们大都经过美院附中、大学、研究生等十几年的专业基础和创作实践中选拔出来的美术精英。如巴博休克、维肖尔金、瓦尔采夫等，我都曾受教于他们，同时我还到他们画室参观访问，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指导。一般说来，这些教师的作品都入选全苏美展，是美术界的中坚人物。向他们学习色彩写生的方法。同时每周我都去艾尔米达什博物馆和俄罗斯博物馆看大师们的原作。配合课堂油画人物写生课，我开始在俄罗斯博物馆临摹谢洛夫的作品，研究他画中油画色彩的微妙变化。临摹大师的作品是研究作者此时观察的方法、判断色度和对比层次运用的表现技巧。
1959年结束了基础课年级，第三年我进入了约干松工作室，素描与油画专业课题基本内容是人体写生。此时我们经过了人体解剖学的考试，对人体结构比较熟悉了，因此画起来感到轻松了许多。时任素描课的是胡甲柯夫教授，他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令人敬佩。平时这位老师非常严肃，很少讲话，走到学生面前久看，不会立即发表意见，当他长久思索之后，才指出画面存在的问题，学生必须要改正。1960—l961年的第五年级是基础教学的最后阶段，上学期是单人体素描，下学期为双人体素描。双人体素描是五年素描教学的总结，无论老师和学生都很重视。胡甲柯夫老师对双人体的摆设十分重视，一连摆了三天素描课（每天两小时）的时间，其间我一直陪着老师，作为他的一位助手，同时也是最好的教学实习。双人体素描结束以后，紧接着是着衣双人组合像，老师选了一老一少的模特儿，他构思的主题是：一位老母亲正在听着女儿或是儿媳读远方儿子的来信（参见张华清的素描《读信》）。摆好这个主题后，学生们也都很喜欢。我选择了较侧面的角度，因为从这个角度主次分明，老人穿的深色上衣与年轻女性的白色裙子形成明确的对比。我起先画了多张速写，确定了小构图之后，我开始画整张铅笔画纸大的正稿。第二天，胡甲柯夫教授从家里拿来一张波兰硬卡纸，一面是白色，一面是淡黄灰色，走到我面前说：“张，送你这张卡纸，在淡黄、灰色画面上，效果会更好！”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老师的建议，用从国内带去的炭铅笔重新画了这张素描。《读信》在后来选入莫斯科艺术局出版的《高等美术院校优秀素描作品集》。 进入约干松工作室的三年，一直是萨依采夫教授主持油画教学。20世纪70年代约干松去世后，画室改为“萨依采夫工作室”。他的助手是索柯洛夫。1915年生于列宁格勒，1946年毕业于列宾美术学院，1949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他曾作为约干松的助手共同创作了《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幅著名的油画。索柯洛夫是油画教学的主要教师，年富力强，教学经验丰富。2007年我再次与他相见时，他已92岁了，但依然主持画室，此时画室已改为“索柯洛夫工作室”。画室在美院的顶楼，他每次都爬楼梯上去。从家里到学校，他也仍然坚持坐地铁与公共汽车上班。中俄关系改善之后，我几次邀请索柯洛夫来中国，但他都谢绝了，他说：“你的邀请太晚了，我不能离开这里，余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为自己的国家多作些贡献。”
俄罗斯对年长的学术权威人士一直留用，不退休，一直到他们生命的结束，使其一生的学术成就，他们的学派能够全部传授给下一代。这种美术教学的体制保证了这个艺术工作室油画艺术的风格特征、学术主张的传承性和延续性。
l962年夏天，我与冯真、李骏三人结束了列宾美院学习以后，上级批准了我们留下一段时间的申请，到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和特列嘉柯夫画廊临摹大师的作品。我们来到莫斯科，住进了苏里科夫美术学院附中学生宿舍，工作人员虽值放假，但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免费提供服务。那时到处都令人感受到对中国人的友好。不管你去哪里，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都非常热情，免费提供住宿，有什么困难他们尽量帮助解决。我刚到苏联的时候，许多地方时常举行中苏友好活动，邀请我们作为尊贵的客人出席，我曾参加过普希金城的学生夏令营，也去过波罗的海沿岸的许多中小城市，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的欢迎。
即将回国的那一年，我在莫斯科大街上突然发高烧39度，救护车把我送到鲍特金国际医院，院方医生、护士一起将我送进浴室，一个女护士帮我收拾衣物，并替我换上医院病人穿的衣服。到达病房后医生立即会诊，结论是患了疟疾。住进病房后，我得知同房的病人都是从街上收容而来的，如我一样患急病的莫斯科街上的普通公民。那时苏联的医疗制度是对患重病的公民进行全方位的救治，包括病人住院期间的饮食都是由国家负担。我以为我是一个外国公民不享受这一待遇，所以在病愈出院时我到财务付款，他们告知我，对所有的重病人一律免费，这足以体现出苏联社会制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1960年11月在苏方举办欢迎刘少奇主席访问的盛大的国宴上，我与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康兹涅夫大将坐在一起，相互熟悉后，自然地交谈起来，他对我说：“优秀的小伙子，你应该找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我部有个实习医生，是个美人，找她做妻子，你一辈子会幸福长寿！”他的真情令我感动，除了示谢之外，我告诉他：“我的祖国更需要我，那里的姑娘等着我！”此时大将只好耸了下双肩，表示遗憾。在出国前有人说，俄罗斯少女是世界上女人中最美丽的。事实确如此，当你走在大街上，迎面走来的那些天生丽质、亭亭玉立、清灵秀丽容貌的女孩，婀娜多姿的身姿，如杨柳般飘逸，独具魅力、纯洁风韵的微笑，处处使无数青年男人倾倒。在大学里经常听到俄罗斯年轻姑娘们对中国学生抱怨说，她们非常喜欢中国人的用功、勤劳、和善，但太理性，少了一份浪漫的情怀，即心中的男女爱情不敢吐露出来，她们称中国留学生是“热水瓶”。50年代初，有关领导曾经鼓励留学生与外籍学生谈恋爱，认为可以多带回专家和技术人员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然而实践证明产生了不好的结果。有的毕业生带回洋妻子，没过多久，由于我国生活条件差，牛奶、面包很少，生活上产生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又加文化的差异，洋媳妇大都选择了离异回国，对双方都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50年代中期又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曾给留学生传达了国内的指令：“不准与外籍学生谈恋爱”，这成了一条硬性的规定，铁的纪律，中国的留学生人人都要遵守，对违规者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列宾美术学院中国留学生中，我还算小字辈，大多数同学已婚，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然后舍家留学。虽然我还未成家，为了出国学习也曾舍去戎马年代那恍惚的初恋、青梅竹马的女友。身居异国他乡的我，此时除了专心完成学习重任之外，心中装着对故土、乡亲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而专心地刻苦用功。
在出国四年之后，1960年夏天乘上莫斯科一北京的列车，踏上了回国探亲之路。当国际列车进入满洲里站台，我从车窗朝外看，站台上一个穿着蓝棉袄的女列车员向列车走来，我走出列车车门时，她满面微笑地说：“辛苦了！欢迎你们回国！”她的这句话顿时让我热泪盈眶，使我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1960年夏天，在北京留苏学生短暂的政治学习结束之后，我离京去南方实习，回到曾经工作的南京艺术学院。学校举办了介绍苏联学习的报告会，还请附中的一位女学生让我现场对她写生，作示范表演。同时几位教师和我一起画，一面写生，一面介绍国外油画写生的一些方法，氛围十分亲切。画完之后，这位女学生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方知她们一家原是和我一个县的同乡。临别时我送给这个女孩一张小油画作纪念，事后这竟然成了我与她之间爱情的吉祥物。经过几年不断鸿雁传情，相互了解增多，情感的心田冒出了爱情的火花。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不平常的信，她在信的末尾贴上了一张她的照片，留下一行字：“想你的李华英。”从此我们彼此相爱，爱情像灿烂的阳光，如纷飞的花瓣，更像随风潜入的春雨，缓缓地、无声无息地洒落到我们的心间。历经七个春秋的风风雨雨，终于在1965年底，在她大学毕业一年后，我们结为伉俪，成为生活与事业的终身伴侣。1994年我与夫人李华英到俄罗斯访问，一天我们去拜访健在的老师索柯洛夫教授，当他打开门时，我说：“学生带着妻子看望您来了！”令我意外的是，索柯洛夫教授突然地反问我：“这是你最后一个妻子吗？”我立即回答：“她是我第一任，也是我最后的爱人！”年近九十的老教授捧腹大笑，并且说：“这就好！”
作为20世纪50年代公派留苏学生张华清，无疑全面系统地接受了苏俄油画的造型和色彩训练，全面接受了苏俄从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到社会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和同时代其他人相比，他的艺术创造性并不显现在主题性与情节性方面，他喜爱并擅长通过光色传达他的创作激情和艺术个性。
本文作者以回忆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那个年代青年人出国留学的亲身经历……
1956年8月6日满载着2000多名出国留苏学生的国际列车，在《东方红》、《歌唱祖国》洪亮的歌声伴奏下徐徐开出了北京前门火车站。坐在车上的学子们青春焕发，心中充满了神奇，如同朝圣一般唱着《莫斯科——北京》等中苏友好的歌曲，驶向那一代人向往的地方——苏联。我与同在一个包厢里的著名女画家冯真等四人随着列车开动的节奏、留恋着北京，同时眺望着窗外祖国大地和山川渐渐远去，以无比的兴奋与幸运之感憧憬着未来，同时又肩负着国家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第二天清晨，熟睡之后的我第一个醒来，列车正在越过国境线，办理出关入关手续，此时的我突然问自己，这不是做梦吧？童年喜欢做梦的我，无数神奇的梦境里也从没有做过“出国留洋”的梦呀！可如今对于一个工农子弟说来，不正是“白日梦”吗？我出生在山东泰肥山区的牛家庄，这里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历来对外界发生的事人们知之甚少。如辛亥革命过去20余年，然而男人留辫子，女人缠小脚，一直到了30年代仍然盛行。祖父辈中大都不识字，他们终日田间劳作，受尽旧社会的压迫与苦难。在他们看来，读书上学只有富家弟子才有可能，出国留洋更是官僚、富豪门第的专利。我还记得，l947年我在的文工团为躲避敌人的追击奉命化整为零，脱下军装，装扮成当地农民模样，在可靠的农民家中躲藏起来。同时抓住有利时机组成小分队灵活地出击，打分散的小股敌人、还乡团等。有一次曾经抓获从济南出城抢粮的青年军人，这些青年其实都是城里被持枪武装的大学生。附近村民从四面八方跑来见识这些城里的洋学生，有的农民还点出其中的某人是某富家之子。看到如此热闹的情景，有位战友顺口说：“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也去上大学！”旁边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别做梦了！”那时正值蒋军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战火激烈云涌之时，每个战士生与死的命运难以琢磨。不久遵照上级指示，将捉到的人放回被我军围困的济南。时隔一年，1948年济南解放，不久我们的文工团奉命开进了济南，把美国教会在中国开设的齐鲁大学的校园改为华东大学，这时大家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学生。消息传到我出生的山沟里，村民夸口说“咱村也有了大学生”，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竟成了当地百姓争传相告的一条新闻。
在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国际列车飞驰地向西驶去，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我，此时心情十分特别，似乎车轮的每一次转动，生我养我的故土远我而去，对祖国亲人的思念涌上心头……我们一代年轻人的青春梦想与人民战争的胜利相伴而来，与祖国的新生一起成长。人们常说青春是幸福的时刻，留住青春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无论他的生命道路上有多少坎坷。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我们披着战争的硝烟、迎着共和国诞生的礼花走上了大学的课堂。昔日的战场上作为一名战士，命令就是一切；如今在大学为祖国求知识成了硬任务。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学习大学课程差距之大、困难之多。遵循“生活便是寻求知识”（门捷列夫，1834—1907）的名言，决心拼搏和奋斗。经过三年的学习，我得到了较好的成绩。山东大学毕业后，我成为新成立的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不久我又被派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进修。
中央美术学院是我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徐悲鸿任校长，吴作人（1908—1997）任教务长。吴先生把我分配到他任教的绘画系甲班。吴作人先生早年留学比利时美术学院，他的油画功底十分丰厚，高雅的绘画风格和他的高尚品格相一致。记得有一次同学们都外出春游了，我留在教室花了一天的时间画了一幅油画自画像，第二天他来到班里上课时拿起这张画，面对全班同学问道：“这是谁画的？”当知道是我的画作之后，他赞扬我对油画色彩学习的认真和正确的追求方向。吴先生的鼓励成了我学习油画艺术的动力。直到现在吴作人先生教我的油画色彩调配方法我还采用，即画绿色不直接用原料中的原有绿色，而是用群青与黄色（土黄、卡黄、淡黄不等），视对象之不同而选择调配的方法，这样调出来的色彩沉着不俗。他教素描、画人体的那句名言即“要从看不到的东西开始画，到看到的东西结束”。他要求学生首先从理解对象之后再着手动笔。他这些精湛的造型技艺的经验，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洪波先生教这个班的创作课，1954年春季带领我们年级赴河北农村深入生活，他亲自参加并主持下乡临时党小组会议，推选我为小组长。洪波先生处处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带动大家，保证了实习任务的圆满结束。
首都北京处处使我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同学、老师、领导之间都是同志式的相处。徐悲鸿院长上研究生的课，恰巧我们五四甲班与研究生班同在U字楼的二楼相邻，他在课间休息时也常走到我们教室里来指导。齐白石先生也常来校讲课示范，我有机会拜见这位中国写意画大师；李可染、黄均、蒋兆和等先生都曾在我们五四届几个班级内任课；因此有机会我们常向他们请教。
1954年9月我转到新组建的绘画研究班，主讲教授是著名油画家王式廓先生（1911—1973），他早年留学日本，专学油画。l937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后，他愤然离日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1938年赴延安鲁艺任教，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创作了《参军》、《保卫家乡》、《血衣》等著名历史画作。 王式廓先生无论素描课还是油画课，他不赞成学生习作中那种只追求表面效果，不求甚解的学习态度，主张深入地研究对象。他教学认真，严格要求学生把知识学到手。1955年6月，他带我们班在北京郊区实习，有一天，我正在画速写，他急忙地走来，喊我停下来，他说：“接到通知，叫你立即回去，到美院人事处报到。”此时的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仍如战时服从命令一样，不问为什么，就收拾东西立即回美院。第二天我到人事处时正好院党委负责人在场，他先问我学油画的目的和打算，我一一作了回答，显然领导很满意，对我说：“组织上推荐你参加留苏生的选拔考试，你要立即复习，准备迎考。”这时我顿然感到重担压在我身上，也意识到是国家把最好的学习机会给了我。此时离考试不到3个月，我立即分秒必争地投入到紧张的复习文化与专业科目中去。8月底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全国统一选拔考试之后，不久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成了此次美术专业录取的3人中之一。9月1日江丰院长亲自派车送冯真、张世椿和我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一年之后赴苏留学。
列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行程终于到达苏联列宁格勒市，迎接我和冯真的是王宝康、马运洪、郭少纲、周本义等同学，他们老大哥般的热情使我们感到大家庭的温暖、兄弟般的亲情。他们首先带我们去办好注册手续，安排好住处和生活，然后又带我们参观、熟悉这座古老又现代化的城市。
1956年l0月1日开学，我被分在一年级一班，共有学员15人。其中大都是苏联各地美院附中、美术中专的学生，还有几个是服过兵役的老兵，如班长里斯特柯夫，他在中专美校参军服兵役后，再来报考列宾美术学院。米哈依诺夫担任我们班的素描教授，此时他已是八旬多的老人了，他是全校唯一一个从19世纪走到20世纪来的老教授。除了班长以外，还有一个年纪大的学生是位没有双手的人。这令我十分震惊，没有手怎能画画？和他一起去领画架、画板时，我主动帮助他，但遭到谢绝，他笑着对我说：“我能，谢谢您！”这个学生叫廖沙·普吉村，卫国战争后期在家乡清除第49个地雷时突然发生了爆炸，从而失去了双手。自幼梦想做画家的他，在经历了绝望之后，被奥斯特洛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一句名言：“即当人们活不下去的时候，要站起来活下去”鼓舞了他，从此开始苦练，用余下的两个残臂夹着铅笔写字和画画。他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读完了高中和美术中专学校，然后报考了美术学院。起初开始报考，立即被美院招生办拒绝，然后他写信到莫斯科美术科学院、文化部申请，得到最高领导特别准许才得以同意，结果他的愿望实现了。从此我与他同班学习、生活，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曾去过他的家乡，90年代后期我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前不久他来信说：“俄罗斯联邦政府文化部表彰了他的艺术成就，并授予他‘功勋艺术家’称号。”
米哈依诺夫教授是19世纪著名素描教育家契斯恰柯夫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他的教学主张是坚持造型的准确性和艺术表现规律的科学性。一年级第一个作业是大卫石膏像，第二个作业是老人头像。我选择画老人的侧面像，已经画了四天（每天两小时），米哈依诺夫走到我的跟前，拿着一支铅笔，先在侧面像前，从额部起直向下巴处画下一条垂直线，并指画着说：“人像内在的头骨造型最重要，你画的这张像猛然看，表面有点像，仔细推敲，头部额骨、鼻骨、下颏骨相互间位子没摆准，轮廓的基础没有打好，那么你怎么能画下去呢？”突然间我明白了自己画中所犯的错误。在这张画上已经擦不掉老师画的那条又粗又黑的线了，只好另取一张素描纸从头打轮廓，重新开始。过了两天，米哈依洛夫来到我的素描画架前，看了我的新画后，高兴地说：“这就对了！”这时我找到了在国内画素描时普遍存在的问题，追求表面立体效果，内在的结构不够重视。从此，我开始重视“人体解剖学”在绘画中的重要性，同时向古代素描大师们学习。自此我成了列宾美院图书馆的常客，几乎每天晚上在图书馆关门之前坐在阅览室里，临摹意大利出版、印刷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的素描，如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斐尔、丁托莱托等人的作品。在学习中不仅得到了对人物内在结构表现的方法，更大的收获是学习大师们观察对象和进行艺术加工的技巧。
班长里斯特柯夫是位年长者，我24岁，他已经接近30岁的人了，各方面很成熟。他来自著名画家费欣的家乡，自幼受其影响，他的素描基础很棒，一、二年级的素描习作都被选入《优秀素描作品集》中（1963年莫斯科造型艺术出版社出版）。我与他一起画素描，有一次我与他在教室里画大卫头像，一直画到午夜12点以后才走出教室，这时校大门已锁，门卫下班了，我们只好回到教室，推开窗子跳了出来，走回宿舍。
担任一、二、三年级油画课的教师大都是年富力强的中年画家，他们大都经过美院附中、大学、研究生等十几年的专业基础和创作实践中选拔出来的美术精英。如巴博休克、维肖尔金、瓦尔采夫等，我都曾受教于他们，同时我还到他们画室参观访问，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指导。一般说来，这些教师的作品都入选全苏美展，是美术界的中坚人物。向他们学习色彩写生的方法。同时每周我都去艾尔米达什博物馆和俄罗斯博物馆看大师们的原作。配合课堂油画人物写生课，我开始在俄罗斯博物馆临摹谢洛夫的作品，研究他画中油画色彩的微妙变化。临摹大师的作品是研究作者此时观察的方法、判断色度和对比层次运用的表现技巧。
1959年结束了基础课年级，第三年我进入了约干松工作室，素描与油画专业课题基本内容是人体写生。此时我们经过了人体解剖学的考试，对人体结构比较熟悉了，因此画起来感到轻松了许多。时任素描课的是胡甲柯夫教授，他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令人敬佩。平时这位老师非常严肃，很少讲话，走到学生面前久看，不会立即发表意见，当他长久思索之后，才指出画面存在的问题，学生必须要改正。1960—l961年的第五年级是基础教学的最后阶段，上学期是单人体素描，下学期为双人体素描。双人体素描是五年素描教学的总结，无论老师和学生都很重视。胡甲柯夫老师对双人体的摆设十分重视，一连摆了三天素描课（每天两小时）的时间，其间我一直陪着老师，作为他的一位助手，同时也是最好的教学实习。双人体素描结束以后，紧接着是着衣双人组合像，老师选了一老一少的模特儿，他构思的主题是：一位老母亲正在听着女儿或是儿媳读远方儿子的来信（参见张华清的素描《读信》）。摆好这个主题后，学生们也都很喜欢。我选择了较侧面的角度，因为从这个角度主次分明，老人穿的深色上衣与年轻女性的白色裙子形成明确的对比。我起先画了多张速写，确定了小构图之后，我开始画整张铅笔画纸大的正稿。第二天，胡甲柯夫教授从家里拿来一张波兰硬卡纸，一面是白色，一面是淡黄灰色，走到我面前说：“张，送你这张卡纸，在淡黄、灰色画面上，效果会更好！”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老师的建议，用从国内带去的炭铅笔重新画了这张素描。《读信》在后来选入莫斯科艺术局出版的《高等美术院校优秀素描作品集》。 进入约干松工作室的三年，一直是萨依采夫教授主持油画教学。20世纪70年代约干松去世后，画室改为“萨依采夫工作室”。他的助手是索柯洛夫。1915年生于列宁格勒，1946年毕业于列宾美术学院，1949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他曾作为约干松的助手共同创作了《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幅著名的油画。索柯洛夫是油画教学的主要教师，年富力强，教学经验丰富。2007年我再次与他相见时，他已92岁了，但依然主持画室，此时画室已改为“索柯洛夫工作室”。画室在美院的顶楼，他每次都爬楼梯上去。从家里到学校，他也仍然坚持坐地铁与公共汽车上班。中俄关系改善之后，我几次邀请索柯洛夫来中国，但他都谢绝了，他说：“你的邀请太晚了，我不能离开这里，余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为自己的国家多作些贡献。”
俄罗斯对年长的学术权威人士一直留用，不退休，一直到他们生命的结束，使其一生的学术成就，他们的学派能够全部传授给下一代。这种美术教学的体制保证了这个艺术工作室油画艺术的风格特征、学术主张的传承性和延续性。
l962年夏天，我与冯真、李骏三人结束了列宾美院学习以后，上级批准了我们留下一段时间的申请，到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和特列嘉柯夫画廊临摹大师的作品。我们来到莫斯科，住进了苏里科夫美术学院附中学生宿舍，工作人员虽值放假，但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免费提供服务。那时到处都令人感受到对中国人的友好。不管你去哪里，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都非常热情，免费提供住宿，有什么困难他们尽量帮助解决。我刚到苏联的时候，许多地方时常举行中苏友好活动，邀请我们作为尊贵的客人出席，我曾参加过普希金城的学生夏令营，也去过波罗的海沿岸的许多中小城市，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的欢迎。
即将回国的那一年，我在莫斯科大街上突然发高烧39度，救护车把我送到鲍特金国际医院，院方医生、护士一起将我送进浴室，一个女护士帮我收拾衣物，并替我换上医院病人穿的衣服。到达病房后医生立即会诊，结论是患了疟疾。住进病房后，我得知同房的病人都是从街上收容而来的，如我一样患急病的莫斯科街上的普通公民。那时苏联的医疗制度是对患重病的公民进行全方位的救治，包括病人住院期间的饮食都是由国家负担。我以为我是一个外国公民不享受这一待遇，所以在病愈出院时我到财务付款，他们告知我，对所有的重病人一律免费，这足以体现出苏联社会制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1960年11月在苏方举办欢迎刘少奇主席访问的盛大的国宴上，我与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康兹涅夫大将坐在一起，相互熟悉后，自然地交谈起来，他对我说：“优秀的小伙子，你应该找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我部有个实习医生，是个美人，找她做妻子，你一辈子会幸福长寿！”他的真情令我感动，除了示谢之外，我告诉他：“我的祖国更需要我，那里的姑娘等着我！”此时大将只好耸了下双肩，表示遗憾。在出国前有人说，俄罗斯少女是世界上女人中最美丽的。事实确如此，当你走在大街上，迎面走来的那些天生丽质、亭亭玉立、清灵秀丽容貌的女孩，婀娜多姿的身姿，如杨柳般飘逸，独具魅力、纯洁风韵的微笑，处处使无数青年男人倾倒。在大学里经常听到俄罗斯年轻姑娘们对中国学生抱怨说，她们非常喜欢中国人的用功、勤劳、和善，但太理性，少了一份浪漫的情怀，即心中的男女爱情不敢吐露出来，她们称中国留学生是“热水瓶”。50年代初，有关领导曾经鼓励留学生与外籍学生谈恋爱，认为可以多带回专家和技术人员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然而实践证明产生了不好的结果。有的毕业生带回洋妻子，没过多久，由于我国生活条件差，牛奶、面包很少，生活上产生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又加文化的差异，洋媳妇大都选择了离异回国，对双方都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50年代中期又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曾给留学生传达了国内的指令：“不准与外籍学生谈恋爱”，这成了一条硬性的规定，铁的纪律，中国的留学生人人都要遵守，对违规者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列宾美术学院中国留学生中，我还算小字辈，大多数同学已婚，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然后舍家留学。虽然我还未成家，为了出国学习也曾舍去戎马年代那恍惚的初恋、青梅竹马的女友。身居异国他乡的我，此时除了专心完成学习重任之外，心中装着对故土、乡亲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而专心地刻苦用功。
在出国四年之后，1960年夏天乘上莫斯科一北京的列车，踏上了回国探亲之路。当国际列车进入满洲里站台，我从车窗朝外看，站台上一个穿着蓝棉袄的女列车员向列车走来，我走出列车车门时，她满面微笑地说：“辛苦了！欢迎你们回国！”她的这句话顿时让我热泪盈眶，使我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1960年夏天，在北京留苏学生短暂的政治学习结束之后，我离京去南方实习，回到曾经工作的南京艺术学院。学校举办了介绍苏联学习的报告会，还请附中的一位女学生让我现场对她写生，作示范表演。同时几位教师和我一起画，一面写生，一面介绍国外油画写生的一些方法，氛围十分亲切。画完之后，这位女学生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方知她们一家原是和我一个县的同乡。临别时我送给这个女孩一张小油画作纪念，事后这竟然成了我与她之间爱情的吉祥物。经过几年不断鸿雁传情，相互了解增多，情感的心田冒出了爱情的火花。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不平常的信，她在信的末尾贴上了一张她的照片，留下一行字：“想你的李华英。”从此我们彼此相爱，爱情像灿烂的阳光，如纷飞的花瓣，更像随风潜入的春雨，缓缓地、无声无息地洒落到我们的心间。历经七个春秋的风风雨雨，终于在1965年底，在她大学毕业一年后，我们结为伉俪，成为生活与事业的终身伴侣。1994年我与夫人李华英到俄罗斯访问，一天我们去拜访健在的老师索柯洛夫教授，当他打开门时，我说：“学生带着妻子看望您来了！”令我意外的是，索柯洛夫教授突然地反问我：“这是你最后一个妻子吗？”我立即回答：“她是我第一任，也是我最后的爱人！”年近九十的老教授捧腹大笑，并且说：“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