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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人類，從非洲原生地一撥一撥地出發，流落、散居到地球的各個角落，構成了幾百萬年的人類散居史。各大陸、各地域、各種群、各民族，各居一隅，老死不相往來。在這漫長的獨居史上，各個群落在獨立的生活環境中各自鑄成了自己的族群性格，即“文化”。各族群的居住環境不一樣，社會構造不一樣，生活方式不一樣，其形成的文化也便五花八門。如果當時真有個上帝，他從天上往下一看，這些老死不相往來的各個人類族群形成的文化萬花筒，那真是美麗極了。
那個時期，有的族群的生存環境是一個長期爭鬥的環境，這個族群就自然地形成了狼文化;有的族群的生存環境是一個長期和平的一統之世，這個族群就會形成羊文化。沒有哪兩個文化是一樣的，也沒有哪一個文化是不好的。狼文化有狼文化的好，羊文化有羊文化的好。任何文化，對於生活於其中的那個人群來說，都是最好的。
差不多三萬年前，人類的生活發生了一次重要突變：在全球生存競爭體系中一直處在食物鏈中段的人類，因為這革命那革命的，一躍而登上了食物鏈的最頂端，一切物種都被我們踩在了腳下。於是，物種大滅絕開始了，物種的迅速減少與人類的迅速繁衍同步，迅速繁衍與生活內容的迅速複雜化（在今天，也許就可以稱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步，有了財產的概念，並且，財產很快抽象化、集約化——有了各種便於搶奪的貴重物。於是，人類生存競爭的主要方式，開始由獵殺異類而食之轉化成為掠奪同類而據之。
逐漸地，人越來越多，物越來越少，地球越來越小，各個老死不相往來的群落開始往一堆擠，到五百年前，新大陸發現，大航海開始，大西洋貿易開始，全球範圍內的大屠殺大掠奪開始，全球意義上的人吃人開始，人類終於在這個越來越小的地球上擠成了一團，打成了一團，爭成了一團。
這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人類本來就是動物，它今天仍然是動物，它將來必定還是動物。在普世層面上，在群際關係層面上，人類的生活將永遠遵循著和其他任何動物一樣的生存競爭規律。動物世界中一群狼圍獵一群羊，人類世界中歐洲人用大炮逼著中國人用白銀換他的鴉片，二者的性質完全一樣。
當然，人不僅僅是動物。人之為人，確有與其與禽獸的根本區別。這個區別，就系于荀子所說的一個“群”字上。善惡、美醜、道德，這些文明的概念，是群內的概念，群與群之間沒有這些概念。狼吃羊不是罪惡，狼吃狼才是罪惡，羊賣羊才是罪惡。當一隻狼獵殺一隻羊的時候，它是在進行生存競爭。當它把獵到的羊送去喂自己的小狼的時候，它生活中的文明一面就展開來了。文明是群內的故事。人類獨特的結群方式以及獨特的群內生活內容，把人和禽獸區別開來。所謂的文化，天然是個群的概念。
在獨居時代，一個群落的文化，只對它自身有意義，對其他群落沒有意義。它只是作為自身社會系統中的子系統，服務於其大系統的整體運轉，構成它自身社會的一種生存力，但並不構成一種對外的戰鬥力。中國文化對英國沒有意義，英國文化對中國也沒有意義。
大航海、大貿易、大掠奪、大屠殺，把散居時代、獨居時代的美麗圖畫打破，原本分裂著的地球結成為一個殺伐爭鬥、生存競爭的統一體。到十九世紀，地球上大大小小所有的人類群落，差不多就都已經被拖入了這個生存競爭的大戰場。各個族群不得不帶著自己獨居時期形成的文化天賦，進入這全新的世界秩序。是狼是羊，現在，要拉出來溜溜了。文化，在新的世界秩序下，開始具有全新的意義，具有了“外部性”（externality）。英國文化開始對中國有意義——這狼的牙齒很鋒利;中國文化開始對英國有意義——這裡的羊真容易吃。文化，由一個社會系統的普通器官，變成了它的爪牙。人類殘酷的文化大比拼、文化大考試、文化大排序開始了！那些碰巧有著狼文化天賦的民族，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就沾了大光了，地理大發現為它們打開了一個廣闊的地球大羊圈;而那些不幸帶著羊文化的歷史天賦進入新世界的，就倒了大霉了。這才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最最根本根本的本質！！！
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其歷史鑄就的，它在這場文化大考試、大比拼中會交出一個什麼樣的答卷，基本上是命中註定的。並且，羊民族之倒楣，主要的，還不是因為它牙不利爪不堅，更不是因其結群方式（制度）不如狼群，而是因其心態，因其文化。它沒有鬥爭概念，沒有生存競爭概念，沒有敵人概念，沒有你死我活概念。漫長的獨居生活史，沒有教給它這些東西。而狼民族，例如歐洲人，早在獨居時代就在其長期的窩裡鬥中對這些東西有了深深的理解。
更可悲的是，一個羊民族靠著自己的理性努力而擺脫這個命中註定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羊性文化決定了它不會醒悟。今天中國的大學課堂上，教授們講普世價值，講得如泣如訴，學生們聽民主人權，聽得如醉如癡——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是在學習別人的真理，而是在踐行自己的文化。洋人的化妝品，被中國人當內服藥吃下去，與自己靈魂裡原有的文化基因相化合，產生出了由衷的移情幻覺。今天中國的青年學子對普世價值、民主人權的憧憬，與一百年前那代人對共產主義、世界大同的憧憬，源自同一個心理基礎;今天中國知識份子對美國的嚮往，與百年前那代人對蘇聯的嚮往，基於同一個文化基因。這個可憐的羊民族一直在尋找人類文明的普世真理。
羊天然不能吃別人，因此它只能企望建立一個不被別人吃的理想社會;它自己做不了狼，因此它只能企望別人不是狼。在這個文化潛意識的作用下，這個民族特別喜歡各種各樣的普世價值，特別喜歡世界大同、全球化、現代性、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美麗的字眼，特別仇恨狹隘民族主義，特別厭惡鬥爭哲學。誰來教它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它罵誰——我天然就還不了眼、還不了牙，你來“折騰”我幹嘛，你來“浩劫”我幹嘛！一個命中註定要倒楣的羊民族，誰去救它，它恨誰。理想與渴望，經過潛意識的邏輯過渡，轉化成了顯意識中的實證判斷，為中國人塑造了一個美麗的歷史觀：人就是人，不是禽獸;人類的歷史，就是文明史——才子佳人史，棋琴書畫史，文藝復興史，啟蒙運動史，勤勞致富史，經濟發展史，科技進步史，制度改良史，和平競賽史。這種頑固的文明史觀，是在幾千年農耕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是刻在骨子裡的東西。我們理解不了在長期的並爭之世中形成的歐洲文化，也理解不了在千年武士亂鬥中形成的日本文化。 1898年，中國的文士們要學著日本搞維新，但他們其實對三十年前日本明治維新的本質，一無所知。康梁們壓根就沒有意識到中日之別是文武之別，也不明白武士與文士有什麼不同。他們不明白，武士們自然會去做的事，你用什麼樣的“一推二拉三打”的壓迫力，文士們都不會去做;武士能幹成的事，文士根本就幹不了，這就像女人能養孩子男人不能養孩子一樣，一點辦法也沒有的事。
羊民族的倒楣是命中註定的，狼民族的幸運也是命中註定的。
1853年日本被美國軍艦敲開大門的時候，日本武士們剎那間就明白了文化大比拼、文化大考試、文化大排序的道理。立刻回去準備答卷。一千年的武士亂鬥，沒成想竟是在為迎接今天的文化大比拼而積聚最重要的文化條件——尚武精神;可憐的天皇坐了八百年冷板凳，沒成想這竟是一種默默的“文化充電”，而為今天的國家戰車準備了一塊電力充足的“文化電池”;已經被佛教、孔教、理學擠兌得面目模糊的神道教，沒成想竟具有作為單一民族宗教的巨大文化優勢;……。日本不需要文化大革命，只需要文化大整理。十五年整理好，交卷，及格，取得列強身份證。而中國的文士集團，直到今天也不明白這個文化大比拼、文化大考試的道理。
羊狼之別源于文武之別。
文士的歷史出身是客卿、幕僚、謀士，他們的使命，是幫助其“主公”提高做事的效率，他們眼中只有效率，他們認為群體之間的強弱之別乃效率之別，歷史就是效率競賽史。他們的生活經歷沒有教給他們團結意識，團結問題原本是由他們的主公們來解決的。劉備管團結，諸葛亮管效率。而當世界的民主潮流消滅了主公階級，把謀士階級推上歷史舞臺，讓他們自己來主導歷史的時候，他們還是按自己的天性去想事，去做事，繼續玩他的效率。同樣是面臨外敵威脅而求變法，日本武士變法的核心是要解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問題。而中國文士變法的核心是要解決更新知識、提高效率問題。學西學、興學堂、搞實業、辦洋務等等，都是在設法提高做事效率;乃至興憲法、設議院、辦報紙、倡民主等，也是從提高政治效率著眼的。在一盤散沙的基礎上提高國民的知識水平，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辦事效率，這就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精英政治的基本邏輯。團結不僅僅是被忽視掉、犧牲掉了，甚至是被自覺地看作了是個壞東西，是效率的敵人。像四十年前那樣，文士們以自己的思維定見，對“改前史”進行了效率意義上的評估，得出了全面否定的結論，從而把前輩在團結意義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徹底放水，把社會重新分解成一盤散沙，然後，再從效率的角度重新設計社會構造，名曰“搞活”。在效率主義者看來，一盤散沙的狀態最有利於搞活，而追求團結，會把事情“搞死”。
而日本武士們從自己的生活中得到的第一經驗結論就是：戰鬥，從來就是人類生活的本質內容;而戰鬥的勝負，從來就取決於團結強度。日本人對《易經》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句的熟悉和理解，遠在中國人之上。他們明白，有了團結，效率自然就出來了;反之，丟了團結求效率，那就很可能成為為他人作嫁的效率。今天的中國人，人人都知道日本的效率高，我們不知道的是，它的效率高不是因其重視效率，而是因其重視團結。它的效率，是從它的團結中自然衍生出來的。而中國求效率求了四十年，卻求出一個假冒偽劣滿天飛的社會。在團結問題沒解決，國家利益敞著口的情況下，“生產力”的效率，很容易轉化為國家利益外流的效率。你想“關起門來搞建設”，你想“一心一意奔小康”，“關起門來”是很容易的事嗎？用胡繩的話說，“中國大門的鑰匙是在外國人的荷包裡”，哪是你想關就能關得了的？清王朝不就是想關起門來嗎？它關得住嗎？關門還是開門，鑰匙必須先裝在自己口袋裡。如何才能把鑰匙裝在自己的口袋裡？團結。只有一個團結的國家，它的國門才能開關自由。像日本那樣，無論是走“尊王攘夷”的路線，還是走“海外雄飛”路線，首先都要解決自身的民族團結問題。而像中國，大門明明是被人撬開的、或騙開的、或內外勾結打開的，明明是你開也得開不開也得開，文士們卻從效率概念上編一套自己糊弄自己的理論，曰改革開放，曰國際接軌，曰全球化……。
那個時期，有的族群的生存環境是一個長期爭鬥的環境，這個族群就自然地形成了狼文化;有的族群的生存環境是一個長期和平的一統之世，這個族群就會形成羊文化。沒有哪兩個文化是一樣的，也沒有哪一個文化是不好的。狼文化有狼文化的好，羊文化有羊文化的好。任何文化，對於生活於其中的那個人群來說，都是最好的。
差不多三萬年前，人類的生活發生了一次重要突變：在全球生存競爭體系中一直處在食物鏈中段的人類，因為這革命那革命的，一躍而登上了食物鏈的最頂端，一切物種都被我們踩在了腳下。於是，物種大滅絕開始了，物種的迅速減少與人類的迅速繁衍同步，迅速繁衍與生活內容的迅速複雜化（在今天，也許就可以稱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步，有了財產的概念，並且，財產很快抽象化、集約化——有了各種便於搶奪的貴重物。於是，人類生存競爭的主要方式，開始由獵殺異類而食之轉化成為掠奪同類而據之。
逐漸地，人越來越多，物越來越少，地球越來越小，各個老死不相往來的群落開始往一堆擠，到五百年前，新大陸發現，大航海開始，大西洋貿易開始，全球範圍內的大屠殺大掠奪開始，全球意義上的人吃人開始，人類終於在這個越來越小的地球上擠成了一團，打成了一團，爭成了一團。
這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人類本來就是動物，它今天仍然是動物，它將來必定還是動物。在普世層面上，在群際關係層面上，人類的生活將永遠遵循著和其他任何動物一樣的生存競爭規律。動物世界中一群狼圍獵一群羊，人類世界中歐洲人用大炮逼著中國人用白銀換他的鴉片，二者的性質完全一樣。
當然，人不僅僅是動物。人之為人，確有與其與禽獸的根本區別。這個區別，就系于荀子所說的一個“群”字上。善惡、美醜、道德，這些文明的概念，是群內的概念，群與群之間沒有這些概念。狼吃羊不是罪惡，狼吃狼才是罪惡，羊賣羊才是罪惡。當一隻狼獵殺一隻羊的時候，它是在進行生存競爭。當它把獵到的羊送去喂自己的小狼的時候，它生活中的文明一面就展開來了。文明是群內的故事。人類獨特的結群方式以及獨特的群內生活內容，把人和禽獸區別開來。所謂的文化，天然是個群的概念。
在獨居時代，一個群落的文化，只對它自身有意義，對其他群落沒有意義。它只是作為自身社會系統中的子系統，服務於其大系統的整體運轉，構成它自身社會的一種生存力，但並不構成一種對外的戰鬥力。中國文化對英國沒有意義，英國文化對中國也沒有意義。
大航海、大貿易、大掠奪、大屠殺，把散居時代、獨居時代的美麗圖畫打破，原本分裂著的地球結成為一個殺伐爭鬥、生存競爭的統一體。到十九世紀，地球上大大小小所有的人類群落，差不多就都已經被拖入了這個生存競爭的大戰場。各個族群不得不帶著自己獨居時期形成的文化天賦，進入這全新的世界秩序。是狼是羊，現在，要拉出來溜溜了。文化，在新的世界秩序下，開始具有全新的意義，具有了“外部性”（externality）。英國文化開始對中國有意義——這狼的牙齒很鋒利;中國文化開始對英國有意義——這裡的羊真容易吃。文化，由一個社會系統的普通器官，變成了它的爪牙。人類殘酷的文化大比拼、文化大考試、文化大排序開始了！那些碰巧有著狼文化天賦的民族，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就沾了大光了，地理大發現為它們打開了一個廣闊的地球大羊圈;而那些不幸帶著羊文化的歷史天賦進入新世界的，就倒了大霉了。這才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最最根本根本的本質！！！
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其歷史鑄就的，它在這場文化大考試、大比拼中會交出一個什麼樣的答卷，基本上是命中註定的。並且，羊民族之倒楣，主要的，還不是因為它牙不利爪不堅，更不是因其結群方式（制度）不如狼群，而是因其心態，因其文化。它沒有鬥爭概念，沒有生存競爭概念，沒有敵人概念，沒有你死我活概念。漫長的獨居生活史，沒有教給它這些東西。而狼民族，例如歐洲人，早在獨居時代就在其長期的窩裡鬥中對這些東西有了深深的理解。
更可悲的是，一個羊民族靠著自己的理性努力而擺脫這個命中註定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羊性文化決定了它不會醒悟。今天中國的大學課堂上，教授們講普世價值，講得如泣如訴，學生們聽民主人權，聽得如醉如癡——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是在學習別人的真理，而是在踐行自己的文化。洋人的化妝品，被中國人當內服藥吃下去，與自己靈魂裡原有的文化基因相化合，產生出了由衷的移情幻覺。今天中國的青年學子對普世價值、民主人權的憧憬，與一百年前那代人對共產主義、世界大同的憧憬，源自同一個心理基礎;今天中國知識份子對美國的嚮往，與百年前那代人對蘇聯的嚮往，基於同一個文化基因。這個可憐的羊民族一直在尋找人類文明的普世真理。
羊天然不能吃別人，因此它只能企望建立一個不被別人吃的理想社會;它自己做不了狼，因此它只能企望別人不是狼。在這個文化潛意識的作用下，這個民族特別喜歡各種各樣的普世價值，特別喜歡世界大同、全球化、現代性、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美麗的字眼，特別仇恨狹隘民族主義，特別厭惡鬥爭哲學。誰來教它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它罵誰——我天然就還不了眼、還不了牙，你來“折騰”我幹嘛，你來“浩劫”我幹嘛！一個命中註定要倒楣的羊民族，誰去救它，它恨誰。理想與渴望，經過潛意識的邏輯過渡，轉化成了顯意識中的實證判斷，為中國人塑造了一個美麗的歷史觀：人就是人，不是禽獸;人類的歷史，就是文明史——才子佳人史，棋琴書畫史，文藝復興史，啟蒙運動史，勤勞致富史，經濟發展史，科技進步史，制度改良史，和平競賽史。這種頑固的文明史觀，是在幾千年農耕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是刻在骨子裡的東西。我們理解不了在長期的並爭之世中形成的歐洲文化，也理解不了在千年武士亂鬥中形成的日本文化。 1898年，中國的文士們要學著日本搞維新，但他們其實對三十年前日本明治維新的本質，一無所知。康梁們壓根就沒有意識到中日之別是文武之別，也不明白武士與文士有什麼不同。他們不明白，武士們自然會去做的事，你用什麼樣的“一推二拉三打”的壓迫力，文士們都不會去做;武士能幹成的事，文士根本就幹不了，這就像女人能養孩子男人不能養孩子一樣，一點辦法也沒有的事。
羊民族的倒楣是命中註定的，狼民族的幸運也是命中註定的。
1853年日本被美國軍艦敲開大門的時候，日本武士們剎那間就明白了文化大比拼、文化大考試、文化大排序的道理。立刻回去準備答卷。一千年的武士亂鬥，沒成想竟是在為迎接今天的文化大比拼而積聚最重要的文化條件——尚武精神;可憐的天皇坐了八百年冷板凳，沒成想這竟是一種默默的“文化充電”，而為今天的國家戰車準備了一塊電力充足的“文化電池”;已經被佛教、孔教、理學擠兌得面目模糊的神道教，沒成想竟具有作為單一民族宗教的巨大文化優勢;……。日本不需要文化大革命，只需要文化大整理。十五年整理好，交卷，及格，取得列強身份證。而中國的文士集團，直到今天也不明白這個文化大比拼、文化大考試的道理。
羊狼之別源于文武之別。
文士的歷史出身是客卿、幕僚、謀士，他們的使命，是幫助其“主公”提高做事的效率，他們眼中只有效率，他們認為群體之間的強弱之別乃效率之別，歷史就是效率競賽史。他們的生活經歷沒有教給他們團結意識，團結問題原本是由他們的主公們來解決的。劉備管團結，諸葛亮管效率。而當世界的民主潮流消滅了主公階級，把謀士階級推上歷史舞臺，讓他們自己來主導歷史的時候，他們還是按自己的天性去想事，去做事，繼續玩他的效率。同樣是面臨外敵威脅而求變法，日本武士變法的核心是要解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問題。而中國文士變法的核心是要解決更新知識、提高效率問題。學西學、興學堂、搞實業、辦洋務等等，都是在設法提高做事效率;乃至興憲法、設議院、辦報紙、倡民主等，也是從提高政治效率著眼的。在一盤散沙的基礎上提高國民的知識水平，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辦事效率，這就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精英政治的基本邏輯。團結不僅僅是被忽視掉、犧牲掉了，甚至是被自覺地看作了是個壞東西，是效率的敵人。像四十年前那樣，文士們以自己的思維定見，對“改前史”進行了效率意義上的評估，得出了全面否定的結論，從而把前輩在團結意義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徹底放水，把社會重新分解成一盤散沙，然後，再從效率的角度重新設計社會構造，名曰“搞活”。在效率主義者看來，一盤散沙的狀態最有利於搞活，而追求團結，會把事情“搞死”。
而日本武士們從自己的生活中得到的第一經驗結論就是：戰鬥，從來就是人類生活的本質內容;而戰鬥的勝負，從來就取決於團結強度。日本人對《易經》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句的熟悉和理解，遠在中國人之上。他們明白，有了團結，效率自然就出來了;反之，丟了團結求效率，那就很可能成為為他人作嫁的效率。今天的中國人，人人都知道日本的效率高，我們不知道的是，它的效率高不是因其重視效率，而是因其重視團結。它的效率，是從它的團結中自然衍生出來的。而中國求效率求了四十年，卻求出一個假冒偽劣滿天飛的社會。在團結問題沒解決，國家利益敞著口的情況下，“生產力”的效率，很容易轉化為國家利益外流的效率。你想“關起門來搞建設”，你想“一心一意奔小康”，“關起門來”是很容易的事嗎？用胡繩的話說，“中國大門的鑰匙是在外國人的荷包裡”，哪是你想關就能關得了的？清王朝不就是想關起門來嗎？它關得住嗎？關門還是開門，鑰匙必須先裝在自己口袋裡。如何才能把鑰匙裝在自己的口袋裡？團結。只有一個團結的國家，它的國門才能開關自由。像日本那樣，無論是走“尊王攘夷”的路線，還是走“海外雄飛”路線，首先都要解決自身的民族團結問題。而像中國，大門明明是被人撬開的、或騙開的、或內外勾結打開的，明明是你開也得開不開也得開，文士們卻從效率概念上編一套自己糊弄自己的理論，曰改革開放，曰國際接軌，曰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