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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教学的一个例子
项目教学以学生活动为中心展开，课程计划由教师与学生共同设计。学生在课程中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课程满足学生的兴趣、需要，重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重视学生经验的累积。
利维（波士顿的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下面的案例选自他的著作《从零开始》——王晓春注）在书中给出了数个四年级课堂项目教学的例子，以下试举一例。
一天，某学生带到班级一些印有棒球明星的卡片，这些卡片的市场价值在一些体育杂志上有报道。这名学生手中有一张卡片价值130美元，另一张则只值5分钱。
教师因势利导地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看起来相同的卡片，价格相差那么大？
学生开始七嘴八舌回答，有人认为跟年代有关，有人认为跟明星有关，有人认为跟流行程度有关。经过教师的引导，学生逐渐归纳出两个重要因素：卡片的数量以及多少人想拥有。经济学中决定价格的两个重要因素——需求与供给就这样被学生总结出来了。课程本来到此应该结束，不料有一名学生突然指着教室里的一张图片问，可是利维老师，那个织布机用木头和线做成，为什么要卖400美元一台？
利维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学生指向了另一个因素：劳动力成本。为了说明这个概念，他做了一个小实验，让全班同学把鞋子脱下来，现场统计哪国制造。
出乎意料的是，全班23人，只有3双鞋是美国制造。大部分鞋的制造产地来自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泰国等。而这些鞋都是美国品牌。为什么美国公司跑到地球上离他们最远的地方去做鞋，这个问题让学生困惑。
已经进入数学课的时间，利维打算结束这个话题。一名女生突然大声说，我敢打赌也就是我们班级凑巧这样，如果我们到其他班级去，一定会发现更多的鞋是美国制造。
你的意思是？利维问。
我们可以在全校做调查。女生回答。
利维当机立断做了一个决定，不上数学课，而和学生一起来解决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由此创造了一个极有价值的项目教学案例。
学生首先设计了一份关于鞋的问卷，在全校乃至家庭和社区进行调查，最后回收了500份表格。利维请了一位学生家长帮忙设计程序，学生把所有数据输入电脑进行统计。
根据调查结果，每一名学生选择了一家鞋业公司，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统计结果，询问他们为什么同样的品牌却在不同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制造。
在等待回信的过程中，关于鞋的研究继续进行，学生自己组成小组确定课题。有小组研究世界上第一双鞋是如何诞生的，有小组研究这么多年来鞋的材料与款式变化的趋势，有小组研究曾经是世界鞋业中心的马萨诸塞州是如何风光不再的。利维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人在殖民地时期穿什么样的鞋？有些学生选择了这个问题。还有学生研究制鞋的过程，还有学生对为什么是韩国、中国、泰国而不是印度、德国或者非洲生产美国的鞋感兴趣。最后一个小组研究了文学中的鞋，他们收集了一些鞋在其中产生重要作用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
每个小组都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全班进行交流。
鞋业公司的回信也纷纷寄来，一些公司甚至还寄来一些纪念品。只有一家公司态度不好，结果学生们决定联合抵制这家公司的鞋。一家叫作托姆·麦克安的鞋业公司副总裁甚至亲自写信给学生，信中盛赞学生们的调查和他们公司花钱聘请的公司一样出色。
最后，利维把所有小组的报告做成了一本书，并且把相关图片、表格、信件、文章以及手工制品制成了一个展览。社区里的人听说之后还贡献了一些与鞋有关的材料，甚至有人拿来刚刚退役的NBA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巨星比尔·沃尔顿的特大号鞋。这个展览不仅对全校而且对社区开放。
利维自己设计了一份评估方案对每一名参与的学生进行评价。
五年以后，当利维在做一期电视节目时，又让全班同学脱鞋，这次，他发现大部分鞋的产地变成了中国大陆。利维决定在下一年的班级里，他要再跟学生一起研究这一问题。
（万玮《向美国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180-183页）
这种教学方式，其实就是探究式学习，也就是师生一起进行课题研究。人们说美国人把孩子从小就当研究生来培养，当科学家来培养，这是一个例子（小学四年级）。其实中国的小孩子也完全具备这种聪明才智，不必等到上了大学再教他们研究。事实上那时已经晚了，他们多半已经形成了“非研究型”的思维习惯了，所以我见过很多研究生，完全没有研究思维，只会复制。
探究式教学有几个特点：
（1）没有标准答案，教师事先也不知道答案，大家都只知道研究什么问题。
（2）这里研究的问题不是从书本里来的，而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而且其研究的成果完全可以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它是“有用”的，是实战，而不是演习。学生好像提前“参加社会工作”了。
（3）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是跨学科的。
（4）所研究的问题，并非绝对固定，可能从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甚至可能一题开花，引出一大堆问题（相当于科研中的子课题）。用教育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虽然有预设，但更注重生成。
（5）研究的主体不是教师，而是学生，教师起的是指导和点拨的作用，还有管理作用。
进行这种教学，需要给教师一定的自主权，以便他灵活安排，更重要的是，需要教师有研究的习惯和能力，有比较广阔的知识背景，有捕捉与学科知识相关的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有融会贯通、随机应变的能力。当然，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课都上成这种类型，也不必要。我想一位教师每个学期搞一两次这种课题，就很不错了。教师自主权的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好办一点，比如课改提出的“校本课程”、“班本课程”，就可以由学校和班级自主安排。真正麻烦的是教师的专业能力。别人无法教你。比如教研部门设计出一些“探究课”让教师照着做（很多老师以为教改就应该这样），那对于学生或许能有点效果，但对于教师来说，就已经变味了，教师不过是一个“搬运工”而已。你可以想象一下，让一个搬运工临时做科学家的工作，会是什么景象。 青少年的特征
在Sally家偶然看到一本有关教育的小册子，讲的是如何指导青少年，于是借来看。书出版的年代有点早，1959年，不过书中讲的一些原则在我看来今天依然适用。我在读的过程中颇有一些感慨，即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对于我们的工作对象——青少年的认识，不客气地说，落后美国人五十年都不止。
……
书中列举美国青少年的一些特征如下：
刚才还喜笑颜开，眼睛一眨就愁眉不展。
一方面对成人世界的严苛标准感觉十分敏锐，另一方面，又无比轻率，以至于我们怀疑他们的头脑中是否有严肃的概念。
有时会有一些深刻的颇有洞察力的想法让人吓一跳，而在另一件事情上的举动又是那么幼稚可笑。
对于成人的前后不一十分恼怒，却从来不想想自己其实更离谱。
总是想挣脱成人的束缚，但同时又希望在遇到困难时有成人能帮忙做决定。
对成人不理解自己这一点笃信无疑，同时又渴望被成人理解。
……
用以上这些特征来对比我们的青少年，有哪一条是不吻合的？
（万玮《向美国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113-114页）
教育者观察青少年，切忌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把他们看成“不懂事的孩子”，一切都需要成年人来塑造；另一个极端是说他们满身都是优点，个个是天使。据我所知，美国也和中国一样，这两个极端的看法都存在。比如我就曾经见过有留学生宣传他们从西方国家趸来的理念：捍卫童年。既然需要捍卫，那显然就都是优点了吧？教育者怎能捍卫孩子的缺点？如今在我国教育界台面上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过分美化青少年，大家争相给学生唱赞歌，千方百计“赏识”他们，比赛着给孩子拍马屁。这种看法肯定会遭到很多教师家长的反对，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对青少年的评价是很低的，不然为什么总是教训他们要“听老人言”？只是后一种意见目前在媒体上处于劣势，没有马屁声音那么响亮而已。
我对这两个极端都不赞成。我的意思是不要笼统给青少年以正面或负面评价，而要老老实实地说，青少年既有长处，也有短处，而且要具体地分析其长处在哪里，短处是什么，予以恰当的回应。上述美国作者对青少年的分析，其思路我是赞成的，这是一种科学的、学术的态度。当然，在非专业、非学术的场合，比如社交场合、宣传的语境，拣好听的话说，多说正面的话，多唱赞歌，也是允许的，但是作为教师，在与同行讨论教育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能用电视晚会主持人的煽情思路和语言来说话，也不能用普通百姓发牢骚的语言来说话，否则就会忽悠了别人，也忽悠了自己。
创新能力与学科教学
我听了两节数学课，一节是十年级与十一年级的中等水平班，一节是十一年级的最高水平的班级，前者教的是三角比，后者教的是预备微积分，数列与函数的极限。
和在斯卡斯代尔高中的经历一样，数学课让我失望。说实话，这些课的教法就是应试，教师在课上讲完概念，就开始讲题。题目难度都不大，但教师依旧耐心讲题。由于学生程度和教师水平所限，我在这些课上几乎没有看到一点我想看到的创新能力。我得出结论：美国人的创新能力绝不是数学课教出来的。
由此类推：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不是数学教师扼杀的。
推而广之，学生创新能力缺失不是哪一门学科的过错，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通过在美国的考察和思索，我觉得中小学教育可承担10%的责任，而数学老师几乎没有什么责任，大学教育承担40%的责任，教育和社会体制承担50%的责任。其实，大家现在也都看得很清楚，中国大学的问题主要还是行政化，体制要大改革。
（万玮《向美国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124-125页）
创新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万玮老师把它高度地简化了，这样讨论创新问题，怕是不妥。
万玮老师说：“美国人的创新能力绝不是数学课教出来的。”那是当然，哪国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不是某门课程教出来的，事实上创新根本就不是任何人教出来的，创新是没有办法教的，它不属于课程的范围。有人以为设置一门“创新”课，就可以教会学生创新了，这只是笑话。
但是这不等于说教学与学生创新无关。教学肯定与学生创新能力有关，但是整体上有多大关系，具体到某个学生有多大关系，这是极其复杂的，很难说清，更难以量化。万玮老师认为学生创新能力高低与数学课无关，愚以为并非如此。任何课程，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创新能力起正面或负面作用。今天早上我陪着孙子看电视，那个“大耳朵图图”的幼儿节目，就已经开始渗透逻辑思维的教育了，这对孩子未来的创新，作用多半是正面的，因为逻辑思维是创新必备的能力。数学课对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很重要，对思维训练很重要，没有数学能力，未来要在科技方面有所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数学课死板的灌输式教学，死板的标准答案，却也可能破坏学生的好奇心和批判思维能力，起压抑创新能力发展的作用。各门课程都是这样的。
创新不但与课程有关，更与教师本人的创新素质有关。同样一门课，有的教师来教，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就有利，换一位教师，可能害处就会多一些。同是美国教师，我感觉雷夫老师的课就比较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他本人创新能力较强。创新能力虽然没法教，却是可以感染的。万玮老师认为我国学生创新能力差与体制有关，这当然有道理，但是不可绝对化，否则万玮老师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他所见到的美国数学教师在与中国不同的教育体制下，教学还是如此缺乏创新。
项目教学以学生活动为中心展开，课程计划由教师与学生共同设计。学生在课程中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课程满足学生的兴趣、需要，重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重视学生经验的累积。
利维（波士顿的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下面的案例选自他的著作《从零开始》——王晓春注）在书中给出了数个四年级课堂项目教学的例子，以下试举一例。
一天，某学生带到班级一些印有棒球明星的卡片，这些卡片的市场价值在一些体育杂志上有报道。这名学生手中有一张卡片价值130美元，另一张则只值5分钱。
教师因势利导地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看起来相同的卡片，价格相差那么大？
学生开始七嘴八舌回答，有人认为跟年代有关，有人认为跟明星有关，有人认为跟流行程度有关。经过教师的引导，学生逐渐归纳出两个重要因素：卡片的数量以及多少人想拥有。经济学中决定价格的两个重要因素——需求与供给就这样被学生总结出来了。课程本来到此应该结束，不料有一名学生突然指着教室里的一张图片问，可是利维老师，那个织布机用木头和线做成，为什么要卖400美元一台？
利维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学生指向了另一个因素：劳动力成本。为了说明这个概念，他做了一个小实验，让全班同学把鞋子脱下来，现场统计哪国制造。
出乎意料的是，全班23人，只有3双鞋是美国制造。大部分鞋的制造产地来自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泰国等。而这些鞋都是美国品牌。为什么美国公司跑到地球上离他们最远的地方去做鞋，这个问题让学生困惑。
已经进入数学课的时间，利维打算结束这个话题。一名女生突然大声说，我敢打赌也就是我们班级凑巧这样，如果我们到其他班级去，一定会发现更多的鞋是美国制造。
你的意思是？利维问。
我们可以在全校做调查。女生回答。
利维当机立断做了一个决定，不上数学课，而和学生一起来解决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由此创造了一个极有价值的项目教学案例。
学生首先设计了一份关于鞋的问卷，在全校乃至家庭和社区进行调查，最后回收了500份表格。利维请了一位学生家长帮忙设计程序，学生把所有数据输入电脑进行统计。
根据调查结果，每一名学生选择了一家鞋业公司，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统计结果，询问他们为什么同样的品牌却在不同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制造。
在等待回信的过程中，关于鞋的研究继续进行，学生自己组成小组确定课题。有小组研究世界上第一双鞋是如何诞生的，有小组研究这么多年来鞋的材料与款式变化的趋势，有小组研究曾经是世界鞋业中心的马萨诸塞州是如何风光不再的。利维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人在殖民地时期穿什么样的鞋？有些学生选择了这个问题。还有学生研究制鞋的过程，还有学生对为什么是韩国、中国、泰国而不是印度、德国或者非洲生产美国的鞋感兴趣。最后一个小组研究了文学中的鞋，他们收集了一些鞋在其中产生重要作用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
每个小组都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全班进行交流。
鞋业公司的回信也纷纷寄来，一些公司甚至还寄来一些纪念品。只有一家公司态度不好，结果学生们决定联合抵制这家公司的鞋。一家叫作托姆·麦克安的鞋业公司副总裁甚至亲自写信给学生，信中盛赞学生们的调查和他们公司花钱聘请的公司一样出色。
最后，利维把所有小组的报告做成了一本书，并且把相关图片、表格、信件、文章以及手工制品制成了一个展览。社区里的人听说之后还贡献了一些与鞋有关的材料，甚至有人拿来刚刚退役的NBA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巨星比尔·沃尔顿的特大号鞋。这个展览不仅对全校而且对社区开放。
利维自己设计了一份评估方案对每一名参与的学生进行评价。
五年以后，当利维在做一期电视节目时，又让全班同学脱鞋，这次，他发现大部分鞋的产地变成了中国大陆。利维决定在下一年的班级里，他要再跟学生一起研究这一问题。
（万玮《向美国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180-183页）
这种教学方式，其实就是探究式学习，也就是师生一起进行课题研究。人们说美国人把孩子从小就当研究生来培养，当科学家来培养，这是一个例子（小学四年级）。其实中国的小孩子也完全具备这种聪明才智，不必等到上了大学再教他们研究。事实上那时已经晚了，他们多半已经形成了“非研究型”的思维习惯了，所以我见过很多研究生，完全没有研究思维，只会复制。
探究式教学有几个特点：
（1）没有标准答案，教师事先也不知道答案，大家都只知道研究什么问题。
（2）这里研究的问题不是从书本里来的，而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而且其研究的成果完全可以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它是“有用”的，是实战，而不是演习。学生好像提前“参加社会工作”了。
（3）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是跨学科的。
（4）所研究的问题，并非绝对固定，可能从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甚至可能一题开花，引出一大堆问题（相当于科研中的子课题）。用教育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虽然有预设，但更注重生成。
（5）研究的主体不是教师，而是学生，教师起的是指导和点拨的作用，还有管理作用。
进行这种教学，需要给教师一定的自主权，以便他灵活安排，更重要的是，需要教师有研究的习惯和能力，有比较广阔的知识背景，有捕捉与学科知识相关的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有融会贯通、随机应变的能力。当然，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课都上成这种类型，也不必要。我想一位教师每个学期搞一两次这种课题，就很不错了。教师自主权的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好办一点，比如课改提出的“校本课程”、“班本课程”，就可以由学校和班级自主安排。真正麻烦的是教师的专业能力。别人无法教你。比如教研部门设计出一些“探究课”让教师照着做（很多老师以为教改就应该这样），那对于学生或许能有点效果，但对于教师来说，就已经变味了，教师不过是一个“搬运工”而已。你可以想象一下，让一个搬运工临时做科学家的工作，会是什么景象。 青少年的特征
在Sally家偶然看到一本有关教育的小册子，讲的是如何指导青少年，于是借来看。书出版的年代有点早，1959年，不过书中讲的一些原则在我看来今天依然适用。我在读的过程中颇有一些感慨，即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对于我们的工作对象——青少年的认识，不客气地说，落后美国人五十年都不止。
……
书中列举美国青少年的一些特征如下：
刚才还喜笑颜开，眼睛一眨就愁眉不展。
一方面对成人世界的严苛标准感觉十分敏锐，另一方面，又无比轻率，以至于我们怀疑他们的头脑中是否有严肃的概念。
有时会有一些深刻的颇有洞察力的想法让人吓一跳，而在另一件事情上的举动又是那么幼稚可笑。
对于成人的前后不一十分恼怒，却从来不想想自己其实更离谱。
总是想挣脱成人的束缚，但同时又希望在遇到困难时有成人能帮忙做决定。
对成人不理解自己这一点笃信无疑，同时又渴望被成人理解。
……
用以上这些特征来对比我们的青少年，有哪一条是不吻合的？
（万玮《向美国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113-114页）
教育者观察青少年，切忌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把他们看成“不懂事的孩子”，一切都需要成年人来塑造；另一个极端是说他们满身都是优点，个个是天使。据我所知，美国也和中国一样，这两个极端的看法都存在。比如我就曾经见过有留学生宣传他们从西方国家趸来的理念：捍卫童年。既然需要捍卫，那显然就都是优点了吧？教育者怎能捍卫孩子的缺点？如今在我国教育界台面上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过分美化青少年，大家争相给学生唱赞歌，千方百计“赏识”他们，比赛着给孩子拍马屁。这种看法肯定会遭到很多教师家长的反对，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对青少年的评价是很低的，不然为什么总是教训他们要“听老人言”？只是后一种意见目前在媒体上处于劣势，没有马屁声音那么响亮而已。
我对这两个极端都不赞成。我的意思是不要笼统给青少年以正面或负面评价，而要老老实实地说，青少年既有长处，也有短处，而且要具体地分析其长处在哪里，短处是什么，予以恰当的回应。上述美国作者对青少年的分析，其思路我是赞成的，这是一种科学的、学术的态度。当然，在非专业、非学术的场合，比如社交场合、宣传的语境，拣好听的话说，多说正面的话，多唱赞歌，也是允许的，但是作为教师，在与同行讨论教育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能用电视晚会主持人的煽情思路和语言来说话，也不能用普通百姓发牢骚的语言来说话，否则就会忽悠了别人，也忽悠了自己。
创新能力与学科教学
我听了两节数学课，一节是十年级与十一年级的中等水平班，一节是十一年级的最高水平的班级，前者教的是三角比，后者教的是预备微积分，数列与函数的极限。
和在斯卡斯代尔高中的经历一样，数学课让我失望。说实话，这些课的教法就是应试，教师在课上讲完概念，就开始讲题。题目难度都不大，但教师依旧耐心讲题。由于学生程度和教师水平所限，我在这些课上几乎没有看到一点我想看到的创新能力。我得出结论：美国人的创新能力绝不是数学课教出来的。
由此类推：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不是数学教师扼杀的。
推而广之，学生创新能力缺失不是哪一门学科的过错，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通过在美国的考察和思索，我觉得中小学教育可承担10%的责任，而数学老师几乎没有什么责任，大学教育承担40%的责任，教育和社会体制承担50%的责任。其实，大家现在也都看得很清楚，中国大学的问题主要还是行政化，体制要大改革。
（万玮《向美国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124-125页）
创新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万玮老师把它高度地简化了，这样讨论创新问题，怕是不妥。
万玮老师说：“美国人的创新能力绝不是数学课教出来的。”那是当然，哪国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不是某门课程教出来的，事实上创新根本就不是任何人教出来的，创新是没有办法教的，它不属于课程的范围。有人以为设置一门“创新”课，就可以教会学生创新了，这只是笑话。
但是这不等于说教学与学生创新无关。教学肯定与学生创新能力有关，但是整体上有多大关系，具体到某个学生有多大关系，这是极其复杂的，很难说清，更难以量化。万玮老师认为学生创新能力高低与数学课无关，愚以为并非如此。任何课程，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创新能力起正面或负面作用。今天早上我陪着孙子看电视，那个“大耳朵图图”的幼儿节目，就已经开始渗透逻辑思维的教育了，这对孩子未来的创新，作用多半是正面的，因为逻辑思维是创新必备的能力。数学课对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很重要，对思维训练很重要，没有数学能力，未来要在科技方面有所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数学课死板的灌输式教学，死板的标准答案，却也可能破坏学生的好奇心和批判思维能力，起压抑创新能力发展的作用。各门课程都是这样的。
创新不但与课程有关，更与教师本人的创新素质有关。同样一门课，有的教师来教，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就有利，换一位教师，可能害处就会多一些。同是美国教师，我感觉雷夫老师的课就比较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他本人创新能力较强。创新能力虽然没法教，却是可以感染的。万玮老师认为我国学生创新能力差与体制有关，这当然有道理，但是不可绝对化，否则万玮老师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他所见到的美国数学教师在与中国不同的教育体制下，教学还是如此缺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