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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过《梁》的那一刻，是通体的感动。
书的封面是一张梁思成先生的相片。在清华12公寓的家中，梁思成坐在沙发左侧，双手将一份报纸轻压在膝盖上。清癯的脸，有些倦意，一束眸光凝向某处。沙发中间的位置空着，一块青色的花布铺盖，而沙发旁的录音机上是林徽因年轻时的相片。墙上的一幅字，是梁启超饮冰室的所藏吴荣光的笔墨。这张相片，是由知名摄影师张水澄先生于1964年拍摄的。五十年的辰光过往，你依然被相片中的人物的气息打动，不止一次。翻开书，纸页上的每一张图、每一根线条、每一处设计的留白，是你在开读之前便能感知到的编辑的那份用心，她全部展现给你了。没有隐藏，不是造作。书衣上就写着编辑的名字：王飞宁。
《梁》是王飞宁编辑的第几本书？没有问过她，但这是她做的关于梁思成的第五本书，很确切。我想，王飞宁从做《大拙至美：梁思成最美的文字建筑》开始，并没有想过此后五六年的编辑经历，会绕不开“梁思成”这个名字，也定然未意料到，她也由此走到另一个先前从未探知的光景中去，彼处有独乐寺观音阁，有华严寺的佛像，有梁思成、林徽因和林洙。
让更多的年轻人懂得古建
当初真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缘起。王飞宁从一个记者朋友的通讯录上抄录下一些作者的联络方式，以备日后可以找作者和选题之用，这些联络方式中便有梁思成的遗孀林洙女士的。就是这样一个缘始，王飞宁与林洙结识。王飞宁有些冒然地给林洙打电话，告诉她想做梁思成的书，然后便去拜访她，在2007年做了《大拙至美》。
《大拙至美》并不似我们往日所见的梁思成艰深的专业文字，书里的文章、书信和讲稿，是可轻松读来的。王飞宁这番编辑，是有用意的。她在拜访林洙之前，搜集了此前出版的关于梁思成的书籍，“当时细细读了一遍之后，我感觉梁思成的书比较专业。我就跟林洙老师商量，为什么梁先生的书要做得显得那么高深，至少作为我这样的年轻人，在书店看到《中国建筑史》这样的书，会因为那个样子而拒绝。我就跟林老师说，我想做一本能让年轻人都能看得懂的。梁思成的书是完全具备这个可能的。”因为王飞宁并不懂建筑，所以每一篇文章她都会反复看，她把自己设定为读者，择选出那些经典但又通俗的关于古代建筑的文章。“我终归不是懂古建的人，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把梁思成的思想和知识尽量让大家知道。”这一初衷，也成为了后来她编辑《梁启超家书》、《佛像的历史》等几本关于梁思成作品的念想。
问过王飞宁，当初林洙女士如何就答应她做这一本书。王飞宁回忆了一下说，“大概被我当初的话打动了吧，她发现原来我这样的年轻人也爱建筑，然后可以让更多的对建筑一窍不通的人喜欢。”“当初一脸稚嫩地站在林洙面前要出梁思成的书，她竟然答应了。有时候，因为她不会用电脑，她就把稿子整理好，给我紙质的稿件，甚至是拼贴版。她怕我看不明白，会一页页给我讲一遍，甚至引申开来，给我讲了很多古建背后的故事，引导我去理解。”王飞宁说，如果换作她是林洙，她或许会婉拒当初的自己。但林洙应该是被王飞宁所要去呈现一本不同于以往梁思成作品的构想所打动，为她所作的努力和诚挚打动，否则在《大拙至美》出版之后，林洙不会主动请王飞宁来再版《中国雕塑史》。
当时，《中国雕塑史》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合同即将到期，林洙希望王飞宁能接手再版。《中国雕塑史》是梁思成生前未竟之作品。梁思成对雕塑的专注是伴随着对建筑的研究的，在尚未考察云冈、龙门等地之前，便曾在1930年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雕塑史”科目，后在三四十年代对古代建筑的考察中，对雕塑的研究用心颇多。不过，梁思成的大多作品完成于建国前，中年之后多被杂事纷扰，研究之力不逮，包括这一部一直想要完成的《中国雕塑史》书稿因“文革”一直未能成形，后来出版的《中国雕塑史》其实是在梁思成去世之后，由林洙整理而成的。而书稿中，有很大一部分研究是关于佛像。“我仔仔细细看了稿子之后，觉得叫‘中国雕塑史’这个名字过大了，反而跟书的内容不符。就跟林洙老师商量，把佛像这条线拎出来，林洙老师也同意，在本来书稿部分补充了很多东西。”所以，《佛像的历史》虽然与《中国雕塑史》部分内容有所重复，但却在梁思成研究的雕塑史上找到佛像这纵向的切面，梳理了自南北朝至元明时期的佛像雕塑，呈现出一个更为亲切、清晰、古趣的主题，做得恰如其分。
做书，如对恋情的执念
王飞宁做书，是真有份执念的。
《大拙至美》、《佛像的历史》，包括后来于2009年出版的《梁启超家书》、2011年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以及今年的《梁》，尤其是《大拙至美》和《梁》的编辑制作，会让你在对望的第一眼，触碰的第一手，便可感受到编辑对作品的雕琢。比如《大拙之美》的封面被设计成双折线，按不同的两道折位可以呈现不同的封面效果；每一页的书名标识做成了古典图样形式。而《梁》更是做得娴熟、精彩：在正文前面有一组图片，梁思成手绘稿和实拍照片配合着呈现，半透明的山西应县木塔的手绘图下是当年的木塔的实貌，隐隐约约，早已远去，而梁思成当年精细绘制的每一根线条，却依旧清晰、精准，合着那座木塔；每一章的开版页是特意选制的纸质和开本；图文的版式，也是王飞宁与设计师瞿中华磨了很久的效果……这一种雕琢，是不同于其他编辑习惯将自己退居在书后，来成就一本书的冷静和简约，王飞宁是让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情绪怒放，但绝不会显得矫揉造作，因为这种饱满，是有一份深情在。
在做《大拙之美》时，王飞宁甚至梦到梁思成。梦到梁思成给她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个“拙”字，醒来后，王飞宁索性将书名定为“大拙至美”，她相信冥冥之中的暗示。又一次，她跑去林洙家里寻一张梁思成的相片，姿势如何表情如何细细描述了一番，却始终未能寻到，后来王飞宁在家翻阅一册关于周恩来的画册时发现，她对那张相片的印象其实是来自于周恩来的一张相片。不知道这算不算入戏太深，若她去演戏，大概也是“不疯魔不成活”吧。
王飞宁做书的专注，用她的话来说，像是恋爱。“我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做一本书，做完了也很难抽离，所以我书出得比较少。跟谈恋爱一样，很投入，不能脚踩两只船。”所以她自己最爱《大拙至美》，因为这是她的“初恋”；她在每一本书付印之后的空落感，如同一段恋情的结束，耗尽了心力；她常常跑去书店观察《梁》的销售，又怕店员认出，于是远远地绕着《梁》走，远远看着读者将书捧起，不就是余情未了？每次拿到加印的样书，也难怪她总说当初编辑那本书的心情重又围绕着她，像分手男女的重逢。不过，真该庆幸有这样的编辑，就像作家赵赵调侃王飞宁，“像她这种生活中的低智、专业上的偏执狂型的编辑越多越好”。 在《梁》的编辑中，王飞宁想要给每一个读者送礼物，便想着用上梁思成的私人印章，所以特地制作了藏书票，在二千张藏书票上盖上印章，随书赠送。原本是想给读者惊喜，后来被同事把消息发布到微博上，虽然并未指明哪一本书，却引来了不少关注，倒让它成了一本事先张扬的《梁》。
除了盖有梁思成私人印章的藏书票，《梁》加印时还送了梁思成的手绘图《山西佛光寺大殿》、《河北独乐寺观音阁》、《山西永寿寺雨华宫》，《大拙至美》出版时送了一份梁思成随身笔记本收集的手绘稿，一份梁启超给梁思成的书信选，一份梁思成所绘的曲阜孔庙的平面总图。《佛像的历史》也送了珍贵礼物。那些书信和手绘稿，是王飞宁自己在接触梁思成时的感动，也是她执意要传达给读者的。“当时看到梁思成的手绘图，惊艳了，我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书里。”王飞宁说，“我能给读者的我就尽量给。”
抬头可见的大美
做编辑的这十年，王飞宁虽然也做了不少其他的书，杨二车娜姆《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赵赵《青春期》、张抗抗《悦己》、季羡林《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图文版）等书，但关于梁思成的这五本书俨然成为她这些年编辑的主线。
六年前，她同普通读者一样，不过是从影视剧，从近乎八卦的流言中了解到梁思成、林徽因和林洙；六年后，她说，“我更贴近了一点儿真实的他们”，他们从坊间传布的带有预设性的流言的螺旋中跳脱，林徽因不是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梁思成也不仅是痴情的书生，而林洙也不是那个林洙，“相比林徽因，林洙显得很黯淡。但我跟她接触之后，突然理解梁思成为什么会爱她，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可爱、朴素、随和的人。在一些梁思成给她的书信中，发现梁思成非常爱她。但大家对她误解挺深。她是如此淡漠名利，仅仅是想为梁先生做一点事儿。你看为什么梁思成的作品出版这么多，因为林洙原先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馆工作，担当为梁思成整理资料的工作，如果没有她，现在未必有那么多梁思成的书出版。”王飛宁说她与林洙早已超越纯粹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她回忆起当初做《大拙至美》时，因为对建筑的懵懂，所以常跑去林洙家里求教，往往到天黑才离开，而每一次离开，走了很远的路，一回头总见得到林洙站在门口看着她。“我心里是很不忍心的，因为跟她了解日渐加深，深深地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更加觉得她站在那里目送我远去的样子很孤单。”梁思成有一句话“临走真是不放心，生怕一别即永诀”，这是他对古建的心绪，后来王飞宁把这句话放在《大拙至美》的封底，因为她在做这一本书时，常常想起这句话同样照应着林洙站在夜色中目送她的身影。这是王飞宁不曾说的秘密。
她也去拜望了《梁》封面相片的摄影师张水澄先生，她在微博上写：“因为我走错路晚了一会，老先生不放心下楼寻我，没见过，不打手机，坚定地认为我应该长什么样，果然擦肩而过。送我一本书，我一看是《梁》！因为他在里面写了他的感受和对我的鼓励。八十多岁老人，临走一定要把我包里塞满小桔子、小糕点、小糖果。” 这些情绪，大概是一个编辑无法从他处获得的。而对于当事者呢？当年张水澄去梁思成家中为《中国建设》拍摄古典家具，临时用剩余的胶卷为梁思成拍下了《梁》封面那张相片，因为当时无法在国内冲洗这种美国进口的胶片，所以直到梁思成去世并未看到这张相片，而《梁》的出版，也算是帮张水澄弥补了遗憾。
林洙曾说，当初为了保护梁思成在“文革”中不被批斗挨整，并没有真正了解他；真正了解他，是在梁思成去世之后，是她在一篇篇整理梁思成的书稿之时。这一点，我想王飞宁也是相近的。“我开始只是作为编辑，觉得这本书有价值我要出版，但是我真正是在一篇篇看，反反复复揣摩的时候，才深切感受到梁思成对建筑对国家的爱，是非常真挚和浓烈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想象的。包括林徽因，他们都是最简单最好的知识分子。”林洙也说，“梁思成从来是一位把毕生知识和才华都奉献于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老师。”这与王飞宁以这样方式将梁思成的书呈现，让更多的年轻一代懂得古建的美、懂得梁思成，实在也是无有差别的。为什么林洙这些年这般支持王飞宁，想来也是因为此。
也终让人懂得：原来，当年梁思成对古建的所摄所绘的每一张相片，每一步回首，不是告别，而是告白。
王飞宁办公桌前贴着一张梁思成年轻时的照片，是当初做书时的一张打样纸，她把这作为一种提醒：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忘记当初的那份热情。她说自己仍有当初每一次做书时入迷的感觉，“虽然我还是不懂建筑，但真的不妨碍我领会那种美，我也想把这种美通过编辑的种种技巧和努力让别人也感受到，而且我看到这种效果了，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这条路上最大的动力。”那些美，抬头可见，如那一尊华严寺微笑的佛。
书的封面是一张梁思成先生的相片。在清华12公寓的家中，梁思成坐在沙发左侧，双手将一份报纸轻压在膝盖上。清癯的脸，有些倦意，一束眸光凝向某处。沙发中间的位置空着，一块青色的花布铺盖，而沙发旁的录音机上是林徽因年轻时的相片。墙上的一幅字，是梁启超饮冰室的所藏吴荣光的笔墨。这张相片，是由知名摄影师张水澄先生于1964年拍摄的。五十年的辰光过往，你依然被相片中的人物的气息打动，不止一次。翻开书，纸页上的每一张图、每一根线条、每一处设计的留白，是你在开读之前便能感知到的编辑的那份用心，她全部展现给你了。没有隐藏，不是造作。书衣上就写着编辑的名字：王飞宁。
《梁》是王飞宁编辑的第几本书？没有问过她，但这是她做的关于梁思成的第五本书，很确切。我想，王飞宁从做《大拙至美：梁思成最美的文字建筑》开始，并没有想过此后五六年的编辑经历，会绕不开“梁思成”这个名字，也定然未意料到，她也由此走到另一个先前从未探知的光景中去，彼处有独乐寺观音阁，有华严寺的佛像，有梁思成、林徽因和林洙。
让更多的年轻人懂得古建
当初真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缘起。王飞宁从一个记者朋友的通讯录上抄录下一些作者的联络方式，以备日后可以找作者和选题之用，这些联络方式中便有梁思成的遗孀林洙女士的。就是这样一个缘始，王飞宁与林洙结识。王飞宁有些冒然地给林洙打电话，告诉她想做梁思成的书，然后便去拜访她，在2007年做了《大拙至美》。
《大拙至美》并不似我们往日所见的梁思成艰深的专业文字，书里的文章、书信和讲稿，是可轻松读来的。王飞宁这番编辑，是有用意的。她在拜访林洙之前，搜集了此前出版的关于梁思成的书籍，“当时细细读了一遍之后，我感觉梁思成的书比较专业。我就跟林洙老师商量，为什么梁先生的书要做得显得那么高深，至少作为我这样的年轻人，在书店看到《中国建筑史》这样的书，会因为那个样子而拒绝。我就跟林老师说，我想做一本能让年轻人都能看得懂的。梁思成的书是完全具备这个可能的。”因为王飞宁并不懂建筑，所以每一篇文章她都会反复看，她把自己设定为读者，择选出那些经典但又通俗的关于古代建筑的文章。“我终归不是懂古建的人，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把梁思成的思想和知识尽量让大家知道。”这一初衷，也成为了后来她编辑《梁启超家书》、《佛像的历史》等几本关于梁思成作品的念想。
问过王飞宁，当初林洙女士如何就答应她做这一本书。王飞宁回忆了一下说，“大概被我当初的话打动了吧，她发现原来我这样的年轻人也爱建筑，然后可以让更多的对建筑一窍不通的人喜欢。”“当初一脸稚嫩地站在林洙面前要出梁思成的书，她竟然答应了。有时候，因为她不会用电脑，她就把稿子整理好，给我紙质的稿件，甚至是拼贴版。她怕我看不明白，会一页页给我讲一遍，甚至引申开来，给我讲了很多古建背后的故事，引导我去理解。”王飞宁说，如果换作她是林洙，她或许会婉拒当初的自己。但林洙应该是被王飞宁所要去呈现一本不同于以往梁思成作品的构想所打动，为她所作的努力和诚挚打动，否则在《大拙至美》出版之后，林洙不会主动请王飞宁来再版《中国雕塑史》。
当时，《中国雕塑史》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合同即将到期，林洙希望王飞宁能接手再版。《中国雕塑史》是梁思成生前未竟之作品。梁思成对雕塑的专注是伴随着对建筑的研究的，在尚未考察云冈、龙门等地之前，便曾在1930年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雕塑史”科目，后在三四十年代对古代建筑的考察中，对雕塑的研究用心颇多。不过，梁思成的大多作品完成于建国前，中年之后多被杂事纷扰，研究之力不逮，包括这一部一直想要完成的《中国雕塑史》书稿因“文革”一直未能成形，后来出版的《中国雕塑史》其实是在梁思成去世之后，由林洙整理而成的。而书稿中，有很大一部分研究是关于佛像。“我仔仔细细看了稿子之后，觉得叫‘中国雕塑史’这个名字过大了，反而跟书的内容不符。就跟林洙老师商量，把佛像这条线拎出来，林洙老师也同意，在本来书稿部分补充了很多东西。”所以，《佛像的历史》虽然与《中国雕塑史》部分内容有所重复，但却在梁思成研究的雕塑史上找到佛像这纵向的切面，梳理了自南北朝至元明时期的佛像雕塑，呈现出一个更为亲切、清晰、古趣的主题，做得恰如其分。
做书，如对恋情的执念
王飞宁做书，是真有份执念的。
《大拙至美》、《佛像的历史》，包括后来于2009年出版的《梁启超家书》、2011年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以及今年的《梁》，尤其是《大拙至美》和《梁》的编辑制作，会让你在对望的第一眼，触碰的第一手，便可感受到编辑对作品的雕琢。比如《大拙之美》的封面被设计成双折线，按不同的两道折位可以呈现不同的封面效果；每一页的书名标识做成了古典图样形式。而《梁》更是做得娴熟、精彩：在正文前面有一组图片，梁思成手绘稿和实拍照片配合着呈现，半透明的山西应县木塔的手绘图下是当年的木塔的实貌，隐隐约约，早已远去，而梁思成当年精细绘制的每一根线条，却依旧清晰、精准，合着那座木塔；每一章的开版页是特意选制的纸质和开本；图文的版式，也是王飞宁与设计师瞿中华磨了很久的效果……这一种雕琢，是不同于其他编辑习惯将自己退居在书后，来成就一本书的冷静和简约，王飞宁是让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情绪怒放，但绝不会显得矫揉造作，因为这种饱满，是有一份深情在。
在做《大拙之美》时，王飞宁甚至梦到梁思成。梦到梁思成给她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个“拙”字，醒来后，王飞宁索性将书名定为“大拙至美”，她相信冥冥之中的暗示。又一次，她跑去林洙家里寻一张梁思成的相片，姿势如何表情如何细细描述了一番，却始终未能寻到，后来王飞宁在家翻阅一册关于周恩来的画册时发现，她对那张相片的印象其实是来自于周恩来的一张相片。不知道这算不算入戏太深，若她去演戏，大概也是“不疯魔不成活”吧。
王飞宁做书的专注，用她的话来说，像是恋爱。“我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做一本书，做完了也很难抽离，所以我书出得比较少。跟谈恋爱一样，很投入，不能脚踩两只船。”所以她自己最爱《大拙至美》，因为这是她的“初恋”；她在每一本书付印之后的空落感，如同一段恋情的结束，耗尽了心力；她常常跑去书店观察《梁》的销售，又怕店员认出，于是远远地绕着《梁》走，远远看着读者将书捧起，不就是余情未了？每次拿到加印的样书，也难怪她总说当初编辑那本书的心情重又围绕着她，像分手男女的重逢。不过，真该庆幸有这样的编辑，就像作家赵赵调侃王飞宁，“像她这种生活中的低智、专业上的偏执狂型的编辑越多越好”。 在《梁》的编辑中，王飞宁想要给每一个读者送礼物，便想着用上梁思成的私人印章，所以特地制作了藏书票，在二千张藏书票上盖上印章，随书赠送。原本是想给读者惊喜，后来被同事把消息发布到微博上，虽然并未指明哪一本书，却引来了不少关注，倒让它成了一本事先张扬的《梁》。
除了盖有梁思成私人印章的藏书票，《梁》加印时还送了梁思成的手绘图《山西佛光寺大殿》、《河北独乐寺观音阁》、《山西永寿寺雨华宫》，《大拙至美》出版时送了一份梁思成随身笔记本收集的手绘稿，一份梁启超给梁思成的书信选，一份梁思成所绘的曲阜孔庙的平面总图。《佛像的历史》也送了珍贵礼物。那些书信和手绘稿，是王飞宁自己在接触梁思成时的感动，也是她执意要传达给读者的。“当时看到梁思成的手绘图，惊艳了，我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书里。”王飞宁说，“我能给读者的我就尽量给。”
抬头可见的大美
做编辑的这十年，王飞宁虽然也做了不少其他的书，杨二车娜姆《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赵赵《青春期》、张抗抗《悦己》、季羡林《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图文版）等书，但关于梁思成的这五本书俨然成为她这些年编辑的主线。
六年前，她同普通读者一样，不过是从影视剧，从近乎八卦的流言中了解到梁思成、林徽因和林洙；六年后，她说，“我更贴近了一点儿真实的他们”，他们从坊间传布的带有预设性的流言的螺旋中跳脱，林徽因不是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梁思成也不仅是痴情的书生，而林洙也不是那个林洙，“相比林徽因，林洙显得很黯淡。但我跟她接触之后，突然理解梁思成为什么会爱她，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可爱、朴素、随和的人。在一些梁思成给她的书信中，发现梁思成非常爱她。但大家对她误解挺深。她是如此淡漠名利，仅仅是想为梁先生做一点事儿。你看为什么梁思成的作品出版这么多，因为林洙原先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馆工作，担当为梁思成整理资料的工作，如果没有她，现在未必有那么多梁思成的书出版。”王飛宁说她与林洙早已超越纯粹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她回忆起当初做《大拙至美》时，因为对建筑的懵懂，所以常跑去林洙家里求教，往往到天黑才离开，而每一次离开，走了很远的路，一回头总见得到林洙站在门口看着她。“我心里是很不忍心的，因为跟她了解日渐加深，深深地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更加觉得她站在那里目送我远去的样子很孤单。”梁思成有一句话“临走真是不放心，生怕一别即永诀”，这是他对古建的心绪，后来王飞宁把这句话放在《大拙至美》的封底，因为她在做这一本书时，常常想起这句话同样照应着林洙站在夜色中目送她的身影。这是王飞宁不曾说的秘密。
她也去拜望了《梁》封面相片的摄影师张水澄先生，她在微博上写：“因为我走错路晚了一会，老先生不放心下楼寻我，没见过，不打手机，坚定地认为我应该长什么样，果然擦肩而过。送我一本书，我一看是《梁》！因为他在里面写了他的感受和对我的鼓励。八十多岁老人，临走一定要把我包里塞满小桔子、小糕点、小糖果。” 这些情绪，大概是一个编辑无法从他处获得的。而对于当事者呢？当年张水澄去梁思成家中为《中国建设》拍摄古典家具，临时用剩余的胶卷为梁思成拍下了《梁》封面那张相片，因为当时无法在国内冲洗这种美国进口的胶片，所以直到梁思成去世并未看到这张相片，而《梁》的出版，也算是帮张水澄弥补了遗憾。
林洙曾说，当初为了保护梁思成在“文革”中不被批斗挨整，并没有真正了解他；真正了解他，是在梁思成去世之后，是她在一篇篇整理梁思成的书稿之时。这一点，我想王飞宁也是相近的。“我开始只是作为编辑，觉得这本书有价值我要出版，但是我真正是在一篇篇看，反反复复揣摩的时候，才深切感受到梁思成对建筑对国家的爱，是非常真挚和浓烈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想象的。包括林徽因，他们都是最简单最好的知识分子。”林洙也说，“梁思成从来是一位把毕生知识和才华都奉献于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老师。”这与王飞宁以这样方式将梁思成的书呈现，让更多的年轻一代懂得古建的美、懂得梁思成，实在也是无有差别的。为什么林洙这些年这般支持王飞宁，想来也是因为此。
也终让人懂得：原来，当年梁思成对古建的所摄所绘的每一张相片，每一步回首，不是告别，而是告白。
王飞宁办公桌前贴着一张梁思成年轻时的照片，是当初做书时的一张打样纸，她把这作为一种提醒：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忘记当初的那份热情。她说自己仍有当初每一次做书时入迷的感觉，“虽然我还是不懂建筑，但真的不妨碍我领会那种美，我也想把这种美通过编辑的种种技巧和努力让别人也感受到，而且我看到这种效果了，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这条路上最大的动力。”那些美，抬头可见，如那一尊华严寺微笑的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