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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
数字时代要重新思考出版是什么
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陈彦在《中国新闻出版报》撰文：纸质图书的出版依然是现阶段主要的出版形态，但我们也许真的不能用过去的方式来做图书了，我们需要更加灵活、更加低成本的方式展开。
从二八原则看，20%的图书带来了80%的利润，而80%的书只带来了20%利润，因此也许有80%的书都多印了！这些多印了的图书如果得到有效的控制，将为出版企业带来一个新的利润空间，也使得“试错”成本革命性地降低，从盲目“试错”走向理性“试销”。我们应该多问问自己，如果不考虑起印量的问题，其合理的印数应该是多少？
由于技术突破带来的行业革命，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原点思考：出版是什么？出版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内容的发行与传播。传统的做法是先“印刷”后“发行”，但数字印刷可以实现先“发行”后“印刷”，也就是数据文件先分发到各个按需印刷的分印点，然后根据需要和订单，就近进行相应的印刷，这是对传统的图书印刷模式的颠覆，解决了目前图书市场存在的库存积压、回款困难、物流成本高、秩序混乱等问题。
潘建平：
电子阅读催生书刊印刷业嬗变
雅昌公司集团董事总经理潘建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表示：电子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毋庸置疑，印刷业如果不居安思危加紧行动，待“坚冰至”就晚了。他呼吁，无论政策的制定者还是研究机构、行业协会，都应该通过研究、组织、宣传等工作，积极促成印刷产业结构的成功调整。
潘建平认为，单就电子阅读来说，黑白电子书很快会被取代，彩色电子书会更有生命力，其对书刊印刷的影响肯定会很大。但同时大家要看到，在电子阅读这个行当，信息处理、资源管理的市场会更大，也将更加细分。
长期以来，印刷企业甘心做加工行业，习惯于B2B（企业对企业）的商业模式，不对产品的设计及最终消化负责任。但是，不承担市场风险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地位，因为没有免费的午餐。出版社正是通过B2C（企业对用户）商务模式，在多年的自我形象设计中完成了品牌建设。印刷企业也应该确立方向，形成自己的品牌，了解终端客户需求，承担起市场责任，通过细分内容领域，如在影视、医疗、地质矿产、制造业、教育、收藏等门类领域，或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各自的区域中，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利用。
刘清华：
文艺出版该如何“数字化生存”
中南传媒副总经理、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在《中国图书商报》撰文：数字化肯定会给出版业带来巨大的变革。所以，这十多年里，尤其是近几年，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积极投入到了这股浪潮中。国外众多跨国出版集团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但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经过了热闹的技术追逐之后，传统出版社数字出版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依然处在较低的水平。有专家分析，这是数字出版不统一，数字出版人才匮乏，版权保护乏力等问题造成的。我承认，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地阻碍了文艺出版数字化的进程，但我更愿意相信，技术带来的是出版渠道的拓展而不是对出版产业的消灭。文艺出版人还需要在“势头热”和“实际冷”的“冰火两重天”中破解迷局。
文艺出版“需要寻找”、“需要破解”面对“商业娱乐化”对利益的追求和“数字化”对技术的依附。从出版源头找到解决之法的可能性，迎来“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发展机遇。把网络作家类型文学成熟的商业推广模式引用到对精英作家严肃文学的推广中来，把精英作家作为一个品牌进行整体包装，但又不干涉作家创作的独立性，尊重其对文学品质的坚守。我相信这种模式是读者所向，作家所向，出版所向。对于文艺类产品而言，可尝试的路径包括纸质图书的数字阅读呈现和数字图书产品的在线开发。数字阅读呈现使图书营销找到新的突破点，通过开展收费阅读和提高营销力度增加收益。数字图书的在线开发，通过内容+平台的有机结合，寻求共赢。
李小山：
从展览走出去来探索“走出去”的新路子
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李小山在接受《出版人》采访时表示：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应当弄清楚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并找到一个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恰当的角度。正所谓“走出去容易，走进去难”。在全球化时代，怎样用国际化语言来诠释“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成为中国出版人面前的一个新挑战。作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四条主要路径，成品书出口、版权输出、国际合作出版和建立海外出版机构都有着各自的短板：成品书直接出口风险较大；单纯的版权输出主要功能是开拓市场，生命周期较短；国际合作出版运行周期较长，规模也较大；建立海外出版机构面临政策、资金等一系列限制。作为一家中小专业出版社，还有没有新的路径可走呢？经过反复考虑，我们决定利用湖南美术出版社在出版与收藏上的长项，尝试“展览走出去”的“走出去”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近些年独立策划并举办了40余个大、中型艺术展览。
展览的成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走出去”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单靠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对外文化交流政府、企业、民间并举的新格局。
数字时代要重新思考出版是什么
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陈彦在《中国新闻出版报》撰文：纸质图书的出版依然是现阶段主要的出版形态，但我们也许真的不能用过去的方式来做图书了，我们需要更加灵活、更加低成本的方式展开。
从二八原则看，20%的图书带来了80%的利润，而80%的书只带来了20%利润，因此也许有80%的书都多印了！这些多印了的图书如果得到有效的控制，将为出版企业带来一个新的利润空间，也使得“试错”成本革命性地降低，从盲目“试错”走向理性“试销”。我们应该多问问自己，如果不考虑起印量的问题，其合理的印数应该是多少？
由于技术突破带来的行业革命，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原点思考：出版是什么？出版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内容的发行与传播。传统的做法是先“印刷”后“发行”，但数字印刷可以实现先“发行”后“印刷”，也就是数据文件先分发到各个按需印刷的分印点，然后根据需要和订单，就近进行相应的印刷，这是对传统的图书印刷模式的颠覆，解决了目前图书市场存在的库存积压、回款困难、物流成本高、秩序混乱等问题。
潘建平：
电子阅读催生书刊印刷业嬗变
雅昌公司集团董事总经理潘建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表示：电子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毋庸置疑，印刷业如果不居安思危加紧行动，待“坚冰至”就晚了。他呼吁，无论政策的制定者还是研究机构、行业协会，都应该通过研究、组织、宣传等工作，积极促成印刷产业结构的成功调整。
潘建平认为，单就电子阅读来说，黑白电子书很快会被取代，彩色电子书会更有生命力，其对书刊印刷的影响肯定会很大。但同时大家要看到，在电子阅读这个行当，信息处理、资源管理的市场会更大，也将更加细分。
长期以来，印刷企业甘心做加工行业，习惯于B2B（企业对企业）的商业模式，不对产品的设计及最终消化负责任。但是，不承担市场风险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地位，因为没有免费的午餐。出版社正是通过B2C（企业对用户）商务模式，在多年的自我形象设计中完成了品牌建设。印刷企业也应该确立方向，形成自己的品牌，了解终端客户需求，承担起市场责任，通过细分内容领域，如在影视、医疗、地质矿产、制造业、教育、收藏等门类领域，或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各自的区域中，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利用。
刘清华：
文艺出版该如何“数字化生存”
中南传媒副总经理、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在《中国图书商报》撰文：数字化肯定会给出版业带来巨大的变革。所以，这十多年里，尤其是近几年，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积极投入到了这股浪潮中。国外众多跨国出版集团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但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经过了热闹的技术追逐之后，传统出版社数字出版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依然处在较低的水平。有专家分析，这是数字出版不统一，数字出版人才匮乏，版权保护乏力等问题造成的。我承认，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地阻碍了文艺出版数字化的进程，但我更愿意相信，技术带来的是出版渠道的拓展而不是对出版产业的消灭。文艺出版人还需要在“势头热”和“实际冷”的“冰火两重天”中破解迷局。
文艺出版“需要寻找”、“需要破解”面对“商业娱乐化”对利益的追求和“数字化”对技术的依附。从出版源头找到解决之法的可能性，迎来“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发展机遇。把网络作家类型文学成熟的商业推广模式引用到对精英作家严肃文学的推广中来，把精英作家作为一个品牌进行整体包装，但又不干涉作家创作的独立性，尊重其对文学品质的坚守。我相信这种模式是读者所向，作家所向，出版所向。对于文艺类产品而言，可尝试的路径包括纸质图书的数字阅读呈现和数字图书产品的在线开发。数字阅读呈现使图书营销找到新的突破点，通过开展收费阅读和提高营销力度增加收益。数字图书的在线开发，通过内容+平台的有机结合，寻求共赢。
李小山：
从展览走出去来探索“走出去”的新路子
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李小山在接受《出版人》采访时表示：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应当弄清楚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并找到一个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恰当的角度。正所谓“走出去容易，走进去难”。在全球化时代，怎样用国际化语言来诠释“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成为中国出版人面前的一个新挑战。作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四条主要路径，成品书出口、版权输出、国际合作出版和建立海外出版机构都有着各自的短板：成品书直接出口风险较大；单纯的版权输出主要功能是开拓市场，生命周期较短；国际合作出版运行周期较长，规模也较大；建立海外出版机构面临政策、资金等一系列限制。作为一家中小专业出版社，还有没有新的路径可走呢？经过反复考虑，我们决定利用湖南美术出版社在出版与收藏上的长项，尝试“展览走出去”的“走出去”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近些年独立策划并举办了40余个大、中型艺术展览。
展览的成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走出去”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单靠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对外文化交流政府、企业、民间并举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