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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策系于何年，《史记》不叙其事。（《汉书·武帝纪》系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而本传却不著年代。《纪》又称与公孙弘同出，但《公孙弘传》叙其两次对策为建元元年和元光五年，并无元光元年的一次。可见连班氏父子对董仲舒、公孙弘对策年代已弄不清楚。司马光《资治通鉴》改系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武帝即位初改元之年。自此迄今，绝大多数史书（包括清人苏舆《董子年表》）都沿袭其说，习非成是者久。其实，如细加考察有关史实和对策内容，就可发觉《汉书》固误，而《通鉴》之改亦非。此事牵涉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养士选官等重要史事，故有重行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