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下滑，问题的焦点经常落在“市场”身上：多少“罪恶”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又有多少“美德”是市场经济培育出来？回想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不得不让人唏嘘，为了确立或否定“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而进行的辩护，曾经是如此的激烈。
　　然而，放在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国内部对“市场经济”的争论，其实是无独有偶。杰瑞·穆勒的《市场与大师》就展示了资本主义产生以来，那些“白人思想家们”如何言说市场经济的“罪恶”与“美德”的思想历程。
　　人类的行为总是需要给出道德理由，因此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或社会体制就需要价值上的判断。虽然人类社会很早以来就存在商品交换，但是一种崭新的普遍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是在18世纪的欧洲才开始站稳脚跟。它和过去的差别在于，资本主义是“基于财产私有制度和法律上自由个体之间的交换，主要委托市场机制调配的商品生产和分配体系”。
　　在资本主义产生前及产生之初，欧洲的精神世界里都是反市场、反商业的。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追逐财富在道德上是危险的，它会破坏人们对集体公共道德的追求。这种思想与后来的基督教道德是一脉相承的：商业对于追求美德而言是有毒害的，贸易滋长了欺骗和贪婪，消灭了美德和质朴，使人道德堕落。即便是宗教改革后，新教徒们对贸易的怀疑弱了些，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认为新教产生了资本主义，但是新教徒们仍旧认为对于财富的追求会威胁到灵魂的救赎。
　　对于为了获得利润而进行的“高利贷”行为（大致就是现在金融的本质），则更是受到严厉的批判。当时的欧洲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对高利贷者的嘲讽，如但丁的《神曲》中说，地狱中有一层就是为高利贷者而准备。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形象，更是着意塑造出“道德低下”的高利贷者。这种嘲讽和批评都源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思想中的一般性假设：人类的财富是一成不变的，“金钱不能产生金钱”，因此一人之所得就是另一人之所失。只有通过血汗的劳动才算是工作和生产，而贸易和放贷的利润都是寄生性质的，不具有生产性。
　　在早期确立资本主义正当性的思想家中，亚当·斯密人们很熟悉，实际上伏尔泰大概才是欧洲知识分子中最早对资本主义予以肯定的。伏尔泰的时代，欧洲的宗教狂热仍在继续，因此他所面对的问题是要实现宗教和解——这一点可以经由市场来实现，因为市场是“一个和平与自由的集会场所”，是一个出于自愿的社团形态，商业活动为人们的和平共存提供了基础。伏尔泰也挑战了基督教和社会道德家们的核心观点：社会秩序要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利己主义的偏好才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要建成一个不追逐自我利益却能持久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启发并且得到了后来的亚当·斯密、哈耶克的深入阐述。
　　物极必反。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越来越多。保守主义者们担心，与市场相适应的价值观和趋向外溢到人类的其他组织形式中，会破坏国家、社区、家庭等组织。人们将自身与政府的关系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市场关系（契约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市场价值观的过度蔓延。同样，人们将市场的经济理性带到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之中。不论是伯克、黑格尔、阿诺德，还是默瑟尔、哈贝马斯，事实上都在担忧市场经济的思想渗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进而瓦解人类社会的“温情”。
　　欧洲曾经的这些思想争论仍以其他形式在当下中国继续。借用托克维尔之言，“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另外一个插曲，也许值得一提。中世纪被基督教会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犹太人，不得不转向从事高利贷的金钱交易。加上他们不信仰基督教，由此背负上了难以摆脱的“污名”，被形容为贪婪、肮脏。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正名”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实际上加在了犹太人身上。而随着对市场的接受，反犹主义和其他排他性意识形态也几乎同时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