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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五轮“六方会谈”再度举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伊朗的制裁决议，但朝、伊核问题分歧依旧，人们寄予厚望的大国协调机制步履蹒跚。笔者试从朝鲜、伊朗核问题所具有的指标性意义出发，分析未来大国协调机制的发展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并进一步阐释中国的基本策略。
一、朝、伊核问题具有指标性意义
伊拉克战争以后，国际体系从局部战争状态进入局部冲突状态。朝、伊核问题与其他热点问题既有冲突表象的相
似性，又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例如，中东持续不断的冲突虽令人担忧，但从历史经验看，中东问题历时虽久但烈度可控，兼有美国对以色列的强硬扶持，局势不致起伏太大。
相对而言，朝、伊的核问题对国际体系可谓影响深远，抛开朝、伊各自在核问题上因历史背景、地缘位置、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等差异产生的不同策略，单从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朝、伊问题具备了危机、冲突乃至战争产生的基本要素：这是两个意识形态严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立的中等国家，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决心，在战略选择上与超级大国产生尖锐矛盾。这对矛盾既包括了建构主义理论所重点分析的观念和文化上的对立，也蕴含了现实主义理论对利益的需求，其特点可谓“战争一时难以爆发，危机冲突连绵不断”。所以说，朝、伊核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是对国际体系内部能否寻求一种良性大国协调机制的检验，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观察，美国是否会接受伊拉克战争的教训，改“单边主义”之弦，更“霸权主义”之张，也能进一步观察中、俄、欧等主要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因此说，朝、伊核问题对国际关系的走势具有指标性意义。
二、历史与现实：嬗变中的大国协调机制
大国之间形成的某种合力在国际体系中纵横捭阖，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入剖析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发展史，不难发现，虽然弊端连连，但大国协调机制是解决国际矛盾的相对有效的路径。发端于俾斯麦体系，经历了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和后冷战时代，大国协调仍是不能缺少的主题之一。
事实上，大国协调机制具有两面性，良性与恶性并存，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作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力量，没有大国的参与，绝大部分国际争端根本无法解决，大国均势客观上有助于和平状态的维持，符合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目前进行的朝、伊核问题解决方案，就大国协调机制而言，希望仍然存在。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助理国务卿希尔抵达华盛顿机场时对记者说：“不应该放弃六方会谈机制”，韩国代表团团长千英宇也认为，虽然会谈迄今没能取得突破，但各方能够明确分歧本身就是一种积极进展。
另一方面，大国频频插手中小国家事务，既妨碍了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又滋长了大国之间相互攀比竞争，过分追求绝对安全的风气。大国协调机制难以摆脱大国利益协调，正所谓“小国背后有大国，矛盾深处是利益”。例如，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各国有各自的优先考虑。日本外务省一名高级新闻官在一次小型媒体发布会上表示，日本除了关注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导弹问题，日本人质绑架问题也在议题之列，日本要求通过六方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无疑，这种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会谈的“弃核”主题。在伊朗核问题中，美国与欧盟、美国与俄罗斯、欧盟与俄罗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美国发言人麦科马克说：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对伊朗实施制裁。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欧盟一直希望与伊朗恢复关于伊核问题的谈判。俄罗斯的重点在于维护其经济利益，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建设和一系列军事技术合作合同等。
因此，在良性与恶性之间，大国协调机制面临着嬗变和选择。这种选择既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力量，也取决于国际体系中其他力量的崛起，特别是维护公正秩序力量的崛起。中国在2006年的外交努力给了我们充分的信心，使我们有理由对大国协调机制的良性发展抱有期待。
三、大国协调机制与中国选择
基于传统的东方智慧和新世纪国际秩序的合理构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与“和谐地区”的构想，不仅一语道破当前局势动荡、大国协调机制运行不畅的症结所在，更为重建国家间关系和世界新秩序提供了全新思考空间。毛泽东说：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处理大国关系也是如此。如果说20年前的中国属苦练内功提升国力阶段的话，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对外策略的调整也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我们必须寻求“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最佳统一。中国在朝鲜、伊朗等问题上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说明。六方会谈日本代表团长佐佐江贤一郎在被问及如何评价中国在会谈中的作用时指出：中国在平衡各国关系，密切各国联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走向世界，不仅要逐步具备大国心态，更应该缜密、务实、艺术地处理国际事务。朝、伊等热点问题的应对，既关系到国际体系的发展进程，也涉及到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更是锻炼我国外交能力和对外战略执行能力的舞台，我们要以此来提高协调大国关系的能力，在复杂矛盾冲突中历练外交博弈的能力，这一点，对崛起中的中国尤为重要。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解放军61599部队）
责任编辑姚黎君
一、朝、伊核问题具有指标性意义
伊拉克战争以后，国际体系从局部战争状态进入局部冲突状态。朝、伊核问题与其他热点问题既有冲突表象的相
似性，又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例如，中东持续不断的冲突虽令人担忧，但从历史经验看，中东问题历时虽久但烈度可控，兼有美国对以色列的强硬扶持，局势不致起伏太大。
相对而言，朝、伊的核问题对国际体系可谓影响深远，抛开朝、伊各自在核问题上因历史背景、地缘位置、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等差异产生的不同策略，单从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朝、伊问题具备了危机、冲突乃至战争产生的基本要素：这是两个意识形态严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立的中等国家，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决心，在战略选择上与超级大国产生尖锐矛盾。这对矛盾既包括了建构主义理论所重点分析的观念和文化上的对立，也蕴含了现实主义理论对利益的需求，其特点可谓“战争一时难以爆发，危机冲突连绵不断”。所以说，朝、伊核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是对国际体系内部能否寻求一种良性大国协调机制的检验，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观察，美国是否会接受伊拉克战争的教训，改“单边主义”之弦，更“霸权主义”之张，也能进一步观察中、俄、欧等主要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因此说，朝、伊核问题对国际关系的走势具有指标性意义。
二、历史与现实：嬗变中的大国协调机制
大国之间形成的某种合力在国际体系中纵横捭阖，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入剖析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发展史，不难发现，虽然弊端连连，但大国协调机制是解决国际矛盾的相对有效的路径。发端于俾斯麦体系，经历了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和后冷战时代，大国协调仍是不能缺少的主题之一。
事实上，大国协调机制具有两面性，良性与恶性并存，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作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力量，没有大国的参与，绝大部分国际争端根本无法解决，大国均势客观上有助于和平状态的维持，符合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目前进行的朝、伊核问题解决方案，就大国协调机制而言，希望仍然存在。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助理国务卿希尔抵达华盛顿机场时对记者说：“不应该放弃六方会谈机制”，韩国代表团团长千英宇也认为，虽然会谈迄今没能取得突破，但各方能够明确分歧本身就是一种积极进展。
另一方面，大国频频插手中小国家事务，既妨碍了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又滋长了大国之间相互攀比竞争，过分追求绝对安全的风气。大国协调机制难以摆脱大国利益协调，正所谓“小国背后有大国，矛盾深处是利益”。例如，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各国有各自的优先考虑。日本外务省一名高级新闻官在一次小型媒体发布会上表示，日本除了关注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导弹问题，日本人质绑架问题也在议题之列，日本要求通过六方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无疑，这种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会谈的“弃核”主题。在伊朗核问题中，美国与欧盟、美国与俄罗斯、欧盟与俄罗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美国发言人麦科马克说：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对伊朗实施制裁。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欧盟一直希望与伊朗恢复关于伊核问题的谈判。俄罗斯的重点在于维护其经济利益，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建设和一系列军事技术合作合同等。
因此，在良性与恶性之间，大国协调机制面临着嬗变和选择。这种选择既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力量，也取决于国际体系中其他力量的崛起，特别是维护公正秩序力量的崛起。中国在2006年的外交努力给了我们充分的信心，使我们有理由对大国协调机制的良性发展抱有期待。
三、大国协调机制与中国选择
基于传统的东方智慧和新世纪国际秩序的合理构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与“和谐地区”的构想，不仅一语道破当前局势动荡、大国协调机制运行不畅的症结所在，更为重建国家间关系和世界新秩序提供了全新思考空间。毛泽东说：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处理大国关系也是如此。如果说20年前的中国属苦练内功提升国力阶段的话，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对外策略的调整也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我们必须寻求“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最佳统一。中国在朝鲜、伊朗等问题上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说明。六方会谈日本代表团长佐佐江贤一郎在被问及如何评价中国在会谈中的作用时指出：中国在平衡各国关系，密切各国联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走向世界，不仅要逐步具备大国心态，更应该缜密、务实、艺术地处理国际事务。朝、伊等热点问题的应对，既关系到国际体系的发展进程，也涉及到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更是锻炼我国外交能力和对外战略执行能力的舞台，我们要以此来提高协调大国关系的能力，在复杂矛盾冲突中历练外交博弈的能力，这一点，对崛起中的中国尤为重要。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解放军61599部队）
责任编辑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