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生我的时候有矛盾，他们觉得我是个多余的孩子。我上头有姐姐和哥哥，他们已经够受累的了。我出生时正值解放战争（1947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拉锯战，1949年初，我父母跟着各自的单位先走了，是部队的保育院把我从河北深县小李庄带进北京。进城以后，我从小就住校，住幼儿园，住学校。我对幼儿园的生活感觉特别好，比在家里好多了。1954年父母离婚以后，我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父亲又娶了高瑛。他俩老打架，他俩好的时候特别好，打的时候又特别狠。这种状态下，日子过得很恐怖。9岁的时候，我干脆离家出走，到天津找我妈去了。
　　因为有档案跟着，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我是艾青的儿子。“文革”时期，我爸爸是全国的顶级右派，也就是反革命分子。从小耳边就听见别人老在议论，知道“艾青”是不太好的一个词儿。
　　我1963年考入中央美院附中，附中的教师都是文艺界人士，对我父亲也比较了解。领导开会谈到历次革命啊，俞平伯啊，说到胡风的时候，大概是1955年的事儿，我就赶快起来上厕所，因为知道下边就该说到1957年了，1957年就要涉及丁玲、艾青这些人。我爸爸和丁玲是文艺界最著名的、路人皆知的右派。等到上完厕所，估计1957年说完了，我再回来。
　　1962年，我母亲改嫁给一个革命干部。我母亲自己也是革命干部。他们俩加起来的正分，抵消了我爸爸的负分。所以我很感激我的继父，如果没有他，我人生的很多路就不会是这么走过来的。我跟我继父的关系比跟我父亲的关系要好多了。我和继父共同生活了50多年，我和我父亲只生活了七八年，后来就没有再多来往。
　　当然，无论是反右派，还是到现在，我父亲红了，黑了，我都是他儿子。他是1979年平的反，1996年去世，还落着十几年的好日子，变成了“红色诗人”。实际上他不是右派，而是左派。他后来反对写朦胧诗那些人，顾城、北岛、舒婷……说人家不把事儿说清楚，让人看不懂。其实朦胧诗没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诗歌并非要去讲清楚一个故事，有时候它是表现一种情绪，一个心里很微妙的感觉。我自己也写点朦胧诗，都是自我内心的反射。
　　我不敢给他看（我写的诗），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后妈（高瑛）老在旁边看着我。我和父亲见面的时候，旁边总有人盯着。我跟我父亲，从小到大没有深谈过一次。我后妈很厉害，老在旁边看着，“差不多吧，该走了”，老这么说。弄得我很紧张。
　　我父亲好多事儿没跟我谈过。但我想，他其实有很多话要跟我谈。因为他看了我的画，应该知道，儿子画成这样，比他当年在法国画得好多了。我在美国做展览，展览后出的画册他也看了，还留着，看着画册他还哭。他还找来认识我的人递话儿，让我去看他。
　　他对我后来有些认识。他说我小时候对我不好，很愧疚。但我始终没有机会与他交流。他也是一样。否则他为什么哭呢。他一看这个孩子出息了，怎么画出这样的画来，这些画里边蕴含着什么东西，他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