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政治哲学可谓显学，思想论争此起彼落，学术著作纷呈，这多少说明，我们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大转型时代。这带出一个后设问题：什么是政治哲学应有的旨趣？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似乎却甚少人讨论。
　　我认为，政治哲学最少有三个重要任务：自我理解，公共证成和呈现另类可能性。这是三种不同但却彼此密切相关的道德知识的建构，最终目的是在寻找合理的政治道德，建立美好而公正的社会，使得人们能够好好活在一起。

自我理解

　　先谈自我理解。人一出生，便活在政治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由不同的规则制度交织而成；界定这些规则制度的，是一套规范性语言；这套语言是由一系列观念构成；这些观念通常指涉政治社群中的基本价值。一个稳定的政治社群，必然是个道德社群，它不仅提供规范，也提供意义，更为权力的正当性提供理由。
　　因此，要理解我们的政治世界，我们必须理解建构和支撑这个世界的基本观念和价值是什么。我称这个运用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去反思的过程为一种广义的自我理解。有人或会说，既然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这些观念，理解它们还不容易？实情并非如此。
　　首先，我们使用的观念，许多都是本质上具争议的，容许不同甚至对立的诠释。例如自由，不仅有所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共和主义式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式的自由，据伯林所说，“自由”在思想史上甚至有逾200种意义。又例如我们都认为正义十分重要，但正义实质意味着什么，却从柏拉图开始便已争论不休。至于平等和民主的意涵，更加不知有多少不同的理解。如果我们不对这些基本观念有严谨细致的定义分析梳理，我们便很易陷入思想的泥浆而难以自拔。
　　其次，观念不是自有永有地静止存在，而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生成、发展和演变，并受到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实践，例如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和主权在民，在200年前的中国却难以想象。要真正了解一个观念，我们往往要了解一个传统。观念史和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因此对政治哲学尤为重要。
　　再次，理解的过程，往往也是意义诠释和价值评价的过程，因而无可避免地牵涉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例如面对同样的资本主义市场，有人看到效率和公平，却也有人看到剥削和压迫，因为大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而理论框架的建构本身却是极为艰难的工作。
　　最后，我们都可以见到，“人作为道德存有活在一个道德实践体系之中”这个现象，但如何好好解释和理解这个现象，却极不容易。即使我们将古今中外的道德理论放在一起，我们往往发觉所知仍然有限。让我举个例。我们大抵会同意，尊严是很重要的价值。一个活得没有尊严的人生，很难说得上好。但尊严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尊严如此重要？怎样的政治制度和公共生活，才能使人活得有尊严？就这么几个简单的问题，许多政治理论恐怕都难以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读者或会问，无论是对于个人或社会，为什么不可以不求甚解地按着传统和习俗生活下去？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充分的自我理解，我们便无法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应往哪里去─尤其是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这个大变局一直延续到今天：旧的观念制度不再能有效应对时代的挑战，新的观念制度却又未曾建立，在这个时候，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深刻的自我理解，便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前提。
　　自我理解也是个自我启蒙的过程，因为通过理性反思，我们可以逐步了解支配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是什么观念，观念形成的社会脉络及本身的意义何在，也可以多少知道制度背后的精神所在。某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但这个时代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被“生产”，却需要经过很多知性努力才有可能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可使我们从蒙昧中走出来，另一方面也可让我们和活在其中的世界形成某种形式的互相理解，同时令我们对一己生命有一份自我主宰的实存感。这些对于个体来说，都是重要的。

公共证成

　　政治哲学第二个重要的角色，是公共证成。简单来说，就是在公共领域提出合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成立的。严格来说，公共证成并不是政治哲学独有的功能。只要我们对某些政治问题形成看法，并在面对质疑时努力提出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个过程本身即是一种公共证成的实践。政治哲学独特之处，是它要求我们就政治道德相关的种种议题，以一种严谨、明晰、系统的方式展开论证。
　　公共证成有一些特点，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第一，证成的目的，是寻求道德上合理的、正当的、真确的答案，而不是为了名誉、权力和利益。第二，证成不是简单的立场宣示，而是道德论证。重点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所信的有没有足够理据去支持。第三，证成的基础不是语言修辞，不是权力游戏，而是理由本身的说服力。因此，公共证成的过程，必须将欺诈、虚假、宰制、压迫等行为减到最少。第四，哪些理由较有说服力，必须在公共证成的过程中逐步呈现和达致，而且原则上没有理由是终极的或不可质疑的。也就是说，公共证成是个开放的，容许各方随时进入并持续参与的过程。
　　第五，由于证成的议题关乎政治道德，所以提出的理由必须是规范性的道德理由，而不可以是其他不相干的理由。例如当我们在论证什么是公平的社会分配时，论者不能只诉诸经济效率，因为效率并不涵蕴公平。又例如在讨论民主的优劣时，论者不能诉诸历史起源说，因为一种制度是否合理和它起源于何处，是两个范畴的问题。最后，公共证成同时也可以是一种社会批判，即对既存的不合理的制度、公共政策及行为习俗作出价值上的批评。严格来说，这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因为任何社会批判都预设了一个更值得我们追求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必须得到合理证成。
　　公共证成是政治哲学追求的理想。它不仅希望这个理想存在于学术社群，也希望实现于公民社会。政治哲学理应是一种公共哲学，即平等的公民在公共领域就公共议题进行严谨的道德讨论。但要实现这个理想，既需要制度条件，也需要公民素养。例如我们必须在制度上，确保每个公民能够以自由平等的身份且免于恐惧地自由讨论，而在参与过程中，公民要学会聆听他人和宽容异见，还要学会使用公共理由来进行有效的沟通对话。 　　为什么公共证成如此重要？因为这是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面对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林林总总的利益要求，以及彼此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政治哲学有责任通过严谨的道德论证，找出最合理最公正的政治原则，并以此规范公平的社会合作。通过公共证成，公民有机会就各种重要的政治议题达致反思性认可，从而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具有正当性。公共证成其实体现了一种公共生活的理想：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就大家关心的议题，通过公开说理的方式，来互相理解、解决分歧以及实现正义。

另类可能性

　　在自我理解和公共证成的基础上，政治哲学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致力呈现人类集体生活的另类可能性。这说来有点抽象。让我举几个例子。在林肯时代的美国，对当时许多白人来说，解放黑奴及给予黑人白人同样的投票权，是难以想象的。林肯让他同时代的人，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又例如在“文革”时期，全中国都在大肆宣传“血统论”，即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的《出身论》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论调的荒谬，并令无数人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之所以伟大，也在于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性，例如洛克让我们看到君权不需神授，密尔让我们看到个性对美好人生的重要，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让我们看到公平的社会合作应该在什么前提下进行。
　　这些可能性一旦被呈现，往往会改变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看世界的方式，所以它能产生一种解放的效果，即将人们从既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习见中释放出来，不再受这些习见束缚。因此，另类可能性往往是见时人所未见，思时人所未思，并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去想像政治道德。
　　这意味着，政治哲学不应只忙于在不同的既有观点中寻找共识或建立底线，也不应只忙着回应现实政治的种种问题，因为这会局限它的视野。当然，这些另类可能性可能是错的，可能过于乌托邦，也可能过于离经叛道而被人嗤之以鼻。当然有这样的可能。但政治哲学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又或我们的社会不鼓励这样的尝试，借用密尔在《论自由》中的说法，我们的社会就很难有创造性，就会变得平庸，也就很难有道德进步。
　　不过，真正有见地的另类可能性的呈现，不是天马行空，不是任意而为，而恰恰是基于深遽的自我理解，基于严谨的道德证成，基于对人性和人类生存处境的认识和体会，更基于智慧良知和悲悯。这是政治哲学的重要之处，也是迷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