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自幼向往美丽而神秘的东方。他于1947年接到一项任务，前往内战肆虐的中国记录那里的剧变。伯恩斯没有犹豫，带着三台德国相机，于当年12月抵达上海。
　　他将此行所见所闻录入其著作《内战结束的前夜》（Assignment Shanghai）。翻开这本书，触目可及描述悲惨街景的照片：人们在隆冬的早晨收尸，那些未能挺过前夜酷寒的乞丐横尸街头。
　　因为战乱、饥荒，近代中国的乞丐人数曾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城市面临的一大难题，尤其是第一大城市上海。当时该地有两家救济所，仅可容纳700人，聚集的乞丐却多达2.5万人。
　　市政当局对此无能为力，上海租界当局亦视其为心腹之患。一名外籍警察曾于1936年回忆：“（公共租界）对付乞丐的办法不过是强迫性地把他们赶到华界而已。”这种办法显然难以奏效。警察上街抓乞丐，闹得鸡飞狗跳，把他们赶上警车，如同倒垃圾般倾倒至华界路段。未等警车走远，乞丐们便开始向租界移动。不出两小时，讨饭的老面孔又在租界热闹的街道闪现。警察与乞丐的这种游戏屡屡上演，变成上海马路上一道景致。
　　民国时期，当局基本上没有找到治理乞讨的好办法，无论立法或救助，所起效用甚至还不如“无为而治”。历经尝试无果后，政府只得延续清末以来应对乞讨之既有方针，那就是以丐治丐。
　　因常年得不到救济，乞丐们为求自保，早走上职业化道路，积累起一整套乞讨技巧，还形成某种形式的职业行会，也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丐帮”。丐帮的灵魂是帮主，各地称呼不同，有丐头、甲头、团头、老大、头牌等。其在丐帮内部拥有绝对权力，牢牢控制着手下。这自然迎合了当局控制乞丐与流民的意图。另一方面，他也用手中的权力压榨普通乞丐，获利不菲。
　　上海茶叶买卖发达，其中最苦的行当是炒茶，这份工作一般由丐头承包，强迫手下乞丐出力。每逢春末夏初，栈家从安徽运来新茶，就会通过丐头召集一众乞丐炒茶。茶栈开的工钱是按锅算，每个工人每天可炒六锅，工钱大多数进了丐头的荷包。乞丐们所得待遇只是两顿饭，偶有干活特别卖力气的，能多得一套衣裳。
　　1933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两个女学生曾做过乞丐调查，她们采访到民国初期上海丐帮一位头目，打探出一些情况。当时控制上海乞丐的是八个把兄弟，都是资格最老的“天”字辈人物。他们将上海划片管理，分东南西北四个丐区，每区由两个兄弟管辖。这些丐头由地方上的董事、地保从地痞流氓中推选稍有办事能力者充任。丐头下各有6个大头目；每个大头目掌管30个小头目，都是丐头信任的人。大头目负责巡街，防止乞丐骚扰已交保护费的店家。小头目通常为每年缴了大数目的店铺值夜。
　　丐帮能够存在，全凭社会和帮会之间的默契，而政府的作用是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这个游戏中最关键的规则，也是丐头得以统治丐帮的基础，是向商铺收取保护费，即所谓的“丐捐”。这是社会大众为解决或者说临时解决乞丐问题所被迫作出的一种捐献，形同变相的税收。店主、手艺人、小业主、商人和各类城市居民，以丐捐的形式，为政府承担了养活乞丐的任务。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但收丐捐的情况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他们一年分春秋两季向商家店铺征收丐捐，还会提供收据，有一张长方形的红色蜡光纸，上书“一切江湖兄弟，不得乞讨”。店家只需将它贴在门上便能保一年之内免受乞丐骚扰，若有外地乞丐上门强索或本地乞丐不守规矩，丐主有义务将其驱赶或施以残酷刑罚。
　　丐捐的多少根据商店大小而定，民国初年的“税率”从几个银元到20个银元不等。有的店主会付80个银元给丐帮，既是保护费，也雇一个乞丐晚上看门，而上海当时一个纱厂女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入不过10个银元。
　　大量的史实及资料证明，丐头们收取丐捐得到了地方当局许可或默认。官方相当于把游民和乞丐等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交给丐头处理，免去自己许多麻烦。政府通过并无任何法律依据、充其量只是约定俗成的丐捐，悄然将救济贫民的巨大财政负担长期转嫁给了社会。
　　作者为美国乔治亚大学人文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