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金庸的家风，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一个千百年传承家族的特别之处。
　　金庸喜论政治。他的政治评论大胆、政治观察细微、政治预言精准。但跟中国发生了切身关系，家族中谨慎的一面就会发挥作用。
　　1951年，金庸的父亲被当地政府镇压。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写了很多身负杀父之仇的少年成长的故事，从隐忍到为家门争光，都有家族往事的影子。1981年，内地希望他做两岸的“传话人”。他因此能够到内地访问，拜见邓小平。
　　会见中，邓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被杀之事，说要“团结起来向前看”。
　　金庸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不久之后，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興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成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对权力，他有着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洞识。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他捧过国民党，一直跟国民党斗争的李敖看不起他。对政治，他也有明白的见解，但在他眼里的中美关系，除了冲突外，几乎没有别的，连朋友董桥和张五常都看不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庸把查家的家族文化庸俗化了。以李敖之江湖，他对金庸的评论一针见血，指其“金庸式伪善”。李敖说，金庸的信念“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
　　家族文化到金庸这里，有了一定的变化。金庸的成就和不足，都已经不属于家族，而属于我们华人社会。考察查家，隐忍的特点，在金庸身上或者还有表现，清贵之风，已经完全不见踪影。
　　金庸强烈的市场意识，在文人中是少有的。他办报以吝啬小气出名，以亦舒、林燕妮和他的交情，以及为报社做出的贡献，他所给薪酬仍是苛刻。亦舒要求加钱，他说：“给你加钱有什么用？反正你赚钱也不花。”而对林燕妮，他的回答更妙：“给你加钱也没用，反正你都花掉了。”
　　金庸曾经跟李敖交流，说自己精研佛学，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李敖批评他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和《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旨。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据说当时的金庸有点窘，他怎么解释自己的财产呢？他答不出来。但这不妨碍金庸后来继续在市场上积累财富。
　　通过考察查家家族的历史，我们看到，家族文化在当代如何演进、变异。正如洪永铿先生在《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的：“自古到今，查氏家族的成员有从政的，有从商的，有从文的，有从医的，也有从事法律、军事等方面工作的……查氏家族的成员，始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文学艺术的熏陶，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较好的综合素质。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在社会历史和家族命运的剧烈变化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以文为体、以商宦等为用的家风，仍值得我们借鉴。
　　（摘自《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