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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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看到这辆银灰色的奥迪车,我实在无法按捺住自己的好奇之心。
  它慵懒地卧在村口,在一片落日的余晖中散发着柔和的光辉,低调奢华、霸气侧漏,却和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我对它看了又看,总觉得那不可一世的外壳之下藏匿着叵测的居心。
  走过去,把头凑近车窗,里面坐着的竟是孙井然。
  看到我,他也愣住了。
  然后,我们俩的脸上同时绽放出笑容。我以为他会像从前一样,爆发出嘎嘎的鸭子般的笑声。可是没有,他笑得很好看,声音也不难听。这也正常,一个常在各种重要场合抛头露面的人,学会管理自己的形象并不是难事。
  我问,上周这个时候来我们村的,也是你小子吧?他点头,笑里有些无奈。
  我邀他去家里吃晚饭。他说,改天去,快点上车,咱哥俩先去镇上好好喝顿酒。
  孙井然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八年了,我们竟第一次见。八年是个什么概念?能读两轮大学本科,当然也能让我们这些曾经生龙活虎、荷尔蒙分泌吱吱作响的青年变成两颊发胖的中年油腻男。
  按照世俗的标准,孙井然当属于成功人士。不过在我眼里,那是另一种油腻——他的争名逐利和我的假装佛系都是油腻。
  镇上的小饭店里充斥着腐烂浑浊的气味,一如从前。我以为孙井然会嫌弃,他不但没有,反倒有些兴奋。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闻到这种味儿,这就是我当年婚礼的气味,你信不信?我不置可否。当然,他也不需要我回答。我们点了卤菜拼盘、盐水花生和凉拌毛豆,外加一捆雪花纯生。喝着啤酒,聊起学校里的一些陈年往事,还有早已各奔东西的同学,他们有的去了科研机构,有的留校当了老师,有的考了公务员,也有的跑去了美利坚……有的变了,有的没变,当然没变的是凤毛麟角。“變与不变”的话题充斥了整个夜晚,我们一路说着别人,竟对自己只字未提。
  我想,孙井然不提自己也许是怕伤到我。毕竟,我毕业后去了一家海边的小电厂,现在又出现在农村。我不去说自己,倒不是有什么自卑,而是觉得乏善可陈。到最后一瓶啤酒见底儿的时候,孙井然打了个酒嗝,说,找个代驾,咱俩再回你们村,运气好说不定能看到萤火虫。
  他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随后我们很自然地谈起各自的生活。
  说来可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四年的兄弟交待自己竟需要一打啤酒垫底儿。喝掉这一打啤酒的时间,也许正是我们从社会身份回归到同学身份所需要的时间——人在江湖飘,免不了把自己层层包裹,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久了便会成为惯性。
  惯性,可怕的惯性,我现在的每一天都在与惯性抗衡,搞得精疲力竭。当然,我没把这些说给孙井然听。刚被打破的坚冰是不可能一下子化成一摊水的。
  奥迪再次停到村口。孙井然扎紧裤腿,从后备厢里取出捕虫网、玻璃瓶、手电筒和带纱网的防蚊帽,再将手电筒和玻璃瓶放进背包里。
  真够专业的。
  不瞒你说,兄弟我为了逮只萤火虫差不多把这周边的湖汊子都跑遍了。他一手扛着捕虫网,另一只手搭到我肩膀上,这让我想起以前结伴踢足球时,我俩也常这样。
  你现在还踢球吗?我问。
  踢个毬啊?真要上场,十分钟都跑不下来。
  我笑了,毕业后我也没再踢过球。看来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面对曾经酷爱过的运动,我们显出一样的无力。
  快到凼子湖时,才彻底甩掉路灯的光亮,天地间似乎一下子安静下来。凼子湖面积不算小,也许过去的大湖很多吧,它才成了人们眼里的凼子,落下这样一个名不副实的名字。露水还没降下来,脚下的野草已开始变得潮湿,上面落满了大片的月光。我和孙井然同时沉默下来,机械地移动着脚步,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是不忍心让舌头扰了这份难得的静谧。
  你们的方言管它叫什么?孙井然突然问我。
  什么?
  你们那里的方言管萤火虫叫什么?他又问道。
  亮亮虫。
  不好听,像哄小孩似的,我们老家管它叫“掌灯者”。孙井然笑得有些得意。
  有这样的土语?好吧,只能说你们老家的人太有文化了。我半信半疑,不是有意恭维他。
  月光之下的凼子湖呈现出一片特别的颜色,不是深蓝,也不是烟灰。我想到一个字——苍,它可以指青色,也可指灰白色,此刻的凼子湖含混了这两种颜色,竟让我觉得有些惊艳。这是在以往任何一个日子里,我不曾见过的。我和孙井然沿着湖岸慢慢地走着,左顾右盼。月光被树梢割碎,洒下零星的亮光。任凭我们瞪得双眼发木,也没看到一星半点属于萤火虫的光亮。我有些颓然,孙井然却不以为然。本来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多数萤火虫在日落后开始出现,晚上八九点钟停止活动,只有少数幼虫才会整晚活动,这也是你两次在黄昏时分看到我的原因。他安慰我。
  重新回到村路上,只觉晚风习习。少了行人的夜晚,四处浮动着草木的气息。没有谁提议,我们俩心照不宣地在一座小石桥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为什么一定要逮萤火虫呢?我掏出烟,抽出一支递给他。
  孙井然说,抽我的。他的是软中华。我没推辞,把我的黄鹤楼又装回裤兜。
  吐出两口烟雾之后,他才说,为了我女儿叮当,她今年五岁。
  孙井然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电建公司,常年在外。三年后辞职下海,开起了自己的公司,有了叮当。叮当四岁时,他又离了婚,女儿判给了前妻孟小舟。
  孟小舟也是我同学。大学时班上谈恋爱的不少,但毕业后全都劳燕分飞,那时他们俩属于硕果仅存的一对儿。出人意料的是,这枚当年羡煞众人的果实最终还是被现实摔了个稀巴烂。
  我和鲁小敏也是特例,不过我们俩现在还没结出果实。
  我从来没有想过孟小舟会离开我。比这更糟糕的是,叮当因此认为我是个傻瓜、笨蛋。离开家的那一天,我回去收拾所剩不多的衣物,叮当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我。当我蹲下来想再抱抱她时,她竟使劲推我的头,一边推一边嚷着,你这个傻瓜笨蛋,只会让我妈妈哭!我不知道孟小舟在背地里掉过多少眼泪,认识她这么多年,只见她哭过一次,那是在我们的婚礼上。当时没钱,我们在出租屋旁边的小饭店里举行的婚礼,只摆了六桌。当着家人和同事的面,我说,我会爱她一辈子。结果,我他妈的让她失望了。   短暂的沉默过后,孙井然继续讲道,在电建时常年驻外,孟小舟从来没有过怨言。我曾发誓,有一天不用再驻外了,一定好好陪她,她去哪儿,我跟到哪儿,哪怕是上街买菜逛逛超市。可是有一天,我真的有了自己的公司,再也不用天南海北地跑,还是没能做到经常陪她。嘴上说是为了生意,说真的,哪有那么多应酬非我不可?我以为有了财富,让她住上大房子,开上好车子,就他妈的功德无量了……
  孙井然狠狠地吸了口烟。我忍不住问道,你们还有破镜重圆的可能吗?
  孟小舟始终有她自己的精神世界,我这个“武陵人”自以为早就闯进去并据为己有了,其实,无论做过多少记号,再也不会找到入口了,何况那些记号大多已成了她心头的累累伤痕。
  孙井然说的,我完全能够理解,孟小舟不是个普通的女人,当年孙井然能追到她也是打败诸多对手狠下过一番功夫的。孟小舟并非美得惊人,但有种特殊的韵味。她皮肤白,白得晶莹剔透,说话的声音很轻,给人柔情似水的感觉。我总觉得她像个日本女人,看着贤良温顺,骨子里却有种说不出的劲道。
  叮当呢?孩子现在还排斥你吗?
  孙井然嘿嘿笑着,我们的关系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得感谢萤火虫。提到女儿,孙井然来了兴致,他的话像泄闸的洪水一般滔滔涌出。在他的讲述中,我急速脑补着画面。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们父女俩多在周末相见。为了每周一次珍贵的相聚,孙井然常会琢磨大半个礼拜,考虑着怎么变花样带叮当体验各种好吃的好玩的。渐渐地,叮当脸上有了笑容,只是他们之间似乎还隔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孙井然也说不清。
  叮当五岁生日那天,孙井然带她去必胜客。吃了一牙儿水果披萨后,叮当问孙井然,你的手机上有萤火虫吗?
  你说的是图片,还是游戏?孙井然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在叮当面前,他不敢贸然地说出任何否定的字眼儿,怕被她说“傻瓜笨蛋”。
  当然是游戏。叮当用小手捂着嘴巴笑了,两个眼睛弯成了月牙形。孙井然一激灵,心像被马蜂蜇了一般刺痛,太像了!活脱脱迷你版的孟小舟。
  在女儿的指挥下,他当即下载了游戏——很简单的一款游戏,只适合学龄前儿童。看着屏幕上缓缓地飞着几只闪烁不停的萤火虫,他心里涌起一阵不悦,这些提着灯笼的精灵被画得肥硕而笨重,蛾子似的。女儿用小小的食指,点住一只萤火虫,拖进屏幕角落的广口瓶,每拖进一只,手机会发出“啵”的一声脆响,同时屏幕上现出一个大大的英文数字,当达到十只时,瓶子便散发出七彩光芒,变得通体透亮。女儿攥起小拳头,使劲往下一拉,嘴里欢快地吐出“耶——!”他不失时机地鼓掌,带着夸张的表情,说,我们的叮当好聪明,真是太棒啦。女儿让他也试试。他用小胡萝卜一样的手指头假装一阵乱忙活,要么没点牢,要么往瓶子里拖的时候没放准,手机一次次发出“噗、噗”的怪声音,女儿笑得前仰后合,两枚“小月牙儿”变得更弯了。
  孙井然掏出手机,给我看他女儿的照片。屏幕上是个粉嫩的小人儿,眉眼儿像极了孟小舟。
  你沒养过小孩儿不会懂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只要看到她笑,把心掏给她我都乐意。可惜啊,当我意识到这点时,原本可以每天拥有的陪伴已经缩水成不到七分之二。
  叮当的五官无可挑剔,只是额角处有个指甲大的疤痕。孙井然的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用无名指点着那块疤。看到了吧?就是因为这个疤,孟小舟怎么也不肯原谅我。那晚她在家加班赶项目报告,叮当半夜起来上厕所,磕到了洗面池上,血流了一脸。她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歌厅里搂着大奶子小姐唱“明明白白我的心”。太他妈讽刺了!不要说孟小舟不原谅我,就是我自己也没法原谅自己。
  想象着娇小的孟小舟抱着孩子在午夜的寒风里疾奔,又一个人开着车无助地行驶在孤寂的马路上,作为局外人的我都有种想把孙井然大骂一场的冲动。
  有一次孟小舟出差,把叮当送到了我那儿。当天夜里,孩子发起了高烧。我手忙脚乱地把一抽屉药倒在地上,估摸着叮当的体重,倒退烧药的手竟止不住地颤抖。像大学时做化学实验一样,我努力让视线与量杯的刻度线保持齐平,力求把误差减小到最小。
  孙井然又点着一支烟,透过一团团淡蓝色的烟雾,我看见他的眼里闪烁着亮光。
  我真的很讨厌那款游戏,若是把萤火虫从瓶子里拖到野外,我的感觉兴许能好些。那天叮当问我,爸爸,你见过萤火虫吗?当然见过,爸爸小时候,老家有很多很多的萤火虫,爸爸把捉到的萤火虫装进瓶子带回家放进蚊帐,就像点亮了一盏灯,爸爸的蚊帐就变成了高大的城堡……叮当听得出了神,接着我说,爸爸成了城堡里的王子……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决心要让女儿看看真正的萤火虫。
  我完全能理解孙井然的话。在人工照明曾经是一种奢侈的乡下,萤火虫成了自然界里极为宝贵的光。
  你一定要自己捉吗?我想起每年七夕节,萤火虫都会成为网上热卖的浪漫礼物,论瓶卖,且价格不菲,于是拿出手机找一家常用的电商平台搜索。很快,便弹出一长串商品信息,1314只报价6570元,999只报价4999元,50只装的也要两三百。我递给孙井然看,他瞟都没瞟一眼。
  做生意我可以走捷径,但在这件事上,我坚决不要半点投机取巧。我怕叮当说我傻瓜笨蛋,更怕因此成为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父亲。
  我的脑子里又冒出新的想法,现在很多城市里有萤火虫主题公园,这应该不算投机取巧。
  别提了,说起这事我更生气。带叮当去过,孩子一路上又是蹦又是跳的,别提多高兴,进了公园我们爷儿俩全傻眼了。所谓的萤火虫,是1瓦左右的小LED灯,插满了草坪,风一吹还可以左右摇摆。浪费感情啊!
  在他的讲述之中,我们的情绪变得柔软、黏稠起来。若明若暗的烟头在黑夜里闪烁,四周万籁俱寂,只有偶尔的几声虫鸣。
  我和孙井然再次走到村口的时候,天边已有隐隐的曦光,仿若淡青色的鸭蛋壳。我们一夜未眠,头发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衣裤也变得有些潮,像两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鸭,还是被注射过吗啡的小鸭,不但没有一丝倦意,反而神采奕奕。孙井然最后的话,让我寻思了好多天。他说,以前恨不得削尖脑袋往上流社会挤,以为可以看到上流社会更多的精髓,譬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结果,看到的正好相反,富贵必淫,贫贱必移,威武必屈。   我很想把这话说给鲁小敏听,但我没说,因为我知道会有一大堆话等着我,而我听够了。和孙井然分开后,我对落暮时分有了一种恐惧心理。鲁小敏的电话总是在这个时间段打过来,起初有短暂的问候,再委婉地问起我的复习进度。渐渐地,问候被省略了,“复习”俩字便成了单刀直入。挂断电话,我的心情会无端地沮丧,如果这时邻居家的烟囱恰好冒出袅袅炊烟,我那颗徐徐下坠的心瞬间便会被忧伤灌满。同时,我又渴望它的来临,好去凼子湖周围的野地里走上一遭,我想帮孙井然逮一只萤火虫。
  鲁小敏比我低三届,我还没怎么意识到时,在别人眼中她已成了我的女友。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就是她在掌控着我们的感情走向。大四时,我在学通社当新闻组的小组长,新生入学时是我招的她。那天她穿了件白底印红球球的短衫,走路蹦蹦跳跳的,像个萌萌的梅花鹿,讲话时语速极快,仿佛脑子里安装了高速运转的小马达。总之,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我像绝大多数男生一样,喜欢活泼又没有心机的女生。
  不知道鲁小敏为什么会喜欢我,她对我的喜欢曾让我感动过。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雄性激素分泌过剩的人,面皮儿黑,骨骼粗壮,胡茬儿一天不刮就给人一种刚刑满释放的感觉。她能喜欢我,让我确信她拥有一颗与众不同且强大的内心。
  我在郊区的一家电厂实习时,周末她倒两次公交车来电厂看我,一下车就奔到路边的黄桷树下狂吐,吐过之后小脸儿惨白惨白的。我心里泛起一阵怜惜,却没有多说什么。我借了同学的安全帽,带她参观电厂的锅炉。她很快便将坐车的不适抛到脑后,小嘴巴叭啦叭啦地讲个不停,我的耳边像架起一挺小型机关枪。
  电厂的锅炉有这么高呀,这得有六七十米吧,感觉比二十层楼还要高。这真不是一般的“锅”和“炉”,你们的专业太牛啦!我之前见的最大的锅炉是我妈她们厂洗澡堂里的,一个老头儿填煤就足够了。鲁小敏一边说一边自顾笑着,眼眸里闪烁着星子一样的光。她的话让我想到了老家的父亲。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却对我说过一句极不像从他口中讲出的话。他说,人活着,总应该活出点价值。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三更灯火五更鸡地把自己拼进了象牙塔,成了村里第一个考进985的大学生。我在村里人的脸上看到了羡慕,在父母的脸上看到了自豪,但那不叫价值。
  在鲁小敏的脸上,我却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尽管那份表情里也包含着羡慕和自豪。逻辑好像有些不太对,但我的感觉千真万确。
  我把她带到粗粉分离器和细粉分离器之间的平台,告诉她,我们脚下就是煤仓,为了能让煤充分燃烧,煤粉被磨得极细,不会游泳的人掉进去会淹死。鲁小敏一下抱紧了我。我在她耳边说,别怕,有我呢,我在你就不会有事儿。后来无数次回忆,我该是在那个时刻真正爱上她的。我们俩把安全帽推到脑后,在空旷的平台上吻得天昏地暗。
  我和鲁小敏的太平日子是在她考上博士那天被打破的。从此,一吵就是两年,车轱辘话被我们如老牛倒嚼一般地重复。
  她劝我离开电厂考研究生,和她一起在学校里双宿双飞。以前,鲁小敏向她的亲朋好友提到我的专业时很有几分骄傲,在她眼里,曾经的火电属于“行业豪门”,垄断经营,全员高薪,然而在全球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崛起的当下,火电成了“没落的贵族”。鲁小敏说,树挪死,人挪活,既然我们已经看清形势,就应尽早采取行动。我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还算满意,不想考什么劳什子的研究生。领导虽未对我青眼有加,却也从未为难过我。下班后,和工友们一起喝喝酒,打打牌,挺好,真的挺好!我为什么要舍弃这挺好的生活?我甚至有些享受这份不孤独的庸俗。我的话激怒了鲁小敏,她的“机关枪”变成了“小钢炮”,醒醒吧,我的饱食终日、刚愎自用的傻男人,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早就不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是“快鱼吃慢鱼”的时代。面目变得有些狰狞的鲁小敏,让我不得不对她重新审视。我不愿意考研,正像她所说——时代在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已变成“千军万马走钢丝”,更何况知识更新太快,我读书时教科书上的那些机械式仪表,早已在市面上销声匿迹。
  那晚又一次激烈的爭吵过后,我们谁也没再说话。她面朝墙背对着我,身体微微地抖动。窗帘没有拉严,微弱的月光从缝隙里钻进来,像在不怀好意地窥探。我起身拉拢窗帘的一瞬间,看到侧身躺着的鲁小敏,身体起伏的曲线像是一座贫瘠的小山,突然觉得有些对不住她。她没有错,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可我错了吗?谁能保证读了研究生就一定能有更好的生活?我把手搭在她的腰上,她嘤嘤地哭出了声。我打开灯,扳过她的身子,她的眼泪流成了小溪。她说,我每周来你这里要倒两次车,一个来回就是四次,每次下车都要吐得稀里哗啦。只因为你不愿意去学校看我,你贪恋这间不足十个平方的小宿舍。我们在一起七年了,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我承认,鲁小敏遭的这份罪和我有直接关系。她说,这就是爱情,现在该轮到你为我们的爱情做点什么了。我又一次想起父亲的话,突然害怕失去这份价值。
  第二天,我便向厂里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孙井然再次联系我,已是半个月以后,我那个无休无止的梦还没到结尾,他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兄弟,睡了吧?
  我眨了几次眼,才把自己从梦里拽出来。
  我想和你说会儿话。
  孙井然的声音低沉沙哑,像是来自天外。
  还记得大学时物理老师给我们讲过的最速曲线吗?
  什么?什么曲线?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怀疑他在梦游。
  最速!最速曲线。
  我的脑海中先是浮现出那位物理老师戴着眼镜不苟言笑的面孔,又想起阶梯教室里可以上下调换位置的两块超大面积的黑板。那些日子,实在太过久远。
  在他的反复提示之下,我想起了那个同样久远的实验:斜面上摆着两条轨道,一条是直线,一条是曲线,起点高度和终点高度相同,两个质量、大小一样的小球同时从起点向下滑落……
  老师问我们,哪个小球会先到达终点?
  一片黑压压的脑袋异口同声地喊道,直线!   然而,实验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走曲线的小球反而先到达终点。
  孙井然说,我以为自己比很多人聪明,凡事抄近路,走直线,以为那才是捷径,傻瓜呀,实际上,科学家早就证明了……
  他似乎喝多了,可我又觉得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清醒。四百多年前,莎翁让哈姆雷特发出“生存还是毁灭”的拷问,我自己呢,真想找个能预知未来的人告诉我“考研”这个选择到底是直线,还是曲线。
  窗外响着沙沙的雨声,因为信号不好手机产生的杂音也是沙沙的,像一群蚕在天地间贪婪地吞噬着桑叶,像我刚刚被打断的梦,无休无止。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但也没挂断手机,只是听着沙沙的响声。
  在这个乡村里的雨夜,我看到了一直强大的孙井然鲜为人知的一面。然而此刻,我想帮他找萤火虫的冲动却越发强烈。如果我们全班同学一起行动起来,我不信寻不到一只小虫!
  我的想法得到了孙井然的认同,他很快在班级群里发出了江湖令。
  那个平时死寂、只在重大节日偶尔有人冒泡的群一下沸腾了。人真是复杂的动物,可能每个人的心底都还装着点什么吧。孙井然想为女儿捉萤火虫的心愿引发了我们的集体共情。
  班长把群名改成了“朗皮里斯”。天知道什么意思,后来通过百度检索才知道,法布尔的《昆虫记》里提过,这是古希腊人对萤火虫的称呼。我们在群里嘲讽班长的虚张声势,他说古老和神秘有时候能带来好运。
  随着群里的热闹不断升级,我的复习几乎进入停滞状态。
  递交辞职书后,车间的工友们请我喝了几顿酒。男人们在一起不能太矫情,很多话说不出口,只有喝酒。最后一次,我不仅把自己喝吐,还喝哭了,就在我们常去的厂门口的小饭店里。车间主任老禇原本要请我去好点的饭店,我拒绝了。吃什么不重要,关键看和谁在一起吃。老禇的眼睛也是红的,不知是情绪使然,还是酒精作祟。他一遍又一遍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尽力了,你小子以后别后悔。我的眼泪流淌得更加汹涌了。
  老禇曾找过厂长,软磨硬泡地为我争取到停薪留职的优待。他说,考不上再回来,这儿有一帮兄弟呢。
  鲁小敏知道后很生气,摆事实讲道理,逼我谢绝厂里的好意。她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你这样给自己留了后路,心里会有依赖,肯定考不上。你还年轻,要勇敢地走出去,要用双脚去丈量生命,而不是蜷缩在斗室的小床上,盯着天花板,像入秋前的蚊子一样等待时代的淘汰。不知道她在哪里看的这些话,我终是被这些毒鸡汤逼到了人生的悬崖之上。
  为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复习,更为了不做肉欲的囚徒,我选择远离鲁小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那天为我打开家门的是母亲。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个热气腾腾的女人,无论春夏秋冬,她始终对生活抱有热情。我上大学后,她明显地老了,热气不再四处发散,但仍在头顶上盘旋。可那个太阳西斜的下午,她看到拖着行李箱站在院门口的我,头顶的雾气突然不见了。
  晚饭后,父亲和我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摇着缝了布边儿的蒲扇。上大学前,很多个睡前的夜晚都是被我们这样打发掉的。父亲问我,为什么一定要考研呢?想找个更好的工作。现在的工作不好吗?也挺好。那瞎折腾个毬?!父亲面带怒色,转身进屋,把我一个人撂在了空落落的院子里。
  芸芸众生,谁不是在瞎折腾?我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突然有种冲动,拨通了鲁小敏的电话,我想和她聊聊爱情。电话响了一阵子才被接起,她说正在洗澡,之后要去图书馆占位置赶论文。随即问起我的复习情况——她的话像一种刺激性很强的液体,经过耳膜,徐徐灌进我的食管,酸涩得难以下咽——直到挂断电话,她也没给我一个挑起话头的机会。
  我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班级群。这个群也确实没让我失望,我又一次发现,我们班人才济济,若是有不知情的人偷偷潜水进群,一定会以为我们曾就读的是生物系。
  班上年纪最小的女生被孙井然的父爱感动得诗性大发,“我徂东山,慆慆不归……町畽鹿场,熠耀宵行。”她说这是《诗经》里的景象,一位思妻心切的戍边男子夜里返乡,为他照明的,是漫山遍野的萤火虫,多美的回家路啊!在她的鼓励之下,孙井然开通了微博。他把自己奔波寻找萤火虫的足迹晒到微博里。与此同时,一场关于萤火虫为什么消失的大讨论也在进行着。
  我们普遍认为,过量的农药、工业污染让对水源有洁癖的萤火虫无处落脚,商业性捕捉则加剧了它们的消失速度。
  随着讨论不断深入,我们有了更为悲凉的发现。萤火虫的闪光模式包含许多子参数,雄萤求偶时会发出特异的闪光信号以吸引雌性交尾,然而,人工照明的亮光干扰了它们的闪光交流,以致它们停止求偶,最终导致种群减少甚至灭绝。
  孙井然在群里信誓旦旦,说他只要一只萤火虫,并且只此一次。
  孟小舟也在群里,却自始至终未说过一句话。
  我无意中发现,孙井然的微博里,有个叫“冰蝴蝶”的人对他最为关注。我问孙井然,“冰蝴蝶”会不会是孟小舟?孙井然说他不清楚,但显然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或许在心底他已经默默地把她认作是孟小舟。于是,孙井然出行的次数更加频繁,出行的半径不断扩大。
  终于有一天,我们看到他手举装着萤火虫的玻璃瓶的照片。照片上的孙井然胡子拉碴,头发有些凌乱,但双眼中跳动着火苗一样的亮光。他说他在苏皖交界地段,正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赶往他的城市。每隔半小时,他会向我们播报所在位置,群里所有的人像看现场直播一样追随着他跨越万水千山。微博里,留言最多的还是那个“冰蝴蝶”,她一次又一次地问他到了哪里。
  孙井然一路未休未眠。当他赶到自己的城市时,正是周末的傍晚,这个城市最拥堵的时段。而此刻,瓶子里的萤火虫似乎比他还要疲惫。
  所有人都为他捏把汗。
  再次打開他的微博,我看到孙井然手捧着瓶子阔步奔跑的图片,银灰色的奥迪被丢在了路边。看到那张因拍得匆忙而有些模糊的照片,我仿佛听到了他脚下的风声,还有他嘎嘎的鸭子般的笑声。
  我的眼角有泪滑下。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毛毛雨,邻居家的烟囱正笔直地冒出一柱青烟,顶着细雨倔强地升起。
  我拨通鲁小敏的电话,没等她开腔,就斩钉截铁地说道,我想好了,放弃考研!
  鲁小敏的声调陡然间提高了,为什么?你这个浑蛋,到底为什么?!
  我轻轻地说出四个字,轻得只有我自己能听到,却像一下子撂下了千斤重担,每个汗毛孔都因此而舒展开,身体由内至外都轻快起来。
  话筒里的“为什么”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咆哮,我将手机从耳边拿远,重复道,最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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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虹刚从北京回来时桃树还没有开花,光秃秃的枝条上,只鼓岀一串串花生米大小的骨朵。她在家里闷了三天,沿着大街走到镇子外,发现桃花竟然迎春而开,满眼里都是绚丽的艳红与灿烂的绽放。苏虹家乡大面积种植桃树有十多年的时间。每年她都要回一次家,每次回家都是在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的桃树别说开花了,连个高粱粒那么大的小花苞都没有,放眼向山里望去,到处都是灰秃秃的萧索与荒芜。自从苏虹去北京读书后,在桃花盛开的季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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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村庄还没有电。粉皮作坊里的煤油灯明明暗暗,小村的夜晚在微火的映照下显得更加静谧。刘嗨嗨吃完晚饭,觉得别无可去,便溜溜达达走进了作坊。  作坊就开在小队部里边,平日里每天晚上都要来记工分,可现在大部分劳力都出伕去了,队里的男人差不多只剩下了他和保管员李二鬼,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工分可记。但是作坊里有大妞和二妞,这正是刘嗨嗨不记工分也愿意到队部的作坊里去的缘由。  刘嗨嗨进屋的时候,大妞二妞正忙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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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耤口”好多人都不知道,甚至好多人都不会念,看到这两个字,他们都会念成“藉口”,尽管后来“耤口”也被写成了“藉口”,但是“jí”的读音却是无法改变的,就像一个人生命的血脉,怎么逃避,怎么拒绝,都像一根看不见的绳索一样缠在你的血肉上。我不想提“耤口”这两个字,以至于用身份证的时候我都尽量避免,可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看重身份,用身份证的时候越来越多,甚至有时候一天要用好几次。我恨不得用一张即时贴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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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贞是个清秀的姑娘,她和女儿租住在二十里堡一号楼一单元的阁楼上,这个阁楼的主人叫房太太。原来阁楼与五楼相通,房太太的儿子给她出主意让她把中间的楼梯口封上,阁楼就有了独立的空间,简单装修一下租出去,每月的租金就可以当她的生活费了。  年轻人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拆迁那会儿他们选了大套,把这又高又小的房子给了房太太,如今又来打这阁楼的主意。唉,从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货,不用掂也知道斤两。不过话得说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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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让人揪心、涉及多个地点和人员的“泰安首个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轨迹追踪之事,竟与那地那楼有关,而他竟然全程参与了此事。  他说那天是庚子鼠年正月初三,所里接到紧急任务,追查前一天刚被确认的泰安首例新冠肺炎患者5天前也即腊月二十八下火车后,打的、就诊、就餐、住宿的详细活动轨迹和相关接触者情况。  疫情就是命令。他与所里其他同事立即兵分多路,大海捞针般深挖细查起来。仅摸排出那辆出租车和相关乘客,就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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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去了趟大明湖。因疫情还未彻底结束,所以,进公园,需先拍身份证,测体温。  然后,就看见了一丛丛假山石间垂落下来的迎春花。环境,格外的寂静,空气,也格外的清新。  很多花儿开了。  有玉兰、贴梗海棠、金钟花、石楠、迎春、榆叶梅、蜡梅……它们开得很热烈,像铆足了劲儿,不开个痛痛快快都不算来过这个世界。  就像朋友马西良说的:花不虚假,自然就开。  我喜欢花们恣意的开放,喜欢它们不做作的纯真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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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不是万芊站起来,把辫子甩开,看到火车头从远处的绿色里一点点漫上来了,万石当时就撞死了。万芊是姐姐,万石是弟弟。这样寻常的姐弟俩,镇上随处可见,更多的组合还有两姐一弟、三姐一弟,甚至四姐一弟。不是不计划生育,当年计生办开展了多次多胎阻击战,但大家的生育热情就是挡不住。生育旺盛不是因为富裕,而是因为不富裕,在童安镇,大家总说,多个孩子多条路。  多条路有没有,万芊不知道,但多个孩子,父母的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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