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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宝华镇，日间气温在23℃左右，而夜间气温仍维持在8℃左右。“今年雨水不多，昼夜温差大，烟苗肯定长得好。”拥政村委会洒腊箐村烤烟种植户老杨高兴地说。宝华镇是大理州重点优质烤烟种植区之一，拥政村委会80%以上的农户靠着每年的丰厚的收入脱贫致富，令同县其他因气候条件不能种烟的贫困户羡慕不已。
“知道这几年政府有控烟的想法，而事实上我家的烟田也在逐年减少。但就目前来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种烟，其他作物也不好生长，那大伙儿的收入怎么办、生计怎么办？”老杨坦言，从某种程度来说，控烟是政府的事，区区平凡烟农并不愿去多操这份闲心。“走一步说一步吧，先在今年夏天把这批烟叶烤好、收上去再说。”
种植面积减少并未影响收入
中国烟叶主产区云南省的优质烤烟种植区，主要分布在北纬23°30′至26°30′，东经100°30′至104°30′地理范围内。主产烟区分布在金沙江（长江上游）、南盘江（珠江上游）、元江（红河上游）等三大水系及澜沧江中游区域内。
大理州南涧县就位于澜沧江畔。老杨家2015年种植烤烟3亩，除去烟草公司补贴的农药化肥外，自己还购买了一部分烟苗。当年卖完烤烟、抛去各种物料、人工成本后，每亩的纯利润约3300元。2016年，县里统一要求种植户逐渐缩减烟田规模，老杨家种烟2.5亩，利润与上年持平，依然是每亩3300元左右。“雖然种植面积减少，且烟草公司对烟叶的品质要求提高了，但真正经历收购后发现，每亩的利润并没有减少。”
老杨家一家四口，儿子早早完成大学学业，回县城谋得一份稳定的公务员工作；女儿目前正在省城昆明上大学。“我和老伴就在家种种烟，虽然辛苦点，但家里的经济状况还可以。”2014年，在儿子的支持下，家里盖起了三层洋房。“今年这2.5亩烟叶卖掉后，我们打算把烟田租出去，到县城里买套房子养老了。”
长期对云南省另一烟叶主产区玉溪市的烟农状况作研究的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唐松源博士认为，2014年，云南烟叶生产收购计划比2013年整体减少150多万担。“作为全国最大烟叶产区，在计划大幅下调与烟农种烟积极性高涨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如何严控规模并确保烟叶生产平稳，令各地方政府面临着空前压力。”
GDP驱动下代替种植推进缓慢
云南绝大部分烟农的家庭主要经济收入都来源于烟草种植。毫无疑问，随着我国烟草控制的不断推进，短期内他们的收入将会收到影响。而另一方面，不论是云南省还是各产烟州市，卷烟工业又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烟农正是支撑这笔巨大财富的基础。如何平衡这一复杂的利益博弈？
据唐松源介绍，为坚守住烟叶生产收购红线，云南省政府和中烟云南省局（公司）分别与13个州（市）政府和烟草公司签订工作责任状，明确规定超计划生产、收购将实行一票否决；市与县、县与乡、乡与村逐级签订责任状，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层层分解落实责任；州（市）公司、县级分公司实行目标责任制，与干部职工签订明示承诺书，把严控规模目标任务与干部职工年度绩效工资挂钩考核，严格考核奖惩，做到责任到人、责任到片、责任到田。
同时，取消互助组签订大合同的做法，全省104.2万份合同全部实行“一户一签”，100%推行电子合同和电子结算，实行烟农身份证号、合同编号、银行账户号“三号”对应，杜绝空合同、假合同。目前，云南省局（公司）已将计划目标逐级分解到102个种烟县（市、区）938个乡（镇）6466个村委会的104.2万户种烟农户，落实种植面积725.4万亩。
众所周知，我国政府于2012年即出台了“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提出要“鼓励烟叶产区发展烟叶替代作物，压缩烟叶种植区域，努力为转产烟农提供切实可行的支持和帮助。”然而，云南省目前的烟草替代种植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主要的替代作物以经济作物为主，包括：水果（蓝莓、葡萄、橙子等），蔬菜、芦荟、鲜花等等。“由于农民尚未完全掌握替代作物的种植技术，土地（山地）不适宜种植以上作物，市场（交通不便利）和不成规模等等因素，尽管替代作物的收入高于烟草收入，但是还没有实现完全替代。”
倡导创建无烟公共场所
2016年12月底，由云南省健康教育所牵头，在全省范围内发起了“倡导创建无烟公共场所”行动。即在今年，云南各地将大规模发布和推广“无烟环境倡导”系列公益广告，以强化公众对无烟环境的认识，为省级立法控烟奠定基础。
此举源于2016年云南省政府将《云南省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条例》列入省政府的立法计划的动因。为做好控烟立法的各项准备工作，云南省卫计委也同时向各州、市卫生计生委，爱卫办、委有关直属、联系单位下发通知，要求在今年1-3月期间，集中开展以宣传二手烟危害、无烟环境倡导为主题的专项活动，强化公众对无烟环境的认识，为省级立法奠定基础。
通知还要求各州市在策划组织多种形式的无烟环境倡导宣传活动的同时，要积极开展无烟政府、无烟企事业单位、无烟社区、无烟家庭的创建和评比活动，医疗卫生计生系统要继续巩固无烟医疗卫生计生机构创建的成果。
也就是从今年开始，细心的昆明市民发现，“无烟环境倡导”公益广告已经陆续出现在各级电视、网站、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而相关平面广告开始发布于各公共场所、医院、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居民住宅区域、街道、公共交通工具等。
“应该说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宣传，还是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供职于昆明一家媒体的李先生说，“比如在我们单位，所有办公区域都成为禁烟区，专门的吸烟室也划定而出。以往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的空气，现在正慢慢变得清新。”
据李先生介绍，即使到各州市出差，也能发现越来越多的禁烟场所。“虽然我自己吸烟，但也支持自觉控烟和在公共场所禁烟。”不过他也坦言，禁烟场所的增多并不能说明吸烟人口的下降；“与设置更多的禁烟区域先比，强化自我健康意识更重要。吸烟或戒烟，个体才是根本决定因素。”
一旦失去了烟，该怎么办
2017年1月，昆明市举行年度经济工作会。经历2016年卷烟工业效益大幅度下滑、严重影响全市工业经济增幅后，昆明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在积极提升非烟工业增加值的同时，务必稳定卷烟工业、遏制并扭转其颓势。作为云南省唯一特大型中心城市和全省经济总量主体贡献者的昆明市发出如此信号，对于全省卷烟行业和烟叶种植的影响不言而喻。
根据唐松源在玉溪市调研的经验，烟农作为个体，本无法或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政府应承担起更多责任，帮助烟农根据当地实际条件和自身能力，寻找合适的作物来替代烟草种植。”
他的研究项目显示，虽然农民中的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是他们同样能够学会必要的知识及技能以参与代替项目运营，从而使他们获得比种植烟草更高的利润。“玉溪试点项目的成功证实，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农民，特别是农民中的‘能人’作用，带领村民进行开创性的努力，是完全可以推动控烟活动更上一层楼的。”
他认为，作为全国最大烟叶产区，云南省和地方政府担心控烟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但是需要改变观念。烟草带来的健康危害，长期来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更为巨大。如果以‘算大帐’的思路来看控烟，实际上是划算的。”
或许唐松源的观点比较乐观。云南省健康教育所控烟办赵白帆表示，云南控烟工作进展缓慢，根本依然是政府对烟草经济的依赖、对控烟的态度不明朗。“控烟并未由政府牵头组织，主要依靠中央补助地方项目或民间组织开展。虽然这几年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影响力实在有限。”
“知道这几年政府有控烟的想法，而事实上我家的烟田也在逐年减少。但就目前来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种烟，其他作物也不好生长，那大伙儿的收入怎么办、生计怎么办？”老杨坦言，从某种程度来说，控烟是政府的事，区区平凡烟农并不愿去多操这份闲心。“走一步说一步吧，先在今年夏天把这批烟叶烤好、收上去再说。”
种植面积减少并未影响收入
中国烟叶主产区云南省的优质烤烟种植区，主要分布在北纬23°30′至26°30′，东经100°30′至104°30′地理范围内。主产烟区分布在金沙江（长江上游）、南盘江（珠江上游）、元江（红河上游）等三大水系及澜沧江中游区域内。
大理州南涧县就位于澜沧江畔。老杨家2015年种植烤烟3亩，除去烟草公司补贴的农药化肥外，自己还购买了一部分烟苗。当年卖完烤烟、抛去各种物料、人工成本后，每亩的纯利润约3300元。2016年，县里统一要求种植户逐渐缩减烟田规模，老杨家种烟2.5亩，利润与上年持平，依然是每亩3300元左右。“雖然种植面积减少，且烟草公司对烟叶的品质要求提高了，但真正经历收购后发现，每亩的利润并没有减少。”
老杨家一家四口，儿子早早完成大学学业，回县城谋得一份稳定的公务员工作；女儿目前正在省城昆明上大学。“我和老伴就在家种种烟，虽然辛苦点，但家里的经济状况还可以。”2014年，在儿子的支持下，家里盖起了三层洋房。“今年这2.5亩烟叶卖掉后，我们打算把烟田租出去，到县城里买套房子养老了。”
长期对云南省另一烟叶主产区玉溪市的烟农状况作研究的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唐松源博士认为，2014年，云南烟叶生产收购计划比2013年整体减少150多万担。“作为全国最大烟叶产区，在计划大幅下调与烟农种烟积极性高涨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如何严控规模并确保烟叶生产平稳，令各地方政府面临着空前压力。”
GDP驱动下代替种植推进缓慢
云南绝大部分烟农的家庭主要经济收入都来源于烟草种植。毫无疑问，随着我国烟草控制的不断推进，短期内他们的收入将会收到影响。而另一方面，不论是云南省还是各产烟州市，卷烟工业又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烟农正是支撑这笔巨大财富的基础。如何平衡这一复杂的利益博弈？
据唐松源介绍，为坚守住烟叶生产收购红线，云南省政府和中烟云南省局（公司）分别与13个州（市）政府和烟草公司签订工作责任状，明确规定超计划生产、收购将实行一票否决；市与县、县与乡、乡与村逐级签订责任状，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层层分解落实责任；州（市）公司、县级分公司实行目标责任制，与干部职工签订明示承诺书，把严控规模目标任务与干部职工年度绩效工资挂钩考核，严格考核奖惩，做到责任到人、责任到片、责任到田。
同时，取消互助组签订大合同的做法，全省104.2万份合同全部实行“一户一签”，100%推行电子合同和电子结算，实行烟农身份证号、合同编号、银行账户号“三号”对应，杜绝空合同、假合同。目前，云南省局（公司）已将计划目标逐级分解到102个种烟县（市、区）938个乡（镇）6466个村委会的104.2万户种烟农户，落实种植面积725.4万亩。
众所周知，我国政府于2012年即出台了“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提出要“鼓励烟叶产区发展烟叶替代作物，压缩烟叶种植区域，努力为转产烟农提供切实可行的支持和帮助。”然而，云南省目前的烟草替代种植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主要的替代作物以经济作物为主，包括：水果（蓝莓、葡萄、橙子等），蔬菜、芦荟、鲜花等等。“由于农民尚未完全掌握替代作物的种植技术，土地（山地）不适宜种植以上作物，市场（交通不便利）和不成规模等等因素，尽管替代作物的收入高于烟草收入，但是还没有实现完全替代。”
倡导创建无烟公共场所
2016年12月底，由云南省健康教育所牵头，在全省范围内发起了“倡导创建无烟公共场所”行动。即在今年，云南各地将大规模发布和推广“无烟环境倡导”系列公益广告，以强化公众对无烟环境的认识，为省级立法控烟奠定基础。
此举源于2016年云南省政府将《云南省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条例》列入省政府的立法计划的动因。为做好控烟立法的各项准备工作，云南省卫计委也同时向各州、市卫生计生委，爱卫办、委有关直属、联系单位下发通知，要求在今年1-3月期间，集中开展以宣传二手烟危害、无烟环境倡导为主题的专项活动，强化公众对无烟环境的认识，为省级立法奠定基础。
通知还要求各州市在策划组织多种形式的无烟环境倡导宣传活动的同时，要积极开展无烟政府、无烟企事业单位、无烟社区、无烟家庭的创建和评比活动，医疗卫生计生系统要继续巩固无烟医疗卫生计生机构创建的成果。
也就是从今年开始，细心的昆明市民发现，“无烟环境倡导”公益广告已经陆续出现在各级电视、网站、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而相关平面广告开始发布于各公共场所、医院、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居民住宅区域、街道、公共交通工具等。
“应该说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宣传，还是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供职于昆明一家媒体的李先生说，“比如在我们单位，所有办公区域都成为禁烟区，专门的吸烟室也划定而出。以往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的空气，现在正慢慢变得清新。”
据李先生介绍，即使到各州市出差，也能发现越来越多的禁烟场所。“虽然我自己吸烟，但也支持自觉控烟和在公共场所禁烟。”不过他也坦言，禁烟场所的增多并不能说明吸烟人口的下降；“与设置更多的禁烟区域先比，强化自我健康意识更重要。吸烟或戒烟，个体才是根本决定因素。”
一旦失去了烟，该怎么办
2017年1月，昆明市举行年度经济工作会。经历2016年卷烟工业效益大幅度下滑、严重影响全市工业经济增幅后，昆明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在积极提升非烟工业增加值的同时，务必稳定卷烟工业、遏制并扭转其颓势。作为云南省唯一特大型中心城市和全省经济总量主体贡献者的昆明市发出如此信号，对于全省卷烟行业和烟叶种植的影响不言而喻。
根据唐松源在玉溪市调研的经验，烟农作为个体，本无法或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政府应承担起更多责任，帮助烟农根据当地实际条件和自身能力，寻找合适的作物来替代烟草种植。”
他的研究项目显示，虽然农民中的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是他们同样能够学会必要的知识及技能以参与代替项目运营，从而使他们获得比种植烟草更高的利润。“玉溪试点项目的成功证实，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农民，特别是农民中的‘能人’作用，带领村民进行开创性的努力，是完全可以推动控烟活动更上一层楼的。”
他认为，作为全国最大烟叶产区，云南省和地方政府担心控烟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但是需要改变观念。烟草带来的健康危害，长期来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更为巨大。如果以‘算大帐’的思路来看控烟，实际上是划算的。”
或许唐松源的观点比较乐观。云南省健康教育所控烟办赵白帆表示，云南控烟工作进展缓慢，根本依然是政府对烟草经济的依赖、对控烟的态度不明朗。“控烟并未由政府牵头组织，主要依靠中央补助地方项目或民间组织开展。虽然这几年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影响力实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