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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盐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总稽核张伯驹正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168弄的家中享用夫人精心准备的早餐，突然间铃声大作，电话里有人告诉他，从北平来的朋友已经坐船抵达上海码头，要他前去接人。
　　电话里说的这位朋友姓卢，是张伯驹的同乡好友，见面不多，却素有来往。放下电话，张伯驹面露喜色，早餐也不吃了，收拾收拾，就要出门。夫人潘素将一只黑色公文包递到他手中，笑盈盈地说道：“今晚早些回来，我要烧几个拿手菜为卢先生接风。”
　　张伯驹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交代司机孔庆和先去外滩码头，然后再送他去盐业银行上班。
　　孔庆和点点头，汽车缓缓地朝着弄堂口方向驶去。
　　不料，汽车刚出弄堂，突然蹿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拦住了去路。孔庆和还没搞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被他们一把拽下了车。
　　“你们要干什么？”张伯驹又惊又怒。可是，没有人理他，两个黑衣人迅速钻进后排，一左一右地将他夹在中间，另一个跃入驾驶室，一踩油门，汽车顿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了出去……
　　孔庆和急忙跑回家，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潘素。那时的潘素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话未听完，已经吓得一脸煞白。好半天，她才回过神来，颤抖着手指，拨通了法国巡捕房的電话。
　　巡捕房大为震惊：谁这么大胆，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公然劫人？何况劫走的还是一介社会名流。巡捕房立即出动，展开了搜查。上午10点45分，他们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508号门口发现了一辆被舍弃的黑色汽车，正是张伯驹的车，可是车内空空如野。随后，他们又在租界内进行了严密的排查，依然查无所获。张伯驹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张伯驹被绑架的消息刊登在了上海《申报》上，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头号新闻。大家议论纷纷，有人猜是日本人干的，也有人说是黑道敲诈勒索，甚至还有人怀疑是个人恩怨……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使整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2
　　被绑的张伯驹到底是什么人呢？这起绑架案为何会惊动整个上海滩？话还得从张伯驹的身世说起。
　　张伯驹官宦世家出身，父亲张镇芳是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民国时在河南任提法使等职，与袁世凯还有些“沾亲带故”。作为当时四大银行之一的盐业银行就是张镇芳一手创办的，总管理处设在北平。按理说，有着这样显赫的家族背景，张伯驹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将前途无量。可是，张伯驹和普通的富二代不同。他自幼熟读诗书，才华横溢，尤其偏好诗词、戏曲和字画，甚至为了成全自己的爱好，丢掉了袁世凯给他的“陆军混成模范团”旅长职位，这让张镇芳伤透了脑筋。为了不让儿子继续“玩物丧志”，张镇芳让他顶替自己当上了盐业银行的董事，并强迫他去上海分行挂职上班。可没想到的是，张伯驹依旧“不务正业”，该学的业务不上心，反倒对抵押在银行的清廷文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步入中国收藏界。张伯驹对文物研究颇深，并且眼光独到，只要他看上的古董，从不讨价还价，很快张伯驹就在北平上海两地的收藏界声名鹊起。
　　那么，究竟是谁绑架了张伯驹呢？地痞流氓？还是收藏界的竞争对手？潘素的心里翻滚着巨浪，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她一步也不敢离开电话机，她知道，绑匪一定会在合适的时候跟她谈条件。
　　傍晚时分，电话终于响了，从里面传出一个低沉嘶哑的声音：“要救张伯驹，速拿200万大洋赎人。”
　　潘素的心一下收紧了。这200万大洋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家里所有的钱款不久前买了藏品《平复帖》，哪里还拿得出这么大一笔钱？
　　“没钱？没钱就拿国宝级文物来交换！”不等潘素回答，对方“啪”地一声将电话挂断了。
　　潘素这下明白了，绑匪想要的不是钱，而是稀世珍品《平复帖》。
　　《平复帖》乃西晋大书法家陆机所作，是中国留存最早的纸本书法，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了七八十年，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为了得到此帖，张伯驹可算费尽了周折。
　　《平复帖》早年收藏在清宫内府，后来流落到恭亲王的孙子溥儒手中。张伯驹曾经一心求购，可溥儒开价20万大洋，他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只好作罢。1936年，张伯驹突然听说溥儒收藏的唐代韩干《照夜白图》经古董商之手流失海外，深感痛心。他唯恐《平复帖》再遭盗卖，便请张大千作说客说服溥儒，愿以6万大洋购买，可终究未能如愿。直到不久前，他意外得知溥儒因母亲病重急等钱用，想要出售《平复帖》，才抓住了机会。这一次，张伯驹火速赶到北平，找到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之职的傅增湘帮忙，终以4万大洋的价格达成协议。张伯驹一次性付了2万大洋，剩下的2万靠潘素变卖首饰才得以付清。
　　一边是得之不易的《平复帖》，一边是性命攸关的张伯驹，潘素心乱如麻，坐立难安。有多少次，“拿画换人”的念头在她的脑海里闪现，可是一想到丈夫“不让国宝流入外国”的决心，她一次又一次地动摇了。
　　第二天，潘素把家里所有值钱的首饰细软收拾起来变卖，又四处借钱筹款。可是，几天下来，筹得的钱还远远不够。
　　这天，潘素正坐在家里发愁，突然家里闯进两个黑衣人。
　　为首的冷冷地说道：“跟我们走一趟吧！张伯驹要见你！”
　　潘素的心一阵狂跳，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3
　　门口停了一辆黑色汽车，潘素刚上车，双眼就被一块黑布蒙住了。
　　汽车在大街上飞驰，飞快地驶出繁华的闹市，最后在偏僻的郊外停了下来。
　　潘素走下车，从容地整了整衣服，她的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为了救丈夫，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去闯一闯！
　　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潘素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张伯驹。此时的他面容憔悴，形容枯槁，那双深邃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潘素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我不要紧。”张伯驹微笑着安慰她，趁绑匪不注意，他压低声音说道，“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宁可死在这里，也绝不能让字画卖到国外！”潘素这才知道，为了能见她一面，张伯驹已经绝食三天了。 　　潘素含着泪，点了点头，紧紧握住了丈夫的手。
　　回去以后，潘素继续忙着筹集赎金。曾有人主动上门，表示愿意高价收购张伯驹的藏品，都被她婉言拒绝了。
　　可是，字画不能卖，这么大一笔钱该如何筹得呢？潘素愁得寝食难安，猛然间想到了盐业银行。那时候，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已去世多年，盐业银行的现任董事长叫任凤苞。任凤苞虽然担心张伯驹性命不保，可也害怕一旦银行卷入，绑匪就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层层加码，以至不可收拾。所以他的态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银行出面。倘若让盐业银行垫付赎金的话，张伯驹名下的股份已然不多，除去字画，即使把他所有的家产加在一起仍然不足以担保。
　　潘素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萬般无奈之下，她想到了一个人，没准儿真能帮上忙。
　　4
　　潘素要找的这个人叫孙曜东。作为汪伪政权灵魂人物周佛海的机要秘书，孙曜东在上海滩还是有一些分量的。
　　潘素来到孙曜东的府邸，不巧的是，孙曜东不在家。夫人吴嫣问明了来历，很是同情，立即打电话把孙曜东叫了回来。
　　见到孙曜东，潘素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哀求着说：“孙先生，求您帮帮忙，救救我家伯驹吧！”
　　绑匪来路不明，查起来的确有些棘手，但一看潘素满脸泪痕，孙曜东的心不由得软了下去，满口应承下来。他经过调查发现，劫匪是将张伯驹藏在一辆特制的车子里劫走的。这辆车的中间部位事先被掏空，腾出一个能躺人的位置，他们将张伯驹藏入其中，这才骗过了租界警察的眼睛。再一细查，孙曜东又有了惊人的发现，此事竟然与盐业银行的李祖莱脱不了关系。
　　这个李祖莱是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的襄理，平时就和汪伪特务机构“76号”打得火热。自从上海分行的经理被调走以后，李祖莱一心谋求提升，却始终不得人心。他坚持认为是张伯驹的到来阻碍了他的仕途，所以一直耿耿于怀。
　　孙曜东一个电话打到盐业银行，冲李祖莱说道：“张伯驹是我的把兄弟，你不要为难他。兄弟们缺钱的话，我愿意资助。”没想到，李祖莱态度冷淡，丝毫不买他的账。
　　孙曜东只好去找周佛海。说来也巧，周佛海的母亲和妹妹夫妇前几日被蒋介石的人绑架，急得焦头烂额，好不容易才请到杜月笙出面救急。现在，一听到“绑架”二字，顿时怒火中烧，桌子一拍，喝道：“谁干的？”孙曜东急忙回答：“是‘76号’。”周佛海随即拨通李士群的电话，询问缘由。消息传到李祖莱的耳中，他这才知道，原来孙曜东也是个惹不起的角色。
　　李祖莱料定此事捞不到任何好处，又急于撇清和自己的关系，便将张伯驹作为“人情”送给了上海浦东的地方军阀丁锡山。
　　这起绑架案的始作俑者，到底是“76号”还是原本就是丁锡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历经8个月的讨价还价，赎金降到了40万大洋，潘素终于凑够了钱，换回了张伯驹的自由。
　　再一次见到丈夫，潘素悲喜交加，两个人相拥而泣。这一番劫难让张伯驹夫妇深刻地认识到了现实的黑暗与残酷。他们将收藏的字画缝进被子里，一路逃到了西安。从此，再未踏入上海一步。
　　解放后，张伯驹和夫人常居北京，他将毕生收藏的8件国宝级文物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中就包括这幅他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平复帖》。
　　（插图/杨宏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