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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曹氏文人群在“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代时”的社会环境中渴望表现现实的自我，追求今世生活的有效性，因而他们有着浓厚的游赏意识与频繁的游赏活动。诗文唱和以往还，创作了一些题为《公宴》、《杂诗》、《赠答》等而实为山水诗，为晋宋山水诗的写作提供了有力的铺垫。
关键词：曹氏文人群;游赏活动;山水描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1004405
收稿日期：20101124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使才任气的放歌——曹氏父子的艺术人生与文学创作”（2008SK324）资助
作者简介：周朝生（1956-）男，安徽淮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Cao clan literary group’s travel tour and their poetic creation
ZHOU Chao-sheng,WEI Hong-can
（1.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Media,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01,China;2.Department of Chines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200, China）
Abstract: Cao clan literary group are eager to perform their self-desire and pursu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life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awakening of huma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so they have a strong tour awareness and frequent travel tours. Poets sing on the way of their traveling, creating a number of landscape poems like The Banquet, Miscellaneous Poems, Presentable Poems, which provide a strong foreshadowing for the landscape poetry writing of Song and Jin dynasties.
Key words : Cao clan literary group; travel tours; landscape description
建安时代，曹氏文人群喜爱游赏，他们频繁出入于园林山水，诗文唱和以往还。创作了一些题为《公宴》、《赠答》、《杂诗》等而实为山水诗的诗，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为晋宋山水诗的写作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仅就曹氏文人群的游赏活动及其文学艺术创作略作论析。
一
汉献帝建安年间，天下权柄已操在曹氏父子手中。曹氏父子喜好文学，热衷风雅,凭借优胜的政治地位和不凡的文学素养,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凝聚力。那些因社会动乱而被迫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学士先后西栖止于邺城，围绕在曹氏父子左右，形成一个以三曹为核心，以“七子”为羽翼的曹氏文人群。宾主之间虽首要为政治关系，但他们往来极密，“行则连舆，止则接席”（曹丕《与吴质书》），游处堪称融洽。他们大都经历过颠波流离的痛苦，有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对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复杂的现实冲击着他们的心灵，并在情绪上引起强烈的回应。在“人的觉醒”的社会环境中追求消失的自我，更渴望表现现实的自我，尽情度过人的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和今世生活的有效性，把目光转移到自己周围存在的事物上，园林山水等大自然的风光与文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联系，激发起他们对大自然的感受。因而，他们亲近山水，留连美景，游宴过从，宾主共享游猎之乐，声色之欢，形成感情上的交流。可以说，崇尚游赏宴会是这个时代文人精神风貌的显著特征。《三国志•魏书•鲍勋传》云：“文帝将出游猎，勋停车上疏曰‘……陛下仁圣侧隐，有同古烈，臣冀当继踪前代，令万世可则也。如何在谅暗之中，修驰骋之事乎？臣冒死以闻，唯陛下察焉。’帝手毁其表，而竟行猎，中道顿息，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如八音？’侍中刘晔对曰：‘猎胜于乐。’勋抗辞曰：‘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义，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因奏：‘晔佞谀不忠，阿顺陛下过戏之言……’帝怒作色，罢还，即出勋为右中郎将帝”。这虽是“帝视乐府，实与田猎游戏之事无异”［１］的一段记载，但从中可见出建安文人的贵游意识，这种意识流露于他们的诗中，如：
曹操《步出夏门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
仲长统《述志诗》：“邀翔太清，纵意容冶。”
这一情怀，建安“宴”、“赠答”、“杂诗”等诗歌中，尤其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试看：
曹丕《芙蓉池作》：“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于玄武陂作》：“忘忧共容与，畅比千秋情。”
曹植《公宴》：“飘遥放意志，千秋长若斯。”
王粲《杂诗》：“回翔游广囿，逍遥波诸间。”
《杂诗》：“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
《公宴》：“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
刘桢《公宴》：“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
《杂诗》：“释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观。”
陈琳《诗》：“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
他们有着比以往任何一代文化人都更为强烈而深沉的游赏意识和感情。对于曹氏文人群来说，园林山水不仅仅是审美观赏的对象，而且也成为了他们情感寄托的对象。他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情致化了，怡情园林山水成为这群文士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文士的交游大都是以园林山水为依靠，于山水之间，陶冶性情。他们已悟出自然山水是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对象，从中获得的是感情的愉悦和精神的解放。所以，近则园林别墅，远则僻野幽境；小则曲溪清流，大则高山沧海；诸凡灵山秀水，奇峰怪石，茂林修竹，奇花异草，只要可游可赏，他们都尽情地享受，游赏良辰美景就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审美活动。于是，他们经常投身于“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渡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2］的邺官西园。从其诗歌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频繁活动：
曹丕《芙蓉池作》：“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
《于玄武陂作》：“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
曹植《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
《公宴》：“清夜游西园，飞暮相追攀。”
《赠徐干》：“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
王粲《杂诗》：“日暮游西园，冀泻忧思情。”
《杂诗四首》之一：“吉日简清时，从君出西园。”
刘桢《赠徐干》：“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
据史载，邺下文士游园宴会“众宾百数十人”［3］，可见其盛况。他们“朝日乐相乐，酣歌不知醉”(曹丕《善哉行》)，形成一股“游宴集会”热。其情形诚如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所云：“建安末，时余在邺官，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
表现他们这种自觉“遨游快心意”的游赏意识的集会活动,还有人们交口称赞的发生于建安十七年五月的“南皮之游”，曹丕、曹植、吴质在各自的诗文中都记载了这次曹氏文人群风流倜傥的文学盛会的实况。曹丕《与吴质书》云：“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起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
这真可谓是两汉四百年来从没有过的盛大游乐活动。此类活动，宋、清时代虽有之，但没有女乐演奏，其游范围也不过是衙内的庭园，当然不能与这群文士的“西园之游”和“南皮之游”相比。正因为曹氏文人群游乐过甚，作为这个群体的主要领导人曹植才提出节游的主张：“嗟羲和之奋起，怨曜灵无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谅遗名之可纪，信天命之无常。愈志荡以淫游，非经国之大纲。”［4］
当然曹植本人并非不游不会不宴,良辰美景难得，赏心乐事不常，他也朝游夕宴，谢灵运就曾说他“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由此观之，曹氏文人群虽然是曹氏政权的角色，但从其游赏活动看，视其为山水旅游群体也较合乎实际。
二
曹氏文人群这种游赏活动，恰标志着他们的山水意识的增强，这势必把诗人的注意力引向广大的自然界，为抒发情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环境氛围，从客观上促使作者发现自我和周围人情的个性，很自然的把目光转移到自己周围存在的事物。原来以政治伦理功利与动乱社会所构成的人生意识，在他们的这种浓厚的游赏意识中已淡化，代之而起的是人情意识逐渐强化，并成为诗人创作激情的新源泉。他们置身于游乐活动，沉醉于审美之境，不再有世事的纷扰，情感在这种审美的情境中得到畅发，情感的表达和满足成为山水之游的主要功能。所以美景在目，心意所感，吟诗作赋，便成为盛行一时的风气。曹操“登高必赋”，他“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写下了有“吞吐宇宙气象”的《观沧海》；魏文帝南望“蒜山无峰岭，北悬临江中”而歌［5］；曹植“感夏日之炎景兮，游曲观之清凉。……飞轻翰而成章［6］”。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这种“遨游”的生活行为和“仰而赋诗”的举动，正是在大自然寻找自我价值的表现。强烈的内在情感借助大自然的物质外壳表现出来，大量讴歌园林山水自然，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无限神圣温柔的情感全部融注于喷薄的日出、雄伟的海洋、寂静的月夜、奇峭的山岩、凋零的春花、恬淡的山野、苍劲的松柏。正如刘勰说的那样：“文帝、陈思，纵辔以聘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7］他们所创作的公宴诗、赠答诗、艳情诗、《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清河作》、《游览诗》以及《游观赋》、《游海赋》等，都是在游赏活动中完成的。这些诗赋，极言其游赏意识与感怀往昔之情。这一由衷的相惜相契，正是此时公宴、赠答诗最重要的情意内涵。而所谓的“西园之游”，“南皮之游”、“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等的频繁互动，乃是其彼此所以能建立深情厚谊的基础。于是，相聚的贵游之乐与别后的顾念之情，遂成为这个时期的诗赋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些诗歌，或委婉，或激昂，或清丽，或淡雅，或忧伤，或欢快，从不同的角度强化了建安诗歌的抒情气氛，渲染了动荡不安而又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腾发出骏爽之气，二者在慷慨悲凉的氛围中得到和谐统一。这正是建安公宴诗、赠答诗、杂诗的特点。前人称这部分诗为“建安正格”，为建安文学的代表，确为精当之论。而今有学者评说“建安风骨”，只注重那些反映社会动乱的诗篇，而对这部分诗却熟视无睹，实在有失公允。所谓“建安风骨”，乃是这种精神的升华，也只有从当时邺下文人的这种新风貌去考察，才能理解建安风骨的真正成因及内涵。
曹氏文人群的这种游赏意识与活动，不仅促进了建安文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后世文人游乐集会活动如竹林之游、金谷雅集、兰亭聚会、乌衣之游、山泽之游等的滥觞。这些游赏活动，激发他们狂热山水，造就了他们浓厚的游赏意识与山水意识，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名士雅集游宴吟诗。南朝谢氏家族可谓是典型代表。谢安不仅本人放情丘壑，“又于土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8］,用山水之美陶冶其下一代，而且又与王羲之共同倡导发起“兰亭修禊诗会”；大小谢的怡山悦水，更不在其先辈之下。谢灵运为永嘉太守时，“肆意遨游，遍及诸县，动径旬朔”［9］。这种狂热山水的情趣和放游山水的生活方式，尽管是当时的谈玄风尚使之然，但曹氏文人群的游赏风尚的侵染与启迪，则不容忽视。他们在百姿千态的山水中寻找表现自我的最佳模式，把喜怒哀乐倾注于山水之中，因为他们懂得要作山水诗文，首先神情要关乎山水。正因此他们“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使山水自然真正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创作出大量的山水文学作品，使之日臻完美成熟。山水文学由建安时代的涓涓细流到刘宋时汇成波澜壮阔的江河。此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山水文学的兴起始于建安，它是伴随着文学、人性与自然获得彻底的解放而来，并非刘勰所说的“刘宋之初”，也不能把西晋视为山水诗步入文坛的起点。
三
曹氏文人群写社会，写人生，抒情述志，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山水自然的描写来完成的。他们对山水自然景色体验的逐渐深人，其山水描写经验也日益丰富，为晋宋山水诗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结构模式
谢灵运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著名诗人。他的山水诗打破了东晋玄言诗对诗坛的统治，给当时的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开创了山水诗派。而以其为代表的晋宋山水诗，存在着程式化的倾向，即“叙事——写景——说理”这个模式。对此，黄节先生曾明确地指出过：“大抵康乐之诗，首多叙事，继言景物，而结之以情理，故末语多感伤”(萧涤非《读书三札记》)。谢灵运山水诗的这种模式，有人认为与汉大赋相关，这种看法自有其道理。但任何有成就的文学大家决非单纯地接受某一文学传统的影响，而是广泛地纳入前代文学创作经验，与其说这种程式源于汉赋，不如说是从建安诗中脱胎而来更符合实际。早在他近二百年前的建安时代，曹氏文人群进行诗歌创作时就已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模式，如曹丕《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刘桢《杂诗》、曹植《公宴》等。这里以曹丕的《芙蓉池作》为例加以说明之：“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技指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已终百年。”这是曹丕建安十七年于夜游西园宴会宾客时所作。首二句点明游赏的时间和地点；中十句描绘铜雀园的美丽夜景；末四句议论。全诗确由叙事、写景，议论三段构成。但不生拼硬凑，而层次井然，开合有致；写景、抒情、议论浑然一体；对偶工整，词采华茂，呈现出整齐对称之美。
再从细节方面看，更可以发现他努力发掘山水自然之美的匠心独运之处。吴淇《六朝选诗定论》云：“此诗只写‘夜行游’三字。于‘步西园’上著“逍遥”二字，盖逐一细看，故逐一细写。‘双渠’四句，是俯写游。‘相溉灌’，见池之美。‘嘉木’句，因池及木……曰‘绕通川’者，逐地势而成。‘卑枝’二句，单承写木，一卑一修，见木之嘉，益见池之美。‘惊风’二句，平写行游。惊风吹后，飞鸟鸣前，我身适在池上。‘云霞’四句，仰写夜。然何地无星月，何地无云霞，自文帝写来，亦若池上固有之景，移他题不得。”
关键词：曹氏文人群;游赏活动;山水描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1004405
收稿日期：20101124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使才任气的放歌——曹氏父子的艺术人生与文学创作”（2008SK324）资助
作者简介：周朝生（1956-）男，安徽淮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Cao clan literary group’s travel tour and their poetic creation
ZHOU Chao-sheng,WEI Hong-can
（1.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Media,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01,China;2.Department of Chines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200, China）
Abstract: Cao clan literary group are eager to perform their self-desire and pursu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life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awakening of huma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so they have a strong tour awareness and frequent travel tours. Poets sing on the way of their traveling, creating a number of landscape poems like The Banquet, Miscellaneous Poems, Presentable Poems, which provide a strong foreshadowing for the landscape poetry writing of Song and Jin dynasties.
Key words : Cao clan literary group; travel tours; landscape description
建安时代，曹氏文人群喜爱游赏，他们频繁出入于园林山水，诗文唱和以往还。创作了一些题为《公宴》、《赠答》、《杂诗》等而实为山水诗的诗，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为晋宋山水诗的写作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仅就曹氏文人群的游赏活动及其文学艺术创作略作论析。
一
汉献帝建安年间，天下权柄已操在曹氏父子手中。曹氏父子喜好文学，热衷风雅,凭借优胜的政治地位和不凡的文学素养,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凝聚力。那些因社会动乱而被迫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学士先后西栖止于邺城，围绕在曹氏父子左右，形成一个以三曹为核心，以“七子”为羽翼的曹氏文人群。宾主之间虽首要为政治关系，但他们往来极密，“行则连舆，止则接席”（曹丕《与吴质书》），游处堪称融洽。他们大都经历过颠波流离的痛苦，有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对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复杂的现实冲击着他们的心灵，并在情绪上引起强烈的回应。在“人的觉醒”的社会环境中追求消失的自我，更渴望表现现实的自我，尽情度过人的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和今世生活的有效性，把目光转移到自己周围存在的事物上，园林山水等大自然的风光与文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联系，激发起他们对大自然的感受。因而，他们亲近山水，留连美景，游宴过从，宾主共享游猎之乐，声色之欢，形成感情上的交流。可以说，崇尚游赏宴会是这个时代文人精神风貌的显著特征。《三国志•魏书•鲍勋传》云：“文帝将出游猎，勋停车上疏曰‘……陛下仁圣侧隐，有同古烈，臣冀当继踪前代，令万世可则也。如何在谅暗之中，修驰骋之事乎？臣冒死以闻，唯陛下察焉。’帝手毁其表，而竟行猎，中道顿息，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如八音？’侍中刘晔对曰：‘猎胜于乐。’勋抗辞曰：‘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义，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因奏：‘晔佞谀不忠，阿顺陛下过戏之言……’帝怒作色，罢还，即出勋为右中郎将帝”。这虽是“帝视乐府，实与田猎游戏之事无异”［１］的一段记载，但从中可见出建安文人的贵游意识，这种意识流露于他们的诗中，如：
曹操《步出夏门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
仲长统《述志诗》：“邀翔太清，纵意容冶。”
这一情怀，建安“宴”、“赠答”、“杂诗”等诗歌中，尤其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试看：
曹丕《芙蓉池作》：“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于玄武陂作》：“忘忧共容与，畅比千秋情。”
曹植《公宴》：“飘遥放意志，千秋长若斯。”
王粲《杂诗》：“回翔游广囿，逍遥波诸间。”
《杂诗》：“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
《公宴》：“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
刘桢《公宴》：“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
《杂诗》：“释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观。”
陈琳《诗》：“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
他们有着比以往任何一代文化人都更为强烈而深沉的游赏意识和感情。对于曹氏文人群来说，园林山水不仅仅是审美观赏的对象，而且也成为了他们情感寄托的对象。他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情致化了，怡情园林山水成为这群文士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文士的交游大都是以园林山水为依靠，于山水之间，陶冶性情。他们已悟出自然山水是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对象，从中获得的是感情的愉悦和精神的解放。所以，近则园林别墅，远则僻野幽境；小则曲溪清流，大则高山沧海；诸凡灵山秀水，奇峰怪石，茂林修竹，奇花异草，只要可游可赏，他们都尽情地享受，游赏良辰美景就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审美活动。于是，他们经常投身于“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渡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2］的邺官西园。从其诗歌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频繁活动：
曹丕《芙蓉池作》：“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
《于玄武陂作》：“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
曹植《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
《公宴》：“清夜游西园，飞暮相追攀。”
《赠徐干》：“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
王粲《杂诗》：“日暮游西园，冀泻忧思情。”
《杂诗四首》之一：“吉日简清时，从君出西园。”
刘桢《赠徐干》：“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
据史载，邺下文士游园宴会“众宾百数十人”［3］，可见其盛况。他们“朝日乐相乐，酣歌不知醉”(曹丕《善哉行》)，形成一股“游宴集会”热。其情形诚如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所云：“建安末，时余在邺官，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
表现他们这种自觉“遨游快心意”的游赏意识的集会活动,还有人们交口称赞的发生于建安十七年五月的“南皮之游”，曹丕、曹植、吴质在各自的诗文中都记载了这次曹氏文人群风流倜傥的文学盛会的实况。曹丕《与吴质书》云：“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起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
这真可谓是两汉四百年来从没有过的盛大游乐活动。此类活动，宋、清时代虽有之，但没有女乐演奏，其游范围也不过是衙内的庭园，当然不能与这群文士的“西园之游”和“南皮之游”相比。正因为曹氏文人群游乐过甚，作为这个群体的主要领导人曹植才提出节游的主张：“嗟羲和之奋起，怨曜灵无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谅遗名之可纪，信天命之无常。愈志荡以淫游，非经国之大纲。”［4］
当然曹植本人并非不游不会不宴,良辰美景难得，赏心乐事不常，他也朝游夕宴，谢灵运就曾说他“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由此观之，曹氏文人群虽然是曹氏政权的角色，但从其游赏活动看，视其为山水旅游群体也较合乎实际。
二
曹氏文人群这种游赏活动，恰标志着他们的山水意识的增强，这势必把诗人的注意力引向广大的自然界，为抒发情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环境氛围，从客观上促使作者发现自我和周围人情的个性，很自然的把目光转移到自己周围存在的事物。原来以政治伦理功利与动乱社会所构成的人生意识，在他们的这种浓厚的游赏意识中已淡化，代之而起的是人情意识逐渐强化，并成为诗人创作激情的新源泉。他们置身于游乐活动，沉醉于审美之境，不再有世事的纷扰，情感在这种审美的情境中得到畅发，情感的表达和满足成为山水之游的主要功能。所以美景在目，心意所感，吟诗作赋，便成为盛行一时的风气。曹操“登高必赋”，他“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写下了有“吞吐宇宙气象”的《观沧海》；魏文帝南望“蒜山无峰岭，北悬临江中”而歌［5］；曹植“感夏日之炎景兮，游曲观之清凉。……飞轻翰而成章［6］”。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这种“遨游”的生活行为和“仰而赋诗”的举动，正是在大自然寻找自我价值的表现。强烈的内在情感借助大自然的物质外壳表现出来，大量讴歌园林山水自然，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无限神圣温柔的情感全部融注于喷薄的日出、雄伟的海洋、寂静的月夜、奇峭的山岩、凋零的春花、恬淡的山野、苍劲的松柏。正如刘勰说的那样：“文帝、陈思，纵辔以聘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7］他们所创作的公宴诗、赠答诗、艳情诗、《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清河作》、《游览诗》以及《游观赋》、《游海赋》等，都是在游赏活动中完成的。这些诗赋，极言其游赏意识与感怀往昔之情。这一由衷的相惜相契，正是此时公宴、赠答诗最重要的情意内涵。而所谓的“西园之游”，“南皮之游”、“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等的频繁互动，乃是其彼此所以能建立深情厚谊的基础。于是，相聚的贵游之乐与别后的顾念之情，遂成为这个时期的诗赋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些诗歌，或委婉，或激昂，或清丽，或淡雅，或忧伤，或欢快，从不同的角度强化了建安诗歌的抒情气氛，渲染了动荡不安而又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腾发出骏爽之气，二者在慷慨悲凉的氛围中得到和谐统一。这正是建安公宴诗、赠答诗、杂诗的特点。前人称这部分诗为“建安正格”，为建安文学的代表，确为精当之论。而今有学者评说“建安风骨”，只注重那些反映社会动乱的诗篇，而对这部分诗却熟视无睹，实在有失公允。所谓“建安风骨”，乃是这种精神的升华，也只有从当时邺下文人的这种新风貌去考察，才能理解建安风骨的真正成因及内涵。
曹氏文人群的这种游赏意识与活动，不仅促进了建安文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后世文人游乐集会活动如竹林之游、金谷雅集、兰亭聚会、乌衣之游、山泽之游等的滥觞。这些游赏活动，激发他们狂热山水，造就了他们浓厚的游赏意识与山水意识，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名士雅集游宴吟诗。南朝谢氏家族可谓是典型代表。谢安不仅本人放情丘壑，“又于土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8］,用山水之美陶冶其下一代，而且又与王羲之共同倡导发起“兰亭修禊诗会”；大小谢的怡山悦水，更不在其先辈之下。谢灵运为永嘉太守时，“肆意遨游，遍及诸县，动径旬朔”［9］。这种狂热山水的情趣和放游山水的生活方式，尽管是当时的谈玄风尚使之然，但曹氏文人群的游赏风尚的侵染与启迪，则不容忽视。他们在百姿千态的山水中寻找表现自我的最佳模式，把喜怒哀乐倾注于山水之中，因为他们懂得要作山水诗文，首先神情要关乎山水。正因此他们“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使山水自然真正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创作出大量的山水文学作品，使之日臻完美成熟。山水文学由建安时代的涓涓细流到刘宋时汇成波澜壮阔的江河。此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山水文学的兴起始于建安，它是伴随着文学、人性与自然获得彻底的解放而来，并非刘勰所说的“刘宋之初”，也不能把西晋视为山水诗步入文坛的起点。
三
曹氏文人群写社会，写人生，抒情述志，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山水自然的描写来完成的。他们对山水自然景色体验的逐渐深人，其山水描写经验也日益丰富，为晋宋山水诗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结构模式
谢灵运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著名诗人。他的山水诗打破了东晋玄言诗对诗坛的统治，给当时的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开创了山水诗派。而以其为代表的晋宋山水诗，存在着程式化的倾向，即“叙事——写景——说理”这个模式。对此，黄节先生曾明确地指出过：“大抵康乐之诗，首多叙事，继言景物，而结之以情理，故末语多感伤”(萧涤非《读书三札记》)。谢灵运山水诗的这种模式，有人认为与汉大赋相关，这种看法自有其道理。但任何有成就的文学大家决非单纯地接受某一文学传统的影响，而是广泛地纳入前代文学创作经验，与其说这种程式源于汉赋，不如说是从建安诗中脱胎而来更符合实际。早在他近二百年前的建安时代，曹氏文人群进行诗歌创作时就已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模式，如曹丕《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刘桢《杂诗》、曹植《公宴》等。这里以曹丕的《芙蓉池作》为例加以说明之：“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技指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已终百年。”这是曹丕建安十七年于夜游西园宴会宾客时所作。首二句点明游赏的时间和地点；中十句描绘铜雀园的美丽夜景；末四句议论。全诗确由叙事、写景，议论三段构成。但不生拼硬凑，而层次井然，开合有致；写景、抒情、议论浑然一体；对偶工整，词采华茂，呈现出整齐对称之美。
再从细节方面看，更可以发现他努力发掘山水自然之美的匠心独运之处。吴淇《六朝选诗定论》云：“此诗只写‘夜行游’三字。于‘步西园’上著“逍遥”二字，盖逐一细看，故逐一细写。‘双渠’四句，是俯写游。‘相溉灌’，见池之美。‘嘉木’句，因池及木……曰‘绕通川’者，逐地势而成。‘卑枝’二句，单承写木，一卑一修，见木之嘉，益见池之美。‘惊风’二句，平写行游。惊风吹后，飞鸟鸣前，我身适在池上。‘云霞’四句，仰写夜。然何地无星月，何地无云霞，自文帝写来，亦若池上固有之景，移他题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