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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新作《拓跋史探》，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与离散部落的关系；第二，拓跋与乌桓共生的问题；第三，《代歌》、《代记》与《魏书·序纪》的关系。我认为，其中第一部分是全书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部分。
关于北魏子贵母死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赵翼说：“立太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周一良先生说：“拓跋氏入中原前之旧制，凡其子立为太子者，母妃先赐死，至孝文帝母犹因此而被杀。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未闻有此风俗。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发生母后专权之例，其来源尚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韩国学者朴汉济对此提出过一个解释。他认为，子贵母死既非拓跋旧法，也非汉制，而是北魏胡汉体制中的特殊事物，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见田书所引)这个解释是不错的。
关于北魏离散部落，《魏书》中一共有三条记载。《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一○三《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惟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对于道武帝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之举，研究者多从拓跋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求得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不错的。
总之，不论是子贵母死，还是离散部落，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也都有了不错的解释。不过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不错的解释往往对我们妨碍最大，因为它使得我们有理由停下来，不再进一步思考。田余庆先生的可贵之处却恰恰是不满足于此，而是按他惯常的思考习惯，在一般人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穷追不舍。他指出：“拓跋鲜卑，相对于先后兴起的其他胡族说来，是一个发展缓慢的部族。东汉桓帝时拓跋南迁，‘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群体庞大松散。汉末建安年间拓跋诘汾再次南迁，部落联盟更扩大了。……拓跋部作为联盟领袖，其后妃必取之于七族、十姓以外的部落，其女子也必于七族、十姓以外择偶。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出现一些与拓跋部世代为婚的部族，形成于拓跋部的特殊关系；由于君权不张，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24—25页)在本书的另一处，作者明确写道：“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3页)至此我们看到，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联系到离散部落，关于子贵母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无话可说；如果没有联系到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的问题就难以落到实处，而只能是国家形成理论的一个具体例证而已。
诗歌语言中有所谓“陌生化”之说。一位诗人朋友曾就此向我解释说，“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提出过一个概念，他们认为文学，这里主要指诗歌，目的就是要把语言“陌生化”，也就是说，让语言能够给人以新的刺激，提供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不妨说，田余庆先生也是把我们熟悉的问题陌生化了。在原本已经题无剩义之处开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动力。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是诗人的有意追求，而田余庆先生的“陌生化”却并非刻意为之，而只是他研究工作的客观结果而已。
与陌生化的结果相反，对于熟悉他研究特点的人来说，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政治史的方法。我们知道，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作者曾研究了南方几大家族的政治关系，而在《拓跋史探》一书中，作者研究的则是北方几大部族的政治关系。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总括起来说，实际上就是一部拓跋早期政治史。众所周知，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对于属于短时段的政治史则比较轻视，认为是“转瞬即逝的尘埃”。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在以前写的《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较多地指出单纯政治史的缺陷。但是读了《拓跋史探》，我却感到政治史的方法也有它不容忽视的长处。政治史虽然不能解释一切，但从此入手，却也可以发现并解释民族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具体到早期拓跋史，政治史的方法显得尤其必要。如果从传统的民族学的角度去研究，除非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否则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料了，而一旦从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就会发现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分析的素材。正是借助于政治史，作者才描绘出了一个早期拓跋族的隐约身影。由此，拓跋早期的历史不再只是一种部落→国家的理论概念的演进，而是变得具体了、生动了、活泼了。
研究政治史，不止田余庆先生一人。但他的政治史研究却别具一格，颇有值得论说之处。我们知道，研究政治史，既可以依据政治学的某种理论框架展开，也可以不要这些框架。在我看来，田余庆先生属于后者。我们看作者在本书前言中的一段话：“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柢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农业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可说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1—2页)我们再看作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就“王与马共天下”说的一段话：“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3页)这两段话充分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认识。这个认识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事情必有当时的原因。由此，他自然不会满足于理论框架给出的解释，也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说明，而是一定要找出一个具体的历史原因。受这种认识的引导，他在本书中又有如下的一段话:“我不排除道武帝曾在某个时候发布过离散部落号令的可能，也不排除某些具有定居条件的部落俯首接受号令的可能，但不认为所谓离散部落主要就是如此而无其他更直接、更急迫的原因和具体的过程。”(62页)把问题具体化的思路会很自然地诱导出新的疑问：道武帝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离散了哪些部落？道武帝母后究竟又是来自于哪个部落？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之间的关系就自然地呈现了出来。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规律”、“趋势”来加以说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体”索要答案。与众不同的思考方法使他更像是一位旷野中的孤独旅行者。在他不断的追问中，泛泛的解释愈来愈显得苍白无力，而我们原本熟悉的问题也终于变得陌生了。
研究早期拓跋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料太少。作者虽然竭尽全力钩沉索隐，但很多地方还是不得不以推测来弥补资料的不足。这之中有的推测极有道理，给人以启发，但也有的推测难免令人生疑。
在《〈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一文中，作者指出《魏书·乐志》中《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应该就是拓跋史诗。根据有限的记载，作者进而推测，在当时替道武帝整理、辑集代歌者只能是汉族士人邓渊。以后邓渊又奉命修《代记》，《代歌》中的内容应是《代记》的主要资料依据。因此《代歌》、《代记》同源。邓渊之后，又有崔浩修国史。记录了早期拓跋史的《代记》基本包含在了崔浩的国史之中。这些资料以后又成为魏收《魏书·序纪》的蓝本。因此辑集《代歌》、撰成《代记》的邓渊应是《魏书·序纪》的第一作者。由此，作者就勾勒出了《代歌》→《代记》→崔浩国史→《魏书·序纪》这样一条史学发展线索。我认为这条线索不仅清晰而且很有道理。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代歌》与《代记》之间可能的联系。《代歌》早已不存，根据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注意到它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是很不容易的。
与上述合理的推测相比，接下来的推测就不那么合理了。关于邓渊之死，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魏书·邓渊传》载，渊从父弟晖坐和跋案，“太祖疑渊知情，遂赐渊死”。但作者不相信这条材料，反而认定邓渊与以后的崔浩一样，也是死于国史之狱。在毫无材料依据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一定要作出这样的推测呢？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作者不自觉中已经被前面自己发现的《代歌》、《代记》的线索束缚住了。我们先来看崔浩国史之狱。崔浩因修史“备而不典”、“暴扬国恶”而遭祸。《通鉴》也说崔浩国史“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北人无不忿恚”。由此可知崔浩国史当是记录了一些有悖人伦、有伤风化的早期拓跋故事，因此惹怒了皇帝，引来杀身之祸。但是，崔浩所记拓跋早期历史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代歌》、《代记》线索，这些内容应该都是从邓渊所撰《代记》那里来的。既然崔浩已经死于国史之狱，那么更早的邓渊能不死于国史之狱吗？看来，为了符合这个逻辑，作者只能让邓渊死于国史之狱了。
更为值得商讨的问题还不是邓渊之死，而是关于离散部落的史料依据。根据作者的统计，贺兰部被离散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一次：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登国三年(三八八年)三月，“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遂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作者指出：“显然，慕容麟尽徙代郡民于龙城，当包括三十年前的前燕时期由贺赖头率领居于代郡平舒城的数万贺兰部民在内。”(67页)第二次：登国五年，道武帝与慕容麟合击贺兰、高车诸部于意幸山。稍后，铁弗刘卫辰又袭贺兰，贺兰部请降于拓跋，“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70页)。第三次：登国六年，贺讷兄弟内讧，后燕“兰汗破贺染干于牛都”，慕容麟“破贺讷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数万。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70页)。第四次：作者在叙述皇始三年贺讷之弟贺卢逃奔南燕后说：“至此，道武帝舅贺讷、贺染干、贺卢三人，只剩下贺讷一人，据《贺讷传》，此时贺讷已无所统领，而且后嗣无闻。道武舅氏中还有一个贺讷的从父兄贺悦，待道武‘诚至’有加，得到道武善遇。贺讷、贺悦的部民，自然也被强制离散，分土定居了。这是第四次离散贺兰部落，也就是现知的最后一次。”(70—71页)
以上离散贺兰部事例中，第一次、第三次都是被慕容部离散的，真正被拓跋部离散的只有第二次、第四次。我们再看独孤部被离散的情况。
第一次：《资治通鉴》登国二年记“燕王(慕容)垂立刘显弟可泥(亢泥)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千余落于中山”。作者指出：“刘显八千余落徙中山，这是独孤部的主要部分第一次被强徙，是独孤部落离散之始。”(80页)第二次：刘亢泥降于慕容氏，《魏书·太祖纪》皇始元年(三九六年)六月“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亢泥部落于平城”。作者指出：“这是《魏书》所见独孤部民第二次被强制迁徙。”(83页)
独孤部被离散两次，一次是慕容氏所为，一次是拓跋氏所为，这与贺兰部被离散的情况类似。作者在五十九页曾分析说：“部落离散，就其实质说来，本来是部落发育的自然过程，它之所以在道武帝时比较集中地出现，却也是由于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离散部落只留下这几家外戚部落的个案，而大量的对道武帝帝业无害的部落却得以保存下来。”显然，作者十分关注、十分强调的是道武帝拓跋离散贺兰、独孤部落，而不是别人的离散行动。但是，根据他提供的事实，不论是对贺兰部还是对独孤部，离散部落的发动者都是不仅有拓跋氏，而且也有慕容氏。两家各占一半。既然如此，恐怕就不能把离散部落很特殊地仅仅看成是道武帝为打击外戚部落，“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了”。应该说，作者也意识到了慕容氏在离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在三十五页又补充说：“看来，贺兰部破败主要是拓跋部借慕容部之力，得利的是拓跋部。”这个补充其实没有太大用处。这里所谓“借慕容部之力”一说，给人的感觉似乎慕容氏只是前台的表演者，而拓跋氏才是幕后操纵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述由慕容部发动的离散事例就不构成对本书观点的反证了，但遗憾的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可以证明。所谓“得利的是拓跋部”云云，其实只是一种客观效果而已，并不能因此把慕容氏离散贺兰、独孤部归结为受拓跋氏操纵的、有预谋的行动。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概念问题。究竟什么是离散部落？按书中多数场合的表述，所谓“离散部落”就是指强制迁徙部落。但十六国时期某个部族强制迁徙另一个部族从甲地到乙地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仅在此意义上来理解离散问题，那道武帝离散部落还有什么特殊意义可说呢?作者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需要解释，所以在七十五页又说：“强徙部落自十六国以来就是常有的事，包含离散部落，但并非都离散。道武帝在完成帝业的过程中，从总体上意识到离散部落的深层意义，理解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采取更主动更连续更强烈的措施，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要离散部落。这是他与十六国君主的不同之处。”按这个表述，似乎强制迁徙部落又不等同于离散部落了。
按我的理解，强制迁徙部落不等于离散部落。前引《官氏志》说：“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贺讷传》说：“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按离散的结果既然是“同为编民”、“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因此所谓“离散”应该是指打破部落内部旧有社会等级结构而言的，唐长孺先生也是这样理解离散部落的，他说“部落的解散使贵族、人民都成为单独的编户”(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205页)。而所谓强制迁徙部落，只是把某部落从甲地强制迁徙到乙地，是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按作者表述，似乎道武帝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离散了部落，但根据前面提到的有关贺兰、独孤部的史料，我们见到的还只是迁徙而不是离散。总之，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如果强制迁徙部落真的不等于道武帝登国年间的离散部落，那么本书所有关于此的讨论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写到这里，我不想再就作者的种种可疑推测说更多的话了，因为作者本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前言中说：“我衰年涉入拓跋史题，颇感力不从心、步履维艰，更感到资料不足，结论难下。”他还说：“基于以上认识，我把本书所见主要作为窥探拓跋史的一种思路，而不一定是作为确切结论，奉献给读者，希望起到促进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尽可能把古史的这一模糊区域一点一点加以辨识。”凭借着几十年的研究经验，田先生当然知道要尽量避免过多推测，本书诸多推测实在是出于无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史料的极度缺乏制约着每一个研究者。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尽管有些推测还需要再斟酌，但他毕竟已经给我们描述出了一个以前未曾见过的、精细的历史过程。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载，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本传又载司马迁语：“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实录”之说、“文采”之说，正反映了史学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另一方面，史学也是展现史家思想、才华与魅力的手段。换言之，史学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艺术的。从求真的角度看，我对《拓跋史探》多有疑惑；从展现史家个人才华与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真与美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
（《拓跋史探》，田余庆著，三联书店二○○三年版，24.60元）
关于北魏子贵母死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赵翼说：“立太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周一良先生说：“拓跋氏入中原前之旧制，凡其子立为太子者，母妃先赐死，至孝文帝母犹因此而被杀。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未闻有此风俗。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发生母后专权之例，其来源尚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韩国学者朴汉济对此提出过一个解释。他认为，子贵母死既非拓跋旧法，也非汉制，而是北魏胡汉体制中的特殊事物，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见田书所引)这个解释是不错的。
关于北魏离散部落，《魏书》中一共有三条记载。《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一○三《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惟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对于道武帝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之举，研究者多从拓跋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求得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不错的。
总之，不论是子贵母死，还是离散部落，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也都有了不错的解释。不过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不错的解释往往对我们妨碍最大，因为它使得我们有理由停下来，不再进一步思考。田余庆先生的可贵之处却恰恰是不满足于此，而是按他惯常的思考习惯，在一般人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穷追不舍。他指出：“拓跋鲜卑，相对于先后兴起的其他胡族说来，是一个发展缓慢的部族。东汉桓帝时拓跋南迁，‘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群体庞大松散。汉末建安年间拓跋诘汾再次南迁，部落联盟更扩大了。……拓跋部作为联盟领袖，其后妃必取之于七族、十姓以外的部落，其女子也必于七族、十姓以外择偶。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出现一些与拓跋部世代为婚的部族，形成于拓跋部的特殊关系；由于君权不张，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24—25页)在本书的另一处，作者明确写道：“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3页)至此我们看到，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联系到离散部落，关于子贵母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无话可说；如果没有联系到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的问题就难以落到实处，而只能是国家形成理论的一个具体例证而已。
诗歌语言中有所谓“陌生化”之说。一位诗人朋友曾就此向我解释说，“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提出过一个概念，他们认为文学，这里主要指诗歌，目的就是要把语言“陌生化”，也就是说，让语言能够给人以新的刺激，提供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不妨说，田余庆先生也是把我们熟悉的问题陌生化了。在原本已经题无剩义之处开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动力。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是诗人的有意追求，而田余庆先生的“陌生化”却并非刻意为之，而只是他研究工作的客观结果而已。
与陌生化的结果相反，对于熟悉他研究特点的人来说，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政治史的方法。我们知道，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作者曾研究了南方几大家族的政治关系，而在《拓跋史探》一书中，作者研究的则是北方几大部族的政治关系。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总括起来说，实际上就是一部拓跋早期政治史。众所周知，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对于属于短时段的政治史则比较轻视，认为是“转瞬即逝的尘埃”。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在以前写的《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较多地指出单纯政治史的缺陷。但是读了《拓跋史探》，我却感到政治史的方法也有它不容忽视的长处。政治史虽然不能解释一切，但从此入手，却也可以发现并解释民族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具体到早期拓跋史，政治史的方法显得尤其必要。如果从传统的民族学的角度去研究，除非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否则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料了，而一旦从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就会发现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分析的素材。正是借助于政治史，作者才描绘出了一个早期拓跋族的隐约身影。由此，拓跋早期的历史不再只是一种部落→国家的理论概念的演进，而是变得具体了、生动了、活泼了。
研究政治史，不止田余庆先生一人。但他的政治史研究却别具一格，颇有值得论说之处。我们知道，研究政治史，既可以依据政治学的某种理论框架展开，也可以不要这些框架。在我看来，田余庆先生属于后者。我们看作者在本书前言中的一段话：“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柢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农业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可说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1—2页)我们再看作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就“王与马共天下”说的一段话：“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3页)这两段话充分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认识。这个认识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事情必有当时的原因。由此，他自然不会满足于理论框架给出的解释，也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说明，而是一定要找出一个具体的历史原因。受这种认识的引导，他在本书中又有如下的一段话:“我不排除道武帝曾在某个时候发布过离散部落号令的可能，也不排除某些具有定居条件的部落俯首接受号令的可能，但不认为所谓离散部落主要就是如此而无其他更直接、更急迫的原因和具体的过程。”(62页)把问题具体化的思路会很自然地诱导出新的疑问：道武帝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离散了哪些部落？道武帝母后究竟又是来自于哪个部落？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之间的关系就自然地呈现了出来。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规律”、“趋势”来加以说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体”索要答案。与众不同的思考方法使他更像是一位旷野中的孤独旅行者。在他不断的追问中，泛泛的解释愈来愈显得苍白无力，而我们原本熟悉的问题也终于变得陌生了。
研究早期拓跋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料太少。作者虽然竭尽全力钩沉索隐，但很多地方还是不得不以推测来弥补资料的不足。这之中有的推测极有道理，给人以启发，但也有的推测难免令人生疑。
在《〈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一文中，作者指出《魏书·乐志》中《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应该就是拓跋史诗。根据有限的记载，作者进而推测，在当时替道武帝整理、辑集代歌者只能是汉族士人邓渊。以后邓渊又奉命修《代记》，《代歌》中的内容应是《代记》的主要资料依据。因此《代歌》、《代记》同源。邓渊之后，又有崔浩修国史。记录了早期拓跋史的《代记》基本包含在了崔浩的国史之中。这些资料以后又成为魏收《魏书·序纪》的蓝本。因此辑集《代歌》、撰成《代记》的邓渊应是《魏书·序纪》的第一作者。由此，作者就勾勒出了《代歌》→《代记》→崔浩国史→《魏书·序纪》这样一条史学发展线索。我认为这条线索不仅清晰而且很有道理。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代歌》与《代记》之间可能的联系。《代歌》早已不存，根据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注意到它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是很不容易的。
与上述合理的推测相比，接下来的推测就不那么合理了。关于邓渊之死，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魏书·邓渊传》载，渊从父弟晖坐和跋案，“太祖疑渊知情，遂赐渊死”。但作者不相信这条材料，反而认定邓渊与以后的崔浩一样，也是死于国史之狱。在毫无材料依据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一定要作出这样的推测呢？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作者不自觉中已经被前面自己发现的《代歌》、《代记》的线索束缚住了。我们先来看崔浩国史之狱。崔浩因修史“备而不典”、“暴扬国恶”而遭祸。《通鉴》也说崔浩国史“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北人无不忿恚”。由此可知崔浩国史当是记录了一些有悖人伦、有伤风化的早期拓跋故事，因此惹怒了皇帝，引来杀身之祸。但是，崔浩所记拓跋早期历史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代歌》、《代记》线索，这些内容应该都是从邓渊所撰《代记》那里来的。既然崔浩已经死于国史之狱，那么更早的邓渊能不死于国史之狱吗？看来，为了符合这个逻辑，作者只能让邓渊死于国史之狱了。
更为值得商讨的问题还不是邓渊之死，而是关于离散部落的史料依据。根据作者的统计，贺兰部被离散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一次：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登国三年(三八八年)三月，“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遂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作者指出：“显然，慕容麟尽徙代郡民于龙城，当包括三十年前的前燕时期由贺赖头率领居于代郡平舒城的数万贺兰部民在内。”(67页)第二次：登国五年，道武帝与慕容麟合击贺兰、高车诸部于意幸山。稍后，铁弗刘卫辰又袭贺兰，贺兰部请降于拓跋，“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70页)。第三次：登国六年，贺讷兄弟内讧，后燕“兰汗破贺染干于牛都”，慕容麟“破贺讷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数万。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70页)。第四次：作者在叙述皇始三年贺讷之弟贺卢逃奔南燕后说：“至此，道武帝舅贺讷、贺染干、贺卢三人，只剩下贺讷一人，据《贺讷传》，此时贺讷已无所统领，而且后嗣无闻。道武舅氏中还有一个贺讷的从父兄贺悦，待道武‘诚至’有加，得到道武善遇。贺讷、贺悦的部民，自然也被强制离散，分土定居了。这是第四次离散贺兰部落，也就是现知的最后一次。”(70—71页)
以上离散贺兰部事例中，第一次、第三次都是被慕容部离散的，真正被拓跋部离散的只有第二次、第四次。我们再看独孤部被离散的情况。
第一次：《资治通鉴》登国二年记“燕王(慕容)垂立刘显弟可泥(亢泥)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千余落于中山”。作者指出：“刘显八千余落徙中山，这是独孤部的主要部分第一次被强徙，是独孤部落离散之始。”(80页)第二次：刘亢泥降于慕容氏，《魏书·太祖纪》皇始元年(三九六年)六月“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亢泥部落于平城”。作者指出：“这是《魏书》所见独孤部民第二次被强制迁徙。”(83页)
独孤部被离散两次，一次是慕容氏所为，一次是拓跋氏所为，这与贺兰部被离散的情况类似。作者在五十九页曾分析说：“部落离散，就其实质说来，本来是部落发育的自然过程，它之所以在道武帝时比较集中地出现，却也是由于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离散部落只留下这几家外戚部落的个案，而大量的对道武帝帝业无害的部落却得以保存下来。”显然，作者十分关注、十分强调的是道武帝拓跋离散贺兰、独孤部落，而不是别人的离散行动。但是，根据他提供的事实，不论是对贺兰部还是对独孤部，离散部落的发动者都是不仅有拓跋氏，而且也有慕容氏。两家各占一半。既然如此，恐怕就不能把离散部落很特殊地仅仅看成是道武帝为打击外戚部落，“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了”。应该说，作者也意识到了慕容氏在离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在三十五页又补充说：“看来，贺兰部破败主要是拓跋部借慕容部之力，得利的是拓跋部。”这个补充其实没有太大用处。这里所谓“借慕容部之力”一说，给人的感觉似乎慕容氏只是前台的表演者，而拓跋氏才是幕后操纵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述由慕容部发动的离散事例就不构成对本书观点的反证了，但遗憾的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可以证明。所谓“得利的是拓跋部”云云，其实只是一种客观效果而已，并不能因此把慕容氏离散贺兰、独孤部归结为受拓跋氏操纵的、有预谋的行动。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概念问题。究竟什么是离散部落？按书中多数场合的表述，所谓“离散部落”就是指强制迁徙部落。但十六国时期某个部族强制迁徙另一个部族从甲地到乙地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仅在此意义上来理解离散问题，那道武帝离散部落还有什么特殊意义可说呢?作者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需要解释，所以在七十五页又说：“强徙部落自十六国以来就是常有的事，包含离散部落，但并非都离散。道武帝在完成帝业的过程中，从总体上意识到离散部落的深层意义，理解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采取更主动更连续更强烈的措施，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要离散部落。这是他与十六国君主的不同之处。”按这个表述，似乎强制迁徙部落又不等同于离散部落了。
按我的理解，强制迁徙部落不等于离散部落。前引《官氏志》说：“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贺讷传》说：“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按离散的结果既然是“同为编民”、“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因此所谓“离散”应该是指打破部落内部旧有社会等级结构而言的，唐长孺先生也是这样理解离散部落的，他说“部落的解散使贵族、人民都成为单独的编户”(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205页)。而所谓强制迁徙部落，只是把某部落从甲地强制迁徙到乙地，是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按作者表述，似乎道武帝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离散了部落，但根据前面提到的有关贺兰、独孤部的史料，我们见到的还只是迁徙而不是离散。总之，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如果强制迁徙部落真的不等于道武帝登国年间的离散部落，那么本书所有关于此的讨论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写到这里，我不想再就作者的种种可疑推测说更多的话了，因为作者本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前言中说：“我衰年涉入拓跋史题，颇感力不从心、步履维艰，更感到资料不足，结论难下。”他还说：“基于以上认识，我把本书所见主要作为窥探拓跋史的一种思路，而不一定是作为确切结论，奉献给读者，希望起到促进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尽可能把古史的这一模糊区域一点一点加以辨识。”凭借着几十年的研究经验，田先生当然知道要尽量避免过多推测，本书诸多推测实在是出于无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史料的极度缺乏制约着每一个研究者。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尽管有些推测还需要再斟酌，但他毕竟已经给我们描述出了一个以前未曾见过的、精细的历史过程。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载，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本传又载司马迁语：“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实录”之说、“文采”之说，正反映了史学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另一方面，史学也是展现史家思想、才华与魅力的手段。换言之，史学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艺术的。从求真的角度看，我对《拓跋史探》多有疑惑；从展现史家个人才华与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真与美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
（《拓跋史探》，田余庆著，三联书店二○○三年版，24.60元）